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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3;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6—0047—13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苏联史学影响最大，尤其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最为显著。《联共党史》自传入中国，就被确立为中共学习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教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系统接受马列主义的主要途径之一。学界以往对《联共党史》的研究，在传播领域多关注该书的传播过程和版本状况，但梳理有待深入，且对该书传播的历史情境着墨不多;在理论领域多突出它对中共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建的作用，较少关注它对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意义;在史学领域多重视它对中共党史研究形成“领袖中心”和“路线（阶级）斗争”书写模式的推动，缺少它对唯物史观历史研究影响的整体把握。因此，本文试从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推动唯物史观历史研究的角度，运用史学史研究方法，通过情景还原和文本分析，重新探讨《联共党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作用和意义。
《联共党史》自1938年底传入中国，就成为“在中国流行最广的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1941年5月，毛泽东评价道：“《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9月，他又强调：“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毛泽东推崇《联共党史》，希冀通过该书改造党内“极坏”的学习风气，尤其是内部存在“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今人至今仍能感受到，他希望通过《联共党史》来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群体内部的思想混乱局面。
以往学界对中共开展《联共党史》学习运动的研究，多从政治领域出发，强调它所提供的苏联成功经验与中共革命现实相契合，尤其突出毛泽东的作用。这种说法固然没错，却忽视了《联共党史》作为历史著作（实践）与唯物史观理论著作（理论）的双重性质，对后者关注不多，没有代人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情境。对此，只有将《联共党史》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才能对上述现象作合理解释。
首先，应辩证地看待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将唯物史观的“流行”与“混乱”区别对待。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即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能够解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因顺应近代以来改造社会的普遍社会心理，被誉为是“近代科学发展所证实的唯一正确的宇宙观”，乃至“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关注仅停留在表面。学界对“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专注于研究社会发展史和应用经济史观的史家群体，统称为“左派史家”“性（唯）物的社会主义者”“释古派”等，这表明学界并未充分了解唯物史观阵营的内部分野;彼时学界并不清楚，早期的唯物史观学者受限于译介途径以及政治选择的目的性，在面对苏俄（联）、日本与欧洲等各方面的唯物史观理论时，因为政治阵营和知识背景的不同，各自的选择及认识相去甚远。
这种“混乱”的面相集中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战前夕的社会史论战中。在论战中，中共、国民党、自由阵营等的学者通过《新生命》《新思潮》《动力》《读书杂志》等阵地，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发展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论战，呈现“混乱”之状。国内各派唯物史观学者各执一说，主要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多源性，且互不认可，遂致这场论战始终没有统一、公认的答案。各方均以唯物史观者自居，“自以为其所用的武器是唯物的辩证法”。在时人看来，各方虽都以唯物史观作“根本的指导原理”，附以中国史实，实际上并不能“了理（解）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的唯物论。”
其次，要注意到唯物史观的政党性。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局，就是因为他们把握了全部科学的哲学、前进的哲学”，所以在中共成立以后，唯物史观理论的正确性就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领导地位息息相关。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发展走向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假科学的史学理论”的过程。社会史论战的产生，是国民党主办的《新生命》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否认中国现实社会的封建性，来与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是半封建性质的决议“唱起了对台戏”而拉起帷幕。在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多数学者不仅要面对梅思平、萨孟武、陶希圣、叶青、张申府等国民党和自由学者在唯物史观方面的宣战，也要面对秋泽修二、佐野伽裟美、森谷克己等日本左派史家在唯物史观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分歧，还要面对因“第三国际”内部的不同路线和唯物史观理论斗争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少数学者倾向普列哈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德波林、拉狄克等少数派在唯物史观理论方面的挑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中存在少数学者不能分辨唯物史观“正确”与否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二：他们或受限于译介途径，在求知欲的激励下尽力接受目之所及的唯物史观理论;或因信息传播的滞后性，不能及时获知唯物史观理论的更新，依然信守已被“打倒”的理论。如李达早年译介“第二国际”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1921），其后又在“许多地方无批判的采用了普列哈诺夫与德波林”，在得知列宁的理论被树立为权威时，他“说句实话”地坦然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表达出再清算的决心。吕振羽、翦伯赞也批评此前在学界称起霸的拉狄克、马札亚尔、沙发诺夫、森谷克己、佐野袈裟美著作，指出他们的政治观念和唯物史观理论错误。
最后，要注意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寻求解决途径的尝试。1930年，吴理屏认识到此前流行的布哈林唯物史观存在“严肃的错误”，因此编译了芬格尔特、薛尔文特合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该书虽被誉为“现时在苏联算是最好的唯物史观教本”，却将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同样定义为“唯物史观学说的基础”。1935年，李达通过翻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样一本代表了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的说明”的书籍，来对过去的错误理论作清算。1936、1938年，沈志远翻译米丁和拉佐摩夫斯基合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下册。该书作为1931年苏联哲学界“总清除”后的“第一部最完备的新哲学和新社会学底教科书”，“受苏联（以至于世界）广大读者群拥护”。但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只总结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更高的新阶段”的“邬梁諾夫（列宁）主义”阶段。 可以看出，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引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还大都停留在列宁阶段，无法用于对列宁之后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拉狄克等人理论作直接批判，因此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学界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的争论依然没有终止，还存在着“脱离实际的、烦琐学派的、名词争论的倾向”。虽然中共在早期就通过政治文件的方式对他们予以批判，但因为自1927年以来“还没有积极的伟大的理论著作”，所以还无法对“托派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布哈林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的孟塞维克的新康德主义的唯心论”，以及“在历史学上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反历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系统批判和清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深刻认识到，唯物史观虽成为“一般的前进历史学者所公认的历史科学的唯一的法则”，但充斥了大量的错误与反动理论，“甚至反动的历史家们也故意披上唯物史观的外衣，以作为欺骗的手段”。因此，如何树立一个权威的唯物史观理论就成了首要难题。
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脉相承的政治和思想领袖地位，希望从斯大林那里获得最新、最权威的理论指导，来统一唯物史观理论体系。1936年6月，艾思奇在翻译米丁《新哲学大纲》时，已经介绍了苏联学界关于“史××（斯大林）对辩证法唯物论的新发展”，预示斯大林理论可以给予国内“新哲学”争论一个“正误的标准”。1938年8月，翦伯赞出版《历史哲学教程》，同样认识到“史塔林”（斯大林）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的唯物论”的一脉相承，且“得到更高的发展”，表达出向斯大林“取经”的意愿。同年10月，毛泽东对斯大林理论作政治肯定，他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突显了斯大林理论的最新性和权威性。
因此，中共在获知苏联学界在“斯大林底发起和领导下粉碎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底机械论的和孟塞维克——唯心论的修正”，确立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及直接参加下所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了反动的马赫主义哲学以最后的打击”后，迫切希望引入《联共党史》來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确立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联共（布）中央的统一领导。联共（布）中央在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巩固领导权后，就计划通过编写一部官方认定的党史教科书，从思想上统一联共（布）党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斯大林一方面指导苏联科学研究院“怎样进行它的一切工作”，另一方面亲自组织编写《联共党史》。1935年10月，苏联成立了以日丹诺夫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来筹备编写联共（布）党史教科书，1937年以后的编写成员主要是波斯别洛夫与雅罗斯基，统稿工作则由斯大林亲自整合修改，最终在1938年9月正式出版《联共党史》。
《联共党史》通过梳理1883至1937年间，联共（布）在建党、取得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路线和理论斗争、历史经验以及权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从政治层面巩固了列宁及斯大林在领导权上的正确性、合法性，更从学理上塑造了《联共党史》的“唯一的党史教科书”形象，形成了斯大林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正如联共（布）中央《决议》评价道：
这种纲领是联共（布）中央对联共（布）党史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主要问题之正式的考验了的解释，不允许有任何任意的解释。……将会使党史叙述中的任意与混乱告一终结，使党底理论与党史底各最重要问题中的任意解释与多样的观点……告一终结。
