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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20日出生的陈鲤庭,是一位学者型的百岁导演。他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是杰出的艺术家,也是严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艺术成就包括话剧和电影两个领域。他创作于30年代的街头短剧《放下你的鞭子》,一直演到美国白宫,罗斯福夫妇是他的观众。1942年在重庆执导的话剧《屈原》,更是中国话剧艺术史上的重大成果。《夜光杯》、《魔窟》、《钦差大臣》、《结婚进行曲》、《复活》等,每一台话剧都体现出他的独特艺术追求——《结婚进行曲》运用红蓝色脚光的强烈对比和变化,造成强大的控诉力量;《复活》运用壁灯的明暗闪烁和交替出现的不同音乐,烘托出主角巨大的内心冲突;《钦差大臣》运用四面空空的“空间舞台”和适度夸张的“形式演技”,斩断了与传统写实主义的联系;而《屈原》,他用了史无前例的绝招,在舞台下设立交响乐队,使“雷电颂”达到更加振聋发聩的效果……
30年代就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的陈鲤庭,曾组织并主持“骆驼演剧队”,从事进步的学校剧运和工人剧运,并在上海《晨报》、《民报》上撰写大量戏剧、电影评论文章,翻译介绍苏联的电影理论,直至写出中国第一部电影理论著作《电影轨范》。
1946年后陈鲤庭相继任中电二厂导演、上海昆仑影业公司艺委会主任兼导演,编导了批判现实主义影片《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与陈白尘合作编剧)、《丽人行》(与田汉合作编剧)等,艺术风格清丽、细腻、流畅,广受好评。
建国后陈鲤庭导演了《人民的巨掌》和《劳动花开》两部电影,创办并主持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1957年后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兼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副主任兼导演。60年代筹拍《鲁迅传》、70年代筹拍《大风歌》均因政治原因未果,成为他的终身遗憾。
陈鲤庭是历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历届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四届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为他颁发“中国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金奖。
此时此刻,阳光兴奋地透过上海复兴西路上一幢老式洋房六楼的玻璃,欣然勾画出一个百岁老人的轮廓。只见书桌上有一只造型很别致的铜质烟灰缸。对于烟瘾极大的陈鲤庭老先生而言,这只烟缸已经成为他的密友,因为这本来就是密友赵丹送的。这两位合作过多次的“艺术疯子”,好过吵过,彼此欣赏、敬重、惺惺相惜……陈老拿过还剩半包的中华牌香烟,抽出一支,熟练地用打火机点燃,深深吸一口,再慢慢吐出,烟雾顿时弥漫开来,他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往事却越来越清晰……
三次银幕拍档
赵丹和陈鲤庭的第一次银幕合作始于1947年的《遥远的爱》,陈鲤庭的电影处女作,两人相当默契,艺术上互为补充。
当时赵丹刚刚在情感上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打击,郁闷的心情与影片中失败的男主人公差不多,甚至更厉害。《遥远的爱》中男女主人公的分手是因为爱情已经死亡,分别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赵丹与妻子叶露茜却彼此仍然相爱而无法破镜重圆,只能被迫痛苦分手。所以陈鲤庭毫不犹豫地请当时名气和演技都属一流的赵丹主演《遥远的爱》,配上年轻漂亮的秦怡。“老戏骨”赵丹在表演上的确游刃有余,一根司迪克在他手上能翻出不少花样,表现出角色在不同规定情景下的不同心理特征。陈鲤庭曾经对他说:“你能不能贡献点创意给我们啊!”虽是笑言,却也是真话。
《幸福狂想曲》几乎是紧接着《遥远的爱》在同一年问世的作品,可见当时37岁的陈鲤庭精力和创作力都极其旺盛,拍摄速度也出乎意料的快,这在他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部泪水多于笑声的电影,也可以说是最早与减肥有关的中国电影,但并非为了追求时尚,而是挖掘出了草根阶层的血泪和忧愁,真实表现了来上海谋生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只好哪里来回哪里去的穷苦“麻雀”。
国民党控制下的“中电二厂”要筹划“勘乱电影”,陈鲤庭就和他的老搭档、编剧陈白尘相约在法租界的一个咖啡馆,“狂想”出一个勘毒品的乱和卖“消瘦丸”的故事。“减肥”的确是当时上海阔太太们的一种摩登,但是大多数穷人的现状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当《幸福狂想曲》剧组在上海的马路上拍戏时,正遇一支游行队伍,拉出的横幅标语和喊出的口号都是:“我们不是杨女!”原来,国民党搞了个实验,把一个叫“杨女”的女人关在一个玻璃房里,让人们随时可以看见她。杨女不吃东西,照样活着,而且苗条漂亮,意思就是叫穷人不要为米价上涨而造反,饿不至于死……此乃国民党精心挑选的形象大使,提倡“减肥”的活广告,难得他们“狂想”得出。“反饥饿”游行与陈鲤庭正在导演的卖减肥药的戏同时在一条马路上进行,真是太有意思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当时只有32岁的赵丹,生长环境和该片中的主人公也差不多,就是那种上海的窄小弄堂,所以对扮演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小人物有切身体会,而且经历了情感灾难,正是痛苦落魄之时。他放浪形骸不修边幅,脚上的袜子常常不成双,家里的床也是破的,活生生就是一个“志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家里放着画素描写生用的石膏像。陈鲤庭在导演《遥远的爱》时已经充分领教了他的演技,加上赵丹此时此刻的生活状态与角色颇为接近,于是他们就有了第二次合作。这对陈鲤庭和赵丹来说,都是一种幸福:赵丹可以为陈鲤庭的第二部电影加分,而陈鲤庭则为赵丹觅来了一个“天使”,给他吃了一粒“幸福软糖”。
这个天使和幸福软糖就是当时只有22岁的黄宗英,在《幸福狂想曲》里演年轻寡妇月华。
赵丹对黄宗英基本上是一见钟情,影片中他们演情人,事实上她已经成了他心目中的“甜姐儿”。当摄制组将解散时,赵丹把黄宗英请到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且数次挽留要告别的黄宗英,谈不尽的电影艺术、演员修养和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到了不得不分手时,赵丹忽然孩子似地拉住黄宗英,冲动地说:“我不能离开你。生活中再也不能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必须做我的妻子!”就像他当年一把抓住刚与别的男演员演完爱情戏的叶露茜说:“从今以后,我不愿再看见你做别的男人的情人,哪怕是演戏,除非是跟我!”
