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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民国以来，秦汉史领域研究已是精耕细作，对东汉安顺之际党锢之祸研究更是显得题无剩义。故20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尤需精细梳理，以求廓清脉络，继往开来。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等人在学界提倡“新史学”，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列主义历史观在史学领域作用显著。
【关键词】：党锢之祸；20世纪初；综述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传入中国，史学领域考据义理辞章的传统开始向现代科学化趋势转变。20至40年代，科学化史学理论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新史学”的理论体系逐渐确立，传统意义上的旧史学因“四弊二病”受到批判。1921年梁启超主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认为历史要求其公理公例者也。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体系逐渐开始建构，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求证历史事件之间因果关系，为后世提供借鉴和智力支持。40年代，钱穆提出“史有生命”之说，认为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讫，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极力倡导文化生命史观。“历史的生命不是自然的、物质的生命，而是历史的、文化的生命”，作为秦汉史领域的重要事件的党锢之祸的社会科学化研究深受影响。吕思勉、钱穆、杨联陞、翦伯赞、余英时等名家辈出，在各人这样或那样著述中，根据各人研究专长都对党锢之祸进行过相关论述，现代意义层面上的党锢研究就此开始。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列主义史学思想在理论战线上作用显著。在史学理论方面，它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世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阶级分析立场在该时期的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
一、现代意义史学著作中对党锢之祸的研究：
1936年吕思勉先生写就《秦汉史》，在讨论党锢之祸时，他认为党锢起因在于：“上刑赏贸乱，则下务立名以为高。上肆其虐，下务其名以相角，意气所激，不顾一切以徇之，而天下事不可为矣。历代之党锢是也。”他认为皇帝和士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重在分析党人之过失。
20世纪30年代末，钱穆先生写成《国史大纲》，认为东汉政治中，外戚和宦官是“王室”的代表，士族则是“政府”的代表，以此论之，则党锢之祸实质是士族与皇权之冲突，这对党锢之祸的性质给出了明确定位。至于党议运动失败的原因，钱先生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自光武改制以后，中朝外朝之分明确，公府外职不得过问内廷之事，因此宦官之势，并非外朝士人所能摧毁廓清的，这便从制度上指出了党议运动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东汉朝廷实行察举与征辟制度，使东汉士人非常重视在野的名声，名士们凭倚这点可以与皇权相对抗，这形成了名士们舍生取义的精神，但也使名士们处事态度过激。他在本书的《引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文化观与方法。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指出要在实际基础上以中国的历史为指导研究中国现状并寻找出路。时代特征鲜明，作者已经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探究党锢之祸。
40年代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认为党锢之祸是“小所有者中的知识分子”开展的反对宦官的斗争，这次“士大夫的抗争，不是为了推翻这个政权，只是要求政治的改良以挽救这个政权”。翦老以马克思主义史观所做出的描述是充满激情的，同时也是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化的分析，阶级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二、专文或专书论述党锢之祸：
30年代末杨联陞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对从经济基础、人际关系、控制选举等方面对东汉豪族的产生发展壮大做了详尽论述，并指出东汉豪族分为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等，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中清流势力异军突起，进而引发两次豪族之间的内争——两次党锢之祸，以至于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动乱中，一面自保，一面乘机发展，对于党锢之祸的实质分析的较为彻底到位，对该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50年代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兴起与发展谈起，追本溯源，从最初“徘徊在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原始形态，到古代传统意义上的“俳优与修身”，自汉朝至魏晋以降，精神风貌“士”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傳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功劳卓著，作用突出。着重谈到东汉士人群体及豪族群体在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士代表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在道、势之中消长。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精神状态，基本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特性。而且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在第五章中，他对东汉政权建立、王莽政权建立等与氏族大姓之间以及大族内部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做了重要梳理，对士族形成寻根探源，余先生多次提及"士"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核心精神就是超越本人、本阶层利益。士人由“群体自觉”转向“个体自觉”，引出汉晋社会思想变迁的内在原因，指出东汉士人群体在社会思潮变化中继往开来，砥柱中流的历史地位。
60年代初，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分析》一文，该文史料极为翔实，后来研究者不容回避。该文从党人的家世、地域、仕进出身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也对其的政治主张、人格风尚、仕隐态度、理想抱负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对自杨震、黄琼到建安末期的党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纵贯整个东汉后期。文中大量图表的绘制和运用，结合史籍记载，对党人群体们的来龙去脉一一归纳，堪称完备。然面面俱到的弱点便是对问题分析的不够透彻深刻，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党锢士人在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中原地区，在桓、灵之际独特政治境遇的催生下，党人们在东汉政治风云中发出带有强烈群体自觉意识的疾呼，用生命谱写出不朽的赞歌深深植根于儒家正统思想之中，是在儒家提倡的“公忠体国，刚健有为”精神的影响下产生的。在阉宦横行、国祚衰颓之时，士人敢于站在时代前列，匡扶天下，满腔意气，视死如归，以天下兴亡作为自己的担当。这种精神力量，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可以对历代以来人们对党锢之祸的认识和接受，进行搜集梳理。同当下社会改革发展和社会成员的生命心理体验相结合，汲取智慧，借鉴经验，推动地域文化发展，增强地方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是当下热点，也是现代社会科学所要立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錢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A].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分析[J].史语所集刊，1963，34（下）：505-558.