《决议》肯定了《联共党史》理论结合实践的编写模式，盛赞它通过树立统一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论与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联（共）布党史结合起来的做法。这种编写模式正是依靠斯大林亲自执笔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党史》第4章第2节，以下简称《主义》），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的哲学同布尔塞维克党的斗争有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此，《主义》单行本也在这一时期由莫斯科外国文图书出版局等出版社发行，据传第一版就达到300万册。
斯大林受列宁、米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他批判“地理环境论”“人口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他将社会历史变革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强调因生产“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的状态中”，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结构底改造”。他遂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固定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斯大林“用极端简明的笔墨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基本原理作了一番天才的说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通俗化、框架化、教义化。
《主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克鲁什柯夫评价它“关于发展底飞跃性质底学说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米丁称颂它是“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论”，认为它“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提供的特性说明，是列宁的这种特性说明的继续和发展”。在哲学研究中，它被作为重新评估以往哲学著作和阐发新哲学的准绳。1938年苏联国家出版局再版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时，就在书中登载了《主义》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文字。M.罗逊达尔《辨证认识论》也以《主义》关于认识论的原则作为准绳。波齐涅尔《辩证唯物论讲话》也大量引用《主义》“唯物论与观念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关系等内容。斯大林《主义》还逐渐被写入各种“研究提纲”中，其中具代表性的是米丁主编《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究提纲》。该书不仅专列“列宁与斯大林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斯大林理论体系的权威性，而且基本在每章中以《联共党史》作为讲授内容和参考书目。 《主义》是在归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根据科学和革命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将波尔什维主义伟大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归纳起来”，从而将“辩证唯物主义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被誉为“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底顶峰”。它澄清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的分歧意见，从学理上统一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代表了最新、最权威的象征。因此，苏联科学研究院鉴于斯大林的卓越贡献，在1939年12月举行全体大会，选举他为名誉会员。
《联共党史》的成功具有方法论意义。这种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联共（布）党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编写原则，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具有示范价值。在苏联学者看来，《联共党史》在历史研究中堪称“历史阵线的模范”，它不仅在编写原则上提供了“方法论”“主题”和“技巧”的参照，更成为根据马列主义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和“推动科学前进”的理论典范。这充分说明：历史学者只要在历史研究中依据《联共党史》，就“不会再限制他们自己于片面的历史过程的描写，经济的事实或是政治的形式的概述”。
在“以蘇为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既然苏联能够凭借《联共党史》在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唯物史观历史研究两方面，取得如此巨大成绩，代表了“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底顶峰”和“历史阵线的模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应引入和效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应将其作为“我国共产党人和非党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底规律的强有力的武器”，作为研究、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心材料”，作为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研究历史的权威和典范。
在《联共党史》尚未出版前，中共就已开始“预热式”地宣传该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参考意义。1937年，延安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第1卷第13期特辟“理论研究增刊”，首期就刊登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史的编写原则，以及《怎样研究联共党史》和《联共党史研究提纲》。编者明确强调这三篇与联共（布）党史相关的“理论相关材料”，是为了“供给读者们作为研究的参考”。
1938年9月，《联共党史》在苏联甫一出版，就受到国内学界和在苏中共学者的密切关注。在中译版未大面积流通前，英译版、法译版、德译版已传入上海，但购买和阅读存在“送掉生命”的危险。中译版的译介也在一年问取得可观成绩，俄文版发行两个月后，《解放》周刊就刊登了第七章和结束语的中文节译版。1939年，国内共出现了5种中文译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谢唯真组织翻译的《苏联共产党（波尔什维克）历史简要读本》（1939年1月），重庆中国出版社秦邦宪（博古）组织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2、3月），延安解放社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5月），上海启明社吴清友翻译的《最新联共党史》（1939年7月），大华出版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12月）。
若从版本流传角度看，重庆版和大华版是根据苏联《真理报》原文翻译，二者内容相同，大华版应是翻印版;莫斯科版是根据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正式出版物为底本，解放社版是根据莫斯科版重排翻印。故实际上只有3版，即莫斯科版、重庆版、上海版。由于战争年代各地运输困难，在莫斯科版尚未大规模翻印流通前，重庆版是河北等地早期中共干部学习的主要版本。此后，因莫斯科版虽在“某些地方的译文过于欧化”，但“对于提高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会起重大作用”，“在意思上最精确”，故而受到中共大力推广。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国共关系日益紧张，《联共党史》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但依然受到学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重庆版、莫斯科版、解放社版多有翻版、再版出现，启明社版再版情况尚未得见。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发布通知，纠正过去因战争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出版界翻印、乱印现象，强调未经作者和原出版者同意，不得任意翻印外版书籍，并计划成立专门经营外文书报的发行机构国际书店。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在解放社基础上成立，1953年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它们成为《联共党史》中文版翻译和发行的主要机构。就出版时间而言，中文版在1976年3月人民版发行最后一版后不再重印;中文版外，195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了蒙文版，民族出版社在1977年发行了蒙文版，在1980年发行了藏文、哈萨克文版等。在发行数量方面，《联共党史》在41年间的发行数量非常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1953—1955年在大陆出版就达到86万册，1949—1953年10月由国际书店向苏联订购的数量达到62.8万余册，且各地因思想改造、理论学习等产生的翻印、节印本更难以统计。
《联共党史》自译介入国内，中共就通过“必读”“必修”“辅修”的形式，确立其权威地位。在党校体系中，中共将《联共党史》列为各级党校的课程标准。如1941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就规定“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在党校体系外，各机关组织也分别成立《联共党史》研究会和读书小组，中共中央就特别成立了“由王明同志领导的《联共（布）党史》学习委员会”。1941年，毛泽东对党内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进行改造，强调研究马列主义要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此后，《联共党史》多次被列入“干部必读”书目。1941年，结束语部分被列为必读文件编人《整风文献》。1942年，该书以“马列主义百科全书”被列为“干部必读”。1945年，中共七大将其列入5本“干部必读”书目。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其列入12本“干部必读”书目。1953年，中共中央将第9—12章列为中、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修材料。1964年，中共中央将其列入三十本“干部选读”。各地区党校组织和社会团体也多在具体学习中将其列为必读材料。 《联共党史》还被用于对马列主义课程的建设、改造。中共效仿苏联高等院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应以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开始，同时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基本材料”的典范，将《联共党史》列为全国各高校、党校“马列主义基础”及其他课程的教材，或以其为核心编写讲义。1953年，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社会科学院教授尼·斯·舍甫磋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并为全国各高校和党校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师资。他编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作为课程讲义，就是“循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顺序，根据苏联教育部批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学大纲》，从第六章到第十五章进行了讲授”。该讲义在1954年出版后，即被全国各高校和党校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讲义的主要参考对象。
