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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佬来了
我们乘坐的汽车驶近宰赫兰市中心的那一天，一群沙特阿美公司的工程人员正在准备搭建一座举办庆典用的舞台。2018年恰逢沙特石油工业迎来起步80周年纪念——1938年3月，正是在靠近达曼港的宰赫兰7号试掘井下方喷出的“黑色黄金”，宣告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陆上传统油田加瓦尔油田被发现，继而戏剧性地改变了伊本·沙特建立的这个新国家的命运。如今，7号井原址上已经竖立起了一块带有象征意味的纪念碑；它被阿美公司的员工视为幸运女神本人的化身。庆祝加瓦尔油田发现80周年的隆重仪式，就将在这块纪念碑旁举行。与此同时，阿美公司耗费巨资修建的沙特石油工业博物馆，也将在2018年夏天正式对外开放。
不过，当我亲身站在这块某种意义上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沙漠中央时，却更容易回想起另一个同样富有戏剧性的场景。1932年初秋时节，沙特王室多年来的亲密盟友、科威特埃米尔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Ahmad Al-JaberAl-Sabah）乘坐汽车穿过两国交界处的沙漠，前往利雅得看望他的老大哥伊本·沙特。沙特國王自豪地向艾哈迈德展示了他庞大的私人汽车库，但也坦言自己身体健康不佳，国家财政已经濒临破产。艾哈迈德给了他的朋友两句忠告：“控制您的开销，否则国家会马上垮台。汽车不必买那么多，有几辆大马力的美国车就行。它们可以坐5个人：当车子陷入内志荒漠中的流沙时，得有5个人才能把它推出来。”
第二天，艾哈迈德高高兴兴地坐着伊本·沙特送给他的新款凯迪拉克牌轿车，穿过沙漠回科威特去了。而沙特国王的烦恼依旧没有解决：长期以来，构成阿拉伯半岛腹地的内志地区一直靠零散的游牧经济支撑，英国人从1916年开始支付的每月5000英镑的津贴就是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东部的汉志地区过去可以靠海上贸易和朝觐者的消费获得一些进账，但在伊赫万叛乱和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朝觐经济也陷入了萎靡不振的状态。为了将那些散漫的贝都因牧人变成定居的城市居民，为了在他的新国家里建设公路、广播网和机场，他需要获得一笔额度足够大，还能持久供应的财政“输血”。而只有欧美人出得起价。
国王的希望来自方兴未艾的石油革命：1904年，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勋爵基于技术理由，开始倡导用重油替代煤炭作为海军舰艇的推进燃料。这一决定带动了欧美资本巨头参与中东地区的石油开发，并使已经发现油田的波斯、巴林等国迅速致富。而汽车时代在发达国家的到来，意味着对石油的渴求依然存在。从“一战”爆发前起，就有地质学家相信在阿拉伯半岛腹地同样存在可观的石油储藏量。然而由于汉志和内志之间的长期战争，以及因伊赫万叛乱导致的政局动荡，直到1932年为止，依然没有一支勘探队进入过沙特。
为沙特国王筹划石油大发现的智囊是他的亲密顾问、传奇探险家圣约翰·菲尔比（St. John Philby），也就是后来的著名间谍金·菲尔比的父亲。老菲尔比这位剑桥毕业生从大战时期起就服务于英国政府负责中东政策的经济和谍报部门，后来因为意见分歧选择了离开，进入伊本·沙特的宫廷。出于对英国中东政策的抵触心理，他没有联络当时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英波石油公司到沙特进行勘探，而是秘密和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加州标准石油（SoCal）进行了接触。1933年5月29日，加州标准拿下了沙特东部哈萨绿洲地区为期60年的石油开采特许权，涉及一块总面积93万平方公里的荒漠。作为交换，标准公司分两批借给沙特政府总价值5.5万英镑的金币，如果实际发现石油须再付10万英镑。这些借款被当作目标地块的租借使用费。同一年，加州标准公司在哈萨地区建立了全资子企业美国-阿拉伯石油公司，即今天沙特阿美的前身。1936年，另一家美国企业德士古石油（Texaco）买下该公司50%的股权，使阿美成为一家美国股份制企业。
1938年3月，经过历时近3年的失败考验，宰赫兰7号井终于喷出了石油。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到“二战”爆发之后的1940年，沙特的原油日产量已经增加到2万桶左右。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1943年底，著名地质学家、石油商人德戈尔耶（Everette Lee DeGolyer）受美国战时石油管理部之托，率一个代表团前往中东评估当地的能源开发潜力。他带回来的是一个听起来极为乐观的预测：整个中东的探明石油储量至少在250亿桶左右，其中沙特一国占20%。而按照最疯狂的估计，沙特石油储量的上限应该有1000亿桶！
