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政治腐败，任人唯亲，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国有土地制度快速瓦解……唐玄宗登基之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现实。为了彻底扭转国家沉沦的局面，唐玄宗从两个方面进行治理整顿。首先，他用法律来规范权力，把权力紧紧约束在制度和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其次，恢复严格的官吏铨选制度，清除官吏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提拔重用真正忠诚于国家的贤能之人。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唐玄宗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关键词】李隆基 整肃腐败 制度约束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唐玄宗登基时面对一个政治烂摊子：政治腐败，任人唯亲等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时候，很多人未必想到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从武则天谢幕之后，唐朝连连出现弱势的皇帝。先是中宗，庸暗懦弱，经历过母亲武则天的威权时代，亲眼看到两位胞兄触怒武则天而死的悲惨经过，以及自己继承高宗称帝后旋遭罢黜流放的痛苦往事，被吓坏了。再次登基之后，他重用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干预朝政，排斥忠良，与前朝余孽沆瀣一气。武则天后期，充当面首的张昌宗、张易之得宠，郑愔巴结献媚，借势贪污，枉法受赃。中宗当皇帝，郑愔的劣迹败露，眼看就要锒铛入狱。郑愔潜逃，跑到东都洛阳武三思家中。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儿，是人人切齿的奸邪权臣。武则天被推翻，武三思的地位看似不稳。郑愔看准了这一点，潜逃到武三思家里。他不是跪求武三思庇护，因为对于翻脸无情的武三思来说，哭泣是打动不了他的，只有利益才能让他心动。郑愔不愧是老官僚，一见到武三思，先是哀泣，接着大笑，举止十分怪异。武三思问他怎么回事，郑愔大言道：“我见到你而哭，是因为不忍看到你要被满门抄斩。后来大笑，是高兴你得到了我。”郑愔正在逃脱官府的追捕，却阴阳颠倒，仿佛是来救武三思。武三思真被他糊弄住了，问他什么意思。郑愔幽幽说道：“现在当政的五位大臣，发动政变推翻武则天，如同翻掌之易。他们对于您恨得咬牙切齿，巴不得生吃您的肉。您真不明白吗？”武三思问如何应对，郑愔教他向是非不明任人唯亲的中宗进谗言，无论如何都要把五位大臣扳倒。郑愔因此成为武三思的心腹师爷。于是，武则天时代的奸臣邪佞纷纷登场，聚集到武三思、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身旁，他们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中宗对此熟视无睹，他放任恶势力做大，最可怕的是让腐败成为风气，人们的价值观被颠覆了，能够弄钱升官，攫取利益，被看做本事，道德是非遭人耻笑。
权欲是没有止境的，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把持权柄，还觉得不够，竟然下毒害死中宗，准备篡夺政权。在这危急关头，李隆基起兵铲除韦皇后、安乐公主。但是，中宗五年的乱政，风气已经坏掉，不是一次起兵讨乱能够纠正的。李隆基把父亲睿宗扶上台，却出现了姑妈太平公主干政的局面。
睿宗也是个弱主，大权旁落，朝廷要职大多出自太平公主门下，腐败之风只是换了一个源头而已。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政治斗争，再次引发政变，这才有了李隆基的登场。
唐玄宗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政治腐败，任人唯亲，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国有土地制度快速瓦解……局面非常严峻。
经济不好并不是最紧要的，因为经济有起必有落，只要政治清明，人心还在，就能够重新提振。然而，如果是腐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最大的危害是造成严重的不公，导致失去人心，离心离德，最终必定走向灭亡。
人事腐败，尤其是卖官鬻爵，把官场规则和政治风气全给扭曲了
从唐太宗时期的高度清廉到唐玄宗初年严重的腐败，这短短时间内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究其原因，根子在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个人的寻租活动。在权力寻租中，导致各种腐败的害群之马是人事腐败，尤其是卖官鬻爵，把官场规则和政治风气全给扭曲了。