《联共党史》出版后，中共深刻意识到其中斯大林《主义》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因此发行了《主义》单行本。1938年12月，博古提前在重庆中国出版社出版《主义》单行本，次年2月再版，比莫斯科单行本较先传播。莫斯科版的《主义》译者是时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任弼时，他亲自参与译校工作，并翻译《主义》。莫斯科外国文图书出版局在此基础上发行的单行本也在这一时期传人中国，后期多次再版。各根据地、解放区还根据《联共党史》莫斯科版抽印《主义》单行本。1948年，解放社“为了便利阅读和研究起见”，根据莫斯科1939年版单独将《主义》出版。该单行本的新颖之处在于将“玄学”改为“形而上学”，并根据《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校正了部分引文。此后，各解放区多有翻印该单行本的情况。1949年2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教务处为培养革命干部和改造知识分子，根据莫斯科版印制《主义》单行本。此外，1949年6月，蓝火在莫斯科版基础上重新编译《主义》，对原内容划分章节、细化结构，使阅读体验更佳。此后，《主义》几种单行本先后再版、翻印数次，与《联共党史》5种中文版成为风行中共乃至国内的读物。
《主义》重庆版发行后，中共通过“文件”和“必读”的形式，将斯大林《主义》确立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阅读书目。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列为中级和高级必修课程。6—10月间，中宣部在延安“组织专人讲解”《主义》。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党校教学材料的规定》，规定各地党校在未编出正式课本前要将《主义》纳入6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书籍，并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主义》成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臧知非指出，大陆史学界开展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热潮，实际上就是以学习《联共党史》为主要内容。因为它“在当时是被看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而全盘接受的”，在史学研究中居于指导地位，因此史学研究者需要“把自己的立场、观点自觉地统一到这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来”。
中共为“帮助个人独立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起见”，还刊载、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辅助文章和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在不计散落在其他期刊的情况下，仅1949年前在《解放》《群众》《共产党人》《中国青年》发表的相关翻译和宣传文章就有70余篇。这些文章包括纪念文章、读后感、广告和专题性文章等。专题性文章主要译自苏联学者，其中以拜尔兴、伏林、雅罗拉夫斯基等著《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和谢斯他科夫主编《苏联史简明教程》学习材料为代表，中国学者发表的研究和教学文章相对较少。除译文外，辅助学习《联共党史》的著作也主要从苏联引入，其中斯切潘诺夫主编《联共（布）历史研究提纲》和拜尔兴等著《联共（布）党史参考资料》较著名。此外，别娄夫《（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问题》，也集中对《联共党史》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详细解释。专门辅助学习《主义》的著作也有多种，M.罗森塔尔、犹琴所编《简明哲学辞典》和博古、高烈汇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4分册是主要代表。其中，《简明哲学辞典》通过对《主义》中容易模糊和曲解的概念作“充分的说明”，来帮助读者研究《主义》。该辞典的实用性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认可，后期多次翻印、再版，解放社编辑部在1948年就建议“名词和个别原则如有不懂的，可查《简明哲学辞典》一书”。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在中共领导下先后开展多次《联共党史》学习运动，各地也相继出版了相当规模的关于《联共党史》的辅助材料，以推进各院校、党校师生及知识分子、社会群体对《联共党史》的教研和学习。
当《联共党史》传人中国，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确立为权威，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统一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它改变了社会史论战时期各执己见、流派纷呈的现象，从而给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权威的定义，继而在唯物史观历史研究中树立了“典范”的指导地位。正如博古所言：斯大林的唯物史观理论是“近年来苏联的历史科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底重大收获”，是“最正确而又简单的叙述，实为研究新哲学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史学理论概念等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因为马克思“没有论古代社会的专书”，他关于唯物史观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在一定程度上未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较大推动作用。一方面，虽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在社会史论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但该观点并未提供清晰的社会发展法则，乃至逐渐演化为“托派”代表理论而受到批判;另一方面，《资本论》的翻译出版迟至1932年以后，因此书中关于生产工具的论述并未得到大面积应用。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选择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理论时，呈现多元化趋向。
早期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指导中国上古历史研究的做法，能够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普遍接受。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以恩格斯、摩尔根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批判与清算”。所以他自诩为“东方的恩格斯”，并将该书冠名为“《家庭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编”。李达与吕振羽也将恩格斯与摩尔根理论作为主要指导。1934年，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自述书中“一般理论”是受到乃师李达的“指示”，李达则在“序言”中颇自豪地称许吕振羽以恩格斯、摩尔根理论为主要“根据”。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早期写作中国历史时也以恩格斯、摩尔根理论为指导。1936年，吴玉章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授中国史课程时编写《中国历史大纲》，就将摩尔根理论誉为“判断旧史材料真假的武器”，将恩格斯理论作为“研究上古史的指南”。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除了接受恩格斯、摩尔根的理论指导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外，因受苏联和日本学界的影响，在研究秦以后历史时的指导理论较多元化。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社会史论战中没有完成对“托派”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系统的批评”，而马札亚尔“治水的理论”、沙发诺夫“汉代奴隶制度的理论”等，虽然存在相当多错误之处，但在未出现唯物史观理论“典范”之前，也曾活跃于学界。即使是曾在苏联参与对“托派”斗争的吴玉章，在以恩格斯、摩尔根理论指导中国上古史研究时，也部分吸收了拉狄克的“商业资本”观点来研究秦以后历史。这些都显示了在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传人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并未能够出现贯通上古和秦以后历史的唯物史观理论权威，因为“他们都是自命以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史的”。正如翦伯赞所言，“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
随着《联共党史》传人，在其中斯大林《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理论完成了更新迭代，开始从恩格斯、摩尔根、马克思、托洛茨基等多元唯物史观理论，发展到最新、统一的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直接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唯物史观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正如延安“中国历史研究会成员”成员叶蠖生的感慨：尤其是《联共党史》的介绍入中国，给予历史学者一种最新鲜的最标本典型的模范。无论在历史科学理论方面，或在处理史料技术方面，都给以典范的作用，使历史学者得一正确遵循的途径。
叶氏的看法基本可作为彼时延安史学界的参照，这表明《联共党史》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历史的“典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即计划通过学习西方史、中国史、《联共党史》的方法，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下设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更成立了“《联共党史》读书组”，并规定“拟以《党史》为中心，进行阅读列宁、斯大林之重要作品”，以此来指导历史研究。
吴玉章向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转变的痕迹最为明显。1940年，他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就在理论定义、语法结构、词汇等方面大量引用斯大林《主义》。显然，吴玉章认为《主义》就代表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1948年，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再次讲授中国历史课程。他在1936年课本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了《中国历史教程》讲义。吴玉章开宗明义地宣告研究中国历史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特别把《联共党史》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部分引来，并加中国的历史事实来证明”。
范文澜受《联共党史》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他主持编撰的《中国通史简编》正是以斯大林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他在正式编写《简编》前3个月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一文，就是应用斯大林唯物史观划分中国历史的首次尝试。在该文中，他反复强调划分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予我们以明确的指示”。他以《联共党史》为参照，在分析殷代是否存在奴隶制度、生产资料的集中、各部落之间的交换等情况后，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奴隶社会基本的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备具，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指盘庚以后，前此如何，因无实证，不能率断）是奴隶社会。”同时，因为西周存在符合斯大林关于封建社会中的设定条件，虽然还存在很多“氏族社会、奴隶社會的残余保留”，但已开始封建社会。
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中，以马克思《资本论》“劳动工具”观点作为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来阐述殷商是奴隶制时期、西周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观点。但考古材料不充分以及马克思定义不明确，他即使“暂依安迪生的分类”也不能满意。直到1940年3月，他吸收了斯大林《主义》这“卓越的天才的结论”后，才为观点寻找到理论依据。他以斯大林关于封建时代“生产力状态的特点”为标准，即“铁的冶炼的改进，铁犁和织机的传布，农业园艺，酿酒，乳造的向前发展，手工业者之外手工业工场之出现”，以及“存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对于根据自己劳动之上的生产工具及自己私有经济之个人私有”，进而结合《吴越春秋》《越绝书》《论语》《孟子》等文献关于冶铁风箱和铁犁牛耕的记载，得出春秋末期虽然保留了奴隶制残余，但“表现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形相的一面”。
