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援越抗法的中国将领中，许多人都知道陈赓、韦国清的贡献；实际上，当时第一个进入越南，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后成为首任驻越南大使的罗贵波，也为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刘少奇任命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
１９４９年冬天，印度支那共产党(后改称越南劳动党、越南共产党，以下简称越共)中央派李班来北京。李班携带着胡志明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笔信，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援助和派人去越南。
中共中央根据越共中央和胡志明的要求，报经毛泽东同意，决定派刚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不久的罗贵波秘密去越南。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７日，刘少奇为罗贵波写了封介绍信：“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政治委员罗贵波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８人。”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会谈，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１月中旬，罗贵波由北京启程。临行前，刘少奇当面交代，主要去了解越南的抗法斗争情况，以便中央研究援越抗法的问题，三个月后完成任务回国。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罗贵波一去就是八年。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成立不久，法国殖民侵略者卷土重来，占领西贡、河内、海防及越南其他重要城市。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由河内转移到越北山区的中央根据地，全力进行抗法战争。
在艰难的抗法战争中，胡志明千里迢迢访问北京、莫斯科，寻求中苏两国的援助。１９５０年１月底，胡志明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援越抗法的要求。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中国与越南为邻，国情相近，援越抗法的任务宜由中国来承担。
中共中央应胡志明的要求，为开创越南抗法斗争的新局面，夺取抗法战争的胜利，不顾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毅然作出了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答应向越南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物资，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建设军队和指挥作战。
胡志明十分高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同乘一列火车于３月４日返回北京后，征得中国方面同意，任命黄文欢为越共中央代表，并兴奋地对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同志答应全力援助我们抗法，我们对外工作的重点要由泰国曼谷转到北京来了。
为打开中越边界线，罗贵波提出边界战役应在高平地区进行
１９５０年２月底，罗贵波到达中越边境，武元甲、黄文泰等在边界迎接。３月１０日，一行人抵达太原群山之中的越共中央驻地。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和范文同、孙德胜、阮良明等主要领导人均到一个竹木结构的“迎宾馆”前，迎接远道而来的罗贵波。
主宾寒暄后进室交谈，李班担任翻译。
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扼要地介绍了越南的抗法战争形势，希望罗贵波先了解军事情况，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以便具体商量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
越方提出了请求中国军事、经济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并强调当务之急是组织一次战役，打开中越边界线，使各种援越物资能够顺利运进越南。为此，他们提出先打老街、高平两个地区的作战方案。
３月１９日，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越共中央会商的初步结果。他还转告了越方要求，请中国先帮助装备高平、老街方面的越军各两个团，并装备两个炮兵营，或由中国派出两个炮兵营协助作战。３月２１日，越共中央向罗贵波表示，他们决心在老街、高平作战，并拟订了作战计划。
罗贵波向北京方面报告说，根据越军的战斗力，不可能同时进行两个战役；如果先打老街，云南方向援越地势比较偏，那里的物资与交通难以满足越战需要，修复滇越铁路短时间内亦难以奏效。因此，他明确表示，越军应先在高平地区作战，从那里打开局面，援越物资运输即可畅通。
４月４日，胡志明出访回到越南，第二天即邀罗贵波见面。胡志明向罗贵波谈了访问中、苏的情况，并请罗贵波参加即将召开的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胡志明报告了访问中、苏的情况。在会议讨论中，越方提出把人民军主力１２５００人开到中国云南、广西整训的要求。胡志明对此表示赞同。４月１２日，胡志明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在中国境内整训人民军主力部队，并要求尽快援助３０００吨粮食，以解决部队之急需。
