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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除蒋”到“释蒋”的政策转变，既是在多方博弈中力争利益最大化，也是为了支持张学良的“兵谏”诉求而做出的自主选择，并不是因为服从斯大林或共产国际的命令。
[关键词]西安事变;中共中央;除蒋;释蒋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05-04
西安事变时毛泽东手中无蒋却坚持“除蒋”，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共中央政策演变的基点与逻辑走向的起点。但长久以来的相关研究却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弱化毛泽东的“除蒋”政策，更遑论其原因，以突出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的主导作用，这就直接导致了对有关史实的漠视或误读与内在逻辑的混乱或断裂，对中共中央随后演绎的“释蒋”自主抉择自然也就难有共识，以致误以为是苏联干预的结果。历史事实表明，正是毛泽东对“除蒋”政策的坚持，才真正掌握了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动权。
一、“除蒋”之缘起
毛泽东的“除蒋”主张起于西安事变之初。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在致中共中央的“文寅电”中说：“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1]毛泽东收到后立即在复电中建议：“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需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2]上述电报表明事变之初西安与延安双方并肩战斗情同战友。随后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3]这时中共中央的“除蒋”态度，除了表示对事变的支持，还只是对张学良以防不测的建议，但情况随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12月13日凌晨4时，中共中央又致电共产国际，汇报了对事变的政策，再次要求“你们的指示望速告”。[4]这份电报表明中共中央直到13日的凌晨根本不知道也没想到苏联会反对西安事变。
苏联在公开表态的前夕，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事先“打招呼”式的急电。据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回忆：“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5]电报的中心内容主要三项：谴责西安事变;蒋介石领导抗日;必须“释蒋”。“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6]苏联出乎意料的答复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在13日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重新商讨对策，详细考证见本人与他人合作的《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的13日会议新考》，发表在《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此处不再赘述。正是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强烈谴责，以及强烈要求中共中央与苏联保持一致的电报，使得毛泽东除了“除蒋”再无其他选择，不过这时的“除蒋”已经有了新的内涵，就是显示与苏联截然不同的立场。
二、“除蒋”之坚持
毛泽东坚决“除蒋”的态度起于13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7]这是中共中央“除蒋”政策的正式形成。毛泽东为什么在苏联要求“释蒋”后却坚决主张“除蒋”，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有益无害，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只有遵循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思路，确认“除蒋”对红军究竟有什么重大“好处”，才能真正找到毛泽东不顾一切坚决“除蒋”的原因。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强烈谴责使得中共中央面临的主要矛盾立刻由蒋介石转变为张学良。这一牵涉全局的重大变化几乎被历来的研究者所忽视，也就失去了正确解读毛泽东坚持“除蒋”的钥匙。其实很简单，如果张学良误以为中共中央暗中与苏联联手而与红军反目为仇，那首当其冲可能遭殃的必定就是中共中央。不仅毛泽东此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而且已经被分割在黄河两岸各自为战的红军也立刻危在旦夕，正在西安工作的众多同志更是命悬一线。因此，当时红军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蒋军的进攻，更不是斯大林的压力，而是张学良因为误解而翻脸。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决定了中共中央首当其冲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迅速表明与苏联不同的立场以重获张学良的信任。唯有如此，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才可能参与西安事变的解决，否则后果难以设想。理解了张学良的态度与红军的生死攸关，也就理解了当时苏联的干涉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共中央坚持“除蒋”的决心和决策，因为事实很清楚，如果当时与苏联趋同立场，红军再无重获张学良信任的可能，无疑是自找死路、自取灭亡。
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行动。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肖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等人致张学良、杨虎城电：“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以张学良、杨虎臣、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8]这份毛、朱、周、张率红军主要军事将领集体向张学良表态的电报起码有三层含义：一是不管苏联及世界舆论如何，红军坚定不移地与张、杨站在一起;二是强调了对蒋介石的“元凶”定性，充分体现了坚持“除蒋”的决心;三是拥戴张学良为西北联军最高领导。确实，当时没有比坚决“除蒋”的决策和表态更能证明中共中央与苏联立场的截然不同、对西安事变毫不动摇的支持和对张学良一如既往的真诚，更能迅速争取危难之际张学良的信任。