在吕振羽影响下，吴泽《中国历史简编》（1945）也明显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首先，吴泽摒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划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社会（史前）、奴隶社会（殷代）、封建社会（两周、秦汉迄清鸦片战争），根据吴泽在1955年发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一文可知，他的理论来源应是《主义》。首先，吴泽在论述殷商是奴隶社会时，采用了对《主义》的“回答式”引用：第一，斯大林提出奴隶制下，“此时人们所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吴泽回答，“夏的金石器工具，到殷代便转变到青铜器”。第二，斯大林提出奴隶制下，“这里已不是社会中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地和自由地劳动，而是由那些被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所剥削的奴隶们底强迫劳动占主要地位。因此也就没有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公有制，它已被私有制所替代了”。吴泽回答，“生产工作者是强迫劳动的奴隶，生产手段是奴隶主所私有的。”其次，在论证两周、秦汉迄清鸦片战争时期是封建社会阶段时，吴泽采用了乃师吕振羽的方法，以斯大林对“铁犁和铁机的传布，农业园艺，酿酒，乳造的向前发展”的封建社会定义为依据。
翦伯赞以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终于实现了他在6年前许下的依据“正确的方法论”，结合“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完成中国史的建设”的夙愿。1943年，他出版《中国史纲》，从中能清晰地看出是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他围绕斯大林对奴隶制社会定义中的“金属工具（青铜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私有制”等因素展开叙述，结合考古材料证明殷代是奴隶社会。在此基础上，他展开论述殷代“社会关系”，说明奴隶主的私有制、奴隶自由的丧失，以及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残酷阶级斗争，这些都是以《主义》为参照对象。 这些都显示了斯大林唯物史观的权威性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认可，所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著作中屡屡能看到直接引用，或如吴泽般“回答式”间接引用。诚如彭卫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看法，成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经典表达。”新中国成立以后，《联共党史》中的斯大林唯物史观逐渐被树立为大陆史学界的理论权威，尤其是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和阶级斗争史观被树立为历史分期和历史书写模式的准绳和样板。荣孟源在1953年就强调历史学者要“认真学习、切实遵循”斯大林《主义》，以将历史科学工作“作得更好”。
此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除了吸收《主义》的史学理论外，还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时效仿《联共党史》的框架结构和叙事模式。框架结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内容—时间”标题形式;第二，每章（编）结尾采用“简短的结论”，对每部分内容作总结;第三，每章节排列顺序，强调“每章（或每节）之前，加以一段关于本国经济政治情形简明的历史的解释”。在叙事模式中，则主要集中在路线（阶级）斗争、领袖中心两方面。
1.框架结构。首先是“内容—时间”的标题形式。在中国通史领域中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1、1942）、许立群《中国史话》（1942）、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4）等，中共党史领域中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1941）、《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942）、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缪楚黄编著《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初稿）》（1956）、湖北大学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1964）、武汉地区部分高等学校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49—1956）初稿》（1978）、郑灿辉等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80）等，均能明显看出这种参照和效仿。实际上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也是受《联共党史》影响，从而表达出“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的构想。
其次是“简短的结论”和章节排列顺序。较明显的是，《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史话》就分别采取了“简短的结论”或“简明的提要”的名称，且在章节排列顺序上总体按照经济、政治内容依次展开。此外，韩国磐《隋朝史略》（1954）、何兹全《秦汉史略》（1955）、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组编《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初稿）》（1959）、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1959）、汪士汉《五四运动简史》（1979）等也在总体上采用了这两种框架写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采取《联共党史》框架结构的好处是：一方面，使标题和内容一目了然，便于读者接受和阅读;另一方面，使主题明确，时间发展顺序和固定章节排列顺序也利于编写者实际操作。
2.叙事模式。首先是路线（阶级）斗争模式。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影响最为明显。1942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共党史要学习《联共党史》写作模式，按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任务，将党史三个阶段定义为：大革命时期是“反对北洋军阀”，内战时期是“反对国民党”，抗日时期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在具体研究时，他还强调要站在中国的阶级立场，“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尤其突出“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此后，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路线（阶级）斗争被固定为党史研究的叙事模式，要求全面阐述党史中的历次“左倾”错误，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1958），徐元东、马晴波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1962）等也将这种叙事模式应用在中共党史书写之上。
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在中国通史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虽然此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已侧重农民战争和起义，但《联共党史》的传入使这种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正如服膺《联共党史》的范文澜强调，要“注意到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此外，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1941、194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1961—1976）、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1980）等也运用了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正如乔幼梅、王学典等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成为几十年来国内史学界撰写中国通史大都效仿的“放大或缩影”。
其次是领袖中心模式。如前所述，这主要体现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既有研究已关注到1949—1980年问的中共党史著作大都效仿《联共党史》以领袖为中心的写作模式，并从数量统计和形式分析两方面加以论述。
综上而言，自《联共党史》传人中国，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树立斯大林《主义》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时，也参照《联共党史》的框架结构和叙事模式来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共党史，持续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大陆史学界历史研究。
在革命与民族抗战的年代，中共在接连经历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内战争失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现实困境，以及发动整风运动统一党内理论思想、加强党内团结的现实需求下，迫切想要借鉴苏联革命的胜利“是经过怎样艰苦的路程，是怎样的战胜了困难才得到的”。《联共党史》这样一部现成的“苏联成功经验”的历史著作传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来说是取得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指南，以及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权威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史系统的典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成为历史学中主力”地位的形成，与《联共党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为时代潮流。《联共党史》在确立、巩固唯物史观指导地位，以及提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经验方面，提供了典范和具体路径，是中共干部必读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学习资源。《联共党史》在史学领域仍然扮演着重要地位，它推动了唯物史观在史学界权威地位的确立和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建设、改造。就课程设置而言，“苏联模式”课程体系逐渐确立，“联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公共必修、选修课程在各高、中等院校纷纷设立。《联共党史》因兼具联共（布）历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双重特征，成为这些课程的重要讲授内容。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受到严厉批判，由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更是首当其冲，直接的表现就是在此后近50年的苏联不再再版。而与苏联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虽然认为该书存在“教条主义”错误，但作为“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的著作，依然強调其可读性，因此《联共党史》在中国持续再版到1976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及接受知识改造的历史学者，同样坚持以《联共党史》中的斯大林唯物史观作为根本指导理论，来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联共党史》自出版之日起就以“权威”地位占据了中苏两国历史科学的顶峰。它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因本身“教条主义”和“以论代史”的理论架构，对中苏两国历史学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当下仍要对它加以辩证的评价，在肯定其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持续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的消极影响。