后来的事实证明，恰恰是德戈尔耶最后做出的那个“疯狂”估计，最接近加瓦尔油田的实际探明储量。但无论是50亿桶还是1000亿桶，都值得美国政府继续在阿拉伯半岛押宝。恰好在此时，伊本·沙特的国家再度陷入财政紧张：大战切断了朝觐信众前往麦加的航线，标准公司在当地的开发也没有继续扩大。为了阻止英国企业趁此机会插手沙特，标准和德士古向美国国务院做出了呼吁，要求政府直接参与沙特的开发项目。1943年，战时石油管理部下属的石油储备公司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暂时买下阿美公司1/3的股权，这笔开支将被用来建造沙特第一个炼油厂。另外，美国政府还有权购买阿美公司战时100%、平时51%的原油产出。
接踵而至的还有公开的政治支持。1945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刚刚结束雅尔塔之行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乘坐“昆西号”巡洋舰抵达苏伊士运河大苦湖，和刚刚乘另一艘军舰抵达的伊本·沙特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都清楚这次见面的重要性，烟瘾很大的罗斯福为了照顾沙特国王的宗教禁忌，甚至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没有吸烟。而腿关节有伤、长期以轮椅代步的沙特很快在他和脊髓灰质炎患者罗斯福身上发现了共同点。两人的会谈涉及巴勒斯坦问题、未来中东的前途以及英国势力从当地的撤出，但最重要的是在石油安全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次“情人节谈话”的内容从未全部公开，但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双方达成了一项意义重大的默契：在阿美公司对东部板块的60年开采权到期之前，沙特政府承诺尽最大努力保证对美石油供应的畅通。作为交换，美国将在红海东岸和波斯湾西部建立两个空军基地，保护沙特的油田设施和国土安全免遭伊朗或苏联的破坏，并为规划中的横贯阿拉伯半岛的石油管线提供空中掩护。从那时起至今，确保沙特能源市场的稳定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两国之间也因此形成了极为亲密的特殊关系。 在那次见面结束之际，罗斯福赠送给伊本·沙特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架和他本人乘用的型号完全相同的美国制轮椅。这不仅是两位行动不便者私人友谊的象征，也埋下了美国政商精英和沙特王室成员之间密切往来的种子。体形高大的伊本·沙特对这件礼物极为珍视，但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它的尺寸实在是太小了。
风风雨雨
沙特石油工业创始之初，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掌握在私人跨国公司手中。上世纪30年代，埃克森、壳牌、英国石油、美孚、雪佛龙、德士古、海湾石油这七家全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和销售企业通过分配定额的方式结成了卡特尔，垄断了当时全球60%的油田开采权和85%的产量。在阿美公司的经营方针上，沙特政府能起到的唯一作用是敦促美国股东加大开采和出口的力度，因为利雅得收取的是和出口量挂钩的租金。
但在“二战”刚结束的年代里，加速开发并不容易。到1946年，加州标准在加瓦尔油田的投资总额已经上升到8000万美元，但还存在数千万美元的缺口；另外，修建横贯半岛输油管线还需要另外筹措1亿美元的资金，而沙特石油的出口销售直到这一年年初才正式开始盈利。考虑到自身的体量有限，1946年底，加州标准与另外两家跨国石油巨头新泽西标准（今天埃克森石油的前身）和索科尼（Socony）达成股权让渡协议，在阿美公司的股份中，加州标准、新泽西标准和德士古各占30%，索科尼占10%。伊本·沙特对这桩买卖只有一项要求：他憎恶英国政府刚刚抛出的巴以分治计划，因此要求绝不允许任何一家英国企业插手沙特阿美。
1950年9月，横贯阿拉伯半岛石油管线最终建成。它使东部省开采出的原油可以直接快速运送至红海沿岸，在黎巴嫩的西顿港装船，直接经地中海航线运往欧洲。和过去采用的波斯湾—红海—苏伊士运河海运线路相比，它节省了将近一万公里的里程，并且一次最大负荷输油就相当于60艘普通油轮的运力。但随着出口量大增，新的矛盾也开始浮现：根据沙特政府和四大股东达成的协议，1949年全年阿美公司共创造利润1.15亿美元，为此需要向美国财政部纳税4300万美元。而身为租借地物主的沙特政府虽然也获得了水涨船高的收入，但只有区区3900万美元，还不及阿美向美国政府缴纳的税金。伊本·沙特对此公开表示了不满。
