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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的小说《七月，养蜂人》又一次让人看到了以东北为底色的青年文学的新景观。小说讲述的是成年人在跨向真正成熟与世俗临界点时的纠葛故事，它不是回忆青春的怅然所得或所失的反思文学，更不是青春燃烧的激情表达。作者似乎在自觉不自觉地用青春时期特有的阴郁与哀伤，在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中，表达了他对于面对成人世界的恐慌与年少时光的苦涩留恋。
小说的叙述方式更像是一部微型电影，回映了两位主人公的高中与大学故事。但与以《致青春》为代表的青春回忆影视文学不同的是，小说并没有陷入以激情、初恋、义气等关键词为核心主题设定的套路之中，而是用阴郁的墨黛色滤镜更换了青春文学的黄绿色底色。主人公李栋栋的角色设定就奠定了小说的基调，他从高中起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他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缺少了青春的激烈与生命力，却多了一项特殊的能力——颤抖。小说描写了三次李栋栋的颤抖场景：一次是作为邻居时的初见，让“我”见识了人生的另一面;第二次是在校长将他的课桌从理科班搬离时，让“我”见识了社会的另一面;第三次是在同学的电话里，他想要当着校长的面强奸校长女儿时，让“我”见识了人性的另一面。正是由于“颤抖”，让李栋栋的人生缺少了选择的可能性，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的是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他因为自己莫名其妙的生理原因，无法对抗来自社会的无形力量，青春时期该有的生命张力被消解得荡然无存。也正是因为这个毛病，他无法适应当下的社会与生活，虽然娶妻生子、求学晋级，极力维护缠绕周身的社会光环，却体会不到搏浪击水的甘苦冷暖，也无法欣然享受烟火生活的生色犬马。他憎恨文学专业，却必须靠它标签化自己;他会写诗，能够用十分文学的方式表达，却又在厚重现实与虚无理想的拉扯中无法真正沉浸。小说似乎在揭示这样一个主题：青春的伤痛，不仅会是时代留下的遗憾，是情感遗失后的酸楚，也还可能是人性里暗藏的一个阴谋。
小说的主体结构按照交流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信，见面。两种交流方式就是两个时代的写照。写信的方式是古朴的、过时的，但又代表着青春;见面撸串的交流方式是当下的，却代表着传统的、世俗的。小说在第一部分中，用非常简洁的方式描述了五封信的内容。李栋栋与“我”联系上时，有“我”的电话号码，但却坚持要“以写信的方式”进行交流，在他的眼中，写信意味着“人情味儿”。他逃避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在他思想深处认为“碰面等于关系的实质性建立，人与人，只要建立起实质性联系，就会产生暴力”，进而导致“自由”消失。信作为一种交流方式，可以给交流双方创造一个非实时的沟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任意设定自己，而这种设定往往是舒缓的、美好的，也就是李栋栋所认为的那种所谓的“自由”，作者身处当下，切身体验着以高速网络为支撑的便捷交流方式。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与空间，人们无法构建起更加丰富的自己，只能是遵循屏幕法则，按照“人设”生存。“我”在信中的表达也是“自由”而平等的，没有了人与人见面后的社会性真实。然而在第二部分里“我”与李栋栋面对面沟通时，虽然“我”用酒的迷狂力量，建构起另一个类似信一样的沟通的场域，但却没有像信那样给对方留下思想反刍的空间与想象澄化的时间，于是交流陷入纷乱生活的“一地鸡毛”，甚至“我”与李栋栋还引发了谁瞧不起谁的社交误区。人与人的社会属性开始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情绪开始变得阴郁、不再美好，它吞噬了最后一丝属于青春的气息。当“我”离开时，既没有请求李栋栋让他帮忙卖蜂蜜，也没有按之前的想法给他留下四罐蜂蜜，而是只留下了礼节性的两罐。
这部小说用生活的真实性取代了以往书写青春文学追求浪漫格调的理想性。东北的生活与描写，体现出一种作者在刚刚离开后便开始探索的寻根之感。通过这部小说，记忆与想象共存的原乡世界，在虚拟与现实的体验中被构建起来了。东北文学往往容易被贴上“工业”“冬雪”的标签。由于近几年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以及东北喜剧文艺的大量输出，东北文学的潜在力量逐渐彰显出来。《七月，养蜂人》这部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东北文学另一道可以独树一帜的“森林风景”展示出来。我们不是说这种文学风景是空白的，而是作者在这样的年纪，以带有青春情绪的笔触去感知、理解切实的东北文化和生活，是极为难得的。许多人都是在离开家乡许久后，才开始对家乡的深入反思与书写，而对东北自然景观的描摹又往往陷入大开大阖的“东北風”式表达窠臼，这种表达常被批评为是粗浅的。小说从养蜂人的视角切入，诸多细节被自如地嵌入到故事的叙述之中，既不刻板也不做作。小说不再像许多青春那样，有了不再是虚化到看不清晰的背景，这也让小说在表达理想与现实、青春与成熟的潜在主题时，使对比度更加强烈，增加了小说中人物与故事的颗粒感。
如果，小说将“我”的讲述内容适当削弱，不对李栋栋的言行进行过多定论式评价，对于信的内容采用直引的方式呈现，也许能使李栋栋的形象更加丰满，“我”的形象也更加合理一些吧。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吴晓东，吉林人，山东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地方文化、文学传播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学术专著五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
