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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晚期的一部重要悲剧，虽然它缺少“四大悲剧”那样的厚重感和表现力，但却代表着莎士比亚思想变化的成熟形态。贵族伦理和自由意识之间的冲突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主要文化关注，从喜剧题材到复仇题材的转化，预示着莎士比亚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形成。
关键词：贵族伦理 自由意识 文化冲突 虚无主义
莎士比亚是英国伟大的戏剧作家，他的作品不仅推动了早期现代英语以及英语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英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内涵——即传统贵族伦理与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新型文化的内在冲突。作为一位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莎士比亚一生都处于这两种文化意识的张力之中，而他的思想漂泊在其最后的悲剧《雅典的泰门》中走向了最终的归宿。
一 《雅典的泰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它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历程中显然举足轻重。不过，单独从《雅典的泰门》本身来看，它并没有显示出一篇伟大作品所应当具有的特质。
首先，《雅典的泰门》的情节构成相对简单。主人公泰门是一位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雅典贵族，曾经为雅典城邦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的财富和名望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地位，深得雅典公民的爱戴。不过，泰门的性格过于粗放、不拘小节，以至于一些只是贪图他的钱财，而并非真心结交他的谄佞之徒成为他的座上宾。尽管也有忠心的朋友和仆人试图提醒泰门，期望他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身边伪善的客人，但泰门却充耳不闻。最终，泰门遭遇了朋友的背叛，并由此对雅典城邦由爱转恨，决意用自己的黄金毁灭雅典。相对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来说，本剧的故事复杂性和跌宕感显然要单薄的多。
其次，《雅典的泰门》中的角色塑造和人物性格描写也略显粗糙。本剧人物的言行轨迹几乎完全是直线性的，缺少深入地心理状态挖掘和细致的情感刻画。忠正和奸佞的人物从一出场就十分清楚地展现出各自的特点，角色人物在言语、行为的表现上也没有过多的顿蹙与纠结。泰门从贵族式的与人友善即转变为对世界的深恶痛绝，径直从一个极端跨向了另一个极端。
作为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似乎缺少了应有的厚重感和表现力。那么，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是否遭遇了戏剧创作的瓶颈？《雅典的泰门》在莎士比亚的系列作品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对英国社会传统贵族意识与资产阶级自由意识的冲突有着深刻地理解。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文化转型都会带来走向新生的阵痛，而把握住这种文化脉搏的人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社会悲剧。作为优秀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嵌入了对英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够理清其喜剧作品与悲剧作品间的转承关联，也因而能够廓清《雅典的泰门》在他思想历程中的地位。我们尝试选取《威尼斯商人》和《哈姆雷特》两部具有代表性作品来阐述莎士比亚的思想进程，也由此阐释《雅典的泰门》对于莎士比亚自身思考的意义。
二 贵族伦理与自由意识的冲突
英国社会的贵族秩序沿袭了自希腊以来的社会伦理结构，层级严谨与贵族伦理优先性保证了社群关系的稳固，但同时也束缚了个体自由精神的发展。文艺复兴在接续古典文化的口号声中，动摇了社会等级制度的根基，伴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意识，拉开了新旧两种文化之间剧烈冲突的大幕。莎士比亚的喜剧和悲剧创作以这种时代气质为背景，从对文化转型的乐观憧憬走向了对文化堕距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忧思。