接到电报后，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在云南、广西整训越军主力部队。经过罗贵波妥善联系，越军三○八师与一七四团、二○九团，分别于５月间来到中国云南砚山和广西龙州(三○八师有个团在红河地区被法军隔开，未能开到中国)。总共进行了三个月的整训，并更换了装备，使这些主力部队面貌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
在武元甲陪同下，罗贵波视察了越南人民军。他看到的情况是：部队严重缺粮，士兵体质虚弱，被装破旧，武器很差、缺少弹药，纪律不严，更缺少攻坚作战经验。
视察部队后，罗贵波很快向越方提出：要打开中越边界线，必须把部队加以整训，使之成为有更大战斗力的拳头；人民军现在多以营、团为单位活动，应下决心尽快建立若干正规的作战师。
罗贵波未到越南时，越军只有一个不健全的三二○师。由于他的推动及中国军援的逐步到来，越军很快建立起三○八师和三○四师；后又陆续组建起三一二、三一六和五一工炮３个师，部队正规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战斗力也随之提高。
５月８日，中共中央向罗贵波发出由刘少奇草拟的电报。强调指出：“你应在越南坚持工作下去，中央准备任命你为驻越南大使，在适当时机，中央准备将此提交越南征求同意。如越南同意，你即以大使身份长驻越南。”
中央指示中还告诉罗贵波，“韦国清不久亦率军事顾问团去越南，负责在军事上帮助他们”，“你的任务，现在实际上是，将来也是驻越南的大使兼中国党驻越南的代表”。
罗贵波与越共中央反复商议后，确定集中力量先在高平方向作战，并报中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７月２日，毛泽东致电越共中央：“同意先打高平的意见。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７月２７日，陈赓率工作组抵达越北丛林，与越共中央会合。８月１２日，韦国清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到达越军前指广渊地区，共同协助指挥人民军的边界作战。
刘少奇要罗贵波担任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
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４日，罗贵波从越北丛林返回北京汇报工作。根据刘少奇指示，他先把在越工作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中央各领导。１０月中旬的一天，他去中南海刘少奇处，刘少奇说今天主席要听你汇报，于是他们一同来到丰泽园颐年堂。
那天听汇报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讲了罗贵波汇报的情况后，毛泽东站起来对罗贵波说：“越共中央长征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刘少奇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打算吧!”周恩来也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首任大使。”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周恩来、朱德把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向罗贵波作了介绍，并要他返越后把这些情况转告胡志明和越共中央。
为加深罗贵波对援越抗法工作的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打击美国侵略者；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以军事物资、财经援助，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有所不同。
根据当时越南迫切需要解决财经、粮食和货币问题，中共中央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随罗贵波到越南担任顾问。刘少奇说，你是胡志明的总顾问，也是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以后根据工作需要还要选派其他方面的同志去越南担任顾问工作。
毛泽东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越南也不是中国，也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
按照毛泽东指示，罗贵波把夫人李涵珍也带到越南。李涵珍也是一位红军干部，在越南工作期间，担任政治顾问团办公室主任，是罗贵波在越南工作期间的一位重要助手。
回到越南后，罗贵波很快与越方研究安排了各方面的工作。当越方把请求中国援助的计划交给罗贵波时，他感到援助的计划要求过高，遂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再次回北京请示汇报。
毛泽东听了汇报，深情地对罗贵波说：法国殖民侵略者是越南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帮助越南打败法国殖民侵略者，恢复越南和平，是中国帮助越南。越南打败了法国殖民侵略者，中国南部边疆也解除了威胁，这又是越南帮助了中国，不能只说中国帮助了越南，应当说是兄弟之间互相帮助嘛!
毛泽东对越方要求援助的计划要求过高的情况进一步做工作说，计划不切实际，可能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和自己的情况缺乏了解和深入研究，也可能与缺少经验有关，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做好计划安排，情况有新变化或需要时，还可以适时增加嘛!