“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剧烈变化，不仅表现在国界的变动和势力范围的让渡上。过去被大公司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产油国政府现在急于恢复自主性，爆发了一场接着一场的毁约运动：在伊朗发生了由摩萨台内阁领导的第一次石油工业国有化革命，委内瑞拉新政权则提出了“五五分成”的口号。年事已高的沙特国王在他病重去世之前，也决心为子孙留下一笔足够丰厚的遗产。时机对他有利：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务院高度重视苏联在亚洲、中东等非传统利益区的战略攻势，为此呼吁在中东的各美资能源企业宁可牺牲掉利润份额，也要确保所在国不被苏联势力所渗透。1950年12月30日，经过为期一年的谈判，沙特政府与阿美公司的四大股东达成了一份新协议：自1951年起，阿美公司须将每年出口利润的50%移交给沙特当局；为减轻企业负担，美国财政部同意按照海外企业条款给予阿美以税收减免。1951年全年，沙特政府从阿美获得的利润分成一举增加到1.1亿美元，伊本·沙特终于有足够的资金来修筑他的公路网和建立现代化军队了。
不经意间，1950年的“五五分成”协议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私人企业的博弈空间越发狭窄，能源产业的国有化开始成为普遍现象。1973年，沙特政府將阿美公司25%的资产国有化，1974年又收回15%；1980年，外国股东彻底退出阿美的经营，利雅得当局完全控制了本国石油工业的产能。到21世纪初，五家最大的跨国私营石油企业仅仅拥有全球原油开采量的14%和已探明储量的5%，超过80%的储量则由各国国有石油企业掌控，这显然意味着能源产业的政治性在不断强化。沙特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也最早享受到了它的红利。
不仅如此，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中东世界掀起了以追随埃及总统纳赛尔、接受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抵制以色列和美国为特征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对美国希望维持的区域均势构成了威胁。因此，美国政府在1957年公布“艾森豪威尔主义”，宣称愿为一切意图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中东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沙特亦在其列。1957年2月，沙特王储费萨尔在访美期间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提供价值200万美元的18架飞机，并订购了50万美元的防空炮械，以防范埃及的空中入侵：这成为两国军事合作的起点。到60年代中期，美国对沙特每年例行军事援助的额度增加到了1600万美元。不过与此同时，为践行其一贯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立场，沙特王室始终否定以色列国的独立，并拒绝加入美国发起的、针对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O）。利雅得也长期为从事对以色列战争的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最后的洗牌
在巨头企业与国家的这场漫长博弈中，“五五分成”协议仅仅是一个起点。进入50年代后期，沙特第一位石油工程和地质学硕士、对能源事务拥有极大发言权的阿卜杜拉·塔里克（Abdullah Tariki）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产油国从能源出口中获得更多收益的关键并不是提高分成比例，而是控制全球市场的供给总量以及定价权。绰号“红色谢赫”的塔里克是纳赛尔的支持者，在得克萨斯大学接受专业培养，顺便还带回了美式自由主义风气和一位美国妻子。他的政策针对的是英美石油企业的新伎俩——为了和当时刚刚开始大规模出口的苏联石油争夺第三世界市场，英美石油公司开始人为调低原油售价，对正在大举进行城市化建设和军备扩充的中东各产油国的利益构成了赤裸裸的侵害。在跨国石油巨头和产油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场零和博弈。
1960年9月10日，以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为发起国，包括科威特、伊拉克、伊朗共5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卡塔尔作为观察员）集结于巴格达，宣布组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确保全球油价的稳定。这五个国家的年产量占到当时全球原油出口量的80%以上。塔里克还和委内瑞拉代表一起提出了最早的“生产调节”概念，建议根据历年实际出口数字的变化趋势，提前预估下一年全球市场的能源需求，并根据这一下限进行生产。若有突发事件导致需求增加，则各国皆扩大产能；若需求减少，则减少生产以作为调节。