望着赵丹那双真诚、期待的眼睛,黄宗英果断地说:“好,我回北京办离婚手续!”于是,用黄宗英的话说就是:《幸福狂想曲》变成了“幸福进行曲”,两个心心相印的人成了一对夫妻。这是陈鲤庭做的好事,他几乎每部戏都会推出一个新人,而且每每使作品成为鹊桥。
陈鲤庭拍电影喜欢把什么都设计得很仔细,不像有的导演喜欢让演员随便发挥。黄宗英虽然觉得不习惯,但她不折不扣地照办,直到陈鲤庭点头OK。但赵丹就不同了,他更喜欢即兴发挥,不愿意戴上镣铐跳舞。一次在马路上拍赵丹、顾而已、黄宗英三人兜售“消瘦丸”的戏时,赵丹对某些细节的处理大概超出或者偏离了陈鲤庭的设计,发生了分歧。两个30几岁血气方刚的艺术家先是各述其理,却都无法说服对方,而且互不相让,固执己见,然后就声音越来越响,火气越来越大,吵得不可开交。于是执着碰执着,火山爆发了。最后,陈鲤庭一语惊人:“下次再请你演我的戏就不是人!”赵丹则针锋相对地回敬:“下次再演你的戏就不是人!”拍摄只好暂停,一直闹到“中电二厂”厂方。大家叫黄宗英出面调解,因为这时候大家已经看出一些端倪,明白只有以黄宗英的柔才能克赵丹的刚。黄宗英却平平淡淡回一句话:“别去理他们,吵过了他们自然会好的。”果然,两人冷静下来后,各退一步,也就海阔天空了。戏拍完,陈鲤庭已经忘记之前的气话,对赵丹说:“我下次导戏的时候再请你来演噢!”赵丹也未有丝毫犹豫就首肯了。两人于是冰释前嫌,惺惺相惜,再次愉快合作。先冲突,后和好,这是吃苦后的甜,是更高层次的“和谐”。
其实,陈鲤庭与赵丹的争执,内核可能就是电影与戏剧的冲突。作为已经编过一本电影理论著作、看过无数电影、写过无数影评,而且已经有过一次拍片实践的陈鲤庭,深知电影与戏剧的不同。拍电影,表演必须在导演限定的范畴内进行;而舞台上的每一场戏剧演出,演员都相对拥有更多的连续性表演自由。赵丹正是戏剧表演的高手,电影表演有时候并不能让他过足戏瘾。这种把握表演分寸感的问题非常微妙,不是一下子能说得清楚。陈鲤庭在重庆的时候就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成功导演话剧《屈原》之后,写出了份量很重的文章《演技试论》。
陈鲤庭对赵丹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佩服他是真正的艺术家。后来,赵丹与周恩来也有过争论,为了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不同看法。赵丹认为从小说到电影改坏了,有的地方不符合人物的行为逻辑。周恩来知道后,就把小说和电影都看了一遍,却说电影改编得不错,有教育意义,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当场就跳起来,表示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周总理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也是一家之言嘛!”赵丹这才作罢。陈鲤庭对赵丹直竖大拇指,用今天的话就叫“牛”,居然敢跟总理争论,他就做不到!而赵丹也对陈鲤庭钦佩至极,看过剪辑好的《幸福狂想曲》成片后不得不服陈鲤庭导演手法的高明,所以尽管拍镜头时会发生一点小摩擦,赵丹依然愿意演陈鲤庭导演的戏。
与赵丹言归于好后,陈鲤庭自然也会反思,如何在现场更好地发挥演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挖掘演员的表演潜质,当然这又是一个课题了。也许就因为陈鲤庭要思考的东西太多,他太投入、太兴奋了,以至于出门扬招出租车或三轮车时,竟然还沉浸在拍摄现场的氛围中,只见他头低垂、手高举,大喊一声:“开麦啦!”车夫们却不理他,路人则把他当疯子。这是陈鲤庭的“狂想”,也是他的幸福!
陈鲤庭认为,他解放前导演的三部电影中技巧最熟练灵活的就是《幸福狂想曲》,可惜原拷贝没有保护好,大约已经损坏或者消失了,所以到现在没见出过DVD,其它两部都有。这对中国电影和陈鲤庭本人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损失。
赵丹果然与陈鲤庭尽释前嫌再次合作,这就是《丽人行》。
这部充满爱国热情的影片,既有田汉热烈奔放的特点,也有陈鲤庭清丽细致的风格,在导演艺术上是一部达到一定水平的精心之作。它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尤其是细节的处理真实贴切,赋予影片鲜明的时代色彩。在环境描写、场面镜头的分切与组合、人物造型与动作设计上,陈鲤庭无疑更老练和成熟了。
陈鲤庭让富有苍桑感的上官云珠扮演女工金妹,高贵典雅的沙莉扮演知识女性梁若英,已经有过一次合作、聪明能干的黄宗英扮演革命新女性李新群。然后,配上与黄宗英新婚不久的赵丹,却不与她演一对,而演梁若英的前夫、革命者章玉良;请蓝马演绎戏份颇重的梁若英老公、汉奸银行经理;再搬来“银幕雄狮”张翼当金妹的丈夫,周伯勋之子周峰演李新群的进步丈夫。演员阵容强大,自然能一一体现角色的性格。
赵丹与陈鲤庭继续认真敬业,一丝不苟。在拍摄赵丹与沙莉分别多年重新相见那场戏的第一个镜头时,大家都显得特别慎重。当摄影机位置确定、灯光全部布置好、陈鲤庭就要喊“开麦拉”的时候,现场还有个别照明工人和道具人员在走动,赵丹突然提出需要静一会儿酝酿情绪,就像两个运动员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其中一个要求对方稍等片刻发球,这里还没准备好。于是陈鲤庭只好宣布暂停,全场马上变得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赵丹轻轻地对陈鲤庭说:“可以了。”结果这场戏拍得极为顺利,一气呵成,陈鲤庭很满意,演员们也感觉特别好。
两次合作未遂
解放后,陈鲤庭拍出《人民的巨掌》和《劳动花开》两部电影之后,没有再执过导筒——不是不想,而是不让。而赵丹,全国观众期待他重上银幕,领导和艺术同仁们对赵丹更为关爱,他们顶住重重压力,排除种种困难,希望赵丹再显光彩。柯灵编剧、黄佐临导演的《为了和平》,由赵丹和白杨分别饰演男女主角。同一年,上影厂筹拍明朝名医李时珍的传记片《李时珍》,请陈鲤庭导演,赵丹主演,这对“冤家”又将合作,甚为欢喜。赵丹重又燃起创作热情,为深入角色如痴如狂,在家中大练书法,大画特画国画,寻找古代文人雅士的感觉。他自幼就跟着父亲习练字画,10岁左右就能为店家写斗方匾额,在上海读大学时不听长辈的叮嘱,弃学法律而选择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国画系,师从黄宾虹、潘天寿等习画山水,临摹一张工笔手卷花了一学期!吴作人曾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艺名“赵丹”即出自此,可见其艺术修养之高深,演李时珍非常合适。陈鲤庭则全心全力搜集资料,研究中医理论,不知做了多少准备,写下多少文案。后来,忽然通知陈鲤庭停止工作,另请沈浮导演接手。为什么?组织决定,没有理由,其实是因为陈鲤庭当时组织的一些学术研讨活动犯了“天条”,与火热的大跃进运动“背道而驰”……陈鲤庭只能坦然退出,但无法忘怀主演李时珍的赵丹。沈浮和陈鲤庭是多年知交,他不愿轻松摘桃,因为这是对老朋友的一种心灵摧残。就在领导和好友都为难的时候,陈鲤庭微微一笑打破了尴尬。他与沈浮促膝深谈了一次,竭力说服沈浮代他好好用一用“开麦拉”这支笔。陈鲤庭把为拍《李时珍》而收集的全部资料毫无保留地移交给了沈浮。如此,沈浮还有什么理由不接?这是陈鲤庭捧给他的一颗赤诚之心,即使为了老朋友,他也要尽心尽力地完成拍片任务。而赵丹,又成功塑造了一个光辉的银幕形象——一代名医李时珍,有人甚至认为比他演的武训更为出色,遗憾的是失去了一次再与陈鲤庭合作的机会。
《李时珍》对陈鲤庭而言如过眼烟云,他手一挥,这算不上什么。于是,他又把焦点对准了鲁迅,他要拍一部表现这位“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人,空前的民族英雄”一生的大作——这才是他不做出来不罢休的一件大事!