【摘要】：民国以来，秦汉史领域研究已是精耕细作，对东汉安顺之际党锢之祸研究更是显得题无剩义。故20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尤需精细梳理，以求廓清脉络，继往开来。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等人在学界提倡“新史学”，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列主义历史观在史学领域作用显著。
【关键词】：党锢之祸；20世纪初；综述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传入中国，史学领域考据义理辞章的传统开始向现代科学化趋势转变。20至40年代，科学化史学理论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新史学”的理论体系逐渐确立，传统意义上的旧史学因“四弊二病”受到批判。1921年梁启超主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认为历史要求其公理公例者也。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体系逐渐开始建构，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求证历史事件之间因果关系，为后世提供借鉴和智力支持。40年代，钱穆提出“史有生命”之说，认为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讫，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极力倡导文化生命史观。“历史的生命不是自然的、物质的生命，而是历史的、文化的生命”，作为秦汉史领域的重要事件的党锢之祸的社会科学化研究深受影响。吕思勉、钱穆、杨联陞、翦伯赞、余英时等名家辈出，在各人这样或那样著述中，根据各人研究专长都对党锢之祸进行过相关论述，现代意义层面上的党锢研究就此开始。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列主义史学思想在理论战线上作用显著。在史学理论方面，它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世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阶级分析立场在该时期的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
一、现代意义史学著作中对党锢之祸的研究：
1936年吕思勉先生写就《秦汉史》，在讨论党锢之祸时，他认为党锢起因在于：“上刑赏贸乱，则下务立名以为高。上肆其虐，下务其名以相角，意气所激，不顾一切以徇之，而天下事不可为矣。历代之党锢是也。”他认为皇帝和士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重在分析党人之过失。
20世纪30年代末，钱穆先生写成《国史大纲》，认为东汉政治中，外戚和宦官是“王室”的代表，士族则是“政府”的代表，以此论之，则党锢之祸实质是士族与皇权之冲突，这对党锢之祸的性质给出了明确定位。至于党议运动失败的原因，钱先生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自光武改制以后，中朝外朝之分明确，公府外职不得过问内廷之事，因此宦官之势，并非外朝士人所能摧毁廓清的，这便从制度上指出了党议运动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东汉朝廷实行察举与征辟制度，使东汉士人非常重视在野的名声，名士们凭倚这点可以与皇权相对抗，这形成了名士们舍生取义的精神，但也使名士们处事态度过激。他在本书的《引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文化观与方法。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指出要在实际基础上以中国的历史为指导研究中国现状并寻找出路。时代特征鲜明，作者已经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探究党锢之祸。
40年代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认为党锢之祸是“小所有者中的知识分子”开展的反对宦官的斗争，这次“士大夫的抗争，不是为了推翻这个政权，只是要求政治的改良以挽救这个政权”。翦老以马克思主义史观所做出的描述是充满激情的，同时也是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化的分析，阶级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二、专文或专书论述党锢之祸：
30年代末杨联陞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对从经济基础、人际关系、控制选举等方面对东汉豪族的产生发展壮大做了详尽论述，并指出东汉豪族分为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等，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中清流势力异军突起，进而引发两次豪族之间的内争——两次党锢之祸，以至于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动乱中，一面自保，一面乘机发展，对于党锢之祸的实质分析的较为彻底到位，对该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50年代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兴起与发展谈起，追本溯源，从最初“徘徊在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原始形态，到古代传统意义上的“俳优与修身”，自汉朝至魏晋以降，精神风貌“士”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傳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功劳卓著，作用突出。着重谈到东汉士人群体及豪族群体在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士代表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在道、势之中消长。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精神状态，基本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特性。而且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在第五章中，他对东汉政权建立、王莽政权建立等与氏族大姓之间以及大族内部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做了重要梳理，对士族形成寻根探源，余先生多次提及"士"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核心精神就是超越本人、本阶层利益。士人由“群体自觉”转向“个体自觉”，引出汉晋社会思想变迁的内在原因，指出东汉士人群体在社会思潮变化中继往开来，砥柱中流的历史地位。
60年代初，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分析》一文，该文史料极为翔实，后来研究者不容回避。该文从党人的家世、地域、仕进出身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也对其的政治主张、人格风尚、仕隐态度、理想抱负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对自杨震、黄琼到建安末期的党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纵贯整个东汉后期。文中大量图表的绘制和运用，结合史籍记载，对党人群体们的来龙去脉一一归纳，堪称完备。然面面俱到的弱点便是对问题分析的不够透彻深刻，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党锢士人在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中原地区，在桓、灵之际独特政治境遇的催生下，党人们在东汉政治风云中发出带有强烈群体自觉意识的疾呼，用生命谱写出不朽的赞歌深深植根于儒家正统思想之中，是在儒家提倡的“公忠体国，刚健有为”精神的影响下产生的。在阉宦横行、国祚衰颓之时，士人敢于站在时代前列，匡扶天下，满腔意气，视死如归，以天下兴亡作为自己的担当。这种精神力量，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可以对历代以来人们对党锢之祸的认识和接受，进行搜集梳理。同当下社会改革发展和社会成员的生命心理体验相结合，汲取智慧，借鉴经验，推动地域文化发展，增强地方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是当下热点，也是现代社会科学所要立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錢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A].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分析[J].史语所集刊，1963，34（下）：50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