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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是一位在21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柏杨于2006年12月12日被台南大学授予教育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台南大学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给一位学者。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授予柏杨的，不是他1950-1960年代为之努力的文学的学位，不是他十年著史的史学学位，也不是有关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之奋斗了十年的台岛人权的社会学学位，而偏偏是教育学学位。
台南大学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台南大学黄政杰校长和人文学院张清荣院长，都是读着柏杨的作品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们深知柏杨著作对华人世界影响深远。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柏杨是“华人精神导师”。兼任柏杨文物馆馆长的张清荣院长说：“柏杨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现代对于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柏杨无疑是一位启蒙者。柏杨研究者朱洪海认为，柏杨的启蒙意义不仅影响了上中国恢复高考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改变了自己和国家命运的600万精英，还因这群今日的中坚所发出的柏杨的声音，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可见，台南大学的道理在于，柏杨是一位在20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抗战初期的少年时代
另外一项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柏杨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学历丰富”，然而他在获得台南大学博士学位之前——也就是在自己88岁之前，连一张哪怕小学毕业证也没得到过。
1933年，对于河南省辉县县立小学四年级学生郭定生来说，遇到了他生命中两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一位是恩师克非，他引导郭定生走进了广阔的阅读世界。从柏杨当时的学名郭定生来看，他的父亲，一位后来官至县团级的人物，是希望儿子能够修身齐家。
另外一人，郭定生视之为“恶师”，他叫侯万尊。正是这位年青气爆、没有同情心的教师，使这位小学生在错一道题打五个手板和无辜打手板的淫威下，永远无法深造任何一门与数理有关的功课。初中毕业的这位侯万尊老师没有什么教学方法，只一样，就是打手板。后来在家长们的抗议下，他发现打孤儿是个安全的出气方法。
恐惧、气馁与对老师的愤懑，使郭定生永远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以至于到了60多岁与出版社签合同时，他一看数字就头疼，差点签下一份让出版社可以无偿使用版权的合同。
郭定生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与侯老师有直接关系。羞辱和体罚让这个在学校里找不到一点尊严的12岁小学生，决定投井自杀。他在身心实在无法忍受的一刻把这个决定告诉一位挨打族的难兄难弟，而对方告诉他一个逃离苦海的办法——可以肄业考百泉初中。
那一年，郭定生还没有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与敏感。那一年，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由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的楼上进行了谈判。谈判艰难地进行到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协定草案，正式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通州等一线以西、以南地区，不能越线前进；日军为确认中国军队是否已辙退到指定地区，随时可以用飞机或其它方法视察，而国民党方面还要予以保护；而日军是在确认中方已遵守第一款规定区域后，才撤归长城线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这时少上了两年小学的郭定生，用肄业证考取百泉初中这个县里的最高学府。但他仍然是只上到初二，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又离开了学校。这次是就因为得罪了校长梁锡山被开除学籍。但是在开除之前，他是学校里国文最好的学生，国文老师刘月槎总给他的作文批“甲上”，这使得郭定生总感觉自己是名优等生。这一学业状况也表明，他是一位文科思维比较发达、理科思维非常欠缺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适合读文科的学生。
但非常可惜，这位“文科生”像怕数学一样怕英语。英语老师兼校长梁锡山格外重视教学质量，倒是很像现在那些被迫追逐升学率的校长们。他总是要求学生们在星期天照常上课。他的英语发音被郭定生用中文标注后总是会读错，他对学生的种种压力和苦心郭定生也无法理解。再一次受到侯万尊式的体罚，体罚与跪罚使他敏感的神经彻底崩溃——他与梁校长发生了肢体冲突。这在奉行师道尊严的20世纪30年代，这完全可以成为郭定生拿不到初中毕业证的理由。
领袖崇拜的热血时代
被学校贴布告开除后，郭定生为了考入开封高中——这可是当时的省立高中，新改的名字郭立邦，虽然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吸上了大烟，但是这个曾经的县长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治国平天下。初中没有毕业，照样可以考进省立高中，是这位学生的确逆反而优秀还是当时的教学体制本身就有问题，这都是值得思索的。