罗贵波协助越共中央解决了若干重大问题
在担任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期间，罗贵波为越南的抗法战争作出了贡献，帮助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
第一，协助越南建立财经工作制度，解决军需民用问题。１９５０年，罗贵波一进入越南，越方就提出急需解决财经、粮食和货币问题。罗贵波与几位财经顾问研究后，于１９５１年初向越方提出，应当制订群众合理负担的政策，取消各种名目的负担，实行统一的农业税与工商业税。农业税的征集参考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做法，这样就使人民群众纳税后安心生产，不再担心任何临时负担。政府有了可靠的收入，就可以量入为出，保证有计划地供应。在金融方面，帮助改革与发行货币，实行严格的政府控制。粮食方面，建立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杜绝贪污浪费。建议取消对敌经济封锁，因为敌区物资较丰富，封锁反而对自己不利，实际上封锁了自己；把封锁改为对敌的经济斗争，争取输进我方需要的敌区物资，尽量输出解放区的土特产。同时，促进中越边境贸易，以贸易推动解放区发展，满足军需民用的供应。
第二，协助越南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罗贵波根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整顿党的作风、思想和组织的经验，建议越共中央作出整党的决定。在１９５３年１月，越共中央的整党决定发出后，罗贵波建议越共中央采取各级党校分期分批培训的办法，轮训党员干部，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干部，武装他们的头脑，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树立抗法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人民军在１９５３年则同时大力开展整军活动，其做法和党政各单位基本一致，军队战斗力也由此得到明显提高。
第三，协助越南进行土地改革。１９５２年胡志明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斯大林曾指出，越共应该学习中国党进行土地改革的类似做法，真正站在工人、农民大多数一边。１９５３年１月，越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发动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和中国顾问团多次向越共中央、胡志明提出过此建议，土地政策文件就是在罗贵波、韦国清等人一再建议下作出的。
减租减息措施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法热情。为推行越共中央新的土地政策，中国政府应邀派广西省委副书记乔晓光去越南工作。乔晓光还带了一个工作组到越南，并担任政治顾问团副团长。罗贵波和乔晓光根据减租减息推行后新的有利条件，向越方提出了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强调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既要打掉封建地主在农村中的政治威势，又要争取团结更多的人支持与参加抗法战争。越共中央赞同中国政治顾问团的建议，决定采取有区别地分化瓦解地主阶级的政策：即对越奸、恶霸地主，没收其土地；对一般地主，征收其土地；对抗战地主，征购其土地。中国提出的“中立富农”，越南改为“团结富农”；中国采取的“团结中农”，越南改为“紧密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未作改动。游击区不搞土改。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召开的越共一届五中全会和越南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出了实行土改的决议，把抗战和土改列为两大任务，随之又召开国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土改法。越方抽调干部，组成若干土改工作团，在中国顾问的帮助下分批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工作。据当时越方统计，在北方解放区１０００多万人口中，有８３０多万农民分得８０多万公顷土地，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要求。
第四，在军事上的贡献。在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３年的一段时间里，韦国清在北京治病，罗贵波兼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他与军事顾问团副团长梅嘉生等研究了西北战役计划。为把战略方向转向西北地区，他向越方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在胡志明支持下，获得越方总军委的赞同，接受了１９５２年进军西北的计划。边界战役时，罗贵波提出了大力动员民工支前的建议，越方采纳了这一建议。由于大量民工参加，保证了军需物资送上前线。此后各次战役中，越方均采用动员民工支前的办法。１９５２年，法军抽调兵力进犯解放区，占领６号公路与和平市。罗贵波向越方建议，在敌军主力外调之机，应派遣人民军主力到红河三角洲敌占区作战，打乱敌人后方。越方据此派出一个主力师深入敌后，在正面和敌后人民军两面打击下，敌人被迫由和平地区撤出。此后，敌后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
当大使进一步加深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８日，黄文欢根据越南政府指示，以“全权大使衔代表”的名义向朱德副主席递交了国书；而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仍以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的身份在越南工作，并没有被同时任命为中国驻越南大使。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共中央：决定任命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负责帮助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方面的工作；罗贵波为政治总顾问，负责帮助地方党政建设和政策方面的工作。两个顾问团又重新分开进行工作。