破坏选官规则始于武则天，她为了当皇帝而实行酷吏政治，对各级官吏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迫害。另一方面，则按照亲疏关系划线，党同伐异，大批提拔出卖政治良知的政治打手和武氏亲属，大搞任人唯亲。人事腐败的实质就是权力凌驾于法令之上，有了权力就可以藐视国家制度，为所欲为，从而诱发出其他一系列的腐败。
唯权力论造成了社会争相为官的风潮，一旦当上了官便想方設法攫取国家财富。武则天当政后期，官吏泛滥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武则天死后，中宗和睿宗先后执政，这两个被母亲武则天吓大的皇帝，被皇亲国戚等权贵势力所包围，听任他们买官卖官。《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选官完全成了权力交易，不管什么人，哪怕是屠夫奴婢，只要你有关系，肯出钱，三十万便可以买到官职，从大内拿到批条到宰相那里换成正式的委任状，当时人称“斜封官”和“墨勅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白条当官。官吏选拔制度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京城街头官满为患。当时有个名叫李朝隐的吏部员外郎，相当于组织部副局级官员，为官正直，实在看不下去，把这些拿白条来要官的人给压了下去，光他一个人就压下一千四百多个白条官，仅此一斑，可知当时官吏泛滥成什么样子：“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宰相是朝廷最高行政官，却多到连办公室都坐不下的地步，何其触目惊心！
唐玄宗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现实，他必须彻底扭转国家沉沦的局面。
唐玄宗用法律规范权力，严格官吏铨选制度
唐玄宗从两个方面开始了治理整顿。首先，他把泛滥的权力关起来，用制度来约束权力，用法律来规范权力，把权力紧紧约束在制度和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坚决惩治权力寻租的行为，恢复政治清明与公正。
其次，恢复严格的官吏铨选制度，清除官吏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裁汰冗官、懒官，任人唯贤，打破官场拉帮结派的局面，提拔重用真正忠诚于国家的贤能之人。
唐玄宗起用了姚崇为宰相，担当起治理整顿的重任。任用贤能，依法治国，这个道理似乎统治者都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呢？根本原因在于大权在握的人没有公心，不愿意自觉地约束自己。当时的贤才张九龄一针见血地对姚崇说道：“任人唯贤为治国之本，之所以做不到，不是没有知人之明，而是因为以人划线，私情大于国法。” 要百官遵守法律和制度，唐玄宗以身作则，开了很好的头。开元元年（713年），也就是唐玄宗真正掌权的时候，宰相姚崇上朝，向唐玄宗汇报准备任用的中下级官员的名单，请求批准。唐玄宗却仰面望着朝堂殿顶，一言不发，弄得姚崇十分害怕，惴惴不安地退了下去。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人事权是最重要的权力，前面的皇帝都紧紧抓在手中，他完全是遵循前朝旧例办事，没有丝毫的僭越啊。当时在场的高力士也觉得唐玄宗做的有点过了，罢朝之后，轻言劝说玄宗：“陛下刚刚当政，遇到宰相汇报工作，应该当面表示可否，为什么置之不理呢？”玄宗回答道：“我委任姚崇主持朝政，有大事自然应该禀报，一起讨论。可是，任用中下级官员这样的事情，也需要一一禀报的吗？”原来，唐玄宗要纠正以前那种个人独揽大权的做法，希望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让规则发挥作用。他从约束自己做起，开了一个好头。高力士赶快把这个意思转告姚崇，姚崇放心了，百官听到后也懂得如何去做，大家都赞扬玄宗是个识大体的皇帝。
在用人问题上，唐玄宗一改过去以人划线的做法，宣布今后朝廷官员中，才识出众的人去地方上担任主官，地方大员中政绩优异者，选拔到朝廷任职，形成以实际工作为考察标准，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轮替任职的制度。
唐玄宗清除腐败从高层权贵着手，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
唐玄宗的拨乱反正，触动了权贵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如何冲破利益的藩篱呢？唐玄宗从高层的权贵着手，让这帮王公国戚首先懂得收敛，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令百官不敢为非作歹。