这样一来，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将永远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各产油国政府则可确保其利益不受侵害。而沙特凭借最大规模的已探明储量和最大弹性可达单日200万桶的富余产能，将充当整个组织的安全阀。 “红色谢赫”在沙特石油和矿业大臣的职位上只待了不到两年。1962年，“随机应变先生”艾哈迈德·亚马尼（Ahmed ZakiYamani）登台亮相，继而掌管沙特石油工业长达24年之久。亚马尼出生于平民家庭，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对石油开采了解甚少。但他精于谈判，并深得费萨尔国王的信任，因此很快崛起为OPEC的实际总指挥。在1967年六月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决心团结一致、对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大国实施石油禁运，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原因有二：埃及军队在战争中仅仅支撑了一个星期就宣告失败。由于开罗濒临财政崩溃，纳赛尔不得不恳求他的阿拉伯盟友们恢复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以获得外汇来为埃及提供“输血”。另外，恰好是在1967年，载重量相当于过去5倍的超大型油轮（VLCC）开始投入使用。有了这种油轮，欧美消费国完全可以从南美洲或者非洲的其他产油区快速调运石油来弥补短期缺口。由此看来，阿拉伯国家必须坚定决心、将全面禁运维持相当长的时段，方能有效果。
1960年9月10日，“红色谢赫”塔里克在巴格达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筹备会议
与前任塔里克不同，亚马尼本质上并非政治激进分子，也无意将石油当作政治武器。对他而言，禁运行动更象是一種测试：由于控制中东大部分原油产地的跨国企业背后都有政府作为支持，倘若他们不愿意接受OPEC关于调整产量和价格的动议，阿拉伯国家便可以用禁运向其背后的政府施压，直至实现最初的目标。
这便是利雅得当局一反常态，在1973年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带头发起全面禁运的真实动机。这次行动名义上是为了惩戒在开战后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欧美国家，实质则是产油国在谋求一次性抬高油价未果的情况下，对消费国实施的大规模报复。战争爆发前夕，OPEC方面曾在维也纳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六国政府的代表展开谈判，要求一次性将油价上浮100%，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以亚马尼为首的OPEC代表随即单方面宣布提价70%，并开始以每个月5%的速度减少产量。1973年10月20日，在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给予以色列2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第二天，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全面切断了对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原油出口，并加大了减产力度。费萨尔国王亲自做出了单日减产200万桶的决定，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单日减产量一度高达500万桶的水平。这意味着全球石油贸易额的14%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西方世界的能源供给出现了整整9%的缺口。到当年12月禁运结束时，美国的GNP因缺油下滑了整整6%，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1973年12月，阿拉伯国家与八国集团达成的新协议，将实时油价由当年6月的每桶2.9美元直接提升到了11.65美元，上涨300%，这对OPEC成员国是一场辉煌的胜利。1972年时海湾各国出口原油的总收入不过230亿美元，到5年后已经剧增至1400亿美元。这次禁运也是1945年“情人节协议”达成以来，利雅得与华盛顿之间影响最大的一次分裂，直到1974年才获得缓和。但费萨尔国王和亚马尼达成了他们的目标：整个1973年，沙特GDP相较上一年剧增150%，由405亿里亚尔增加至993亿里亚尔。无可奈何的美国政府被迫授意沙特阿美的四大国外股东在1974年6月与亚马尼签订新协议，将沙特政府在阿美公司所占股权的比例增加到60%。同一年，《时代》周刊将沙特国王费萨尔选为“年度人物”。至此，一个石油大国已经真正崛起。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21期）