然而要重获张学良的信任谈何容易。受到苏联当头棒喝的张学良已经不可能只凭电报中的私下表态就能与中共中央重修旧好。尽管没有电报档案，但被苏联骗怕了的张学良当时必定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公开表明对西安事变的立场以检验态度的真伪，因为随后中共中央采取的两项紧急行动就是明证。
第一项是立刻改变13日政治局会议刚作出的有关决议。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3日“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还决定中共中央暂时不发表宣言。”[9]中共中央决定“不发表宣言”显然是避免与苏联分歧的公开，但如果继续坚持这一决议当然就别想取信于张学良。为了后者，中共中央已经顾不得前者了。 第二项是立刻发表公开宣言。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公开电，认为西安事变是“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并且要求“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10]这份电报联署的人员更多，声势更大，首次作为正式声明公开了中共中央坚决支持西安事变与要求“除蒋”的决心。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请他们将这封电报转给共产国际书记处。”[11]为了向张学良证明真诚与无辜，中共中央破天荒地公开了与苏联的分歧。
16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16期在第二版上以四分之三的篇幅，在“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醒目标题下，历数蒋介石的罪状，结论是：“蒋介石血债累累，罪恶滔天，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红色中华》显然是在配合中共中央的声明进一步取信于张学良。
中共中央连续的公开行动有力地向张学良证明了与苏联的态度毫无瓜葛，也证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依然像12日致张学良的电报那样坚定不移。
三、“除蒋”之插曲
学界一直有“除蒋”政策是否受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影响的质疑，其实这完全是个误解。
苏联对中共中央的公开表态极为震动，并迅速在斯大林办公室举行首脑会议研究对策。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日记的记载：“1936年12月15日，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有库西宁、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王明、邓发、爱尔科利、曼达利扬参加。1936年12月16日，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12]如果说苏联15日的会议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16日针对中共中央15日公开电的会议则是最高首脑会议。季米特洛夫说：“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这就是所谓的共产国际“16日来电”，表明这份电报是在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就发出的。
长期以来，学界对季米特洛夫的16日来电究竟有没有译出比较重视，其实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根本无关紧要。
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原文在以往的相关史料中已经有所简略，在相关的研究中更是经过反复转引而有所失真。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展开论证，必须完整地再现这份电报的原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急件。中共中央：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下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联合的口号。请通报国统区的党组织。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书记处”。[13]这份电报原件起码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凡涉及这份电报的具体内容时，几乎全都省略了电报原件标明的“急件”性质与最后至关重要的那句“请速确认”，从而把一份十万火急的指示电报变成了一份普普通通的沟通电报;二是这份电报并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所有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统一回复，而是针对15日毛泽东等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公开电，目的显然是要纠正那份公开电中所提出的、与苏联政府的态度格格不入的相关政策。为此，这份电报的最后一句特地强调：“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季米特洛夫显然急于了解中共中央在收到电报后的态度，因此也显得咄咄逼人。
但中共中央18日致电共产国际说：16日的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14]这份电报的实质是显示毛泽东已经对来自苏联的干预不屑一顾。
其实退一步讲，即使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当场译出，但只要把其内容与斯大林13日来电的内容相比较，不仅少有新意，而且还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毛泽东对斯大林13日电报的“释蒋”建议都不在乎，难道会见到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就立刻转变政策？更何况如前所述，当时中共中央根本就不得不坚持“除蒋”。就此而言，不管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是否译出，都不会影响毛泽东的“除蒋”立场。
四、“除蒋”之危机
毛泽东坚持“除蒋”以争取张学良信任虽然竭尽全力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至少出现了两次危机。