陈鲤庭非常崇敬鲁迅,早在二三十年代,凡有鲁迅的新作问世,他必读。内山完造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宝地,有一次甚至巧遇鲁迅,但当时的他只能远远地瞻仰。所以,把鲁迅的一生搬上银幕是他的夙愿。1960年,文化部计划拍摄影片《鲁迅传》,预定在1961年9月鲁迅诞辰80周年时公映。天马电影制片厂立即正式立项筹拍,整套班子都已搭好,力量雄厚,非同小可:陈鲤庭担任导演,于伶担任历史顾问,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饰阿Q。白穆当时与影帝金焰、编剧肖温等正在青海察尔汗盐场体验生活,抓一个反映女子采盐队感人事迹的现实电影题材,突然接到“即返沪”的电报,原来陈鲤庭觉得他的脸型有点像段祺瑞,就把他紧急招回。还有蒋天流,陈鲤庭也让她扮演反角——北师大女校长杨荫榆,还特地给了她一整套《鲁迅全传》,让她仔细研读。共同参与的著名演员还有卫禹平、韩非等等。
扮演最重要角色“鲁迅”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赵丹,他和陈鲤庭吵过好过,《李时珍》时擦肩而过,现在终于可以第四次成为拍档了!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周总理十分关心《鲁迅传》的创作,1961年,他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主创人员陈鲤庭、柯灵等人,明确指出:“鲁迅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代。通过拍摄鲁迅的电影,得以收集三个朝代的史料。上集要写到袁世凯,我对袁世凯不熟悉,但北京有熟悉袁世凯的老人,可以访问。下集中如果出现蒋介石,我可以向你们提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蒋介石的来往不少,对他比较熟悉。不要因为他们是人民公敌就不敢碰,挖出‘封资’的老根子才不会割断历史,可以教育后代。”他还指示:“影片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写瞿秋白和鲁迅的战斗友谊,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笔战可以接触一点,某些犹健在的人物一般用假名,除了许广平……”1961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上海视察时也接见了赵丹等艺术家,热情而风趣地笑对赵丹说:“上次你演《武训传》是剃了光头,这次演《鲁迅传》却是要留头发的。”赵丹一下子释然了,放松地对着毛主席哈哈大笑。当天他激动得夜不能寐,提笔给远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的儿子赵茅写信,告知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心情……
但是,要如此全景观地表现鲁迅的一生,难度很大,既要对历史和人物负责,又不能搞得像纪录片,所以《鲁迅传》的前期工作进行得相当慎重,以至于时间拖得很长,剧本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改了又改,上集电影文学剧本完成后在一些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
赵丹看了前几稿后曾跟《马路天使》时就合作过的老朋友钱千里说:“没戏,像报流水账。”陈鲤庭、、赵丹等等都很痛苦,就想尽办法加强戏剧性,比如鲁迅和许广平的情节等等。他们采访了许广平、李立三、周建人、沈尹默、夏衍、邵荃麟、林默涵、茅盾、阳翰笙、巴金、于伶、瞿白音、张骏祥、胡愈之、李霁野、张天翼、楼适夷、阿英、丁西林、沈从文、冯乃超、欧阳山、苏怡、魏金枝、杜宣、姚蓬子等50几位相关人士,广泛征求意见,整理成册的访谈记录比剧本厚得多。
许广平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细节:那天学生举行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在队伍中扛大旗的刘和珍被子弹射穿左胸当场死亡,杨德群和张静淑为了搀扶她和掩护小学生也相继中弹;而许广平因为帮鲁迅抄写《坟》的稿子而未参加那次游行,结果逃过一劫。这让陈鲤庭在表现这段情节时有了更为丰富真实的现场感。
还有,有次鲁迅去看瞿秋白,车还没到,他就在马路边上席地而坐等车;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瞿秋白住在鲁迅家里,鲁迅有次回家时故意脱下鞋子拿在手里,悄悄地上楼,不发出一点声音,然后打开门吓瞿秋白一跳。鲁迅就为了获得这瞬间的快感,说明他挺有幽默感的,并非人们概念中的那样一直昂首挺胸、横眉冷对的样子。陈鲤庭和陈白尘高兴极了,一心一意要把这两个细节加到电影里去。却不料后来这竟然成为他们的罪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赵丹和陈鲤庭一起为这事挨斗,说他们诋毁、丑化鲁迅……
而作为兄弟,周建人无疑对鲁迅的生活习惯更为熟知。他提供了一个与鲁迅烟瘾有关的趣闻。鲁迅烟瘾很大,一天要抽50支,尤其是晚上,不停地抽。他住在大陆新村时整夜写作、整夜抽烟,有一次小偷跑进来,想等主人睡后偷东西,不料一直等到天亮,鲁迅还没熄灯睡觉,屋里烟雾腾腾,小偷失望至极,就恶作剧地在灶间内拉了大便而去……陈鲤庭听得这个笑话甚为欣慰,他所崇拜的鲁迅先生原来与他同为烟枪,烟瘾有得一拼,以此为荣。
为了进一步走近鲁迅,陈鲤庭、赵丹他们赴鲁迅故乡绍兴体验生活。1960年、1961年去了两次,访问了昔日闰土的后代,踏遍了绍兴的山山水水。从百草园、三味书屋,到划乌篷船、听社戏、偷豆子、糊风筝,赵丹都细心琢磨。他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去洋楼下面捉蟋蟀,并买了蛐蛐罐和蝈蝈笼……这些剧本上没写到的细节,却都属于赵丹想象的范畴。他认为,想得越具体、越丰富,人物才能越饱满,他把鲁迅一辈子的遭遇理了几遍,力求做到举手投足、言语顾盼都像鲁迅。赵丹说,他要将鲁迅还原为“可爱的有乡下人气的天真长者”。