在早期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协调贵族伦理内核与资产阶级金钱观、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是莎士比亚戏剧写作的主要动力。《威尼斯商人》清楚地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文化视位对金钱和财富的态度差异。按照古典贵族伦理的金钱观念，财产仅仅是进入公共生活的前提和基础，财产本身并不能成为衡量人的品质或控制人行为的要件。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最重要的是他的权力地位与精神优越性，作为财产的金钱不过是贵族身份的一个附庸。因此，安东尼奥不惜承受巨大的风险帮助朋友缓解经济上的困难。安东尼奥这个人物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贵族，而是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不过他的选择被视作公义的、贵族式的行为。当公爵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与支持之时，可以看到贵族意识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契合。
在《威尼斯商人》中，最为激烈的戏剧冲突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有关借款契约的矛盾，而两者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对待金钱的不同态度。夏洛克作为高利贷者，部分象征着资产阶级的逐利性，他把金钱看作衡量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准。更有甚者，夏洛克的行为僭越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试图基于金钱向所谓的贵族伦理和秩序发起攻击。身份、血统甚至名望都不能使夏洛克们肃然起敬，只有财富才能够赋予人们操纵他人的权柄。反观安东尼奥，对金钱的占有欲并不是他的根本追求，建立于金钱之上的人文主义生活才是他最倾向的。
夏洛克的攻击最终失败了，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对待资产阶级金钱观的态度是明确的：庸俗的金钱观理所当然无法与高贵的贵族精神相抗衡。值得注意的是，巴萨尼奥选择了铅盒子，也得到了爱情，喜剧的落脚点在于试图促成传统伦理与资产阶级金钱观之间的协调。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思想风潮中，两种思想观念的协调一致是无法实现的。资产阶级金钱观的基底是自由意识觉醒所带来的反抗动力，拥有大量的财富成为跻身上流社会、甚至成为新贵族的先决条件。不过，随之而来的便是新、旧伦理秩序更迭之间的意识风险——对金钱与物质的崇拜旋即摧毁了基于传统伦理秩序而存的道德观念，由此所导致的悲剧是难以避免的。在完成了早期的系列喜剧创作之后，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迎来了高峰，以更加清醒地态度直面英国社会激烈的文化冲突。其中，尤以《哈姆雷特》所蕴含的思想最为深刻。
众所周知，哈姆雷特的性格是优柔寡断的，实际上，他的犹豫不决恰恰是因为他身处各种矛盾冲突之中。戏剧的故事设计突出了王子复仇的王族权力斗争的性质，但从哈姆雷特的复仇方式和内心描写来看，《哈姆雷特》的关注范畴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权力斗争，而是将英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要面对的文化抉择摆置在叙事的中心。这也成为莎士比亚中后期创作过程中的主要文化关注。 首先，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热衷王权的人，相对于对传统王权精神的崇尚和对贵族伦理规范的恪守，他更加在意自我的成全与对整个世界的热爱。哈姆雷特是生活在时代夹缝中的人，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新时代，而另一只脚却仍然驻留在过去。在莎士比亚的心里，克劳迪斯无疑是一个觊觎王权、利欲熏心的丑恶之人。如同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诘难一样，克劳迪斯的行为也公开了自己对传统贵族伦理秩序的敌意，以一己之私撕裂了原有的文化群际关联。饶有意味的是，哈姆雷特正是要以人文主义新世界观的“正义”一面去摧毁它“邪恶”的一面，并最终完成对王权贵族精神的守护。然而，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赋予了自身高度的使命感和孤独感，他抛弃了爱情，也不期望获得他人的帮助。新时代的冲锋者与生俱来地排斥与过去有瓜葛的一切，凭借着无比的文化优越心理希冀独自完成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征服。在《哈姆雷特》中，传统贵族财产观和资产阶级金钱观的冲突仿佛消失了。哈姆雷特是贵族伦理的典范，也同时散发着新时代人文主义的气息，莎士比亚想在他的身上实现资产阶级自由意识与王权伦理的高度结合。但是，浪漫主义情怀最终要遭遇现实问题的冲击，两种伦理观和文化观的共存最终要通过更加剧烈的对抗重新寻找一种平衡或者归宿。
在这部剧作中，莎士比亚的内心挣扎显露无遗，即便曾经的伦理秩序已经在新时代面前摇摇欲坠，但对于那些“怀乡情重”的人来说，仍然期待文化的转型是温和的、是保留对过去的充分尊重。可是，浪漫终究无法战胜现实，当哈姆雷特痛苦地思索着“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候，他也无情地指出整个人类所要面临的艰难抉择：道德是否真实？价值是否真实？生存与毁灭是否可以由人自己做出选择。从过去看将来，新生者无疑是叛逆者、破坏者；而从将来看过去，过去无疑是新时代向前的坚固阻滞。没有任何一种标准能够判定旧时代与新时代的优劣，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保证文化的更迭一定能够带来新生而不是灾难。在漫长的历史洪流中，人的自由看似真实，却又无法触摸。哈姆雷特最终在完成自我升华的同时，与旧秩序和邪恶者共同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而莎士比亚的喟然叹息铺垫出了沉重的虚无精神。