唐玄宗强化了对百官和权贵的监察，大力推进反腐败，整肃朝纲。唐玄宗是一位很重亲情的皇帝，他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薛王业和他关系最好，曾经率部帮助玄宗铲除太平公主，立下大功，受到重赏。薛王业的亲戚们以为有了这么牢靠的后台，就可以肆无忌惮了。薛王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压百姓，霸占财产，有恃无恐。御史开始调查王仙童的劣迹，提出弹劾。薛王业出面向玄宗求情，试图为他开脱。唐玄宗严肃处理这件事，批示让宰相复审。姚崇和卢怀慎上奏，指出王仙童罪状确凿，御史弹劾没有冤枉之处，因此，必须严肃处理。唐玄宗认为宰相的意见是对的，下令法办王仙童。这件事情形成了很大的震慑力。
然而，有些高官权贵还是不肯收敛，他们寻找各种方法进行抵抗。首都长安的主官京兆尹崔日知，继续贪赃枉法，遭到御史大夫李杰的纠弹。崔日知反咬一口，诬陷李杰，想把他整下去。李杰被诬告，没法工作，御史台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李杰的部下侍御史杨玚上朝时，当着百官的面向玄宗说道：“如果监察机构让坏人得逞，受到恐吓，那么，可以把御史这个机构废掉。”玄宗当场作出决定，命令李杰恢复工作，同时，把崔日知贬官，去歙县当个小官。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反腐败的斗争相当尖锐，而唐玄宗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御史很大的支持。
唐玄宗的妹夫长孙昕在大内担任高官，常在皇上身边，双重的亲密关系，哪里会把朝官放在眼里。他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见到御史大夫李杰便来气，总想着给他们一个教训。长孙昕侦查李杰上班的道路，找来妹夫杨仙玉做帮手，埋伏在小巷里面，等李杰经过的时候，冲出来，拉进去一頓暴打，打得李杰浑身是伤。李杰是一条硬汉，并没有被吓倒，他干脆就这样直接上朝去。唐玄宗见到这般狼狈的样子，大吃一惊：竟然有人敢殴打朝廷监察大臣，究竟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李杰在朝堂上向唐玄宗控诉，说道：“我身体受伤，固然很痛，可是，我的官服衣帽被撕烂，这是侮辱了国体，不可容忍！”玄宗知道是妹夫干的，他勃然大怒，下令把妹夫长孙昕拉出来，当着百官的面，在朝堂上重杖惩罚，活活打死。同时，玄宗向百官道歉，检讨自己没有约束住皇亲国戚。
事后，唐玄宗觉得这还不够，他亲自下敕书慰问李杰，鼓励道：“长孙昕是我的亲戚，我不能训导他，让他欺凌衣冠尊严，虽然处以极刑，不足以谢天下。你应该坚持嫉恶如仇，不要因为有这种坏人而介意。”
长孙昕的案子给全国上下都是一个严肃的宣告：唐玄宗依律治国，整顿朝纲，清除腐败绝不是作秀，更不会走过场。这几个案子一办，朝野都有了信心，拉开了大治理的序幕，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拨乱反正，把唐朝推向盛世。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
【关键词】李隆基 整肃腐败 制度约束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唐玄宗登基时面对一个政治烂摊子：政治腐败，任人唯亲等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时候，很多人未必想到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从武则天谢幕之后，唐朝连连出现弱势的皇帝。先是中宗，庸暗懦弱，经历过母亲武则天的威权时代，亲眼看到两位胞兄触怒武则天而死的悲惨经过，以及自己继承高宗称帝后旋遭罢黜流放的痛苦往事，被吓坏了。再次登基之后，他重用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干预朝政，排斥忠良，与前朝余孽沆瀣一气。武则天后期，充当面首的张昌宗、张易之得宠，郑愔巴结献媚，借势贪污，枉法受赃。中宗当皇帝，郑愔的劣迹败露，眼看就要锒铛入狱。郑愔潜逃，跑到东都洛阳武三思家中。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儿，是人人切齿的奸邪权臣。武则天被推翻，武三思的地位看似不稳。郑愔看准了这一点，潜逃到武三思家里。他不是跪求武三思庇护，因为对于翻脸无情的武三思来说，哭泣是打动不了他的，只有利益才能让他心动。郑愔不愧是老官僚，一见到武三思，先是哀泣，接着大笑，举止十分怪异。武三思问他怎么回事，郑愔大言道：“我见到你而哭，是因为不忍看到你要被满门抄斩。后来大笑，是高兴你得到了我。”郑愔正在逃脱官府的追捕，却阴阳颠倒，仿佛是来救武三思。武三思真被他糊弄住了，问他什么意思。郑愔幽幽说道：“现在当政的五位大臣，发动政变推翻武则天，如同翻掌之易。他们对于您恨得咬牙切齿，巴不得生吃您的肉。您真不明白吗？”武三思问如何应对，郑愔教他向是非不明任人唯亲的中宗进谗言，无论如何都要把五位大臣扳倒。郑愔因此成为武三思的心腹师爷。于是，武则天时代的奸臣邪佞纷纷登场，聚集到武三思、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身旁，他们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中宗对此熟视无睹，他放任恶势力做大，最可怕的是让腐败成为风气，人们的价值观被颠覆了，能够弄钱升官，攫取利益，被看做本事，道德是非遭人耻笑。