为了使自己从精神到行为更像鲁迅,赵丹几近疯狂,他等不及人物造型图出来就一头钻进上影厂服装仓库,自己去搜寻鲁迅那样的从里到外的衣裤鞋袜。他把一身“鲁迅的衣裳”穿回了家,想用这种方式体验鲁迅的日常生活习惯。他先是把家里变成“鲁迅的书房”,仅有的一张写字台上摆满了鲁迅用的毛笔、墨盒、八行红格纸,还有浆糊、竹条、瓦片、风筝。他认真地练着手艺,觉得鲁迅既然热心于木刻版画运动、时常亲自动手装订书籍和画册、补裱残旧古书等,那么其手工必是很巧的,肯定糊得一手好风筝和带红眼珠的兔子灯,这样可以避免仅仅表现他写了又写的乏味。从此,赵丹只用“金不换”毛笔写字;抽香烟都抽到根;而且,除了用小酒盅喝绍兴黄酒,不再喝其它的酒。
后来,赵丹又主动要求单独给他一个房间,便于研究关于鲁迅的资料,为表演做准备。陈鲤庭就把他安排在上影招待所四楼面朝东南的大房间,让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任申、冯笑、孙永平等青年演员配合他排练。于是,赵丹把这间房子布置成鲁迅先生的卧室兼书房,暂时没有了家的概念,暂时忘记了黄宗英和儿女们,吃、住都在这间斗室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赵丹把自己关在里面,翻阅了大量有关鲁迅的资料和专著,反复思考鲁迅的一举一动,仔细琢磨鲁迅的形象,自己化妆。其实他的脸型和鲁迅并不一样,他比较圆一些。于是他就减肥,硬把自己饿得颧骨突出、两腮瘦陷,脸就显得长了,加上留起鲁迅式胡子、穿鲁迅式长衫、学鲁迅式腔调。渐渐地,他真的越来越像鲁迅了,不仅是相貌、装束,而且在神态、气质上都惟妙惟肖。至于用毛笔写诗,在一张又一张的宣纸上涂画,寻找感觉,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比起《李时珍》那时候的疯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鲤庭和赵丹都同意当时周扬定的调子:“不要把鲁迅的起点定得太高。要把他写成个文学家,不要写成个政治活动家。”1961年,赵丹在北京还为《人民中国》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其中删节了毛主席对鲁迅的三个“家”、五个“最”的高度历史评价。他当时在笔记本上写道:“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其实这也正是陈鲤庭考虑的。为了这句“反动透顶的话”,赵丹在“文革”中差一点被活活打死。赵丹后来在他自己的书《地狱之门》中写道:“我说‘必须要忘掉几个伟大’,不过是演员如何进入角色的技巧途径而已,与对领袖的尊重与否是完全不搭界的。”
《鲁迅传》经过三年的筹备,终于渐趋成熟,每个人物的定装照都出来了,只等陈鲤庭一声“开麦拉”。赵丹是个急性子,一再催促“该上场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即将宣布正式开拍的1963年3月初,陈鲤庭垂头丧气地赶到摄制组,给大家带来一个“噩耗”——辛辛苦苦筹备了三年的《鲁迅传》停拍!这个晴天霹雳打得大家晕头转向,尤其是陈鲤庭和赵丹。这时候的赵丹脑中一片空白,眼前一阵发黑,耳边一阵轰鸣。为什么?他抓住陈鲤庭想知道究竟。为什么?陈鲤庭也想问,但他只会摇头,无奈地告诉大家,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支持拍《鲁迅传》,可是他的上级——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的口号是“大写十三年、大演十三年”,由于鲁迅不是解放后的新生事物,这个选题就被“派斯”了!
赵丹痛哭流涕地剃去留了很久的鲁迅式胡子,颤抖着脱下随时可以入戏的鲁迅式长袍、布鞋,黯然地离开那间几乎已成他生命一部分的斗室。他打电话给张瑞芳说要跟她谈谈,可是张瑞芳等了他很长时间就是不见人影。不一会儿,张瑞芳家的电话铃声又响了,她拿起听筒,听到的是痛苦至极的喘息声,赵丹嘶哑着说,他一个人在淮海路上毫无目的地走了一个半小时,已经到了张瑞芳家楼下,却又不想上来和她谈什么了,因为不知道谈什么好!张瑞芳理解他的心情,只能劝他,还是来谈谈吧,心里的郁闷和别人讲讲总会痛快一些。可是,赵丹最终还是默默地离开了……
如果说赵丹的伤心有点歇斯底里,那么原本就身体欠佳的陈鲤庭则是文诌诌地经受着深度伤害,气得一病不起,长住医院。陈鲤庭的肝病终究会痊愈,但他的心病永远都不可能痊愈了,因为筹拍《鲁迅传》三年未果是他终身的遗憾和伤痛。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这时候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关注《鲁迅传》的进展情况。1963年4月25日,他利用来上海开会的机会,想让赵丹去见他,可是赵丹已被迫去了福州农场,创作一部歌颂现实的新片《青山恋》。周恩来便打电话给张瑞芳,询问赵丹的情况:“听说他心里有别扭,是不是为创作的事情?”张瑞芳回答:“过去他对现代题材不够注意,现在突然去抓十三年的内容,缺乏生活基础。”周恩来关切地问,“那《鲁迅传》还搞不搞啦?”张瑞芳只好如实相告:“导演陈鲤庭还在医院,厂里也没有安排。”周总理明白了,非常惋惜地说:“也不能全部丢了,毕竟已经下了许多功夫。”周总理的话似乎给了大家一个希望——《鲁迅传》将来还有可能开拍……
1964年,上海文艺界开始了又一轮运动,当时上海的“文化领导”张春桥把斗争焦点对准了《鲁迅传》,因为这个组集聚了一大批全国电影、话剧界的精英。他跑到上影厂,叫嚷《鲁迅传》摄制组是个“烂掉的组”,这个组的支部也是一个“烂掉的支部”!这等于彻底宣判了《鲁迅传》的死刑。赵丹因为要扮演鲁迅,莫名其妙地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和他13年前扮演武训时遭到的境遇何其相似。赵丹只能对天长叹:我演鲁迅何罪之有?!直到“文革”结束,甚至直到1980年赵丹逝世前夕,他仍念念不忘《鲁迅传》。在有一年的春节电视联欢大会上,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秦怡等等一一献艺之后,舞台上灯光渐暗,雪花飘舞,只见“鲁迅先生”撑着油布伞从远处慢慢走来,站定之后,收伞、灯亮——原来竟是赵丹,哗——全场立刻掌声雷动!赵丹这算是过了一把公开扮演鲁迅的瘾,圆了一小块他的梦……
“文革”的时候,陈鲤庭、赵丹和大批电影艺术家一样被赶到农场去劳动,陈鲤庭身体不好,不适宜做重活,就叫他负责驱赶稻田里的麻雀。而赵丹身体棒,就叫他挑粪担。陈鲤庭在田梗上遇到吃力地挑着粪担的赵丹,只见他被重量压得弯了腰,舞台和银幕上生龙活虎的那个阿丹不见了,“作孽啊,演技这么好的演员在做这种事情……”他对着一帮老朋友只会摇头。
前两年,当陈鲤庭得知上影集团终于把鲁迅逝世前一段经历搬上银幕的消息,欣喜莫名、感慨万分:“聪明啊,这样弄省事多啦!”可他还是摇头,狠狠抽一口烟,为他和赵丹的终身遗憾而连连叹息……