首先是张学良不派飞机。12月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15]从电文看，毛泽东是让周恩来在13日就赶往西安抢得先机。13日，毛泽东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提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16]13日深夜，毛泽东又发电张学良：“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17]15日，毛泽东又电告张学良：“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18]这份电报发于中共中央15日的公开声明之后，但张学良依然不派飞机。
其次是张学良的“动摇”。1936年12月16日注定是西安事变中的关键日子，不仅出现了共产国际“完全译不出”的电报，也出现了张学良看到中共中央的声明后致毛泽东的一份重要电报，其主要内容可以从当天毛泽东给张学良的复电中知其大概：“毛泽东一边提醒张学良加强和平攻势，一边又很明确地对张学良指出：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不可避免，张对此应有足够估计，不应因此而动摇，应‘坚持到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动’，要‘干到底胆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19]这就是说，张学良已经不能“坚持到底”了，毛泽东甚至要“防止反动”了。对于张学良的“动摇”，应该说毛泽东在事变初起就有预感：“不要想得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20]但是预感一旦变成现实，对毛泽东来说还是非同小可。因为蒋介石在张学良手中，中共中央虽然坚持“除蒋”，其实根本无蒋可除，或许这就是张国焘所言之毛泽东的“买空卖空”。如果能够最后决定蒋介石命运的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动摇”而导致自行“释蒋”，对中共中央的威胁之大可想而知。 其实，张学良的“动摇”有其原因。中共中央的声明使得张学良没有理由不信任毛泽东，但也使得张学良有了新的顾虑。当时张学良的旗号是“兵谏”，目的在“劝”而非“除”，实质是表明其为“忠臣”而非“叛将”，当然也就失去了置蒋介石于死地的理由。因此“兵谏”难容“除蒋”，两者无法合二为一，如果公开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兵谏”就难以自圆其说。而张学良当时除了坚持“兵谏”也已经别无选择，这就决定了支持张学良就必须支持“兵谏”，要支持“兵谏”就必须放弃“除蒋”，否则张学良就不得不“动摇”。毛泽东当时显然正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就是“除蒋”与“兵谏”必须两全其美，因此必须拿出更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新的难题。
五、“除蒋”之共识
17日凌晨5时，毛泽东急电刘鼎：“刘鼎转李毅兄：甲、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21]这份电报显示毛泽东到17日凌晨还在为周恩来能够早日到西安做最后的努力，因为当时周恩来已经“准备骑马上西安”。[22]有无飞机的实质关系到张学良是否同意让中共中央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大问题。如果没有张学良的点头，且不说周恩来将冒多大的风险，即使平安到达，也早已错过时机，其后果当然不言而喻。中共中央究竟能否参与事变的和平解决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17日中午，张学良终于派出飞机把周恩来接到了西安。毛泽东与张学良在最后几小时内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周恩来17日午夜在与张学良首次谈判结束后给“毛并中央”的电报就是证据：“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23]“同意”两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条内容是周恩来提出的，张学良表示接受。这就是毛泽东与张学良最后形成的共识：如果西安受到攻击就“除蒋”，否则就支持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则从一味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调整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换句话说，“除蒋”与“兵谏”在有条件“除蒋”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由于至关重要，周恩来在电报中把这一共识作为与张学良谈判成功的首条内容。宋子文在其日记中说：“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24]
18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的公开电，其中提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25]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首次公开表态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保证“蒋氏的安全”，还包括“自由”，也就是同意有条件“释蒋”。这一公开电显然是与张学良达成最后协议的一部分。
至此，历史事实已经显示了毛泽东与张学良在17日上午达成三项协议的大致内容：双方同意有条件“除蒋”;张学良立即派出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中共中央18日公开声明有条件“释蒋”。
中共中央在张学良危难之际，不仅始终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坚定不移地支持西安事变，更于关键时刻全力帮助张学良能够理直气壮地将“兵谏”进行到底，促成了内战的停止和统一战线的建立。
综上所述，表明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除蒋”到“释蒋”的政策转变，既是在多方博弈中力争利益最大化，也是为了支持张学良的“兵谏”诉求而做出的自主选择，并不是因为服从斯大林或共产国际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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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毛泽东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5时）[A].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1999.302.
[22]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82.
[24]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A].百年潮，2004（7）.