小说的叙述方式更像是一部微型电影，回映了两位主人公的高中与大学故事。但与以《致青春》为代表的青春回忆影视文学不同的是，小说并没有陷入以激情、初恋、义气等关键词为核心主题设定的套路之中，而是用阴郁的墨黛色滤镜更换了青春文学的黄绿色底色。主人公李栋栋的角色设定就奠定了小说的基调，他从高中起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他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缺少了青春的激烈与生命力，却多了一项特殊的能力——颤抖。小说描写了三次李栋栋的颤抖场景：一次是作为邻居时的初见，让“我”见识了人生的另一面;第二次是在校长将他的课桌从理科班搬离时，让“我”见识了社会的另一面;第三次是在同学的电话里，他想要当着校长的面强奸校长女儿时，让“我”见识了人性的另一面。正是由于“颤抖”，让李栋栋的人生缺少了选择的可能性，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的是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他因为自己莫名其妙的生理原因，无法对抗来自社会的无形力量，青春时期该有的生命张力被消解得荡然无存。也正是因为这个毛病，他无法适应当下的社会与生活，虽然娶妻生子、求学晋级，极力维护缠绕周身的社会光环，却体会不到搏浪击水的甘苦冷暖，也无法欣然享受烟火生活的生色犬马。他憎恨文学专业，却必须靠它标签化自己;他会写诗，能够用十分文学的方式表达，却又在厚重现实与虚无理想的拉扯中无法真正沉浸。小说似乎在揭示这样一个主题：青春的伤痛，不仅会是时代留下的遗憾，是情感遗失后的酸楚，也还可能是人性里暗藏的一个阴谋。
小说的主体结构按照交流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信，见面。两种交流方式就是两个时代的写照。写信的方式是古朴的、过时的，但又代表着青春;见面撸串的交流方式是当下的，却代表着传统的、世俗的。小说在第一部分中，用非常简洁的方式描述了五封信的内容。李栋栋与“我”联系上时，有“我”的电话号码，但却坚持要“以写信的方式”进行交流，在他的眼中，写信意味着“人情味儿”。他逃避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在他思想深处认为“碰面等于关系的实质性建立，人与人，只要建立起实质性联系，就会产生暴力”，进而导致“自由”消失。信作为一种交流方式，可以给交流双方创造一个非实时的沟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任意设定自己，而这种设定往往是舒缓的、美好的，也就是李栋栋所认为的那种所谓的“自由”，作者身处当下，切身体验着以高速网络为支撑的便捷交流方式。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与空间，人们无法构建起更加丰富的自己，只能是遵循屏幕法则，按照“人设”生存。“我”在信中的表达也是“自由”而平等的，没有了人与人见面后的社会性真实。然而在第二部分里“我”与李栋栋面对面沟通时，虽然“我”用酒的迷狂力量，建构起另一个类似信一样的沟通的场域，但却没有像信那样给对方留下思想反刍的空间与想象澄化的时间，于是交流陷入纷乱生活的“一地鸡毛”，甚至“我”与李栋栋还引发了谁瞧不起谁的社交误区。人与人的社会属性开始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情绪开始变得阴郁、不再美好，它吞噬了最后一丝属于青春的气息。当“我”离开时，既没有请求李栋栋让他帮忙卖蜂蜜，也没有按之前的想法给他留下四罐蜂蜜，而是只留下了礼节性的两罐。
这部小说用生活的真实性取代了以往书写青春文学追求浪漫格调的理想性。东北的生活与描写，体现出一种作者在刚刚离开后便开始探索的寻根之感。通过这部小说，记忆与想象共存的原乡世界，在虚拟与现实的体验中被构建起来了。东北文学往往容易被贴上“工业”“冬雪”的标签。由于近几年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以及东北喜剧文艺的大量输出，东北文学的潜在力量逐渐彰显出来。《七月，养蜂人》这部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东北文学另一道可以独树一帜的“森林风景”展示出来。我们不是说这种文学风景是空白的，而是作者在这样的年纪，以带有青春情绪的笔触去感知、理解切实的东北文化和生活，是极为难得的。许多人都是在离开家乡许久后，才开始对家乡的深入反思与书写，而对东北自然景观的描摹又往往陷入大开大阖的“东北風”式表达窠臼，这种表达常被批评为是粗浅的。小说从养蜂人的视角切入，诸多细节被自如地嵌入到故事的叙述之中，既不刻板也不做作。小说不再像许多青春那样，有了不再是虚化到看不清晰的背景，这也让小说在表达理想与现实、青春与成熟的潜在主题时，使对比度更加强烈，增加了小说中人物与故事的颗粒感。
如果，小说将“我”的讲述内容适当削弱，不对李栋栋的言行进行过多定论式评价，对于信的内容采用直引的方式呈现，也许能使李栋栋的形象更加丰满，“我”的形象也更加合理一些吧。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吴晓东，吉林人，山东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地方文化、文学传播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学术专著五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