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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1日,在11个小时飞行结束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终于来到了中国。他或许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将是一次“摇滚明星”般的布道之旅。
出了机舱门,他就已经陷入记者、学者、粉丝、企业家和接待方的包围,随即迅速被引入机场书店签名、拍照。好不容易坐上汽车,却发现已有记者跟了上来,准备开始一场随车采访。
随后的5天5夜,从上海到北京,他需要面对10场演讲、9个饭局、两次发布会、数百本新书签名、10个专访、150个记者、数十名嘉宾以及漫长的堵车,就连早餐时间也被预定了。
2014年,43岁的托马斯·皮凯蒂就像莎翁诗中的云雀,一飞冲天。凭借新书《21世纪资本论》,他成为这一年全球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家。皮凯蒂以详尽的数据作支撑,向人们警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建议政府推行累进税收制度,向富人征收重税。
来中国不是指点迷津
下午6点的北京,路面的汽车像往日一样蠕动。一个小时过去了,这辆商务车挪动了不到5公里。
托马斯·皮凯蒂看了看车窗外的霓虹灯,靠在座椅上,微仰起头,闭上了双眼,很长时间都没有声音,像是睡着了。他的翻译把右手食指贴着嘴唇,示意同车的人轻言轻语。
车才开了一个小时,但这已经是皮凯蒂第三次合眼了。一直没时间倒时差,加上晚上失眠,他每天只睡着两个小时。
又一个小时的蠕动后,汽车终于到达酒店。所有的人都在等他:记者、摄影师、学者、主持人、粉丝、企业家、工作人员,以及妻子茱莉亚。
当晚的活动是出版社主办的颁奖活动,他拿到了压轴大奖——年度最受尊敬作者奖,领奖时他的脸颊已有些泛红。他记不清这是今年领到的第几个奖项。过去的一年,有太多的机构颁奖给他。同一天下午,北师大校长还发给他一份客座教授聘书,尽管他自己也说不清下一次来北京要到什么时候。
托马斯·皮凯蒂从没想过中国人会这样欢迎他和他的书。两个月前,《21世纪资本论》才出了中文版。来到中国后,几乎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会说:“皮凯蒂先生,请谈谈中国。”他回答最多的一句是:“对于中国,我没有像其他国家那么多的历史经济数据。”事实上,他对中国了解有限。
这是他第四次来中国,日程被会议挤满。他每次来中国,都张大了眼睛,削尖了耳朵,但每次基本都是中国人让他不停地说,他几乎没有机会听中国人讲述自己。除了2004年,他在中国待了5周,先后去了上海、北京、西安,稍微有点时间到处逛逛,他和他的中国学生Nancy Chang坐船登上了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岛。对于中国的美食,他也只能说出烤鸭。
他的大女儿正在读高三,还选修了中文,但他说自己不会去学,方块字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也没有时间。不过,他表示有必要加强对中国的研究,甚至将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还没有任何日程计划。皮凯蒂认为,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越来越大,达到了一个尖锐的峰值,但又非常特殊。一方面,中国的财富分配、资产管理、个人收入等信息的不透明程度较高,很难客观比较研究现状与过往。“中国是唯一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却没有任何征收具体数据的国家。此外,中国公共资本占国民资本接近一半,如果能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可以促进中国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时更注重保护公共福利。”
他呼吁中国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累进税制,征收遗产税,提高税收信息透明度。他说:“目前,中国还没有继承税和个人财产税。据说台湾就不想把财产税的额度降下来,结果导致许多台湾的富商都把资产转移到大陆。这很疯狂,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跟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财产税制竞争。”
在《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里,皮凯蒂对法、美、英、德、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收入数据进行分析,最早的数据甚至是300年前的。他主要讨论了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的话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性的东西。
美国人捧红的学术明星
当皮凯蒂2013年下半年出版《21世纪资本论》法文版时,在法国几乎没有惊起半点波澜。今年3月,英文版在美国面世后,一切都变了。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曾预言,这本书只有3个人会读,那就是他自己、经济历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事实证明他失算了。《21世纪资本论》在美国一上架便很快脱销。由于订单巨大,出版商不得不增加印点,并提供电子版。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发言人称,他们有6家印刷厂同时开工,美国、英国、印度各两个。4月份,这本书已经登上亚马逊图书销量的榜首,以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甚至领先于《哈利·波特》。到今年7月,英文版已经卖出了45万册,法文版也卖了15万册。
《21世纪资本论》的中文译者巴曙松在纽约看到,街头巷尾的大小书店和机场书店,都摆满了这部近七百页的经济学专著。甚至有人调侃,随手带一本《21世纪资本论》已经是曼哈顿进步青年的做派之一。
在此之前,皮凯蒂只是法国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除了圈内同行,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即便3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抗议者引用他的研究数据,喊出“我们是99%”的口号,抗议财富集中在金字塔尖上1%的人手中,依然少有人知道他。