权欲是没有止境的，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把持权柄，还觉得不够，竟然下毒害死中宗，准备篡夺政权。在这危急关头，李隆基起兵铲除韦皇后、安乐公主。但是，中宗五年的乱政，风气已经坏掉，不是一次起兵讨乱能够纠正的。李隆基把父亲睿宗扶上台，却出现了姑妈太平公主干政的局面。
睿宗也是个弱主，大权旁落，朝廷要职大多出自太平公主门下，腐败之风只是换了一个源头而已。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政治斗争，再次引发政变，这才有了李隆基的登场。
唐玄宗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政治腐败，任人唯亲，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国有土地制度快速瓦解……局面非常严峻。
经济不好并不是最紧要的，因为经济有起必有落，只要政治清明，人心还在，就能够重新提振。然而，如果是腐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最大的危害是造成严重的不公，导致失去人心，离心离德，最终必定走向灭亡。
人事腐败，尤其是卖官鬻爵，把官场规则和政治风气全给扭曲了
从唐太宗时期的高度清廉到唐玄宗初年严重的腐败，这短短时间内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究其原因，根子在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个人的寻租活动。在权力寻租中，导致各种腐败的害群之马是人事腐败，尤其是卖官鬻爵，把官场规则和政治风气全给扭曲了。
破坏选官规则始于武则天，她为了当皇帝而实行酷吏政治，对各级官吏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迫害。另一方面，则按照亲疏关系划线，党同伐异，大批提拔出卖政治良知的政治打手和武氏亲属，大搞任人唯亲。人事腐败的实质就是权力凌驾于法令之上，有了权力就可以藐视国家制度，为所欲为，从而诱发出其他一系列的腐败。
唯权力论造成了社会争相为官的风潮，一旦当上了官便想方設法攫取国家财富。武则天当政后期，官吏泛滥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武则天死后，中宗和睿宗先后执政，这两个被母亲武则天吓大的皇帝，被皇亲国戚等权贵势力所包围，听任他们买官卖官。《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选官完全成了权力交易，不管什么人，哪怕是屠夫奴婢，只要你有关系，肯出钱，三十万便可以买到官职，从大内拿到批条到宰相那里换成正式的委任状，当时人称“斜封官”和“墨勅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白条当官。官吏选拔制度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京城街头官满为患。当时有个名叫李朝隐的吏部员外郎，相当于组织部副局级官员，为官正直，实在看不下去，把这些拿白条来要官的人给压了下去，光他一个人就压下一千四百多个白条官，仅此一斑，可知当时官吏泛滥成什么样子：“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宰相是朝廷最高行政官，却多到连办公室都坐不下的地步，何其触目惊心！
唐玄宗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现实，他必须彻底扭转国家沉沦的局面。
唐玄宗用法律规范权力，严格官吏铨选制度
唐玄宗从两个方面开始了治理整顿。首先，他把泛滥的权力关起来，用制度来约束权力，用法律来规范权力，把权力紧紧约束在制度和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坚决惩治权力寻租的行为，恢复政治清明与公正。
其次，恢复严格的官吏铨选制度，清除官吏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裁汰冗官、懒官，任人唯贤，打破官场拉帮结派的局面，提拔重用真正忠诚于国家的贤能之人。