30年代就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的陈鲤庭,曾组织并主持“骆驼演剧队”,从事进步的学校剧运和工人剧运,并在上海《晨报》、《民报》上撰写大量戏剧、电影评论文章,翻译介绍苏联的电影理论,直至写出中国第一部电影理论著作《电影轨范》。
1946年后陈鲤庭相继任中电二厂导演、上海昆仑影业公司艺委会主任兼导演,编导了批判现实主义影片《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与陈白尘合作编剧)、《丽人行》(与田汉合作编剧)等,艺术风格清丽、细腻、流畅,广受好评。
建国后陈鲤庭导演了《人民的巨掌》和《劳动花开》两部电影,创办并主持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1957年后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兼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副主任兼导演。60年代筹拍《鲁迅传》、70年代筹拍《大风歌》均因政治原因未果,成为他的终身遗憾。
陈鲤庭是历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历届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四届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为他颁发“中国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金奖。
此时此刻,阳光兴奋地透过上海复兴西路上一幢老式洋房六楼的玻璃,欣然勾画出一个百岁老人的轮廓。只见书桌上有一只造型很别致的铜质烟灰缸。对于烟瘾极大的陈鲤庭老先生而言,这只烟缸已经成为他的密友,因为这本来就是密友赵丹送的。这两位合作过多次的“艺术疯子”,好过吵过,彼此欣赏、敬重、惺惺相惜……陈老拿过还剩半包的中华牌香烟,抽出一支,熟练地用打火机点燃,深深吸一口,再慢慢吐出,烟雾顿时弥漫开来,他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往事却越来越清晰……
三次银幕拍档
赵丹和陈鲤庭的第一次银幕合作始于1947年的《遥远的爱》,陈鲤庭的电影处女作,两人相当默契,艺术上互为补充。
当时赵丹刚刚在情感上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打击,郁闷的心情与影片中失败的男主人公差不多,甚至更厉害。《遥远的爱》中男女主人公的分手是因为爱情已经死亡,分别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赵丹与妻子叶露茜却彼此仍然相爱而无法破镜重圆,只能被迫痛苦分手。所以陈鲤庭毫不犹豫地请当时名气和演技都属一流的赵丹主演《遥远的爱》,配上年轻漂亮的秦怡。“老戏骨”赵丹在表演上的确游刃有余,一根司迪克在他手上能翻出不少花样,表现出角色在不同规定情景下的不同心理特征。陈鲤庭曾经对他说:“你能不能贡献点创意给我们啊!”虽是笑言,却也是真话。
《幸福狂想曲》几乎是紧接着《遥远的爱》在同一年问世的作品,可见当时37岁的陈鲤庭精力和创作力都极其旺盛,拍摄速度也出乎意料的快,这在他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部泪水多于笑声的电影,也可以说是最早与减肥有关的中国电影,但并非为了追求时尚,而是挖掘出了草根阶层的血泪和忧愁,真实表现了来上海谋生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只好哪里来回哪里去的穷苦“麻雀”。
国民党控制下的“中电二厂”要筹划“勘乱电影”,陈鲤庭就和他的老搭档、编剧陈白尘相约在法租界的一个咖啡馆,“狂想”出一个勘毒品的乱和卖“消瘦丸”的故事。“减肥”的确是当时上海阔太太们的一种摩登,但是大多数穷人的现状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当《幸福狂想曲》剧组在上海的马路上拍戏时,正遇一支游行队伍,拉出的横幅标语和喊出的口号都是:“我们不是杨女!”原来,国民党搞了个实验,把一个叫“杨女”的女人关在一个玻璃房里,让人们随时可以看见她。杨女不吃东西,照样活着,而且苗条漂亮,意思就是叫穷人不要为米价上涨而造反,饿不至于死……此乃国民党精心挑选的形象大使,提倡“减肥”的活广告,难得他们“狂想”得出。“反饥饿”游行与陈鲤庭正在导演的卖减肥药的戏同时在一条马路上进行,真是太有意思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当时只有32岁的赵丹,生长环境和该片中的主人公也差不多,就是那种上海的窄小弄堂,所以对扮演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小人物有切身体会,而且经历了情感灾难,正是痛苦落魄之时。他放浪形骸不修边幅,脚上的袜子常常不成双,家里的床也是破的,活生生就是一个“志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家里放着画素描写生用的石膏像。陈鲤庭在导演《遥远的爱》时已经充分领教了他的演技,加上赵丹此时此刻的生活状态与角色颇为接近,于是他们就有了第二次合作。这对陈鲤庭和赵丹来说,都是一种幸福:赵丹可以为陈鲤庭的第二部电影加分,而陈鲤庭则为赵丹觅来了一个“天使”,给他吃了一粒“幸福软糖”。
这个天使和幸福软糖就是当时只有22岁的黄宗英,在《幸福狂想曲》里演年轻寡妇月华。
赵丹对黄宗英基本上是一见钟情,影片中他们演情人,事实上她已经成了他心目中的“甜姐儿”。当摄制组将解散时,赵丹把黄宗英请到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且数次挽留要告别的黄宗英,谈不尽的电影艺术、演员修养和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到了不得不分手时,赵丹忽然孩子似地拉住黄宗英,冲动地说:“我不能离开你。生活中再也不能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必须做我的妻子!”就像他当年一把抓住刚与别的男演员演完爱情戏的叶露茜说:“从今以后,我不愿再看见你做别的男人的情人,哪怕是演戏,除非是跟我!”
