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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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城镇化对目前经济发展中化解有效需求不足、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庆直辖以来城镇化规模迅速扩大,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通过分析重庆城镇化发展特点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反映出由于重庆城镇化质量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重庆经济增长没有发挥应有的贡献作用。进一步探讨了重庆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 产业结构 农村劳动力 社会保障
  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城镇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方式等重大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其过程表现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城市开发建设水平的提高、人口在空间上由乡村向城市聚集、人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美国经济学者诺塞姆曾提出城镇化发展轨迹呈典型的“S”型,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小于30%时,城镇化处于起步阶段;当30%<城镇化率<70%时,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当城镇化率>70%时,城镇化处于较高水平。一般认为,在城镇化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前期,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和城镇化呈明显的正相关,并且工业化率高于城镇化率;城镇化的高级阶段,城镇化率则会高于工业化率,第三产业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相对我国较发达地区,重庆的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起步较晚,直辖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城乡统筹使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城镇化率从1997年的31%上升至2010年的53%,属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也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1. 重庆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1.1城镇化起步较晚,水平偏低,发展较快。
  直辖以前重庆城镇化进展缓慢,城镇化率低于30%,属于起步阶段;1997至2010年城鎮人口以年均4.3%的速度增长,1997年开始超过30%,至2001年达到了37.4%,年均上升1.85个百分点,超过全国和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平均增速,但绝对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值;2002年重庆城镇化率达到40%,首次超过全国水平,并以年均1.67个百分点递增,至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53%,比全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跃居西部首位。不过与我国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和城镇化率均在75% 以上的京、津、沪三地相比,还是明显落后了。从经济水平相近地区来看,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一般在60%以上,重庆从2006年开始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根据这一标准,重庆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显然已经滞后了。
  1.2各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出现发展断层。
  重庆是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各区(县)自然禀赋各异,再加上城乡经济水平不平衡,使各区(县)的城镇化进度也不均衡。2010年三大经济区域(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中,包含23个区县的“一圈”地区最高,达64.4%,其中由九大主城区组成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城镇化率达到84%;渝东北翼11个区县的城镇化率只有36.9%,刚进入快速发展期;而渝东南翼的6个区县才达到30%,刚刚脱离起步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区县有23个,占总数的57.5%;全市县级的城镇化率普遍偏低,2010年21个县城镇化率最高42%,低于全市水平11个百分点,最低23.8%,不足30%的有4个县,均在“两翼”地区。在超过平均水平的区县中,城镇化率在70%以上的有11个,60%~70%的为0,53%~60%的有6个,可见区县城镇化梯度发展有明显断层,这将不利于重庆城镇化的持续稳步推进。
  1.3 城镇化的产业层次不高
  城镇化最根本的内涵是经济结构的非农化, 工业化是直接动因,第三产业是城镇化深入的表现。2010年重庆三次产业分别占全市GDP总量的8.6%、55%和36.4%,第二产业仍是主导,第一产业比重虽然比1997年的20%减少约12个百分点,仍远高于其他三个直辖市,第三产业比重虽然超过了三分之一,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7个百分点,2006年至2010年期间第三产业比重还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重庆工业化率为46.7%,已低于城镇化水平,而第三产业比重又明显低于工业和城镇化率,反映出产业结构没能与城镇化进程同步协调,产业层次较低,重庆城镇化发展将缺乏足够的后续动力。
  1.4城镇化对经济推动作用不明显
  2010年重庆人均GDP比1996增长了5倍,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绝对水平和绝对增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1996~2010年重庆人均GDP(Y,元)和城镇化率(X,%)所建立的模型显示重庆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高度正相关,城镇化率每增加1%,人均GDP平均增长1.0876%,而根据全国同期数据建立的模型显示全国城镇化率每增长1%时,人均GDP将平均增长3.64%。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阶数为1—4时,1996年至2010年重庆城镇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从全国数据来看,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由此可见重庆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致。
  2. 重庆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2.1进城农民失地后的就业与生活缺乏相应的保障
  首先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就业形势更加严峻。1996~2010年,重庆城镇人口年均增加近49万人,而城镇就业人口年均增加18万人,仅占新增城镇人口的36.7%,大部份进城人员难以正常就业。由于对失地农民主要采用货币安置方式,农民在得到以土地使用权置换的安置费后,就被推向劳动力市场,而农民总体素质偏低,缺乏非农产业工作技能和经验,在劳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将近80%的进城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只有20%左右的从事餐饮业和其他的行业。从2010年重庆各行业增加值占比来看,建筑业仅占8.4%、住宿和餐饮业仅占1.8%、其他服务业占12.2%,这些行业本身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就不强,因而农民进入城镇后导致城镇吸纳劳动力有限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增加的矛盾日益突出。   其次对进城农民的保障机制不完善。城镇化推进带来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由此产生了疾病、伤残、事故、养老、失业等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目前重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框架还比较简单,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还未完全一致,城市中已广泛推行的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在农村还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尤其在较为落后的两翼地区,还未形成稳定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进城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难以得到保证,从而使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随这扩大,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96年的3.36:1上升至2010年的4.07:1,由此导致一方面一些农村居民因在城镇生活难以得到保障而不愿进城,另一方面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
  2.2“一圈两翼”发展不平衡,各区县发展不协调。