少年时代的皮凯蒂喜欢阅读。他没有什么娱乐消遣,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思考,几乎读了所有的经典小说,以及大量的历史、社会、侦探类书籍。他对历史数据很敏感,尤其是以亨利·贝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作品,这成为日后写作《21世纪资本论》的方法论源头。不过,他从小偏科,成绩并不好,中学会考时理科成绩只有“C”。上了预科班之后,皮凯蒂开始显露出“学霸”的面目。他18岁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数学和经济学学位。在这所培养精英人才的名校里。他只用了4年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财富再分配,这是几次东欧之行后确定的目标。他的导师是前世界银行主席格斯奈里(Roger Guesnerie)。他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过短暂的交换生。 取得博士学位后,皮凯蒂远赴美国,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助教,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在美国两年,他有了家庭,孩子也即将出生。身边的法国学者在博士毕业后大多留在美国。尽管美国有更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也让他学到很多,但他还是想着遥远的祖国。
皮凯蒂的一名中国学生称,他有浓郁的法兰西情结,上课常常不自觉从英文变成法文。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长在异国文化中。
美国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通过模型算法分析经济现象。他对这种方式有些失望。“美国人的研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了,自己的领域之外,很少关注其他,研究的对象也很微观。”他害怕只埋在一门学科里面,用模型公式去解释那些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尽管这也能获得成功。他更倾向于采用更贴近现实的方式,去呈现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的经济现象。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多元化,也更贴近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的脉络。皮凯蒂认为,这样的科研环境更有利于他的理论模型成熟,这种模型结合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1995年,他又回到了法国。
在第一次见托马斯·皮凯蒂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一直在向其他学者询问,皮凯蒂是读“Pik-etty”,还是读“Pikit-tay”。甚至有人建议称皮凯蒂为“博士P”。
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皮凯蒂访问了美国多座城市,并进行巡回演讲。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临时主席蔡斯·罗宾逊(Chase Robinson)和克鲁格曼等一众顶尖学者设宴迎接他。皮凯蒂的研究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关注,他绘制的美国近百年来收入不平等状况曲线图,被白宫引用在金融危机时期发布的联邦预算报告中。他这次到美国,白宫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都邀请他进行会谈。他还被频繁请上电视节目,如在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电视节目《早安,乔》讨论财税改革,甚至参加脱口秀节目《扣扣熊报告》(Colbert Report)。在Twitter上,他的忠实粉丝还建立了一个有关他信息的订阅频道,上面有他的各种照片和资讯。
他的讲座有些沉闷,却被人们看成是一场热门的演出,门票被抢购一空,甚至要在隔壁大厅同步直播。
皮凯蒂和他的新书成为一个现象,许多经济学家对这本书推崇备至。保罗·克鲁格曼一个月内连发多篇文章盛赞,称之为“本年度乃至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著作”。《经济学人》把皮凯蒂比作当代马克思。即便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轰动效应是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迄今所提供的最接近于流行文化的轰动事件。在美国,即便皮凯蒂已飞往德国曼海姆巡讲,人们依旧举办了多场关于他新书的研讨会。法国人也开始为皮凯蒂的观点而辩论。
《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热卖,一些人开始把皮凯蒂与教皇弗朗西斯、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相提并论,并称为“和平革命三剑客”,是倡导中产阶级增长的使徒。
美国媒体把他称为“摇滚明星式的经济学家”。他从没想过自己是一个明星,感觉有些夸张,尤其是新书刚出版,就有人开始评论和研究他的书。不过,他很乐意接受这样的称号,如果这种媒体形象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读他的书。
“谁不想当摇滚明星呢?尤其是年轻人。”皮凯蒂并不掩饰早已尘封在内心的热情,但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是专心做学者,走的是一条用书和知识的传播影响社会的道路,正如摇滚明星用音乐来感化人一样,这条路“看起来没那么拉风,但令人骄傲”。
刺中痛点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与马克思一样都主张财富再分配,却又截然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收益率将会无限下降,最终接近零。皮凯蒂的结论完全相反,资本收益率将永远大于经济增长率。他的研究主要揭示了不平等现象正越来越严重。
在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年轻的拉斯蒂涅只需娶了维多莉小姐,便可以每年获得一笔丰厚的遗产,而这些收入是这个法学专业大学生或许熬一辈子也难以企及的。
爱读巴尔扎克的皮凯蒂把这种19世纪的生存状态,用数据展示到了我们的现代人生里。
在过去15年中,他和他的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了二十多个国家从18世纪开始到现在的财富和收入数据,建立了一套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通过对这些历史数据的分析,他发现了一个核心规律:资本收益率将永远大于经济增长率。正如现在的大城市,一套城区住宅的租金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人们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