我们乘坐的汽车驶近宰赫兰市中心的那一天，一群沙特阿美公司的工程人员正在准备搭建一座举办庆典用的舞台。2018年恰逢沙特石油工业迎来起步80周年纪念——1938年3月，正是在靠近达曼港的宰赫兰7号试掘井下方喷出的“黑色黄金”，宣告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陆上传统油田加瓦尔油田被发现，继而戏剧性地改变了伊本·沙特建立的这个新国家的命运。如今，7号井原址上已经竖立起了一块带有象征意味的纪念碑；它被阿美公司的员工视为幸运女神本人的化身。庆祝加瓦尔油田发现80周年的隆重仪式，就将在这块纪念碑旁举行。与此同时，阿美公司耗费巨资修建的沙特石油工业博物馆，也将在2018年夏天正式对外开放。
不过，当我亲身站在这块某种意义上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沙漠中央时，却更容易回想起另一个同样富有戏剧性的场景。1932年初秋时节，沙特王室多年来的亲密盟友、科威特埃米尔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Ahmad Al-JaberAl-Sabah）乘坐汽车穿过两国交界处的沙漠，前往利雅得看望他的老大哥伊本·沙特。沙特國王自豪地向艾哈迈德展示了他庞大的私人汽车库，但也坦言自己身体健康不佳，国家财政已经濒临破产。艾哈迈德给了他的朋友两句忠告：“控制您的开销，否则国家会马上垮台。汽车不必买那么多，有几辆大马力的美国车就行。它们可以坐5个人：当车子陷入内志荒漠中的流沙时，得有5个人才能把它推出来。”
第二天，艾哈迈德高高兴兴地坐着伊本·沙特送给他的新款凯迪拉克牌轿车，穿过沙漠回科威特去了。而沙特国王的烦恼依旧没有解决：长期以来，构成阿拉伯半岛腹地的内志地区一直靠零散的游牧经济支撑，英国人从1916年开始支付的每月5000英镑的津贴就是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东部的汉志地区过去可以靠海上贸易和朝觐者的消费获得一些进账，但在伊赫万叛乱和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朝觐经济也陷入了萎靡不振的状态。为了将那些散漫的贝都因牧人变成定居的城市居民，为了在他的新国家里建设公路、广播网和机场，他需要获得一笔额度足够大，还能持久供应的财政“输血”。而只有欧美人出得起价。
国王的希望来自方兴未艾的石油革命：1904年，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勋爵基于技术理由，开始倡导用重油替代煤炭作为海军舰艇的推进燃料。这一决定带动了欧美资本巨头参与中东地区的石油开发，并使已经发现油田的波斯、巴林等国迅速致富。而汽车时代在发达国家的到来，意味着对石油的渴求依然存在。从“一战”爆发前起，就有地质学家相信在阿拉伯半岛腹地同样存在可观的石油储藏量。然而由于汉志和内志之间的长期战争，以及因伊赫万叛乱导致的政局动荡，直到1932年为止，依然没有一支勘探队进入过沙特。
为沙特国王筹划石油大发现的智囊是他的亲密顾问、传奇探险家圣约翰·菲尔比（St. John Philby），也就是后来的著名间谍金·菲尔比的父亲。老菲尔比这位剑桥毕业生从大战时期起就服务于英国政府负责中东政策的经济和谍报部门，后来因为意见分歧选择了离开，进入伊本·沙特的宫廷。出于对英国中东政策的抵触心理，他没有联络当时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英波石油公司到沙特进行勘探，而是秘密和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加州标准石油（SoCal）进行了接触。1933年5月29日，加州标准拿下了沙特东部哈萨绿洲地区为期60年的石油开采特许权，涉及一块总面积93万平方公里的荒漠。作为交换，标准公司分两批借给沙特政府总价值5.5万英镑的金币，如果实际发现石油须再付10万英镑。这些借款被当作目标地块的租借使用费。同一年，加州标准公司在哈萨地区建立了全资子企业美国-阿拉伯石油公司，即今天沙特阿美的前身。1936年，另一家美国企业德士古石油（Texaco）买下该公司50%的股权，使阿美成为一家美国股份制企业。
1938年3月，经过历时近3年的失败考验，宰赫兰7号井终于喷出了石油。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到“二战”爆发之后的1940年，沙特的原油日产量已经增加到2万桶左右。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1943年底，著名地质学家、石油商人德戈尔耶（Everette Lee DeGolyer）受美国战时石油管理部之托，率一个代表团前往中东评估当地的能源开发潜力。他带回来的是一个听起来极为乐观的预测：整个中东的探明石油储量至少在250亿桶左右，其中沙特一国占20%。而按照最疯狂的估计，沙特石油储量的上限应该有1000亿桶！