作者孙果达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陆旸系南京政治校区上海校区副教授
责任编辑：平致远
[关键词]西安事变;中共中央;除蒋;释蒋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05-04
西安事变时毛泽东手中无蒋却坚持“除蒋”，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共中央政策演变的基点与逻辑走向的起点。但长久以来的相关研究却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弱化毛泽东的“除蒋”政策，更遑论其原因，以突出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的主导作用，这就直接导致了对有关史实的漠视或误读与内在逻辑的混乱或断裂，对中共中央随后演绎的“释蒋”自主抉择自然也就难有共识，以致误以为是苏联干预的结果。历史事实表明，正是毛泽东对“除蒋”政策的坚持，才真正掌握了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动权。
一、“除蒋”之缘起
毛泽东的“除蒋”主张起于西安事变之初。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在致中共中央的“文寅电”中说：“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1]毛泽东收到后立即在复电中建议：“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需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2]上述电报表明事变之初西安与延安双方并肩战斗情同战友。随后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3]这时中共中央的“除蒋”态度，除了表示对事变的支持，还只是对张学良以防不测的建议，但情况随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12月13日凌晨4时，中共中央又致电共产国际，汇报了对事变的政策，再次要求“你们的指示望速告”。[4]这份电报表明中共中央直到13日的凌晨根本不知道也没想到苏联会反对西安事变。
苏联在公开表态的前夕，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事先“打招呼”式的急电。据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回忆：“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5]电报的中心内容主要三项：谴责西安事变;蒋介石领导抗日;必须“释蒋”。“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6]苏联出乎意料的答复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在13日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重新商讨对策，详细考证见本人与他人合作的《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的13日会议新考》，发表在《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此处不再赘述。正是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强烈谴责，以及强烈要求中共中央与苏联保持一致的电报，使得毛泽东除了“除蒋”再无其他选择，不过这时的“除蒋”已经有了新的内涵，就是显示与苏联截然不同的立场。
二、“除蒋”之坚持
毛泽东坚决“除蒋”的态度起于13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7]这是中共中央“除蒋”政策的正式形成。毛泽东为什么在苏联要求“释蒋”后却坚决主张“除蒋”，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有益无害，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只有遵循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思路，确认“除蒋”对红军究竟有什么重大“好处”，才能真正找到毛泽东不顾一切坚决“除蒋”的原因。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强烈谴责使得中共中央面临的主要矛盾立刻由蒋介石转变为张学良。这一牵涉全局的重大变化几乎被历来的研究者所忽视，也就失去了正确解读毛泽东坚持“除蒋”的钥匙。其实很简单，如果张学良误以为中共中央暗中与苏联联手而与红军反目为仇，那首当其冲可能遭殃的必定就是中共中央。不仅毛泽东此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而且已经被分割在黄河两岸各自为战的红军也立刻危在旦夕，正在西安工作的众多同志更是命悬一线。因此，当时红军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蒋军的进攻，更不是斯大林的压力，而是张学良因为误解而翻脸。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决定了中共中央首当其冲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迅速表明与苏联不同的立场以重获张学良的信任。唯有如此，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才可能参与西安事变的解决，否则后果难以设想。理解了张学良的态度与红军的生死攸关，也就理解了当时苏联的干涉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共中央坚持“除蒋”的决心和决策，因为事实很清楚，如果当时与苏联趋同立场，红军再无重获张学良信任的可能，无疑是自找死路、自取灭亡。
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行动。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肖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等人致张学良、杨虎城电：“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以张学良、杨虎臣、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8]这份毛、朱、周、张率红军主要军事将领集体向张学良表态的电报起码有三层含义：一是不管苏联及世界舆论如何，红军坚定不移地与张、杨站在一起;二是强调了对蒋介石的“元凶”定性，充分体现了坚持“除蒋”的决心;三是拥戴张学良为西北联军最高领导。确实，当时没有比坚决“除蒋”的决策和表态更能证明中共中央与苏联立场的截然不同、对西安事变毫不动摇的支持和对张学良一如既往的真诚，更能迅速争取危难之际张学良的信任。
然而要重获张学良的信任谈何容易。受到苏联当头棒喝的张学良已经不可能只凭电报中的私下表态就能与中共中央重修旧好。尽管没有电报档案，但被苏联骗怕了的张学良当时必定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公开表明对西安事变的立场以检验态度的真伪，因为随后中共中央采取的两项紧急行动就是明证。