责任编辑：黄晓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苏联史学影响最大，尤其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最为显著。《联共党史》自传入中国，就被确立为中共学习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教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系统接受马列主义的主要途径之一。学界以往对《联共党史》的研究，在传播领域多关注该书的传播过程和版本状况，但梳理有待深入，且对该书传播的历史情境着墨不多;在理论领域多突出它对中共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建的作用，较少关注它对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意义;在史学领域多重视它对中共党史研究形成“领袖中心”和“路线（阶级）斗争”书写模式的推动，缺少它对唯物史观历史研究影响的整体把握。因此，本文试从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推动唯物史观历史研究的角度，运用史学史研究方法，通过情景还原和文本分析，重新探讨《联共党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流行与混乱
《联共党史》自1938年底传入中国，就成为“在中国流行最广的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1941年5月，毛泽东评价道：“《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9月，他又强调：“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毛泽东推崇《联共党史》，希冀通过该书改造党内“极坏”的学习风气，尤其是内部存在“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今人至今仍能感受到，他希望通过《联共党史》来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群体内部的思想混乱局面。
以往学界对中共开展《联共党史》学习运动的研究，多从政治领域出发，强调它所提供的苏联成功经验与中共革命现实相契合，尤其突出毛泽东的作用。这种说法固然没错，却忽视了《联共党史》作为历史著作（实践）与唯物史观理论著作（理论）的双重性质，对后者关注不多，没有代人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情境。对此，只有将《联共党史》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才能对上述现象作合理解释。
首先，应辩证地看待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将唯物史观的“流行”与“混乱”区别对待。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即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能够解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因顺应近代以来改造社会的普遍社会心理，被誉为是“近代科学发展所证实的唯一正确的宇宙观”，乃至“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关注仅停留在表面。学界对“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专注于研究社会发展史和应用经济史观的史家群体，统称为“左派史家”“性（唯）物的社会主义者”“释古派”等，这表明学界并未充分了解唯物史观阵营的内部分野;彼时学界并不清楚，早期的唯物史观学者受限于译介途径以及政治选择的目的性，在面对苏俄（联）、日本与欧洲等各方面的唯物史观理论时，因为政治阵营和知识背景的不同，各自的选择及认识相去甚远。
这种“混乱”的面相集中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战前夕的社会史论战中。在论战中，中共、国民党、自由阵营等的学者通过《新生命》《新思潮》《动力》《读书杂志》等阵地，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发展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论战，呈现“混乱”之状。国内各派唯物史观学者各执一说，主要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多源性，且互不认可，遂致这场论战始终没有统一、公认的答案。各方均以唯物史观者自居，“自以为其所用的武器是唯物的辩证法”。在时人看来，各方虽都以唯物史观作“根本的指导原理”，附以中国史实，实际上并不能“了理（解）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的唯物论。”
其次，要注意到唯物史观的政党性。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局，就是因为他们把握了全部科学的哲学、前进的哲学”，所以在中共成立以后，唯物史观理论的正确性就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领导地位息息相关。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发展走向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假科学的史学理论”的过程。社会史论战的产生，是国民党主办的《新生命》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否认中国现实社会的封建性，来与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是半封建性质的决议“唱起了对台戏”而拉起帷幕。在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多数学者不仅要面对梅思平、萨孟武、陶希圣、叶青、张申府等国民党和自由学者在唯物史观方面的宣战，也要面对秋泽修二、佐野伽裟美、森谷克己等日本左派史家在唯物史观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分歧，还要面对因“第三国际”内部的不同路线和唯物史观理论斗争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少数学者倾向普列哈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德波林、拉狄克等少数派在唯物史观理论方面的挑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中存在少数学者不能分辨唯物史观“正确”与否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二：他们或受限于译介途径，在求知欲的激励下尽力接受目之所及的唯物史观理论;或因信息传播的滞后性，不能及时获知唯物史观理论的更新，依然信守已被“打倒”的理论。如李达早年译介“第二国际”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1921），其后又在“许多地方无批判的采用了普列哈诺夫与德波林”，在得知列宁的理论被树立为权威时，他“说句实话”地坦然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表达出再清算的决心。吕振羽、翦伯赞也批评此前在学界称起霸的拉狄克、马札亚尔、沙发诺夫、森谷克己、佐野袈裟美著作，指出他们的政治观念和唯物史观理论错误。
最后，要注意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寻求解决途径的尝试。1930年，吴理屏认识到此前流行的布哈林唯物史观存在“严肃的错误”，因此编译了芬格尔特、薛尔文特合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该书虽被誉为“现时在苏联算是最好的唯物史观教本”，却将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同样定义为“唯物史观学说的基础”。1935年，李达通过翻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样一本代表了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的说明”的书籍，来对过去的错误理论作清算。1936、1938年，沈志远翻译米丁和拉佐摩夫斯基合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下册。该书作为1931年苏联哲学界“总清除”后的“第一部最完备的新哲学和新社会学底教科书”，“受苏联（以至于世界）广大读者群拥护”。但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只总结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更高的新阶段”的“邬梁諾夫（列宁）主义”阶段。 可以看出，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引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还大都停留在列宁阶段，无法用于对列宁之后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拉狄克等人理论作直接批判，因此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学界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的争论依然没有终止，还存在着“脱离实际的、烦琐学派的、名词争论的倾向”。虽然中共在早期就通过政治文件的方式对他们予以批判，但因为自1927年以来“还没有积极的伟大的理论著作”，所以还无法对“托派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布哈林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的孟塞维克的新康德主义的唯心论”，以及“在历史学上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反历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系统批判和清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深刻认识到，唯物史观虽成为“一般的前进历史学者所公认的历史科学的唯一的法则”，但充斥了大量的错误与反动理论，“甚至反动的历史家们也故意披上唯物史观的外衣，以作为欺骗的手段”。因此，如何树立一个权威的唯物史观理论就成了首要难题。
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脉相承的政治和思想领袖地位，希望从斯大林那里获得最新、最权威的理论指导，来统一唯物史观理论体系。1936年6月，艾思奇在翻译米丁《新哲学大纲》时，已经介绍了苏联学界关于“史××（斯大林）对辩证法唯物论的新发展”，预示斯大林理论可以给予国内“新哲学”争论一个“正误的标准”。1938年8月，翦伯赞出版《历史哲学教程》，同样认识到“史塔林”（斯大林）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的唯物论”的一脉相承，且“得到更高的发展”，表达出向斯大林“取经”的意愿。同年10月，毛泽东对斯大林理论作政治肯定，他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突显了斯大林理论的最新性和权威性。
因此，中共在获知苏联学界在“斯大林底发起和领导下粉碎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底机械论的和孟塞维克——唯心论的修正”，确立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及直接参加下所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了反动的马赫主义哲学以最后的打击”后，迫切希望引入《联共党史》來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二、“顶峰”与“模范”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确立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联共（布）中央的统一领导。联共（布）中央在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巩固领导权后，就计划通过编写一部官方认定的党史教科书，从思想上统一联共（布）党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斯大林一方面指导苏联科学研究院“怎样进行它的一切工作”，另一方面亲自组织编写《联共党史》。1935年10月，苏联成立了以日丹诺夫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来筹备编写联共（布）党史教科书，1937年以后的编写成员主要是波斯别洛夫与雅罗斯基，统稿工作则由斯大林亲自整合修改，最终在1938年9月正式出版《联共党史》。
《联共党史》通过梳理1883至1937年间，联共（布）在建党、取得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路线和理论斗争、历史经验以及权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从政治层面巩固了列宁及斯大林在领导权上的正确性、合法性，更从学理上塑造了《联共党史》的“唯一的党史教科书”形象，形成了斯大林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正如联共（布）中央《决议》评价道：
这种纲领是联共（布）中央对联共（布）党史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主要问题之正式的考验了的解释，不允许有任何任意的解释。……将会使党史叙述中的任意与混乱告一终结，使党底理论与党史底各最重要问题中的任意解释与多样的观点……告一终结。