三 莎士比亚思想中的虚无主义萌芽
喜剧与悲剧本身并没有深刻与否的严格划分，但依据创作题材与风格的转变，仍然能够窥探剧作家的思想变化。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创作秉持着乐观的文化心态，坚信文化融合的积极方向与力量；需要注意的是，从中期的悲剧作品开始，“复仇”情节逐渐成为莎士比亚写作的常用桥段，在《哈姆雷特》中，复仇则成为全剧的主题。面对文化堕距所带来的价值崩溃，有所希望者的失望要远甚于无所希望的人。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是从一个文化乐观主义者转变为文化困境的解释者、再到一个悲观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所以，哈姆雷特的复仇表现得迟缓且犹疑不定，而泰门的复仇则是凶狠的、斩钉截铁的。
在《雅典的泰门》的开篇处，泰门仍然坚信贵族间的友谊和信赖是基于共有的高贵品质和精神，这种关系与金钱无关。因此，泰门“肆意挥霍”，慷慨地对待自己的“朋友们”。然而，当他的经济状况出现了滑坡的征兆后，现实的残酷迫使他认清了理想中的贵族式友谊和伦理价值已经崩塌了。莎士比亚用泰门的现实困境影射出庸俗金钱观对贵族伦理结构的致命打击：近代工商业手段的兴起促成了“进步”观的形成，财富成为确保社会进步的基础，对金钱追逐的合理性颠覆了贵族伦理式的财产观。财产最终被财富所取代，贵族伦理俨然失去了时效性，在无声中堕入了历史的深渊。泰门的最终选择是复仇——通过金子的力量来摧毁雅典、摧毁一切。金子成为莎士比亚晚期作品中的一个承载强烈信息的符号，它不再是单纯的流通工具，而是以强力的形式控制一切、重估一切。在泰门的眼里，金子可以毁灭一切，甚至包括金子自身。
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三个阶段来看，他的思考具有对社会文化辨析的主动性，但也表现出受制于社会关系流变的被动性。莎士比亚向文化虚无主义的迈进，是一种泰门式的决断。莎士比亚对贵族伦理与资产阶级自由意识最终都失去了信心，当人完全受制于金子之时，所有的价值与伦理都化为灰烬了。泰门对自由选择和贵族伦理的绝望，实际上是莎士比亚对新、旧文化之间无可避免冲突的忧虑；而泰门遍洒金钱的决断则预示莎士比亚思想中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成。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4E049）；牡丹江市社科联一般项目（140620）。
参考文献：
[1] 莎士比亚，朱生豪、范锐译：《雅典的泰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2] 陈雷：《“血气”的研究——从柏拉图的角度看〈雅典的泰门〉》，《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张杨，牡丹江师范学院西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贵族伦理 自由意识 文化冲突 虚无主义
莎士比亚是英国伟大的戏剧作家，他的作品不仅推动了早期现代英语以及英语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英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内涵——即传统贵族伦理与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新型文化的内在冲突。作为一位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莎士比亚一生都处于这两种文化意识的张力之中，而他的思想漂泊在其最后的悲剧《雅典的泰门》中走向了最终的归宿。
一 《雅典的泰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它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历程中显然举足轻重。不过，单独从《雅典的泰门》本身来看，它并没有显示出一篇伟大作品所应当具有的特质。
首先，《雅典的泰门》的情节构成相对简单。主人公泰门是一位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雅典贵族，曾经为雅典城邦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的财富和名望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地位，深得雅典公民的爱戴。不过，泰门的性格过于粗放、不拘小节，以至于一些只是贪图他的钱财，而并非真心结交他的谄佞之徒成为他的座上宾。尽管也有忠心的朋友和仆人试图提醒泰门，期望他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身边伪善的客人，但泰门却充耳不闻。最终，泰门遭遇了朋友的背叛，并由此对雅典城邦由爱转恨，决意用自己的黄金毁灭雅典。相对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来说，本剧的故事复杂性和跌宕感显然要单薄的多。
其次，《雅典的泰门》中的角色塑造和人物性格描写也略显粗糙。本剧人物的言行轨迹几乎完全是直线性的，缺少深入地心理状态挖掘和细致的情感刻画。忠正和奸佞的人物从一出场就十分清楚地展现出各自的特点，角色人物在言语、行为的表现上也没有过多的顿蹙与纠结。泰门从贵族式的与人友善即转变为对世界的深恶痛绝，径直从一个极端跨向了另一个极端。
