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确认的五个有核国家中，中国的核政策是最独特的，表现在多个方面：核试验次数少、核武器数量小、部署方式少，没有走冷战时期美苏核力量发展的老路；从未从核的角度界定与他国的安全关系，甚至努力淡化外交政策中的核因素，自己承诺并呼吁所有有核国家都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强调核意图透明而非核能力透明，这也显著有别于其他有核国。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核政策呈现出超强的连续性，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没有对之产生根本性影响。从中国进行首次核试验至今，中国经历了中苏关系恶化甚至冲突、中美关系缓和并建交、冷战终结，从现存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秩序的局外人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守护者，也从一个经济羸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有需要、有能力显著调整核政策的时候，中国选择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中国核政策为何独特

　　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源于老一代领导人对战争形态的认识和对核武器作用的认知：相信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相信战争中人的因素比武器作用更大，相信武器性能本身无法完全决定战争的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态、冷战初期的局部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曾经让中国充分相信，未来的战争很可能以地面战争为主、常规武器为主，中国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打赢这样的战争。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战略上蔑视、在战术上重视核武器，一方面强调核武器是“纸老虎”，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知道中国如果没有核武器，“纸老虎”就可能成为“真老虎”“铁老虎”。同时，中国领导人相信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在尖端武器发展上，我们要以质胜敌，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反而背包袱”；“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质量、一定的品种”是中国发展核力量的指导原则。在中国有关国防政策的文献中，领导人们阐述的这些原则被浓缩精炼成“精干有效”四个字。也就是说，在核问题上，所有的有核国家都曾自我提出过的“多少才算够”的问题，中国却早已有了清晰的答案。
　　核武器数量和质量“少而精”很重要，更重要的则是“有效”和“管用”。如何确保有效、管用？中国在发展核武器的早期，一方面努力提高核武器质量，另一方面重视提高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即现役核武器在对方进行第一次核打击后保持完好的能力。中国领导人对人、国家、武器和战争的哲学认知决定了中国核政策的基本内容。在核问题上，中国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政策是理性、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

中国核政策的演变方向是什么

　　中国的核政策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保持了极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臆测从未停止，包括怀疑中国能不能守住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怀疑中国核力量的实际规模远大于国际社会普遍认知的数量，认定中国将随着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提升显著扩大核力量规模，等等。莫名的质疑、丰富的想象、离谱的揣测没能动摇中国对自己所拥有的核报复能力的信心，中国也没有因国际风云变幻而显著调整核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核政策顺应国际形势变化做出了微调，主要是通过发布国防白皮書或阅兵展示相关装备之类的微妙而缓慢方式不断提高透明度。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有核国家一样致力于提升核反击能力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核武器生存能力，以确保其他国家不敢对中国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
　　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日益多元化的安全挑战和日趋复杂的大国博弈，中国是否有必要对核政策做出重要调整？在参与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大概首先要了解另一个问题，即，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否有必要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对核武器作用的认知？
　　2019年7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重申了中国的核政策基石，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句话是讨论中国核政策走向何方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不改变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不改变核力量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定位，延续既往具有特色、行之有效的核政策，是合乎逻辑、符合需要的，也是谨慎务实的。
　　美苏冷战提供了很多与核武器相关的教训。一部美苏冷战史，就是美苏核军备竞赛与核军备控制史。冷战时期，美苏都认为核武器是保卫国家安全的“灵丹妙药”，因而各自进行了大量核试验，生产了各种类型、各种当量的海量核武器，并采用多种部署方式，将核武器戒备级别提升到“一触即发”状态。这导致美苏两国长期游走在核战边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将世界拖入核大战；1983年的北约“神射手83”演习几乎导致苏联误判差点诱发核冲突。
　　海量的核武器意味着巨量的经费投入。冷战结束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表明，从1940年到1996年，美国用于核武器研发、生产、部署和维护的费用总计高达5.5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以后存储和处置有毒和放射性废物所需的3200多亿美元和在核裁军进程中拆除核武器系统等所需的200多亿美元），占同期国防预算的29%，而同期美国的社保总支出为7.9万亿美元。所有费用中，研发、生产核武器所需费用仅占7%，而各类运载系统运行占比高达56%，另有30%的费用用于指控系统和防御措施。巨量开支必然挤占常规武器研发和国计民生所需费用。美苏在冷战期间均面临类似困境，苏联尤甚，因此才会出现苏联重工业能够比肩美国、民生产业则明显落伍的问题。
　　庞大核武器一方面增加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增加了核安保事故、意外或者未经授权发射的风险，分散部署的核武器甚至可能给恐怖组织提供可乘之机。更重要的是，在冷战期间，能够“终结一切战争”的核武器并没有真正找到用武之地。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期间曾有过是否动用核武器的讨论，但均因顾忌太多而作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苏均经历了大量生产、疯狂部署，尔后为发展和部署封顶设限、谈判军控条约持续裁减的过程。
　　不寻求与其他核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也不会寻求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中国需要确保核反击力量是安全、可靠和具有生存能力的。中国不应忽视其他国家核政策的重大调整、核武器在其他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变化，也不应轻视太空、网络和导弹防御能力等新兴技术发展对全球战略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国际军控与核裁军事业的发展趋势，必须防止各种形势变化削弱中国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致应该是这样的：当中国对核威慑能力有自信时，中国愿意接受不对称的相互脆弱性；一旦中国核威慑能力被削弱，中国对自身威慑可信性产生疑虑并将面对现实核威胁时，就可能采取相应措施恢复战略稳定。
　　（摘自《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