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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互联网的幽灵已经在中国游荡好多年了。
毫无疑问,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深刻的变量,但是如果你和很多中国企业家接触过,你就会发现,他们被这个幽灵惊吓过度了。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些老板说:“我愿意把前半生的所有积累都扔进去,拼死一搏换取互联网转型的成功。”
不得不说,他们的反应有些过激了。
大家都知道马云的阿里巴巴很厉害,如今实体店生意不好做了,但是你若真算算账,就会发现,线上交易只不过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左右。你能说这5%就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吗?我也时常听做商业地产的朋友抱怨实体店经营状况不好,但其中很大原因是前些年商业地产过度投资,商场建得太多。如果说电商毁了实体店,那既冤枉了电商,也小看了实体店。
我上学比较早,5岁上小学,在班里个头最小,跟我同桌的男孩就一直欺负我。但是,最让我恐惧的,不是他打我,而是他说“一会儿下课我打你”。这后半节课的时间让我怎么熬?
在中国的商业界,互联网扮演的就是我那个五大三粗的同桌的角色。他考试不如我,我真玩命抵抗,他也未必一定打得过我,老师更不见得喜欢他。但是,他就是用一种事先张扬的伤害吓住了我。
同样,商业也在被互联网吓唬着,这一吓就吓出一个词——转型。
“转型”这个词,就好像要把一只闹钟改装成自行车一样,实在太难。从机械学角度来讲,似乎不太可能;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就更不可能了。但是,如果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词,却会赋予“转型”一个新的视角。
我今天谈商业,用的是生物学的思维方式。
在生物学上,一只猫在时间的长河中怎么演化都可以,因为都是适者生存的结果,都具有合理性。但是,你若非要说狗比猫强,要让一只猫变成一条狗,这事,狗不理解,猫也做不到,连上帝也会觉得很奇怪。
同样,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生命,不可能基因重组。猫不可能变成狗,狗再完美,猫再努力,这都是不可能的。
其次,那些让人羡慕的,他们自己却未必活得舒服。
达尔文晚年曾被一个动物折磨得死去活来。他说:“我一想到它,就难过得要吐。”这个动物就是雄孔雀。按照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雄孔雀这种“奇葩”动物早该灭绝了——没事你拖着那么长的尾巴嘚瑟什么?既妨碍觅食,又耗费能量,还不利于逃跑。
后来,达尔文想通了,问题的根子在雌孔雀身上。
当雌孔雀喜欢长尾巴的雄孔雀的時候,一根奇妙的逻辑链条就被激活了。短尾巴雄孔雀虽然活得雄姿英发、活蹦乱跳,但是因为颜值太低,以至没有雌孔雀愿意和它交配,于是就绝后了。而长尾巴的雄孔雀纵有千般毛病、万种不是,却成功地把基因传承下来。
达尔文将这种比“自然选择”还要残酷万分的选择,称为“性选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旦切换到生物学的视角来看问题,短时间内的强弱胜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诸多环境变量互相叠加、作用,最终的游戏结局也许会出人意料。因此,一个物种,应该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关注环境的变化,并找到最佳的生存策略,而不是寻找什么终极解决方案。
这就是生物学的思维方式。
长尾巴的雄孔雀,它不“正确”,好像也不是“转型成功”的样板,但它就是繁衍了下来。
所有生存着的物种,都是成功者。它们都是“时间的朋友”。所以面对互联网这个幽灵,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和它打交道。
不管出现了什么新物种,我们都无法变成它,我们也不需要变成它。“转型”是一个妄念。
如果有新物种出现,说明环境变了。这没什么了不起,在过去的30多年中,環境天天在变。该死的会死,该活着的会活着。互联网的出现,固然具有颠覆性,但同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做生意,这就是命,每一次环境变化,都是自我进化的机会。“适者生存”才是行动准则。
从根本上讲,“老居民”和“新物种”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新物种”活好了,实际上会给“老居民”带来新的机会,而没有双方的协同进化,“新物种”也活不好。
我们不搞转型,我们要进化。
毫无疑问,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深刻的变量,但是如果你和很多中国企业家接触过,你就会发现,他们被这个幽灵惊吓过度了。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些老板说:“我愿意把前半生的所有积累都扔进去,拼死一搏换取互联网转型的成功。”
不得不说,他们的反应有些过激了。
大家都知道马云的阿里巴巴很厉害,如今实体店生意不好做了,但是你若真算算账,就会发现,线上交易只不过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左右。你能说这5%就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吗?我也时常听做商业地产的朋友抱怨实体店经营状况不好,但其中很大原因是前些年商业地产过度投资,商场建得太多。如果说电商毁了实体店,那既冤枉了电商,也小看了实体店。
我上学比较早,5岁上小学,在班里个头最小,跟我同桌的男孩就一直欺负我。但是,最让我恐惧的,不是他打我,而是他说“一会儿下课我打你”。这后半节课的时间让我怎么熬?