作为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似乎缺少了应有的厚重感和表现力。那么，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是否遭遇了戏剧创作的瓶颈？《雅典的泰门》在莎士比亚的系列作品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对英国社会传统贵族意识与资产阶级自由意识的冲突有着深刻地理解。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文化转型都会带来走向新生的阵痛，而把握住这种文化脉搏的人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社会悲剧。作为优秀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嵌入了对英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够理清其喜剧作品与悲剧作品间的转承关联，也因而能够廓清《雅典的泰门》在他思想历程中的地位。我们尝试选取《威尼斯商人》和《哈姆雷特》两部具有代表性作品来阐述莎士比亚的思想进程，也由此阐释《雅典的泰门》对于莎士比亚自身思考的意义。
二 贵族伦理与自由意识的冲突
英国社会的贵族秩序沿袭了自希腊以来的社会伦理结构，层级严谨与贵族伦理优先性保证了社群关系的稳固，但同时也束缚了个体自由精神的发展。文艺复兴在接续古典文化的口号声中，动摇了社会等级制度的根基，伴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意识，拉开了新旧两种文化之间剧烈冲突的大幕。莎士比亚的喜剧和悲剧创作以这种时代气质为背景，从对文化转型的乐观憧憬走向了对文化堕距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忧思。
在早期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协调贵族伦理内核与资产阶级金钱观、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是莎士比亚戏剧写作的主要动力。《威尼斯商人》清楚地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文化视位对金钱和财富的态度差异。按照古典贵族伦理的金钱观念，财产仅仅是进入公共生活的前提和基础，财产本身并不能成为衡量人的品质或控制人行为的要件。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最重要的是他的权力地位与精神优越性，作为财产的金钱不过是贵族身份的一个附庸。因此，安东尼奥不惜承受巨大的风险帮助朋友缓解经济上的困难。安东尼奥这个人物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贵族，而是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不过他的选择被视作公义的、贵族式的行为。当公爵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与支持之时，可以看到贵族意识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契合。
在《威尼斯商人》中，最为激烈的戏剧冲突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有关借款契约的矛盾，而两者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对待金钱的不同态度。夏洛克作为高利贷者，部分象征着资产阶级的逐利性，他把金钱看作衡量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准。更有甚者，夏洛克的行为僭越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试图基于金钱向所谓的贵族伦理和秩序发起攻击。身份、血统甚至名望都不能使夏洛克们肃然起敬，只有财富才能够赋予人们操纵他人的权柄。反观安东尼奥，对金钱的占有欲并不是他的根本追求，建立于金钱之上的人文主义生活才是他最倾向的。
夏洛克的攻击最终失败了，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对待资产阶级金钱观的态度是明确的：庸俗的金钱观理所当然无法与高贵的贵族精神相抗衡。值得注意的是，巴萨尼奥选择了铅盒子，也得到了爱情，喜剧的落脚点在于试图促成传统伦理与资产阶级金钱观之间的协调。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思想风潮中，两种思想观念的协调一致是无法实现的。资产阶级金钱观的基底是自由意识觉醒所带来的反抗动力，拥有大量的财富成为跻身上流社会、甚至成为新贵族的先决条件。不过，随之而来的便是新、旧伦理秩序更迭之间的意识风险——对金钱与物质的崇拜旋即摧毁了基于传统伦理秩序而存的道德观念，由此所导致的悲剧是难以避免的。在完成了早期的系列喜剧创作之后，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迎来了高峰，以更加清醒地态度直面英国社会激烈的文化冲突。其中，尤以《哈姆雷特》所蕴含的思想最为深刻。