望着赵丹那双真诚、期待的眼睛,黄宗英果断地说:“好,我回北京办离婚手续!”于是,用黄宗英的话说就是:《幸福狂想曲》变成了“幸福进行曲”,两个心心相印的人成了一对夫妻。这是陈鲤庭做的好事,他几乎每部戏都会推出一个新人,而且每每使作品成为鹊桥。
陈鲤庭拍电影喜欢把什么都设计得很仔细,不像有的导演喜欢让演员随便发挥。黄宗英虽然觉得不习惯,但她不折不扣地照办,直到陈鲤庭点头OK。但赵丹就不同了,他更喜欢即兴发挥,不愿意戴上镣铐跳舞。一次在马路上拍赵丹、顾而已、黄宗英三人兜售“消瘦丸”的戏时,赵丹对某些细节的处理大概超出或者偏离了陈鲤庭的设计,发生了分歧。两个30几岁血气方刚的艺术家先是各述其理,却都无法说服对方,而且互不相让,固执己见,然后就声音越来越响,火气越来越大,吵得不可开交。于是执着碰执着,火山爆发了。最后,陈鲤庭一语惊人:“下次再请你演我的戏就不是人!”赵丹则针锋相对地回敬:“下次再演你的戏就不是人!”拍摄只好暂停,一直闹到“中电二厂”厂方。大家叫黄宗英出面调解,因为这时候大家已经看出一些端倪,明白只有以黄宗英的柔才能克赵丹的刚。黄宗英却平平淡淡回一句话:“别去理他们,吵过了他们自然会好的。”果然,两人冷静下来后,各退一步,也就海阔天空了。戏拍完,陈鲤庭已经忘记之前的气话,对赵丹说:“我下次导戏的时候再请你来演噢!”赵丹也未有丝毫犹豫就首肯了。两人于是冰释前嫌,惺惺相惜,再次愉快合作。先冲突,后和好,这是吃苦后的甜,是更高层次的“和谐”。
其实,陈鲤庭与赵丹的争执,内核可能就是电影与戏剧的冲突。作为已经编过一本电影理论著作、看过无数电影、写过无数影评,而且已经有过一次拍片实践的陈鲤庭,深知电影与戏剧的不同。拍电影,表演必须在导演限定的范畴内进行;而舞台上的每一场戏剧演出,演员都相对拥有更多的连续性表演自由。赵丹正是戏剧表演的高手,电影表演有时候并不能让他过足戏瘾。这种把握表演分寸感的问题非常微妙,不是一下子能说得清楚。陈鲤庭在重庆的时候就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成功导演话剧《屈原》之后,写出了份量很重的文章《演技试论》。
陈鲤庭对赵丹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佩服他是真正的艺术家。后来,赵丹与周恩来也有过争论,为了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不同看法。赵丹认为从小说到电影改坏了,有的地方不符合人物的行为逻辑。周恩来知道后,就把小说和电影都看了一遍,却说电影改编得不错,有教育意义,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当场就跳起来,表示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周总理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也是一家之言嘛!”赵丹这才作罢。陈鲤庭对赵丹直竖大拇指,用今天的话就叫“牛”,居然敢跟总理争论,他就做不到!而赵丹也对陈鲤庭钦佩至极,看过剪辑好的《幸福狂想曲》成片后不得不服陈鲤庭导演手法的高明,所以尽管拍镜头时会发生一点小摩擦,赵丹依然愿意演陈鲤庭导演的戏。
与赵丹言归于好后,陈鲤庭自然也会反思,如何在现场更好地发挥演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挖掘演员的表演潜质,当然这又是一个课题了。也许就因为陈鲤庭要思考的东西太多,他太投入、太兴奋了,以至于出门扬招出租车或三轮车时,竟然还沉浸在拍摄现场的氛围中,只见他头低垂、手高举,大喊一声:“开麦啦!”车夫们却不理他,路人则把他当疯子。这是陈鲤庭的“狂想”,也是他的幸福!
陈鲤庭认为,他解放前导演的三部电影中技巧最熟练灵活的就是《幸福狂想曲》,可惜原拷贝没有保护好,大约已经损坏或者消失了,所以到现在没见出过DVD,其它两部都有。这对中国电影和陈鲤庭本人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损失。
赵丹果然与陈鲤庭尽释前嫌再次合作,这就是《丽人行》。
这部充满爱国热情的影片,既有田汉热烈奔放的特点,也有陈鲤庭清丽细致的风格,在导演艺术上是一部达到一定水平的精心之作。它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尤其是细节的处理真实贴切,赋予影片鲜明的时代色彩。在环境描写、场面镜头的分切与组合、人物造型与动作设计上,陈鲤庭无疑更老练和成熟了。
陈鲤庭让富有苍桑感的上官云珠扮演女工金妹,高贵典雅的沙莉扮演知识女性梁若英,已经有过一次合作、聪明能干的黄宗英扮演革命新女性李新群。然后,配上与黄宗英新婚不久的赵丹,却不与她演一对,而演梁若英的前夫、革命者章玉良;请蓝马演绎戏份颇重的梁若英老公、汉奸银行经理;再搬来“银幕雄狮”张翼当金妹的丈夫,周伯勋之子周峰演李新群的进步丈夫。演员阵容强大,自然能一一体现角色的性格。
赵丹与陈鲤庭继续认真敬业,一丝不苟。在拍摄赵丹与沙莉分别多年重新相见那场戏的第一个镜头时,大家都显得特别慎重。当摄影机位置确定、灯光全部布置好、陈鲤庭就要喊“开麦拉”的时候,现场还有个别照明工人和道具人员在走动,赵丹突然提出需要静一会儿酝酿情绪,就像两个运动员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其中一个要求对方稍等片刻发球,这里还没准备好。于是陈鲤庭只好宣布暂停,全场马上变得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赵丹轻轻地对陈鲤庭说:“可以了。”结果这场戏拍得极为顺利,一气呵成,陈鲤庭很满意,演员们也感觉特别好。
两次合作未遂
解放后,陈鲤庭拍出《人民的巨掌》和《劳动花开》两部电影之后,没有再执过导筒——不是不想,而是不让。而赵丹,全国观众期待他重上银幕,领导和艺术同仁们对赵丹更为关爱,他们顶住重重压力,排除种种困难,希望赵丹再显光彩。柯灵编剧、黄佐临导演的《为了和平》,由赵丹和白杨分别饰演男女主角。同一年,上影厂筹拍明朝名医李时珍的传记片《李时珍》,请陈鲤庭导演,赵丹主演,这对“冤家”又将合作,甚为欢喜。赵丹重又燃起创作热情,为深入角色如痴如狂,在家中大练书法,大画特画国画,寻找古代文人雅士的感觉。他自幼就跟着父亲习练字画,10岁左右就能为店家写斗方匾额,在上海读大学时不听长辈的叮嘱,弃学法律而选择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国画系,师从黄宾虹、潘天寿等习画山水,临摹一张工笔手卷花了一学期!吴作人曾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艺名“赵丹”即出自此,可见其艺术修养之高深,演李时珍非常合适。陈鲤庭则全心全力搜集资料,研究中医理论,不知做了多少准备,写下多少文案。后来,忽然通知陈鲤庭停止工作,另请沈浮导演接手。为什么?组织决定,没有理由,其实是因为陈鲤庭当时组织的一些学术研讨活动犯了“天条”,与火热的大跃进运动“背道而驰”……陈鲤庭只能坦然退出,但无法忘怀主演李时珍的赵丹。沈浮和陈鲤庭是多年知交,他不愿轻松摘桃,因为这是对老朋友的一种心灵摧残。就在领导和好友都为难的时候,陈鲤庭微微一笑打破了尴尬。他与沈浮促膝深谈了一次,竭力说服沈浮代他好好用一用“开麦拉”这支笔。陈鲤庭把为拍《李时珍》而收集的全部资料毫无保留地移交给了沈浮。如此,沈浮还有什么理由不接?这是陈鲤庭捧给他的一颗赤诚之心,即使为了老朋友,他也要尽心尽力地完成拍片任务。而赵丹,又成功塑造了一个光辉的银幕形象——一代名医李时珍,有人甚至认为比他演的武训更为出色,遗憾的是失去了一次再与陈鲤庭合作的机会。
《李时珍》对陈鲤庭而言如过眼烟云,他手一挥,这算不上什么。于是,他又把焦点对准了鲁迅,他要拍一部表现这位“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人,空前的民族英雄”一生的大作——这才是他不做出来不罢休的一件大事!