１９５４年５月，奠边府战役取得胜利，全歼法国侵略军１．６万多人，成为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谈判的巨大推动力量。７月２０日，法国政府被迫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第二天，会议公布《政治宣言》和《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法国侵略者被赶出印度支那。
在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政府正式决定任命罗贵波为中国驻越南首任大使。１９５４年９月１日下午，在越北丛林中，罗贵波偕参赞谢爽秋等，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
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后，越南人民面临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坚决执行《日内瓦协议》，粉碎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实施的阴谋和分裂越南的阴谋，实现国家的统一；二是立即开始建设自己的祖国，提高人民的经济、文化水平，创造新的生活。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下旬，罗贵波随越南政府进驻河内。此后 ，他以极大的精力，协助越南政府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同时大力协助越方进一步在北方开展土地改革，为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作出自己的贡献。
１９５５年６月下旬到７月上旬，胡志明在罗贵波的陪同下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商谈。６月２５日，罗贵波陪同胡志明与毛泽东会见；７月７日，罗贵波参加了毛泽东招待胡志明的晚宴。周恩来也与胡志明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会谈的成果集中反映在７月７日发表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上。
公报指出：为了协助越南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政府决定以八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政府。中国政府将用这些款项协助越南修复铁路、修复内河码头和公路桥梁，恢复和新建纺织、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具、造纸等企业。
根据中越两国有关文化工作的协议，以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为团长的中国艺术团，在８月２６日来到越南进行文艺演出。罗贵波为艺术团的活动做了不少工作。他不但多次陪同胡志明及越方其他领导同志观看演出，还请艺术团同志到大使馆聚餐，进行演出和联欢活动。
在中国艺术团访问越南的同时，中国电影周和中国情况展也在河内举办，为筹划这两项活动，罗贵波与中国大使馆做了许多工作。河内有十几万人观看了中国的电影，有数万人参观了中国的展览。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６日，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阮康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在越南的新任大使到达中国后，中国政府也在１９５７年底决定由何伟接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回到北京不久，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罗贵波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日，罗贵波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刘少奇任命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
１９４９年冬天，印度支那共产党(后改称越南劳动党、越南共产党，以下简称越共)中央派李班来北京。李班携带着胡志明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笔信，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援助和派人去越南。
中共中央根据越共中央和胡志明的要求，报经毛泽东同意，决定派刚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不久的罗贵波秘密去越南。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７日，刘少奇为罗贵波写了封介绍信：“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政治委员罗贵波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８人。”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会谈，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１月中旬，罗贵波由北京启程。临行前，刘少奇当面交代，主要去了解越南的抗法斗争情况，以便中央研究援越抗法的问题，三个月后完成任务回国。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罗贵波一去就是八年。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成立不久，法国殖民侵略者卷土重来，占领西贡、河内、海防及越南其他重要城市。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由河内转移到越北山区的中央根据地，全力进行抗法战争。
在艰难的抗法战争中，胡志明千里迢迢访问北京、莫斯科，寻求中苏两国的援助。１９５０年１月底，胡志明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援越抗法的要求。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中国与越南为邻，国情相近，援越抗法的任务宜由中国来承担。