《决议》肯定了《联共党史》理论结合实践的编写模式，盛赞它通过树立统一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论与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联（共）布党史结合起来的做法。这种编写模式正是依靠斯大林亲自执笔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党史》第4章第2节，以下简称《主义》），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的哲学同布尔塞维克党的斗争有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此，《主义》单行本也在这一时期由莫斯科外国文图书出版局等出版社发行，据传第一版就达到300万册。
斯大林受列宁、米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他批判“地理环境论”“人口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他将社会历史变革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强调因生产“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的状态中”，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结构底改造”。他遂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固定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斯大林“用极端简明的笔墨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基本原理作了一番天才的说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通俗化、框架化、教义化。
《主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克鲁什柯夫评价它“关于发展底飞跃性质底学说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米丁称颂它是“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论”，认为它“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提供的特性说明，是列宁的这种特性说明的继续和发展”。在哲学研究中，它被作为重新评估以往哲学著作和阐发新哲学的准绳。1938年苏联国家出版局再版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时，就在书中登载了《主义》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文字。M.罗逊达尔《辨证认识论》也以《主义》关于认识论的原则作为准绳。波齐涅尔《辩证唯物论讲话》也大量引用《主义》“唯物论与观念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关系等内容。斯大林《主义》还逐渐被写入各种“研究提纲”中，其中具代表性的是米丁主编《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究提纲》。该书不仅专列“列宁与斯大林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斯大林理论体系的权威性，而且基本在每章中以《联共党史》作为讲授内容和参考书目。 《主义》是在归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根据科学和革命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将波尔什维主义伟大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归纳起来”，从而将“辩证唯物主义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被誉为“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底顶峰”。它澄清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的分歧意见，从学理上统一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代表了最新、最权威的象征。因此，苏联科学研究院鉴于斯大林的卓越贡献，在1939年12月举行全体大会，选举他为名誉会员。
《联共党史》的成功具有方法论意义。这种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联共（布）党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编写原则，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具有示范价值。在苏联学者看来，《联共党史》在历史研究中堪称“历史阵线的模范”，它不仅在编写原则上提供了“方法论”“主题”和“技巧”的参照，更成为根据马列主义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和“推动科学前进”的理论典范。这充分说明：历史学者只要在历史研究中依据《联共党史》，就“不会再限制他们自己于片面的历史过程的描写，经济的事实或是政治的形式的概述”。
在“以蘇为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既然苏联能够凭借《联共党史》在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唯物史观历史研究两方面，取得如此巨大成绩，代表了“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底顶峰”和“历史阵线的模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应引入和效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应将其作为“我国共产党人和非党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底规律的强有力的武器”，作为研究、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心材料”，作为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研究历史的权威和典范。
三、翻译与传播
在《联共党史》尚未出版前，中共就已开始“预热式”地宣传该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参考意义。1937年，延安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第1卷第13期特辟“理论研究增刊”，首期就刊登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史的编写原则，以及《怎样研究联共党史》和《联共党史研究提纲》。编者明确强调这三篇与联共（布）党史相关的“理论相关材料”，是为了“供给读者们作为研究的参考”。
1938年9月，《联共党史》在苏联甫一出版，就受到国内学界和在苏中共学者的密切关注。在中译版未大面积流通前，英译版、法译版、德译版已传入上海，但购买和阅读存在“送掉生命”的危险。中译版的译介也在一年问取得可观成绩，俄文版发行两个月后，《解放》周刊就刊登了第七章和结束语的中文节译版。1939年，国内共出现了5种中文译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谢唯真组织翻译的《苏联共产党（波尔什维克）历史简要读本》（1939年1月），重庆中国出版社秦邦宪（博古）组织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2、3月），延安解放社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5月），上海启明社吴清友翻译的《最新联共党史》（1939年7月），大华出版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12月）。
若从版本流传角度看，重庆版和大华版是根据苏联《真理报》原文翻译，二者内容相同，大华版应是翻印版;莫斯科版是根据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正式出版物为底本，解放社版是根据莫斯科版重排翻印。故实际上只有3版，即莫斯科版、重庆版、上海版。由于战争年代各地运输困难，在莫斯科版尚未大规模翻印流通前，重庆版是河北等地早期中共干部学习的主要版本。此后，因莫斯科版虽在“某些地方的译文过于欧化”，但“对于提高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会起重大作用”，“在意思上最精确”，故而受到中共大力推广。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国共关系日益紧张，《联共党史》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但依然受到学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重庆版、莫斯科版、解放社版多有翻版、再版出现，启明社版再版情况尚未得见。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发布通知，纠正过去因战争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出版界翻印、乱印现象，强调未经作者和原出版者同意，不得任意翻印外版书籍，并计划成立专门经营外文书报的发行机构国际书店。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在解放社基础上成立，1953年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它们成为《联共党史》中文版翻译和发行的主要机构。就出版时间而言，中文版在1976年3月人民版发行最后一版后不再重印;中文版外，195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了蒙文版，民族出版社在1977年发行了蒙文版，在1980年发行了藏文、哈萨克文版等。在发行数量方面，《联共党史》在41年间的发行数量非常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1953—1955年在大陆出版就达到86万册，1949—1953年10月由国际书店向苏联订购的数量达到62.8万余册，且各地因思想改造、理论学习等产生的翻印、节印本更难以统计。
《联共党史》自译介入国内，中共就通过“必读”“必修”“辅修”的形式，确立其权威地位。在党校体系中，中共将《联共党史》列为各级党校的课程标准。如1941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就规定“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在党校体系外，各机关组织也分别成立《联共党史》研究会和读书小组，中共中央就特别成立了“由王明同志领导的《联共（布）党史》学习委员会”。1941年，毛泽东对党内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进行改造，强调研究马列主义要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此后，《联共党史》多次被列入“干部必读”书目。1941年，结束语部分被列为必读文件编人《整风文献》。1942年，该书以“马列主义百科全书”被列为“干部必读”。1945年，中共七大将其列入5本“干部必读”书目。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其列入12本“干部必读”书目。1953年，中共中央将第9—12章列为中、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修材料。1964年，中共中央将其列入三十本“干部选读”。各地区党校组织和社会团体也多在具体学习中将其列为必读材料。 《联共党史》还被用于对马列主义课程的建设、改造。中共效仿苏联高等院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应以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开始，同时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基本材料”的典范，将《联共党史》列为全国各高校、党校“马列主义基础”及其他课程的教材，或以其为核心编写讲义。1953年，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社会科学院教授尼·斯·舍甫磋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并为全国各高校和党校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师资。他编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作为课程讲义，就是“循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顺序，根据苏联教育部批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学大纲》，从第六章到第十五章进行了讲授”。该讲义在1954年出版后，即被全国各高校和党校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讲义的主要参考对象。
《联共党史》出版后，中共深刻意识到其中斯大林《主义》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因此发行了《主义》单行本。1938年12月，博古提前在重庆中国出版社出版《主义》单行本，次年2月再版，比莫斯科单行本较先传播。莫斯科版的《主义》译者是时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任弼时，他亲自参与译校工作，并翻译《主义》。莫斯科外国文图书出版局在此基础上发行的单行本也在这一时期传人中国，后期多次再版。各根据地、解放区还根据《联共党史》莫斯科版抽印《主义》单行本。1948年，解放社“为了便利阅读和研究起见”，根据莫斯科1939年版单独将《主义》出版。该单行本的新颖之处在于将“玄学”改为“形而上学”，并根据《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校正了部分引文。此后，各解放区多有翻印该单行本的情况。1949年2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教务处为培养革命干部和改造知识分子，根据莫斯科版印制《主义》单行本。此外，1949年6月，蓝火在莫斯科版基础上重新编译《主义》，对原内容划分章节、细化结构，使阅读体验更佳。此后，《主义》几种单行本先后再版、翻印数次，与《联共党史》5种中文版成为风行中共乃至国内的读物。
