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典故“唇亡齿寒”“危如累卵”都与晋国大夫荀息密切相关，凸显了其杰出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进谏技巧。然而，光辉的生平事迹不能平息荀息之死带来的争议。荀息在骊姬之乱中因公子奚齐被害而自杀，由此产生的“死君难”定性之争竟持续千年之久。本文认为，《左传》中荀息形象仅露冰山一角，实则有待挖掘，而荀息之死正是对其智者谋士形象的颠覆。
　　《左传》中关于荀息的记载主要有两处：一处为荀息献计假道（僖公二年）；另一处为荀息死于骊姬之乱（僖公九年）。荀息献计假道为其塑造了智者谋士形象，充分体现了其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荀息死君难却引发了后世长期的讨论，关于《左传》中“荀息有焉”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同理解，似乎荀息形象在献计假道和死君难之间出现了割裂。但是荀息只有一个，真正完整的荀息形象以及对于其“死君难”的定性则需要回归《左传》深入挖掘。
　　一、智者谋士形象的确立
　　荀息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名黯，字息。祖上居于原，称原氏黯，为晋武公重臣，后辅佐晋献公。据《左传》记载，晋献公准备攻打虢国，但需要向虞国借道，于是荀息献计，此事成为荀息真正为众人所知的光辉事迹。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
　　这段话表现出荀息高超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其一，荀息坚定了君主实施假道这一决策的决心，从源头上保障了“假道计划”的势在必行；其二，荀息瓦解了虞公拒绝此举的可能，从外部推动了“假道计划”的顺利实施；其三，荀息对于敌军唯一可能有所防范的对手宫之齐了如指掌，在知己知彼中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正是因为这件事，荀息智者谋士的形象在后世的书籍中被广泛记载传颂。明末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将“荀息谏假道”排在“明智部·亿中”篇中，而他对于“明智”的定义是“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
　　此外，成语典故“危如累卵”与荀息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故事讲述了晋灵公贪图享乐，强迫百姓修建九层高台，荀息通过表演把鸡蛋放在棋子之上，让晋灵公意识到修建高台劳民伤财的危害之大。这次进谏同样表现了荀息巧妙的进谏技巧，《中华成语故事》将之放在“巧论高谏篇”当中。然而，晋灵公于公元前620年即位，离荀息之死已经过去三十年，因此这只是民间故事而非史实。“危如累卵”在《韩非子·十过》《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等史书中均有出现，但从未直接与荀息相联系。故事出现的源头已经找不到了，但从民间将“危如累卵”与荀息相联系并且作为典故广为流传可见，荀息智者谋士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其善于进谏的政治才能更是得到普遍的认同和肯定。
　　二、荀息“死君难”性质争议
　　荀息智者谋士形象无可辩驳，因而关于他的争议不在生而在死，荀息之死发生在鲁僖公九年。《左传》记载：
　　荀叔曰：“吾与身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左传》评价荀息之死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而《国语》言“荀息之死”乃是“不食其言矣”。《国语》对于荀息之死的态度极为鲜明，即此举为“不食言”。相较之下，《左传》较为隐晦。
　　西晋政治家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中注“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为“诗《大雅》言此，言之缺难洽甚于白圭”，而注“荀息有焉”为“有此诗人重言之意”。杜预认为，《左传》实则肯定了荀息之死，所持观点是与《国语》相近的。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则在文中批驳荀息曲解忠贞，认为他的死有别于春秋时期同为国难而死的孔父、仇牧，并进一步阐释了《左传》评价隐晦的原因，“进荀息以甚荀息之恶，忍之也”。柳认为《左传》褒扬了荀息之死的可取之处，把其不可取的地方隐匿下来，而从总体看来，荀息之死的可取之处仅为冰山一角，“荀息之恶”才是水下冰山真貌。明代学者张燧在《千百年眼》中也认为左氏原意在贬荀息——其生前不能对局势有所挽救，死也无益于大局。“左氏之言，贬也，非褒也。”明朝正德三年进士方鹏在《责备余谈》也将荀息同孔父和仇牧作比较，批评荀息“既无能改其德，又无能免其难，曰：‘我不食言以死也’岂不谬哉”，认为荀息面对内乱唯有一死，有愧贤者之名。