陈鲤庭非常崇敬鲁迅,早在二三十年代,凡有鲁迅的新作问世,他必读。内山完造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宝地,有一次甚至巧遇鲁迅,但当时的他只能远远地瞻仰。所以,把鲁迅的一生搬上银幕是他的夙愿。1960年,文化部计划拍摄影片《鲁迅传》,预定在1961年9月鲁迅诞辰80周年时公映。天马电影制片厂立即正式立项筹拍,整套班子都已搭好,力量雄厚,非同小可:陈鲤庭担任导演,于伶担任历史顾问,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饰阿Q。白穆当时与影帝金焰、编剧肖温等正在青海察尔汗盐场体验生活,抓一个反映女子采盐队感人事迹的现实电影题材,突然接到“即返沪”的电报,原来陈鲤庭觉得他的脸型有点像段祺瑞,就把他紧急招回。还有蒋天流,陈鲤庭也让她扮演反角——北师大女校长杨荫榆,还特地给了她一整套《鲁迅全传》,让她仔细研读。共同参与的著名演员还有卫禹平、韩非等等。
扮演最重要角色“鲁迅”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赵丹,他和陈鲤庭吵过好过,《李时珍》时擦肩而过,现在终于可以第四次成为拍档了!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周总理十分关心《鲁迅传》的创作,1961年,他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主创人员陈鲤庭、柯灵等人,明确指出:“鲁迅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代。通过拍摄鲁迅的电影,得以收集三个朝代的史料。上集要写到袁世凯,我对袁世凯不熟悉,但北京有熟悉袁世凯的老人,可以访问。下集中如果出现蒋介石,我可以向你们提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蒋介石的来往不少,对他比较熟悉。不要因为他们是人民公敌就不敢碰,挖出‘封资’的老根子才不会割断历史,可以教育后代。”他还指示:“影片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写瞿秋白和鲁迅的战斗友谊,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笔战可以接触一点,某些犹健在的人物一般用假名,除了许广平……”1961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上海视察时也接见了赵丹等艺术家,热情而风趣地笑对赵丹说:“上次你演《武训传》是剃了光头,这次演《鲁迅传》却是要留头发的。”赵丹一下子释然了,放松地对着毛主席哈哈大笑。当天他激动得夜不能寐,提笔给远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的儿子赵茅写信,告知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心情……
但是,要如此全景观地表现鲁迅的一生,难度很大,既要对历史和人物负责,又不能搞得像纪录片,所以《鲁迅传》的前期工作进行得相当慎重,以至于时间拖得很长,剧本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改了又改,上集电影文学剧本完成后在一些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
赵丹看了前几稿后曾跟《马路天使》时就合作过的老朋友钱千里说:“没戏,像报流水账。”陈鲤庭、、赵丹等等都很痛苦,就想尽办法加强戏剧性,比如鲁迅和许广平的情节等等。他们采访了许广平、李立三、周建人、沈尹默、夏衍、邵荃麟、林默涵、茅盾、阳翰笙、巴金、于伶、瞿白音、张骏祥、胡愈之、李霁野、张天翼、楼适夷、阿英、丁西林、沈从文、冯乃超、欧阳山、苏怡、魏金枝、杜宣、姚蓬子等50几位相关人士,广泛征求意见,整理成册的访谈记录比剧本厚得多。
许广平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细节:那天学生举行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在队伍中扛大旗的刘和珍被子弹射穿左胸当场死亡,杨德群和张静淑为了搀扶她和掩护小学生也相继中弹;而许广平因为帮鲁迅抄写《坟》的稿子而未参加那次游行,结果逃过一劫。这让陈鲤庭在表现这段情节时有了更为丰富真实的现场感。
还有,有次鲁迅去看瞿秋白,车还没到,他就在马路边上席地而坐等车;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瞿秋白住在鲁迅家里,鲁迅有次回家时故意脱下鞋子拿在手里,悄悄地上楼,不发出一点声音,然后打开门吓瞿秋白一跳。鲁迅就为了获得这瞬间的快感,说明他挺有幽默感的,并非人们概念中的那样一直昂首挺胸、横眉冷对的样子。陈鲤庭和陈白尘高兴极了,一心一意要把这两个细节加到电影里去。却不料后来这竟然成为他们的罪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赵丹和陈鲤庭一起为这事挨斗,说他们诋毁、丑化鲁迅……
而作为兄弟,周建人无疑对鲁迅的生活习惯更为熟知。他提供了一个与鲁迅烟瘾有关的趣闻。鲁迅烟瘾很大,一天要抽50支,尤其是晚上,不停地抽。他住在大陆新村时整夜写作、整夜抽烟,有一次小偷跑进来,想等主人睡后偷东西,不料一直等到天亮,鲁迅还没熄灯睡觉,屋里烟雾腾腾,小偷失望至极,就恶作剧地在灶间内拉了大便而去……陈鲤庭听得这个笑话甚为欣慰,他所崇拜的鲁迅先生原来与他同为烟枪,烟瘾有得一拼,以此为荣。
为了进一步走近鲁迅,陈鲤庭、赵丹他们赴鲁迅故乡绍兴体验生活。1960年、1961年去了两次,访问了昔日闰土的后代,踏遍了绍兴的山山水水。从百草园、三味书屋,到划乌篷船、听社戏、偷豆子、糊风筝,赵丹都细心琢磨。他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去洋楼下面捉蟋蟀,并买了蛐蛐罐和蝈蝈笼……这些剧本上没写到的细节,却都属于赵丹想象的范畴。他认为,想得越具体、越丰富,人物才能越饱满,他把鲁迅一辈子的遭遇理了几遍,力求做到举手投足、言语顾盼都像鲁迅。赵丹说,他要将鲁迅还原为“可爱的有乡下人气的天真长者”。
为了使自己从精神到行为更像鲁迅,赵丹几近疯狂,他等不及人物造型图出来就一头钻进上影厂服装仓库,自己去搜寻鲁迅那样的从里到外的衣裤鞋袜。他把一身“鲁迅的衣裳”穿回了家,想用这种方式体验鲁迅的日常生活习惯。他先是把家里变成“鲁迅的书房”,仅有的一张写字台上摆满了鲁迅用的毛笔、墨盒、八行红格纸,还有浆糊、竹条、瓦片、风筝。他认真地练着手艺,觉得鲁迅既然热心于木刻版画运动、时常亲自动手装订书籍和画册、补裱残旧古书等,那么其手工必是很巧的,肯定糊得一手好风筝和带红眼珠的兔子灯,这样可以避免仅仅表现他写了又写的乏味。从此,赵丹只用“金不换”毛笔写字;抽香烟都抽到根;而且,除了用小酒盅喝绍兴黄酒,不再喝其它的酒。