两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战争创伤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较大调整和改革,从而在之后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劳动收入超过资本收益。然而,皮凯蒂通过对长达300年的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更广阔的视野里这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例外,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财富积累过程,本质上整个社会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贫富差距正越来越大,资本主义仿佛回到了19世纪。富人用极少的财富消费,其余用于投资,财富将会累增。贫富差距导致下一代面临着物质和教育机会的双重不平等。富人子女只需“拼爹”,便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轻易获得有利地位。
对于不平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皮凯蒂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进行税制改革。“收入越高需要支付越多的税”,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的遗产和财富进行累进式的税收制。通过向世袭财富征收重税,重新分配财富,缩小贫富差距,同时,政府增加教育投入提供更为公平的教育环境。
这种颇有些残酷的判断,让美国人直面那种越来越强烈的认知错位的感觉。《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莲·邰蒂认为,美国人从建国以来就认定通过辛勤工作、优秀品质及相互竞争来发家致富,因此人们对于财富上的不平等往往能够容忍,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变得富有。但皮凯蒂的书表明,这种美国梦正在变成一种神话,如今的美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不平等,同时,越来越多的富人通过继承遗产获得财富,而不是创造。 皮尤中心近期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社会正在变得更为不平等,90%的自由派和60%的温和保守派表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来应对该问题。
皮凯蒂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获得关注,是因为契合了美国乃至全球对财富不平等现象与日俱增的忧虑。
与马克思无关
《21世纪资本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个名字刺激了很多人敏感的神经。一些人因此给他贴上了“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翼”的标签。
然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抨击更为猛烈。经济学家大卫·哈维认为皮凯蒂对不平等深层原因的解释有着重大缺陷,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皮凯蒂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生于一个政治氛围浓郁的家庭,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他的父母是激进的左翼人士,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风暴之后,他们离开了巴黎,迁居到法国南部的奥德省牧羊,同时进行乡村改造实践。他的外公则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经营一间家族企业,这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思想保守,作风右派。家庭成员政治倾向差距巨大,反而让皮凯蒂显得相对中庸,尽管他在少年时代似乎对共产主义更有好感,但他并不激进,更不保守,他说自己是新青年。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无数东德人涌入西德,与被迫分离28年的亲友团聚。中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经历巨变。这一年,皮凯蒂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读大一,每天听广播,“短短几个月,一个看似历久弥坚的体制就这样崩溃瓦解”。他和同时代的年轻人,没有了冷战的束缚,可以畅游欧洲大陆。
12月底,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学院组织了一次休学旅行,让年轻学生探访正在迎接民主的东欧国家。柏林墙倒塌以后,他和许多同时代的西欧年轻人一样,怀着热血,对那些经历剧变的国家充满了好奇。
18岁的皮凯蒂第一次出远门,他和一名好友开始了罗马尼亚之旅。这是一次让他终身难忘的远行。他们参访了布拉索夫大学,与那里的同龄学生交流,这些人的想法让他们觉得既好奇又吃惊。城市一片萧瑟,空荡荡的商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懒洋洋地等候着,却总是空手而归。1990年,他去了俄罗斯,次年又去了另一些东欧国家。
“军警遍地、经济体制滞后,这根本就是场劫难。”他在东欧见到的景象埋葬了曾经的浪漫幻想。这次游历让他开始相信资本主义,他说:“我们需要私有产权和市场制度,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率,更是为了个人的自由。”
同时,他也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他想弄明白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发展的,而在冷战结束以后,它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他说:“这些旅行直接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给我提供了想要研究的问题和方向。”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他反对战争,加入了反对派阵营,尽管不是民运骨干,但依然数次与同学上街游行。法国出兵的动机让他觉得奇怪、可笑。他认为中东是不平等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他们派出军队,是为了保证科威特的石油储备,并变相捞取好处。”海湾战争让他明白资本主义是不受约束的,政府能够以财富再分配的名义做很多事情。他说:“他们派军队介入科威特油田,却无力监管避税天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他依旧坚持反对,只是不再上街。“我也成熟多了,也不再是学生了。”
2007年法国大选,皮凯蒂把选票投给了左翼候选人塞格林·罗雅尔,只是因为“完全反对萨科齐”,他称后者是一个危险分子,极端民族主义者。
所以,当他写《21世纪资本论》时,只是遵循收集到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至于外界给他贴上的“左翼”标签,是一种误解。他这样评价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既非左翼,也不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