　　宋代政治家王十朋却作诗褒扬荀息之死：“春秋死难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荀息捐躯为私匿，也胜贼子与奸臣。”王十朋指出，既然从结果上看三位贤士之死都无济于现实，那么重要的就是他们赴死的原因和其中体现的气节。清代思想家顧炎武更是直接在《日知论》中赞扬荀息之忠同孔父、仇牧相同，“是故荀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顾炎武为荀息辩白，肯定荀息作为臣子的忠诚。譬如，《诚信美德故事》《倡导青少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故事·诚信篇》等当代普及类读物中皆将“荀息不食言”作为诚信案例。
　　尽管关于荀息之死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是在对历代以来的评价进行梳理和对比分析之后，人们会发现，各家褒贬的角度其实存在细微的差异。对荀息之死提出批驳意见的主要是从政治大局出发，譬如柳宗元、张燧、方鹏；而对荀息之死表示褒扬态度的主要是从个人品德出发，譬如杜预、王十朋、顾炎武以及现代的一些普及类读物，其中王十朋和顾炎武又尤其重视荀息之死体现出的气节，杜预等则更强调荀息之死体现出的诚信。
　　三、回归《左传》评价
　　《左传》中有隐含的评价标准和批评立场，却并不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态度。“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征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在历代评价中，柳宗元对于荀息之死背后的隐含意挖掘得较深，即如何评价荀息之死，还需要回归到《左传》的评价体系中，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义或执着于一处。 　　上文提到對于荀息之死褒贬立场不同主要源自出发角度存在的细微差异，《左传》对于人物的评价往往从国家或者大局出发而不在个人，譬如《左传》中狼曋之死被认为是君子之死。《左传》文公二年载：
　　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女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君子谓：“狼瞫于是乎君子。”
　　“吾未获死所”充分表现了《左传》对于君子的认定标准之一为“死得其所”，而荀息之死却没有体现这一点。狼瞫之死为国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晋师从之，大败秦师”；荀息之死则于平息国家内乱无益，“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
　　在《〈左传〉及其人物论稿》关于“《左传》中的贤大夫与名臣”一篇中，列举了各国的名臣贤相却没有提到荀息，书中指出“被誉为‘贤相’‘名臣’的历史人物，大都具有忠于社稷、爱国忧民并为之竭诚尽力的政治品质和积极奋斗的精神”。晏子作为春秋时期有名的贤大夫，关于何为忠臣有过定论：“忠臣者，能纳善于君。”即真正的忠臣能够直言进谏，防患于未然，从而不必“死君难”。内乱将发之始，荀息看似遵从先王遗诏辅佐太子奚齐，实为被动接受骊姬笼络而为虎作伥；内乱爆发之后，荀息采取的措施是“将死之”“死之”。乱前乱后，都没能表现出竭诚尽力的姿态。
　　荀息之死之所以引发后世的反复讨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生前的光辉形象同死时的黯淡离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代以来，荀息智者谋士形象相对稳定，而对于荀息之死则争论不休，这两者往往被对立割裂开来，人们不是从一个整体来评价荀息形象。但是在《左传》中，荀息形象的完成实则是在“荀息之死”这一过程中实现的。
　　在僖公二年荀息谏假道的记载中，仅限于客观描述，并没有主观评价，由此史实衍生出的成语典故“唇亡齿寒”的主人公也主要被认为是宫之奇而非荀息。而在僖公九年荀息死君难的记载中，“荀息有焉”并不仅仅是对荀息之死的评价，而包含了对于荀息生平的回顾。荀息凭借献计假道而在历史中留下光辉的一笔，却在骊姬之乱中没有表现出贤大夫应有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只是被迫无奈选择以死来遵守托孤时的诺言。短短四字“荀息有焉”，实则是对荀息生前足智多谋而死时黯淡离场的痛惜，是对其随意许诺而没有积极采取挽救措施的责备。“将死之”“死之”是对英雄垂暮无能为力的叹息，“死君难”一事是对荀息生前事迹的颠覆，因而才有《左传》当中如此意味深长的荀息形象。通过荀息形象及其“死君难”之定性，《左传》冰山一角在于褒扬荀息以激励不能为国捐躯之人，更深的意味在于揭示忠臣、贤大夫的不易，而荀息死前的失足使之同贤大夫之列
　　失之交臂。
　　（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