唐玄宗起用了姚崇为宰相，担当起治理整顿的重任。任用贤能，依法治国，这个道理似乎统治者都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呢？根本原因在于大权在握的人没有公心，不愿意自觉地约束自己。当时的贤才张九龄一针见血地对姚崇说道：“任人唯贤为治国之本，之所以做不到，不是没有知人之明，而是因为以人划线，私情大于国法。” 要百官遵守法律和制度，唐玄宗以身作则，开了很好的头。开元元年（713年），也就是唐玄宗真正掌权的时候，宰相姚崇上朝，向唐玄宗汇报准备任用的中下级官员的名单，请求批准。唐玄宗却仰面望着朝堂殿顶，一言不发，弄得姚崇十分害怕，惴惴不安地退了下去。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人事权是最重要的权力，前面的皇帝都紧紧抓在手中，他完全是遵循前朝旧例办事，没有丝毫的僭越啊。当时在场的高力士也觉得唐玄宗做的有点过了，罢朝之后，轻言劝说玄宗：“陛下刚刚当政，遇到宰相汇报工作，应该当面表示可否，为什么置之不理呢？”玄宗回答道：“我委任姚崇主持朝政，有大事自然应该禀报，一起讨论。可是，任用中下级官员这样的事情，也需要一一禀报的吗？”原来，唐玄宗要纠正以前那种个人独揽大权的做法，希望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让规则发挥作用。他从约束自己做起，开了一个好头。高力士赶快把这个意思转告姚崇，姚崇放心了，百官听到后也懂得如何去做，大家都赞扬玄宗是个识大体的皇帝。
在用人问题上，唐玄宗一改过去以人划线的做法，宣布今后朝廷官员中，才识出众的人去地方上担任主官，地方大员中政绩优异者，选拔到朝廷任职，形成以实际工作为考察标准，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轮替任职的制度。
唐玄宗清除腐败从高层权贵着手，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
唐玄宗的拨乱反正，触动了权贵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如何冲破利益的藩篱呢？唐玄宗从高层的权贵着手，让这帮王公国戚首先懂得收敛，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令百官不敢为非作歹。
唐玄宗强化了对百官和权贵的监察，大力推进反腐败，整肃朝纲。唐玄宗是一位很重亲情的皇帝，他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薛王业和他关系最好，曾经率部帮助玄宗铲除太平公主，立下大功，受到重赏。薛王业的亲戚们以为有了这么牢靠的后台，就可以肆无忌惮了。薛王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压百姓，霸占财产，有恃无恐。御史开始调查王仙童的劣迹，提出弹劾。薛王业出面向玄宗求情，试图为他开脱。唐玄宗严肃处理这件事，批示让宰相复审。姚崇和卢怀慎上奏，指出王仙童罪状确凿，御史弹劾没有冤枉之处，因此，必须严肃处理。唐玄宗认为宰相的意见是对的，下令法办王仙童。这件事情形成了很大的震慑力。
然而，有些高官权贵还是不肯收敛，他们寻找各种方法进行抵抗。首都长安的主官京兆尹崔日知，继续贪赃枉法，遭到御史大夫李杰的纠弹。崔日知反咬一口，诬陷李杰，想把他整下去。李杰被诬告，没法工作，御史台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李杰的部下侍御史杨玚上朝时，当着百官的面向玄宗说道：“如果监察机构让坏人得逞，受到恐吓，那么，可以把御史这个机构废掉。”玄宗当场作出决定，命令李杰恢复工作，同时，把崔日知贬官，去歙县当个小官。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反腐败的斗争相当尖锐，而唐玄宗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御史很大的支持。
唐玄宗的妹夫长孙昕在大内担任高官，常在皇上身边，双重的亲密关系，哪里会把朝官放在眼里。他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见到御史大夫李杰便来气，总想着给他们一个教训。长孙昕侦查李杰上班的道路，找来妹夫杨仙玉做帮手，埋伏在小巷里面，等李杰经过的时候，冲出来，拉进去一頓暴打，打得李杰浑身是伤。李杰是一条硬汉，并没有被吓倒，他干脆就这样直接上朝去。唐玄宗见到这般狼狈的样子，大吃一惊：竟然有人敢殴打朝廷监察大臣，究竟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李杰在朝堂上向唐玄宗控诉，说道：“我身体受伤，固然很痛，可是，我的官服衣帽被撕烂，这是侮辱了国体，不可容忍！”玄宗知道是妹夫干的，他勃然大怒，下令把妹夫长孙昕拉出来，当着百官的面，在朝堂上重杖惩罚，活活打死。同时，玄宗向百官道歉，检讨自己没有约束住皇亲国戚。
事后，唐玄宗觉得这还不够，他亲自下敕书慰问李杰，鼓励道：“长孙昕是我的亲戚，我不能训导他，让他欺凌衣冠尊严，虽然处以极刑，不足以谢天下。你应该坚持嫉恶如仇，不要因为有这种坏人而介意。”
长孙昕的案子给全国上下都是一个严肃的宣告：唐玄宗依律治国，整顿朝纲，清除腐败绝不是作秀，更不会走过场。这几个案子一办，朝野都有了信心，拉开了大治理的序幕，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拨乱反正，把唐朝推向盛世。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