第一项是立刻改变13日政治局会议刚作出的有关决议。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3日“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还决定中共中央暂时不发表宣言。”[9]中共中央决定“不发表宣言”显然是避免与苏联分歧的公开，但如果继续坚持这一决议当然就别想取信于张学良。为了后者，中共中央已经顾不得前者了。 第二项是立刻发表公开宣言。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公开电，认为西安事变是“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并且要求“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10]这份电报联署的人员更多，声势更大，首次作为正式声明公开了中共中央坚决支持西安事变与要求“除蒋”的决心。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请他们将这封电报转给共产国际书记处。”[11]为了向张学良证明真诚与无辜，中共中央破天荒地公开了与苏联的分歧。
16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16期在第二版上以四分之三的篇幅，在“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醒目标题下，历数蒋介石的罪状，结论是：“蒋介石血债累累，罪恶滔天，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红色中华》显然是在配合中共中央的声明进一步取信于张学良。
中共中央连续的公开行动有力地向张学良证明了与苏联的态度毫无瓜葛，也证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依然像12日致张学良的电报那样坚定不移。
三、“除蒋”之插曲
学界一直有“除蒋”政策是否受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影响的质疑，其实这完全是个误解。
苏联对中共中央的公开表态极为震动，并迅速在斯大林办公室举行首脑会议研究对策。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日记的记载：“1936年12月15日，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有库西宁、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王明、邓发、爱尔科利、曼达利扬参加。1936年12月16日，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12]如果说苏联15日的会议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16日针对中共中央15日公开电的会议则是最高首脑会议。季米特洛夫说：“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这就是所谓的共产国际“16日来电”，表明这份电报是在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就发出的。
长期以来，学界对季米特洛夫的16日来电究竟有没有译出比较重视，其实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根本无关紧要。
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原文在以往的相关史料中已经有所简略，在相关的研究中更是经过反复转引而有所失真。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展开论证，必须完整地再现这份电报的原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急件。中共中央：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下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联合的口号。请通报国统区的党组织。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书记处”。[13]这份电报原件起码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凡涉及这份电报的具体内容时，几乎全都省略了电报原件标明的“急件”性质与最后至关重要的那句“请速确认”，从而把一份十万火急的指示电报变成了一份普普通通的沟通电报;二是这份电报并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所有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统一回复，而是针对15日毛泽东等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公开电，目的显然是要纠正那份公开电中所提出的、与苏联政府的态度格格不入的相关政策。为此，这份电报的最后一句特地强调：“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季米特洛夫显然急于了解中共中央在收到电报后的态度，因此也显得咄咄逼人。
但中共中央18日致电共产国际说：16日的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14]这份电报的实质是显示毛泽东已经对来自苏联的干预不屑一顾。
其实退一步讲，即使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当场译出，但只要把其内容与斯大林13日来电的内容相比较，不仅少有新意，而且还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毛泽东对斯大林13日电报的“释蒋”建议都不在乎，难道会见到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就立刻转变政策？更何况如前所述，当时中共中央根本就不得不坚持“除蒋”。就此而言，不管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是否译出，都不会影响毛泽东的“除蒋”立场。
四、“除蒋”之危机
毛泽东坚持“除蒋”以争取张学良信任虽然竭尽全力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至少出现了两次危机。
首先是张学良不派飞机。12月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15]从电文看，毛泽东是让周恩来在13日就赶往西安抢得先机。13日，毛泽东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提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16]13日深夜，毛泽东又发电张学良：“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17]15日，毛泽东又电告张学良：“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18]这份电报发于中共中央15日的公开声明之后，但张学良依然不派飞机。