众所周知，哈姆雷特的性格是优柔寡断的，实际上，他的犹豫不决恰恰是因为他身处各种矛盾冲突之中。戏剧的故事设计突出了王子复仇的王族权力斗争的性质，但从哈姆雷特的复仇方式和内心描写来看，《哈姆雷特》的关注范畴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权力斗争，而是将英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要面对的文化抉择摆置在叙事的中心。这也成为莎士比亚中后期创作过程中的主要文化关注。 首先，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热衷王权的人，相对于对传统王权精神的崇尚和对贵族伦理规范的恪守，他更加在意自我的成全与对整个世界的热爱。哈姆雷特是生活在时代夹缝中的人，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新时代，而另一只脚却仍然驻留在过去。在莎士比亚的心里，克劳迪斯无疑是一个觊觎王权、利欲熏心的丑恶之人。如同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诘难一样，克劳迪斯的行为也公开了自己对传统贵族伦理秩序的敌意，以一己之私撕裂了原有的文化群际关联。饶有意味的是，哈姆雷特正是要以人文主义新世界观的“正义”一面去摧毁它“邪恶”的一面，并最终完成对王权贵族精神的守护。然而，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赋予了自身高度的使命感和孤独感，他抛弃了爱情，也不期望获得他人的帮助。新时代的冲锋者与生俱来地排斥与过去有瓜葛的一切，凭借着无比的文化优越心理希冀独自完成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征服。在《哈姆雷特》中，传统贵族财产观和资产阶级金钱观的冲突仿佛消失了。哈姆雷特是贵族伦理的典范，也同时散发着新时代人文主义的气息，莎士比亚想在他的身上实现资产阶级自由意识与王权伦理的高度结合。但是，浪漫主义情怀最终要遭遇现实问题的冲击，两种伦理观和文化观的共存最终要通过更加剧烈的对抗重新寻找一种平衡或者归宿。
在这部剧作中，莎士比亚的内心挣扎显露无遗，即便曾经的伦理秩序已经在新时代面前摇摇欲坠，但对于那些“怀乡情重”的人来说，仍然期待文化的转型是温和的、是保留对过去的充分尊重。可是，浪漫终究无法战胜现实，当哈姆雷特痛苦地思索着“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候，他也无情地指出整个人类所要面临的艰难抉择：道德是否真实？价值是否真实？生存与毁灭是否可以由人自己做出选择。从过去看将来，新生者无疑是叛逆者、破坏者；而从将来看过去，过去无疑是新时代向前的坚固阻滞。没有任何一种标准能够判定旧时代与新时代的优劣，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保证文化的更迭一定能够带来新生而不是灾难。在漫长的历史洪流中，人的自由看似真实，却又无法触摸。哈姆雷特最终在完成自我升华的同时，与旧秩序和邪恶者共同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而莎士比亚的喟然叹息铺垫出了沉重的虚无精神。
三 莎士比亚思想中的虚无主义萌芽
喜剧与悲剧本身并没有深刻与否的严格划分，但依据创作题材与风格的转变，仍然能够窥探剧作家的思想变化。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创作秉持着乐观的文化心态，坚信文化融合的积极方向与力量；需要注意的是，从中期的悲剧作品开始，“复仇”情节逐渐成为莎士比亚写作的常用桥段，在《哈姆雷特》中，复仇则成为全剧的主题。面对文化堕距所带来的价值崩溃，有所希望者的失望要远甚于无所希望的人。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是从一个文化乐观主义者转变为文化困境的解释者、再到一个悲观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所以，哈姆雷特的复仇表现得迟缓且犹疑不定，而泰门的复仇则是凶狠的、斩钉截铁的。
在《雅典的泰门》的开篇处，泰门仍然坚信贵族间的友谊和信赖是基于共有的高贵品质和精神，这种关系与金钱无关。因此，泰门“肆意挥霍”，慷慨地对待自己的“朋友们”。然而，当他的经济状况出现了滑坡的征兆后，现实的残酷迫使他认清了理想中的贵族式友谊和伦理价值已经崩塌了。莎士比亚用泰门的现实困境影射出庸俗金钱观对贵族伦理结构的致命打击：近代工商业手段的兴起促成了“进步”观的形成，财富成为确保社会进步的基础，对金钱追逐的合理性颠覆了贵族伦理式的财产观。财产最终被财富所取代，贵族伦理俨然失去了时效性，在无声中堕入了历史的深渊。泰门的最终选择是复仇——通过金子的力量来摧毁雅典、摧毁一切。金子成为莎士比亚晚期作品中的一个承载强烈信息的符号，它不再是单纯的流通工具，而是以强力的形式控制一切、重估一切。在泰门的眼里，金子可以毁灭一切，甚至包括金子自身。
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三个阶段来看，他的思考具有对社会文化辨析的主动性，但也表现出受制于社会关系流变的被动性。莎士比亚向文化虚无主义的迈进，是一种泰门式的决断。莎士比亚对贵族伦理与资产阶级自由意识最终都失去了信心，当人完全受制于金子之时，所有的价值与伦理都化为灰烬了。泰门对自由选择和贵族伦理的绝望，实际上是莎士比亚对新、旧文化之间无可避免冲突的忧虑；而泰门遍洒金钱的决断则预示莎士比亚思想中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成。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4E049）；牡丹江市社科联一般项目（140620）。
参考文献：
[1] 莎士比亚，朱生豪、范锐译：《雅典的泰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2] 陈雷：《“血气”的研究——从柏拉图的角度看〈雅典的泰门〉》，《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张杨，牡丹江师范学院西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