《主义》重庆版发行后，中共通过“文件”和“必读”的形式，将斯大林《主义》确立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阅读书目。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列为中级和高级必修课程。6—10月间，中宣部在延安“组织专人讲解”《主义》。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党校教学材料的规定》，规定各地党校在未编出正式课本前要将《主义》纳入6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书籍，并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主义》成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臧知非指出，大陆史学界开展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热潮，实际上就是以学习《联共党史》为主要内容。因为它“在当时是被看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而全盘接受的”，在史学研究中居于指导地位，因此史学研究者需要“把自己的立场、观点自觉地统一到这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来”。
中共为“帮助个人独立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起见”，还刊载、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辅助文章和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在不计散落在其他期刊的情况下，仅1949年前在《解放》《群众》《共产党人》《中国青年》发表的相关翻译和宣传文章就有70余篇。这些文章包括纪念文章、读后感、广告和专题性文章等。专题性文章主要译自苏联学者，其中以拜尔兴、伏林、雅罗拉夫斯基等著《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和谢斯他科夫主编《苏联史简明教程》学习材料为代表，中国学者发表的研究和教学文章相对较少。除译文外，辅助学习《联共党史》的著作也主要从苏联引入，其中斯切潘诺夫主编《联共（布）历史研究提纲》和拜尔兴等著《联共（布）党史参考资料》较著名。此外，别娄夫《（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问题》，也集中对《联共党史》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详细解释。专门辅助学习《主义》的著作也有多种，M.罗森塔尔、犹琴所编《简明哲学辞典》和博古、高烈汇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4分册是主要代表。其中，《简明哲学辞典》通过对《主义》中容易模糊和曲解的概念作“充分的说明”，来帮助读者研究《主义》。该辞典的实用性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认可，后期多次翻印、再版，解放社编辑部在1948年就建议“名词和个别原则如有不懂的，可查《简明哲学辞典》一书”。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在中共领导下先后开展多次《联共党史》学习运动，各地也相继出版了相当规模的关于《联共党史》的辅助材料，以推进各院校、党校师生及知识分子、社会群体对《联共党史》的教研和学习。
当《联共党史》传人中国，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确立为权威，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统一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它改变了社会史论战时期各执己见、流派纷呈的现象，从而给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权威的定义，继而在唯物史观历史研究中树立了“典范”的指导地位。正如博古所言：斯大林的唯物史观理论是“近年来苏联的历史科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底重大收获”，是“最正确而又简单的叙述，实为研究新哲学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四、“典范的作用”
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史学理论概念等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因为马克思“没有论古代社会的专书”，他关于唯物史观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在一定程度上未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较大推动作用。一方面，虽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在社会史论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但该观点并未提供清晰的社会发展法则，乃至逐渐演化为“托派”代表理论而受到批判;另一方面，《资本论》的翻译出版迟至1932年以后，因此书中关于生产工具的论述并未得到大面积应用。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选择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理论时，呈现多元化趋向。
早期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指导中国上古历史研究的做法，能够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普遍接受。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以恩格斯、摩尔根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批判与清算”。所以他自诩为“东方的恩格斯”，并将该书冠名为“《家庭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编”。李达与吕振羽也将恩格斯与摩尔根理论作为主要指导。1934年，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自述书中“一般理论”是受到乃师李达的“指示”，李达则在“序言”中颇自豪地称许吕振羽以恩格斯、摩尔根理论为主要“根据”。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早期写作中国历史时也以恩格斯、摩尔根理论为指导。1936年，吴玉章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授中国史课程时编写《中国历史大纲》，就将摩尔根理论誉为“判断旧史材料真假的武器”，将恩格斯理论作为“研究上古史的指南”。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除了接受恩格斯、摩尔根的理论指导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外，因受苏联和日本学界的影响，在研究秦以后历史时的指导理论较多元化。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社会史论战中没有完成对“托派”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系统的批评”，而马札亚尔“治水的理论”、沙发诺夫“汉代奴隶制度的理论”等，虽然存在相当多错误之处，但在未出现唯物史观理论“典范”之前，也曾活跃于学界。即使是曾在苏联参与对“托派”斗争的吴玉章，在以恩格斯、摩尔根理论指导中国上古史研究时，也部分吸收了拉狄克的“商业资本”观点来研究秦以后历史。这些都显示了在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传人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并未能够出现贯通上古和秦以后历史的唯物史观理论权威，因为“他们都是自命以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史的”。正如翦伯赞所言，“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
随着《联共党史》传人，在其中斯大林《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理论完成了更新迭代，开始从恩格斯、摩尔根、马克思、托洛茨基等多元唯物史观理论，发展到最新、统一的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直接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唯物史观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正如延安“中国历史研究会成员”成员叶蠖生的感慨：尤其是《联共党史》的介绍入中国，给予历史学者一种最新鲜的最标本典型的模范。无论在历史科学理论方面，或在处理史料技术方面，都给以典范的作用，使历史学者得一正确遵循的途径。
叶氏的看法基本可作为彼时延安史学界的参照，这表明《联共党史》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历史的“典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即计划通过学习西方史、中国史、《联共党史》的方法，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下设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更成立了“《联共党史》读书组”，并规定“拟以《党史》为中心，进行阅读列宁、斯大林之重要作品”，以此来指导历史研究。
吴玉章向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转变的痕迹最为明显。1940年，他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就在理论定义、语法结构、词汇等方面大量引用斯大林《主义》。显然，吴玉章认为《主义》就代表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1948年，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再次讲授中国历史课程。他在1936年课本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了《中国历史教程》讲义。吴玉章开宗明义地宣告研究中国历史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特别把《联共党史》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部分引来，并加中国的历史事实来证明”。
范文澜受《联共党史》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他主持编撰的《中国通史简编》正是以斯大林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他在正式编写《简编》前3个月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一文，就是应用斯大林唯物史观划分中国历史的首次尝试。在该文中，他反复强调划分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予我们以明确的指示”。他以《联共党史》为参照，在分析殷代是否存在奴隶制度、生产资料的集中、各部落之间的交换等情况后，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奴隶社会基本的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备具，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指盘庚以后，前此如何，因无实证，不能率断）是奴隶社会。”同时，因为西周存在符合斯大林关于封建社会中的设定条件，虽然还存在很多“氏族社会、奴隶社會的残余保留”，但已开始封建社会。
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中，以马克思《资本论》“劳动工具”观点作为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来阐述殷商是奴隶制时期、西周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观点。但考古材料不充分以及马克思定义不明确，他即使“暂依安迪生的分类”也不能满意。直到1940年3月，他吸收了斯大林《主义》这“卓越的天才的结论”后，才为观点寻找到理论依据。他以斯大林关于封建时代“生产力状态的特点”为标准，即“铁的冶炼的改进，铁犁和织机的传布，农业园艺，酿酒，乳造的向前发展，手工业者之外手工业工场之出现”，以及“存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对于根据自己劳动之上的生产工具及自己私有经济之个人私有”，进而结合《吴越春秋》《越绝书》《论语》《孟子》等文献关于冶铁风箱和铁犁牛耕的记载，得出春秋末期虽然保留了奴隶制残余，但“表现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形相的一面”。