中共中央应胡志明的要求，为开创越南抗法斗争的新局面，夺取抗法战争的胜利，不顾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毅然作出了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答应向越南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物资，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建设军队和指挥作战。
胡志明十分高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同乘一列火车于３月４日返回北京后，征得中国方面同意，任命黄文欢为越共中央代表，并兴奋地对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同志答应全力援助我们抗法，我们对外工作的重点要由泰国曼谷转到北京来了。
为打开中越边界线，罗贵波提出边界战役应在高平地区进行
１９５０年２月底，罗贵波到达中越边境，武元甲、黄文泰等在边界迎接。３月１０日，一行人抵达太原群山之中的越共中央驻地。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和范文同、孙德胜、阮良明等主要领导人均到一个竹木结构的“迎宾馆”前，迎接远道而来的罗贵波。
主宾寒暄后进室交谈，李班担任翻译。
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扼要地介绍了越南的抗法战争形势，希望罗贵波先了解军事情况，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以便具体商量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
越方提出了请求中国军事、经济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并强调当务之急是组织一次战役，打开中越边界线，使各种援越物资能够顺利运进越南。为此，他们提出先打老街、高平两个地区的作战方案。
３月１９日，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越共中央会商的初步结果。他还转告了越方要求，请中国先帮助装备高平、老街方面的越军各两个团，并装备两个炮兵营，或由中国派出两个炮兵营协助作战。３月２１日，越共中央向罗贵波表示，他们决心在老街、高平作战，并拟订了作战计划。
罗贵波向北京方面报告说，根据越军的战斗力，不可能同时进行两个战役；如果先打老街，云南方向援越地势比较偏，那里的物资与交通难以满足越战需要，修复滇越铁路短时间内亦难以奏效。因此，他明确表示，越军应先在高平地区作战，从那里打开局面，援越物资运输即可畅通。
４月４日，胡志明出访回到越南，第二天即邀罗贵波见面。胡志明向罗贵波谈了访问中、苏的情况，并请罗贵波参加即将召开的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胡志明报告了访问中、苏的情况。在会议讨论中，越方提出把人民军主力１２５００人开到中国云南、广西整训的要求。胡志明对此表示赞同。４月１２日，胡志明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在中国境内整训人民军主力部队，并要求尽快援助３０００吨粮食，以解决部队之急需。
接到电报后，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在云南、广西整训越军主力部队。经过罗贵波妥善联系，越军三○八师与一七四团、二○九团，分别于５月间来到中国云南砚山和广西龙州(三○八师有个团在红河地区被法军隔开，未能开到中国)。总共进行了三个月的整训，并更换了装备，使这些主力部队面貌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
在武元甲陪同下，罗贵波视察了越南人民军。他看到的情况是：部队严重缺粮，士兵体质虚弱，被装破旧，武器很差、缺少弹药，纪律不严，更缺少攻坚作战经验。
视察部队后，罗贵波很快向越方提出：要打开中越边界线，必须把部队加以整训，使之成为有更大战斗力的拳头；人民军现在多以营、团为单位活动，应下决心尽快建立若干正规的作战师。
罗贵波未到越南时，越军只有一个不健全的三二○师。由于他的推动及中国军援的逐步到来，越军很快建立起三○八师和三○四师；后又陆续组建起三一二、三一六和五一工炮３个师，部队正规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战斗力也随之提高。
５月８日，中共中央向罗贵波发出由刘少奇草拟的电报。强调指出：“你应在越南坚持工作下去，中央准备任命你为驻越南大使，在适当时机，中央准备将此提交越南征求同意。如越南同意，你即以大使身份长驻越南。”
中央指示中还告诉罗贵波，“韦国清不久亦率军事顾问团去越南，负责在军事上帮助他们”，“你的任务，现在实际上是，将来也是驻越南的大使兼中国党驻越南的代表”。
罗贵波与越共中央反复商议后，确定集中力量先在高平方向作战，并报中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７月２日，毛泽东致电越共中央：“同意先打高平的意见。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７月２７日，陈赓率工作组抵达越北丛林，与越共中央会合。８月１２日，韦国清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到达越军前指广渊地区，共同协助指挥人民军的边界作战。
刘少奇要罗贵波担任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
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４日，罗贵波从越北丛林返回北京汇报工作。根据刘少奇指示，他先把在越工作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中央各领导。１０月中旬的一天，他去中南海刘少奇处，刘少奇说今天主席要听你汇报，于是他们一同来到丰泽园颐年堂。
那天听汇报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讲了罗贵波汇报的情况后，毛泽东站起来对罗贵波说：“越共中央长征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刘少奇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打算吧!”周恩来也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首任大使。”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周恩来、朱德把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向罗贵波作了介绍，并要他返越后把这些情况转告胡志明和越共中央。