后来的事实证明，恰恰是德戈尔耶最后做出的那个“疯狂”估计，最接近加瓦尔油田的实际探明储量。但无论是50亿桶还是1000亿桶，都值得美国政府继续在阿拉伯半岛押宝。恰好在此时，伊本·沙特的国家再度陷入财政紧张：大战切断了朝觐信众前往麦加的航线，标准公司在当地的开发也没有继续扩大。为了阻止英国企业趁此机会插手沙特，标准和德士古向美国国务院做出了呼吁，要求政府直接参与沙特的开发项目。1943年，战时石油管理部下属的石油储备公司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暂时买下阿美公司1/3的股权，这笔开支将被用来建造沙特第一个炼油厂。另外，美国政府还有权购买阿美公司战时100%、平时51%的原油产出。
接踵而至的还有公开的政治支持。1945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刚刚结束雅尔塔之行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乘坐“昆西号”巡洋舰抵达苏伊士运河大苦湖，和刚刚乘另一艘军舰抵达的伊本·沙特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都清楚这次见面的重要性，烟瘾很大的罗斯福为了照顾沙特国王的宗教禁忌，甚至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没有吸烟。而腿关节有伤、长期以轮椅代步的沙特很快在他和脊髓灰质炎患者罗斯福身上发现了共同点。两人的会谈涉及巴勒斯坦问题、未来中东的前途以及英国势力从当地的撤出，但最重要的是在石油安全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次“情人节谈话”的内容从未全部公开，但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双方达成了一项意义重大的默契：在阿美公司对东部板块的60年开采权到期之前，沙特政府承诺尽最大努力保证对美石油供应的畅通。作为交换，美国将在红海东岸和波斯湾西部建立两个空军基地，保护沙特的油田设施和国土安全免遭伊朗或苏联的破坏，并为规划中的横贯阿拉伯半岛的石油管线提供空中掩护。从那时起至今，确保沙特能源市场的稳定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两国之间也因此形成了极为亲密的特殊关系。 在那次见面结束之际，罗斯福赠送给伊本·沙特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架和他本人乘用的型号完全相同的美国制轮椅。这不仅是两位行动不便者私人友谊的象征，也埋下了美国政商精英和沙特王室成员之间密切往来的种子。体形高大的伊本·沙特对这件礼物极为珍视，但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它的尺寸实在是太小了。
风风雨雨
沙特石油工业创始之初，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掌握在私人跨国公司手中。上世纪30年代，埃克森、壳牌、英国石油、美孚、雪佛龙、德士古、海湾石油这七家全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和销售企业通过分配定额的方式结成了卡特尔，垄断了当时全球60%的油田开采权和85%的产量。在阿美公司的经营方针上，沙特政府能起到的唯一作用是敦促美国股东加大开采和出口的力度，因为利雅得收取的是和出口量挂钩的租金。
但在“二战”刚结束的年代里，加速开发并不容易。到1946年，加州标准在加瓦尔油田的投资总额已经上升到8000万美元，但还存在数千万美元的缺口；另外，修建横贯半岛输油管线还需要另外筹措1亿美元的资金，而沙特石油的出口销售直到这一年年初才正式开始盈利。考虑到自身的体量有限，1946年底，加州标准与另外两家跨国石油巨头新泽西标准（今天埃克森石油的前身）和索科尼（Socony）达成股权让渡协议，在阿美公司的股份中，加州标准、新泽西标准和德士古各占30%，索科尼占10%。伊本·沙特对这桩买卖只有一项要求：他憎恶英国政府刚刚抛出的巴以分治计划，因此要求绝不允许任何一家英国企业插手沙特阿美。
1950年9月，横贯阿拉伯半岛石油管线最终建成。它使东部省开采出的原油可以直接快速运送至红海沿岸，在黎巴嫩的西顿港装船，直接经地中海航线运往欧洲。和过去采用的波斯湾—红海—苏伊士运河海运线路相比，它节省了将近一万公里的里程，并且一次最大负荷输油就相当于60艘普通油轮的运力。但随着出口量大增，新的矛盾也开始浮现：根据沙特政府和四大股东达成的协议，1949年全年阿美公司共创造利润1.15亿美元，为此需要向美国财政部纳税4300万美元。而身为租借地物主的沙特政府虽然也获得了水涨船高的收入，但只有区区3900万美元，还不及阿美向美国政府缴纳的税金。伊本·沙特对此公开表示了不满。