在中国的商业界,互联网扮演的就是我那个五大三粗的同桌的角色。他考试不如我,我真玩命抵抗,他也未必一定打得过我,老师更不见得喜欢他。但是,他就是用一种事先张扬的伤害吓住了我。
同样,商业也在被互联网吓唬着,这一吓就吓出一个词——转型。
“转型”这个词,就好像要把一只闹钟改装成自行车一样,实在太难。从机械学角度来讲,似乎不太可能;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就更不可能了。但是,如果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词,却会赋予“转型”一个新的视角。
我今天谈商业,用的是生物学的思维方式。
在生物学上,一只猫在时间的长河中怎么演化都可以,因为都是适者生存的结果,都具有合理性。但是,你若非要说狗比猫强,要让一只猫变成一条狗,这事,狗不理解,猫也做不到,连上帝也会觉得很奇怪。
同样,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生命,不可能基因重组。猫不可能变成狗,狗再完美,猫再努力,这都是不可能的。
其次,那些让人羡慕的,他们自己却未必活得舒服。
达尔文晚年曾被一个动物折磨得死去活来。他说:“我一想到它,就难过得要吐。”这个动物就是雄孔雀。按照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雄孔雀这种“奇葩”动物早该灭绝了——没事你拖着那么长的尾巴嘚瑟什么?既妨碍觅食,又耗费能量,还不利于逃跑。
后来,达尔文想通了,问题的根子在雌孔雀身上。
当雌孔雀喜欢长尾巴的雄孔雀的時候,一根奇妙的逻辑链条就被激活了。短尾巴雄孔雀虽然活得雄姿英发、活蹦乱跳,但是因为颜值太低,以至没有雌孔雀愿意和它交配,于是就绝后了。而长尾巴的雄孔雀纵有千般毛病、万种不是,却成功地把基因传承下来。
达尔文将这种比“自然选择”还要残酷万分的选择,称为“性选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旦切换到生物学的视角来看问题,短时间内的强弱胜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诸多环境变量互相叠加、作用,最终的游戏结局也许会出人意料。因此,一个物种,应该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关注环境的变化,并找到最佳的生存策略,而不是寻找什么终极解决方案。
这就是生物学的思维方式。
长尾巴的雄孔雀,它不“正确”,好像也不是“转型成功”的样板,但它就是繁衍了下来。
所有生存着的物种,都是成功者。它们都是“时间的朋友”。所以面对互联网这个幽灵,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和它打交道。
不管出现了什么新物种,我们都无法变成它,我们也不需要变成它。“转型”是一个妄念。
如果有新物种出现,说明环境变了。这没什么了不起,在过去的30多年中,環境天天在变。该死的会死,该活着的会活着。互联网的出现,固然具有颠覆性,但同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做生意,这就是命,每一次环境变化,都是自我进化的机会。“适者生存”才是行动准则。
从根本上讲,“老居民”和“新物种”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新物种”活好了,实际上会给“老居民”带来新的机会,而没有双方的协同进化,“新物种”也活不好。
我们不搞转型,我们要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