为加深罗贵波对援越抗法工作的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打击美国侵略者；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以军事物资、财经援助，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有所不同。
根据当时越南迫切需要解决财经、粮食和货币问题，中共中央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随罗贵波到越南担任顾问。刘少奇说，你是胡志明的总顾问，也是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以后根据工作需要还要选派其他方面的同志去越南担任顾问工作。
毛泽东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越南也不是中国，也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
按照毛泽东指示，罗贵波把夫人李涵珍也带到越南。李涵珍也是一位红军干部，在越南工作期间，担任政治顾问团办公室主任，是罗贵波在越南工作期间的一位重要助手。
回到越南后，罗贵波很快与越方研究安排了各方面的工作。当越方把请求中国援助的计划交给罗贵波时，他感到援助的计划要求过高，遂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再次回北京请示汇报。
毛泽东听了汇报，深情地对罗贵波说：法国殖民侵略者是越南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帮助越南打败法国殖民侵略者，恢复越南和平，是中国帮助越南。越南打败了法国殖民侵略者，中国南部边疆也解除了威胁，这又是越南帮助了中国，不能只说中国帮助了越南，应当说是兄弟之间互相帮助嘛!
毛泽东对越方要求援助的计划要求过高的情况进一步做工作说，计划不切实际，可能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和自己的情况缺乏了解和深入研究，也可能与缺少经验有关，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做好计划安排，情况有新变化或需要时，还可以适时增加嘛!
罗贵波协助越共中央解决了若干重大问题
在担任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期间，罗贵波为越南的抗法战争作出了贡献，帮助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
第一，协助越南建立财经工作制度，解决军需民用问题。１９５０年，罗贵波一进入越南，越方就提出急需解决财经、粮食和货币问题。罗贵波与几位财经顾问研究后，于１９５１年初向越方提出，应当制订群众合理负担的政策，取消各种名目的负担，实行统一的农业税与工商业税。农业税的征集参考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做法，这样就使人民群众纳税后安心生产，不再担心任何临时负担。政府有了可靠的收入，就可以量入为出，保证有计划地供应。在金融方面，帮助改革与发行货币，实行严格的政府控制。粮食方面，建立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杜绝贪污浪费。建议取消对敌经济封锁，因为敌区物资较丰富，封锁反而对自己不利，实际上封锁了自己；把封锁改为对敌的经济斗争，争取输进我方需要的敌区物资，尽量输出解放区的土特产。同时，促进中越边境贸易，以贸易推动解放区发展，满足军需民用的供应。
第二，协助越南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罗贵波根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整顿党的作风、思想和组织的经验，建议越共中央作出整党的决定。在１９５３年１月，越共中央的整党决定发出后，罗贵波建议越共中央采取各级党校分期分批培训的办法，轮训党员干部，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干部，武装他们的头脑，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树立抗法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人民军在１９５３年则同时大力开展整军活动，其做法和党政各单位基本一致，军队战斗力也由此得到明显提高。
第三，协助越南进行土地改革。１９５２年胡志明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斯大林曾指出，越共应该学习中国党进行土地改革的类似做法，真正站在工人、农民大多数一边。１９５３年１月，越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发动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和中国顾问团多次向越共中央、胡志明提出过此建议，土地政策文件就是在罗贵波、韦国清等人一再建议下作出的。
减租减息措施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法热情。为推行越共中央新的土地政策，中国政府应邀派广西省委副书记乔晓光去越南工作。乔晓光还带了一个工作组到越南，并担任政治顾问团副团长。罗贵波和乔晓光根据减租减息推行后新的有利条件，向越方提出了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强调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既要打掉封建地主在农村中的政治威势，又要争取团结更多的人支持与参加抗法战争。越共中央赞同中国政治顾问团的建议，决定采取有区别地分化瓦解地主阶级的政策：即对越奸、恶霸地主，没收其土地；对一般地主，征收其土地；对抗战地主，征购其土地。中国提出的“中立富农”，越南改为“团结富农”；中国采取的“团结中农”，越南改为“紧密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未作改动。游击区不搞土改。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召开的越共一届五中全会和越南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出了实行土改的决议，把抗战和土改列为两大任务，随之又召开国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土改法。越方抽调干部，组成若干土改工作团，在中国顾问的帮助下分批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工作。据当时越方统计，在北方解放区１０００多万人口中，有８３０多万农民分得８０多万公顷土地，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要求。