“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剧烈变化，不仅表现在国界的变动和势力范围的让渡上。过去被大公司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产油国政府现在急于恢复自主性，爆发了一场接着一场的毁约运动：在伊朗发生了由摩萨台内阁领导的第一次石油工业国有化革命，委内瑞拉新政权则提出了“五五分成”的口号。年事已高的沙特国王在他病重去世之前，也决心为子孙留下一笔足够丰厚的遗产。时机对他有利：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务院高度重视苏联在亚洲、中东等非传统利益区的战略攻势，为此呼吁在中东的各美资能源企业宁可牺牲掉利润份额，也要确保所在国不被苏联势力所渗透。1950年12月30日，经过为期一年的谈判，沙特政府与阿美公司的四大股东达成了一份新协议：自1951年起，阿美公司须将每年出口利润的50%移交给沙特当局；为减轻企业负担，美国财政部同意按照海外企业条款给予阿美以税收减免。1951年全年，沙特政府从阿美获得的利润分成一举增加到1.1亿美元，伊本·沙特终于有足够的资金来修筑他的公路网和建立现代化军队了。
不经意间，1950年的“五五分成”协议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私人企业的博弈空间越发狭窄，能源产业的国有化开始成为普遍现象。1973年，沙特政府將阿美公司25%的资产国有化，1974年又收回15%；1980年，外国股东彻底退出阿美的经营，利雅得当局完全控制了本国石油工业的产能。到21世纪初，五家最大的跨国私营石油企业仅仅拥有全球原油开采量的14%和已探明储量的5%，超过80%的储量则由各国国有石油企业掌控，这显然意味着能源产业的政治性在不断强化。沙特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也最早享受到了它的红利。
不仅如此，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中东世界掀起了以追随埃及总统纳赛尔、接受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抵制以色列和美国为特征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对美国希望维持的区域均势构成了威胁。因此，美国政府在1957年公布“艾森豪威尔主义”，宣称愿为一切意图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中东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沙特亦在其列。1957年2月，沙特王储费萨尔在访美期间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提供价值200万美元的18架飞机，并订购了50万美元的防空炮械，以防范埃及的空中入侵：这成为两国军事合作的起点。到60年代中期，美国对沙特每年例行军事援助的额度增加到了1600万美元。不过与此同时，为践行其一贯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立场，沙特王室始终否定以色列国的独立，并拒绝加入美国发起的、针对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O）。利雅得也长期为从事对以色列战争的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最后的洗牌
在巨头企业与国家的这场漫长博弈中，“五五分成”协议仅仅是一个起点。进入50年代后期，沙特第一位石油工程和地质学硕士、对能源事务拥有极大发言权的阿卜杜拉·塔里克（Abdullah Tariki）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产油国从能源出口中获得更多收益的关键并不是提高分成比例，而是控制全球市场的供给总量以及定价权。绰号“红色谢赫”的塔里克是纳赛尔的支持者，在得克萨斯大学接受专业培养，顺便还带回了美式自由主义风气和一位美国妻子。他的政策针对的是英美石油企业的新伎俩——为了和当时刚刚开始大规模出口的苏联石油争夺第三世界市场，英美石油公司开始人为调低原油售价，对正在大举进行城市化建设和军备扩充的中东各产油国的利益构成了赤裸裸的侵害。在跨国石油巨头和产油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场零和博弈。
1960年9月10日，以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为发起国，包括科威特、伊拉克、伊朗共5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卡塔尔作为观察员）集结于巴格达，宣布组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确保全球油价的稳定。这五个国家的年产量占到当时全球原油出口量的80%以上。塔里克还和委内瑞拉代表一起提出了最早的“生产调节”概念，建议根据历年实际出口数字的变化趋势，提前预估下一年全球市场的能源需求，并根据这一下限进行生产。若有突发事件导致需求增加，则各国皆扩大产能；若需求减少，则减少生产以作为调节。