后来,赵丹又主动要求单独给他一个房间,便于研究关于鲁迅的资料,为表演做准备。陈鲤庭就把他安排在上影招待所四楼面朝东南的大房间,让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任申、冯笑、孙永平等青年演员配合他排练。于是,赵丹把这间房子布置成鲁迅先生的卧室兼书房,暂时没有了家的概念,暂时忘记了黄宗英和儿女们,吃、住都在这间斗室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赵丹把自己关在里面,翻阅了大量有关鲁迅的资料和专著,反复思考鲁迅的一举一动,仔细琢磨鲁迅的形象,自己化妆。其实他的脸型和鲁迅并不一样,他比较圆一些。于是他就减肥,硬把自己饿得颧骨突出、两腮瘦陷,脸就显得长了,加上留起鲁迅式胡子、穿鲁迅式长衫、学鲁迅式腔调。渐渐地,他真的越来越像鲁迅了,不仅是相貌、装束,而且在神态、气质上都惟妙惟肖。至于用毛笔写诗,在一张又一张的宣纸上涂画,寻找感觉,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比起《李时珍》那时候的疯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鲤庭和赵丹都同意当时周扬定的调子:“不要把鲁迅的起点定得太高。要把他写成个文学家,不要写成个政治活动家。”1961年,赵丹在北京还为《人民中国》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其中删节了毛主席对鲁迅的三个“家”、五个“最”的高度历史评价。他当时在笔记本上写道:“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其实这也正是陈鲤庭考虑的。为了这句“反动透顶的话”,赵丹在“文革”中差一点被活活打死。赵丹后来在他自己的书《地狱之门》中写道:“我说‘必须要忘掉几个伟大’,不过是演员如何进入角色的技巧途径而已,与对领袖的尊重与否是完全不搭界的。”
《鲁迅传》经过三年的筹备,终于渐趋成熟,每个人物的定装照都出来了,只等陈鲤庭一声“开麦拉”。赵丹是个急性子,一再催促“该上场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即将宣布正式开拍的1963年3月初,陈鲤庭垂头丧气地赶到摄制组,给大家带来一个“噩耗”——辛辛苦苦筹备了三年的《鲁迅传》停拍!这个晴天霹雳打得大家晕头转向,尤其是陈鲤庭和赵丹。这时候的赵丹脑中一片空白,眼前一阵发黑,耳边一阵轰鸣。为什么?他抓住陈鲤庭想知道究竟。为什么?陈鲤庭也想问,但他只会摇头,无奈地告诉大家,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支持拍《鲁迅传》,可是他的上级——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的口号是“大写十三年、大演十三年”,由于鲁迅不是解放后的新生事物,这个选题就被“派斯”了!
赵丹痛哭流涕地剃去留了很久的鲁迅式胡子,颤抖着脱下随时可以入戏的鲁迅式长袍、布鞋,黯然地离开那间几乎已成他生命一部分的斗室。他打电话给张瑞芳说要跟她谈谈,可是张瑞芳等了他很长时间就是不见人影。不一会儿,张瑞芳家的电话铃声又响了,她拿起听筒,听到的是痛苦至极的喘息声,赵丹嘶哑着说,他一个人在淮海路上毫无目的地走了一个半小时,已经到了张瑞芳家楼下,却又不想上来和她谈什么了,因为不知道谈什么好!张瑞芳理解他的心情,只能劝他,还是来谈谈吧,心里的郁闷和别人讲讲总会痛快一些。可是,赵丹最终还是默默地离开了……
如果说赵丹的伤心有点歇斯底里,那么原本就身体欠佳的陈鲤庭则是文诌诌地经受着深度伤害,气得一病不起,长住医院。陈鲤庭的肝病终究会痊愈,但他的心病永远都不可能痊愈了,因为筹拍《鲁迅传》三年未果是他终身的遗憾和伤痛。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这时候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关注《鲁迅传》的进展情况。1963年4月25日,他利用来上海开会的机会,想让赵丹去见他,可是赵丹已被迫去了福州农场,创作一部歌颂现实的新片《青山恋》。周恩来便打电话给张瑞芳,询问赵丹的情况:“听说他心里有别扭,是不是为创作的事情?”张瑞芳回答:“过去他对现代题材不够注意,现在突然去抓十三年的内容,缺乏生活基础。”周恩来关切地问,“那《鲁迅传》还搞不搞啦?”张瑞芳只好如实相告:“导演陈鲤庭还在医院,厂里也没有安排。”周总理明白了,非常惋惜地说:“也不能全部丢了,毕竟已经下了许多功夫。”周总理的话似乎给了大家一个希望——《鲁迅传》将来还有可能开拍……
1964年,上海文艺界开始了又一轮运动,当时上海的“文化领导”张春桥把斗争焦点对准了《鲁迅传》,因为这个组集聚了一大批全国电影、话剧界的精英。他跑到上影厂,叫嚷《鲁迅传》摄制组是个“烂掉的组”,这个组的支部也是一个“烂掉的支部”!这等于彻底宣判了《鲁迅传》的死刑。赵丹因为要扮演鲁迅,莫名其妙地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和他13年前扮演武训时遭到的境遇何其相似。赵丹只能对天长叹:我演鲁迅何罪之有?!直到“文革”结束,甚至直到1980年赵丹逝世前夕,他仍念念不忘《鲁迅传》。在有一年的春节电视联欢大会上,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秦怡等等一一献艺之后,舞台上灯光渐暗,雪花飘舞,只见“鲁迅先生”撑着油布伞从远处慢慢走来,站定之后,收伞、灯亮——原来竟是赵丹,哗——全场立刻掌声雷动!赵丹这算是过了一把公开扮演鲁迅的瘾,圆了一小块他的梦……
“文革”的时候,陈鲤庭、赵丹和大批电影艺术家一样被赶到农场去劳动,陈鲤庭身体不好,不适宜做重活,就叫他负责驱赶稻田里的麻雀。而赵丹身体棒,就叫他挑粪担。陈鲤庭在田梗上遇到吃力地挑着粪担的赵丹,只见他被重量压得弯了腰,舞台和银幕上生龙活虎的那个阿丹不见了,“作孽啊,演技这么好的演员在做这种事情……”他对着一帮老朋友只会摇头。
前两年,当陈鲤庭得知上影集团终于把鲁迅逝世前一段经历搬上银幕的消息,欣喜莫名、感慨万分:“聪明啊,这样弄省事多啦!”可他还是摇头,狠狠抽一口烟,为他和赵丹的终身遗憾而连连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