第四，在军事上的贡献。在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３年的一段时间里，韦国清在北京治病，罗贵波兼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他与军事顾问团副团长梅嘉生等研究了西北战役计划。为把战略方向转向西北地区，他向越方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在胡志明支持下，获得越方总军委的赞同，接受了１９５２年进军西北的计划。边界战役时，罗贵波提出了大力动员民工支前的建议，越方采纳了这一建议。由于大量民工参加，保证了军需物资送上前线。此后各次战役中，越方均采用动员民工支前的办法。１９５２年，法军抽调兵力进犯解放区，占领６号公路与和平市。罗贵波向越方建议，在敌军主力外调之机，应派遣人民军主力到红河三角洲敌占区作战，打乱敌人后方。越方据此派出一个主力师深入敌后，在正面和敌后人民军两面打击下，敌人被迫由和平地区撤出。此后，敌后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
当大使进一步加深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８日，黄文欢根据越南政府指示，以“全权大使衔代表”的名义向朱德副主席递交了国书；而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仍以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的身份在越南工作，并没有被同时任命为中国驻越南大使。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共中央：决定任命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负责帮助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方面的工作；罗贵波为政治总顾问，负责帮助地方党政建设和政策方面的工作。两个顾问团又重新分开进行工作。
１９５４年５月，奠边府战役取得胜利，全歼法国侵略军１．６万多人，成为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谈判的巨大推动力量。７月２０日，法国政府被迫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第二天，会议公布《政治宣言》和《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法国侵略者被赶出印度支那。
在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政府正式决定任命罗贵波为中国驻越南首任大使。１９５４年９月１日下午，在越北丛林中，罗贵波偕参赞谢爽秋等，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
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后，越南人民面临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坚决执行《日内瓦协议》，粉碎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实施的阴谋和分裂越南的阴谋，实现国家的统一；二是立即开始建设自己的祖国，提高人民的经济、文化水平，创造新的生活。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下旬，罗贵波随越南政府进驻河内。此后 ，他以极大的精力，协助越南政府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同时大力协助越方进一步在北方开展土地改革，为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作出自己的贡献。
１９５５年６月下旬到７月上旬，胡志明在罗贵波的陪同下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商谈。６月２５日，罗贵波陪同胡志明与毛泽东会见；７月７日，罗贵波参加了毛泽东招待胡志明的晚宴。周恩来也与胡志明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会谈的成果集中反映在７月７日发表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上。
公报指出：为了协助越南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政府决定以八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政府。中国政府将用这些款项协助越南修复铁路、修复内河码头和公路桥梁，恢复和新建纺织、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具、造纸等企业。
根据中越两国有关文化工作的协议，以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为团长的中国艺术团，在８月２６日来到越南进行文艺演出。罗贵波为艺术团的活动做了不少工作。他不但多次陪同胡志明及越方其他领导同志观看演出，还请艺术团同志到大使馆聚餐，进行演出和联欢活动。
在中国艺术团访问越南的同时，中国电影周和中国情况展也在河内举办，为筹划这两项活动，罗贵波与中国大使馆做了许多工作。河内有十几万人观看了中国的电影，有数万人参观了中国的展览。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６日，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阮康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在越南的新任大使到达中国后，中国政府也在１９５７年底决定由何伟接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回到北京不久，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罗贵波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日，罗贵波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