这样一来，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将永远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各产油国政府则可确保其利益不受侵害。而沙特凭借最大规模的已探明储量和最大弹性可达单日200万桶的富余产能，将充当整个组织的安全阀。 “红色谢赫”在沙特石油和矿业大臣的职位上只待了不到两年。1962年，“随机应变先生”艾哈迈德·亚马尼（Ahmed ZakiYamani）登台亮相，继而掌管沙特石油工业长达24年之久。亚马尼出生于平民家庭，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对石油开采了解甚少。但他精于谈判，并深得费萨尔国王的信任，因此很快崛起为OPEC的实际总指挥。在1967年六月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决心团结一致、对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大国实施石油禁运，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原因有二：埃及军队在战争中仅仅支撑了一个星期就宣告失败。由于开罗濒临财政崩溃，纳赛尔不得不恳求他的阿拉伯盟友们恢复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以获得外汇来为埃及提供“输血”。另外，恰好是在1967年，载重量相当于过去5倍的超大型油轮（VLCC）开始投入使用。有了这种油轮，欧美消费国完全可以从南美洲或者非洲的其他产油区快速调运石油来弥补短期缺口。由此看来，阿拉伯国家必须坚定决心、将全面禁运维持相当长的时段，方能有效果。
1960年9月10日，“红色谢赫”塔里克在巴格达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筹备会议
与前任塔里克不同，亚马尼本质上并非政治激进分子，也无意将石油当作政治武器。对他而言，禁运行动更象是一種测试：由于控制中东大部分原油产地的跨国企业背后都有政府作为支持，倘若他们不愿意接受OPEC关于调整产量和价格的动议，阿拉伯国家便可以用禁运向其背后的政府施压，直至实现最初的目标。
这便是利雅得当局一反常态，在1973年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带头发起全面禁运的真实动机。这次行动名义上是为了惩戒在开战后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欧美国家，实质则是产油国在谋求一次性抬高油价未果的情况下，对消费国实施的大规模报复。战争爆发前夕，OPEC方面曾在维也纳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六国政府的代表展开谈判，要求一次性将油价上浮100%，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以亚马尼为首的OPEC代表随即单方面宣布提价70%，并开始以每个月5%的速度减少产量。1973年10月20日，在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给予以色列2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第二天，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全面切断了对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原油出口，并加大了减产力度。费萨尔国王亲自做出了单日减产200万桶的决定，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单日减产量一度高达500万桶的水平。这意味着全球石油贸易额的14%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西方世界的能源供给出现了整整9%的缺口。到当年12月禁运结束时，美国的GNP因缺油下滑了整整6%，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1973年12月，阿拉伯国家与八国集团达成的新协议，将实时油价由当年6月的每桶2.9美元直接提升到了11.65美元，上涨300%，这对OPEC成员国是一场辉煌的胜利。1972年时海湾各国出口原油的总收入不过230亿美元，到5年后已经剧增至1400亿美元。这次禁运也是1945年“情人节协议”达成以来，利雅得与华盛顿之间影响最大的一次分裂，直到1974年才获得缓和。但费萨尔国王和亚马尼达成了他们的目标：整个1973年，沙特GDP相较上一年剧增150%，由405亿里亚尔增加至993亿里亚尔。无可奈何的美国政府被迫授意沙特阿美的四大国外股东在1974年6月与亚马尼签订新协议，将沙特政府在阿美公司所占股权的比例增加到60%。同一年，《时代》周刊将沙特国王费萨尔选为“年度人物”。至此，一个石油大国已经真正崛起。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