其次是张学良的“动摇”。1936年12月16日注定是西安事变中的关键日子，不仅出现了共产国际“完全译不出”的电报，也出现了张学良看到中共中央的声明后致毛泽东的一份重要电报，其主要内容可以从当天毛泽东给张学良的复电中知其大概：“毛泽东一边提醒张学良加强和平攻势，一边又很明确地对张学良指出：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不可避免，张对此应有足够估计，不应因此而动摇，应‘坚持到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动’，要‘干到底胆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19]这就是说，张学良已经不能“坚持到底”了，毛泽东甚至要“防止反动”了。对于张学良的“动摇”，应该说毛泽东在事变初起就有预感：“不要想得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20]但是预感一旦变成现实，对毛泽东来说还是非同小可。因为蒋介石在张学良手中，中共中央虽然坚持“除蒋”，其实根本无蒋可除，或许这就是张国焘所言之毛泽东的“买空卖空”。如果能够最后决定蒋介石命运的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动摇”而导致自行“释蒋”，对中共中央的威胁之大可想而知。 其实，张学良的“动摇”有其原因。中共中央的声明使得张学良没有理由不信任毛泽东，但也使得张学良有了新的顾虑。当时张学良的旗号是“兵谏”，目的在“劝”而非“除”，实质是表明其为“忠臣”而非“叛将”，当然也就失去了置蒋介石于死地的理由。因此“兵谏”难容“除蒋”，两者无法合二为一，如果公开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兵谏”就难以自圆其说。而张学良当时除了坚持“兵谏”也已经别无选择，这就决定了支持张学良就必须支持“兵谏”，要支持“兵谏”就必须放弃“除蒋”，否则张学良就不得不“动摇”。毛泽东当时显然正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就是“除蒋”与“兵谏”必须两全其美，因此必须拿出更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新的难题。
五、“除蒋”之共识
17日凌晨5时，毛泽东急电刘鼎：“刘鼎转李毅兄：甲、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21]这份电报显示毛泽东到17日凌晨还在为周恩来能够早日到西安做最后的努力，因为当时周恩来已经“准备骑马上西安”。[22]有无飞机的实质关系到张学良是否同意让中共中央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大问题。如果没有张学良的点头，且不说周恩来将冒多大的风险，即使平安到达，也早已错过时机，其后果当然不言而喻。中共中央究竟能否参与事变的和平解决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17日中午，张学良终于派出飞机把周恩来接到了西安。毛泽东与张学良在最后几小时内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周恩来17日午夜在与张学良首次谈判结束后给“毛并中央”的电报就是证据：“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23]“同意”两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条内容是周恩来提出的，张学良表示接受。这就是毛泽东与张学良最后形成的共识：如果西安受到攻击就“除蒋”，否则就支持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则从一味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调整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换句话说，“除蒋”与“兵谏”在有条件“除蒋”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由于至关重要，周恩来在电报中把这一共识作为与张学良谈判成功的首条内容。宋子文在其日记中说：“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24]
18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的公开电，其中提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25]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首次公开表态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保证“蒋氏的安全”，还包括“自由”，也就是同意有条件“释蒋”。这一公开电显然是与张学良达成最后协议的一部分。
至此，历史事实已经显示了毛泽东与张学良在17日上午达成三项协议的大致内容：双方同意有条件“除蒋”;张学良立即派出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中共中央18日公开声明有条件“释蒋”。
中共中央在张学良危难之际，不仅始终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坚定不移地支持西安事变，更于关键时刻全力帮助张学良能够理直气壮地将“兵谏”进行到底，促成了内战的停止和统一战线的建立。
综上所述，表明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除蒋”到“释蒋”的政策转变，既是在多方博弈中力争利益最大化，也是为了支持张学良的“兵谏”诉求而做出的自主选择，并不是因为服从斯大林或共产国际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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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到延安请派飞机去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5日）[A].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1999.299.
[21]毛泽东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5时）[A].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1999.302.
[22]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82.
[24]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A].百年潮，2004（7）.
作者孙果达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陆旸系南京政治校区上海校区副教授
责任编辑：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