在吕振羽影响下，吴泽《中国历史简编》（1945）也明显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首先，吴泽摒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划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社会（史前）、奴隶社会（殷代）、封建社会（两周、秦汉迄清鸦片战争），根据吴泽在1955年发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一文可知，他的理论来源应是《主义》。首先，吴泽在论述殷商是奴隶社会时，采用了对《主义》的“回答式”引用：第一，斯大林提出奴隶制下，“此时人们所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吴泽回答，“夏的金石器工具，到殷代便转变到青铜器”。第二，斯大林提出奴隶制下，“这里已不是社会中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地和自由地劳动，而是由那些被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所剥削的奴隶们底强迫劳动占主要地位。因此也就没有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公有制，它已被私有制所替代了”。吴泽回答，“生产工作者是强迫劳动的奴隶，生产手段是奴隶主所私有的。”其次，在论证两周、秦汉迄清鸦片战争时期是封建社会阶段时，吴泽采用了乃师吕振羽的方法，以斯大林对“铁犁和铁机的传布，农业园艺，酿酒，乳造的向前发展”的封建社会定义为依据。
翦伯赞以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终于实现了他在6年前许下的依据“正确的方法论”，结合“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完成中国史的建设”的夙愿。1943年，他出版《中国史纲》，从中能清晰地看出是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他围绕斯大林对奴隶制社会定义中的“金属工具（青铜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私有制”等因素展开叙述，结合考古材料证明殷代是奴隶社会。在此基础上，他展开论述殷代“社会关系”，说明奴隶主的私有制、奴隶自由的丧失，以及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残酷阶级斗争，这些都是以《主义》为参照对象。 这些都显示了斯大林唯物史观的权威性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认可，所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著作中屡屡能看到直接引用，或如吴泽般“回答式”间接引用。诚如彭卫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看法，成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经典表达。”新中国成立以后，《联共党史》中的斯大林唯物史观逐渐被树立为大陆史学界的理论权威，尤其是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和阶级斗争史观被树立为历史分期和历史书写模式的准绳和样板。荣孟源在1953年就强调历史学者要“认真学习、切实遵循”斯大林《主义》，以将历史科学工作“作得更好”。
此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除了吸收《主义》的史学理论外，还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时效仿《联共党史》的框架结构和叙事模式。框架结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内容—时间”标题形式;第二，每章（编）结尾采用“简短的结论”，对每部分内容作总结;第三，每章节排列顺序，强调“每章（或每节）之前，加以一段关于本国经济政治情形简明的历史的解释”。在叙事模式中，则主要集中在路线（阶级）斗争、领袖中心两方面。
1.框架结构。首先是“内容—时间”的标题形式。在中国通史领域中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1、1942）、许立群《中国史话》（1942）、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4）等，中共党史领域中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1941）、《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942）、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缪楚黄编著《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初稿）》（1956）、湖北大学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1964）、武汉地区部分高等学校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49—1956）初稿》（1978）、郑灿辉等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80）等，均能明显看出这种参照和效仿。实际上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也是受《联共党史》影响，从而表达出“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的构想。
其次是“简短的结论”和章节排列顺序。较明显的是，《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史话》就分别采取了“简短的结论”或“简明的提要”的名称，且在章节排列顺序上总体按照经济、政治内容依次展开。此外，韩国磐《隋朝史略》（1954）、何兹全《秦汉史略》（1955）、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组编《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初稿）》（1959）、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1959）、汪士汉《五四运动简史》（1979）等也在总体上采用了这两种框架写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采取《联共党史》框架结构的好处是：一方面，使标题和内容一目了然，便于读者接受和阅读;另一方面，使主题明确，时间发展顺序和固定章节排列顺序也利于编写者实际操作。
2.叙事模式。首先是路线（阶级）斗争模式。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影响最为明显。1942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共党史要学习《联共党史》写作模式，按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任务，将党史三个阶段定义为：大革命时期是“反对北洋军阀”，内战时期是“反对国民党”，抗日时期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在具体研究时，他还强调要站在中国的阶级立场，“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尤其突出“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此后，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路线（阶级）斗争被固定为党史研究的叙事模式，要求全面阐述党史中的历次“左倾”错误，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1958），徐元东、马晴波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1962）等也将这种叙事模式应用在中共党史书写之上。
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在中国通史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虽然此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已侧重农民战争和起义，但《联共党史》的传入使这种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正如服膺《联共党史》的范文澜强调，要“注意到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此外，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1941、194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1961—1976）、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1980）等也运用了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正如乔幼梅、王学典等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成为几十年来国内史学界撰写中国通史大都效仿的“放大或缩影”。
其次是领袖中心模式。如前所述，这主要体现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既有研究已关注到1949—1980年问的中共党史著作大都效仿《联共党史》以领袖为中心的写作模式，并从数量统计和形式分析两方面加以论述。
综上而言，自《联共党史》传人中国，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树立斯大林《主义》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时，也参照《联共党史》的框架结构和叙事模式来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共党史，持续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大陆史学界历史研究。
结语
在革命与民族抗战的年代，中共在接连经历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内战争失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现实困境，以及发动整风运动统一党内理论思想、加强党内团结的现实需求下，迫切想要借鉴苏联革命的胜利“是经过怎样艰苦的路程，是怎样的战胜了困难才得到的”。《联共党史》这样一部现成的“苏联成功经验”的历史著作传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来说是取得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指南，以及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权威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史系统的典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成为历史学中主力”地位的形成，与《联共党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为时代潮流。《联共党史》在确立、巩固唯物史观指导地位，以及提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经验方面，提供了典范和具体路径，是中共干部必读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学习资源。《联共党史》在史学领域仍然扮演着重要地位，它推动了唯物史观在史学界权威地位的确立和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建设、改造。就课程设置而言，“苏联模式”课程体系逐渐确立，“联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公共必修、选修课程在各高、中等院校纷纷设立。《联共党史》因兼具联共（布）历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双重特征，成为这些课程的重要讲授内容。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受到严厉批判，由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更是首当其冲，直接的表现就是在此后近50年的苏联不再再版。而与苏联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虽然认为该书存在“教条主义”错误，但作为“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的著作，依然強调其可读性，因此《联共党史》在中国持续再版到1976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及接受知识改造的历史学者，同样坚持以《联共党史》中的斯大林唯物史观作为根本指导理论，来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联共党史》自出版之日起就以“权威”地位占据了中苏两国历史科学的顶峰。它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因本身“教条主义”和“以论代史”的理论架构，对中苏两国历史学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当下仍要对它加以辩证的评价，在肯定其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持续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的消极影响。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