  重庆“一圈两翼”受区位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失衡,城镇化规模和數量的快速增长,使要素资源不断向城镇集聚,城镇经济也逐渐对农村地区产生辐射,但重庆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对改善城乡经济差异并没有多大影响。2006~2010年“一圈”的人均GDP与“两翼”之比始终保持在2.8倍左右。“两翼”地区集聚了重庆约60%以上的乡村人口和70%的贫困人口,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一圈”大部分区县第一产业的就业和产值都低于10%,部分区县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基本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部分城区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迈进;而2010年“两翼”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均在15%以上,就业比重达50%以上,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滞留了大量农业人口,无法有多余劳动力向具有城镇特征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导致两翼地区城镇化发展缓慢。
  从国际经验来看, 城镇化对缩小收入差距是有积极作用的,而统计数据却显示重庆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在逐年提高,但是二元特征明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6年的1479元增长为2010年的5276元,增长了2.56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022元增长为19099元,增长了2.8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96年的3.4:1上升至3.6:1;从居民生活水平来看,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虽然逐年缩小,但至2010年仍相差10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城乡5个百分点的差距。
  2.3公共设施投入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重庆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呈增长趋势,但城镇居民基础设施水平仍显不足。2010年城镇居民燃气普及率达到92%,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相当,其它三个直辖市均为100%;而用水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万人拥有公交车辆及公厕等基本指标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4%、71%、74%和51%,公共建设供给不足无疑是制约重庆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一圈”地区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密度为6.16个/万人,大约是“两翼”地区的两倍; “一圈”的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在里程数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两翼”,基础设施在“两翼”地区的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两翼”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使地区间的差异更加显著。
  2.4过快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
  大力推进乡镇企业是农村城镇化转变的关键,由于乡镇企业生产率水平总体不高,粗放的经营模式以及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淡薄,忽视环境规划和治理,“三废”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10年重庆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到4亿多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10943亿立方米,产生工业固体废物达到2870万吨,日益增加的“三废”排放严重影响了重庆的生态环境。较快的城镇化过程使人口由分散变为集中,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逐渐严重,2010年重庆生活污水排放量达到8亿多吨,生活二氧化硫排放近15万吨,生活烟尘排放10.6万吨,处于全国偏高水平,而相应的处理设施不能及时跟进,生活垃圾大量排放不仅占用大片农田耕地,其渗透液还会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重庆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
  3. 提高重庆城镇化质量的建议
  3.1扩大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按目前重庆常住人口规模,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加约30~40万人,解决好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是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根本问题,只有在保证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前提下, 才能使城镇化得到稳定持续。而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其中的关键,首先必须提高农村劳动人口的整体素质,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技能培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完善就业信息平台,在劳务输出重点地区建立起有效的监测制度,掌握失地农民的数量及就业意愿等信息;通过建立用工单位与劳务输出地区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共享平台,扩大劳动力就业渠道,增加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成为真正稳定的城镇居民。
  3.2发展特色经济,优化产业结构
  利用区位优势,充分发展各区域的特色产业,形成错位互补,分工协作的模式。在“一圈”建立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群,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有较明显的科技优势,目前已经在信息、通讯、软件技术方面初具规模,汽车、化工等行业已成优势产业,继续推进现代化工业不仅能更好地整合资源,还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对“两翼”地区产生强大的经济辐射。在交通环境不够便捷、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两翼”地区充分利用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合理利用优势资源,逐步建立优质、高效的特色产业体系,培育小城区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招商引资充分发展矿产、建材、轻纺食品、资源加工、度假观光、休闲餐饮、保健养生等二、三产业。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后现代化阶段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增多,这将降低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根据重庆实际,现阶段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为重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远的支撑。
  3.3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民权益
  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阻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必须营造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的政策环境和资本向城镇聚集的投融资环境,为推进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可以根据居住地划分城镇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放宽城镇落户条件;逐步实行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进城后的生存成本。建立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同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救助,尽快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扩大扶贫覆盖范围,切实落实扶贫政策,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利。
  3.4发展低碳经济,改善城市环境
  由于传统粗放型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并未根本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依靠技术进步,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业和交通体系;采用低能耗、低污染的工艺技术设备,引进清洁工艺技术,进行高效、少污染的工业生产。减少生活污染,要树立居民的环保意识,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以人和自然的和谐为核心,综合运用社会工程、生态工程、系统工程推进发展生态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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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石红(1970-),女,重庆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与统计分析。
  (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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