1937年，高二学生郭立邦高中没毕业就考上了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在他的高中阶段，目前还没有什么资料能证明，是与学校发生了冲突而提前离校。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是抗战全面爆发的一年，17岁的郭立邦是位热血青年，一心想报国，所以不等高中毕业就去投考军政干部训练班——柏杨回忆录中的一件事情可以佐证这个判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中正被张杨二将拘押的消息传到开封时，郭定生觉得天塌下来了、中华民国要灭亡了，他一路哭着跑回家告诉父亲这个巨大的悲痛的消息。第二天的报纸上便登出了一位高中生在大街上边跑边哭的报道。
那一年共产党发出了全民抗战的号召，国民政府也在全国高中生中推行学生暑期军事训练，国家危亡时刻的这种大规模军训非常有效地统一了年青人的爱国思想。这种训练同时也遵循法西斯式的教育路线，一律称蒋介石为“领袖”，正如后来人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一样，只要一提“领袖”二字，全体立正、毕恭毕敬。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是郭定生高中没有上完就急于报考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的原因。在那种教育和政治气氛下，热血青年郭定生真的相信蒋介石就是英明领袖、民族救星。
从军政班出来，他又想上大学，但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于是郭立邦于1942年买到一份甘肃省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件，考取甘肃学院法律系。但是，第二年假证件就被拆穿，他又被大学开除了。这里人们又能发现，大学，他也是在没能读完高中的情况下考取的，尽管毕业证不合法。
53年后，柏杨在回忆录中勇敢地说出他学习经历中一连串的肄业、开除和造假证。1943年，在陪都重庆，郭立邦曾经使用开封高中的学历，想以同等学历报考中央大学，但未被录取。
第二年他涂改了一位郭一同的简历，才考上了东北大学。于是“郭衣洞”这个奇怪的名字就伴随着他，直到人们知道了柏杨。
把“一同”改为“衣洞”，也曾令柏杨后悔，明明还可以改为更令人习惯些的名字。这个名字虽然使他获得了考大学的资格，并直接考入三年级，但是后来的生活也却如“衣洞”二字所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偃蹇困顿、颠沛流离”（张清荣语）。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使他考上大学的名字于1947年还是被学校查出使用了假证。于是，大学毕业证他也没能拿到。可见当时的教育体制还是比较严格和周密的。
这样的人，只有一个
柏杨的学历中充满着跳级史和肄业史，无论哪个阶段，都没有按部就班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段断断续续的学习经历以及每次都能跳着级考入高一级学府(大学还是直升三年级)，柏杨图书在大陆出版的总策划朱洪海说：这样的人，不就一个吗？
从柏杨在狱中9年26天的阅读史中，也能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这位“思想犯”选择阅读批注《资治通鉴》。他用了几乎9年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帝王更迭、社会兴衰。
1999年，在香港举行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柏杨被“定位”为“一位无法归类的作家”，八场讨论涉及到他的思想、杂文、史学、报导文学、诗、小说等。他在说“酒店打烊，我就走”时，留下的文字则有2000万之多。
北京大学教授、柏杨研究者陈晓明说，每次开会时柏杨都喜欢说，“我的小说比杂文好，诗比小说好。”每次他这么说大家都会哈哈大笑。
现在，在中国大陆也能看到柏杨的小说了，柏杨那句半开玩笑的话，是想大家注意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诗歌，不要只注意杂文和历史研究。
和他的夫人一样，柏杨也是一位国际桂冠诗人。
柏杨于2006年12月12日被台南大学授予教育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台南大学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给一位学者。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授予柏杨的，不是他1950-1960年代为之努力的文学的学位，不是他十年著史的史学学位，也不是有关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之奋斗了十年的台岛人权的社会学学位，而偏偏是教育学学位。
台南大学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台南大学黄政杰校长和人文学院张清荣院长，都是读着柏杨的作品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们深知柏杨著作对华人世界影响深远。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柏杨是“华人精神导师”。兼任柏杨文物馆馆长的张清荣院长说：“柏杨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现代对于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柏杨无疑是一位启蒙者。柏杨研究者朱洪海认为，柏杨的启蒙意义不仅影响了上中国恢复高考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改变了自己和国家命运的600万精英，还因这群今日的中坚所发出的柏杨的声音，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可见，台南大学的道理在于，柏杨是一位在20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抗战初期的少年时代
另外一项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柏杨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学历丰富”，然而他在获得台南大学博士学位之前——也就是在自己88岁之前，连一张哪怕小学毕业证也没得到过。
1933年，对于河南省辉县县立小学四年级学生郭定生来说，遇到了他生命中两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一位是恩师克非，他引导郭定生走进了广阔的阅读世界。从柏杨当时的学名郭定生来看，他的父亲，一位后来官至县团级的人物，是希望儿子能够修身齐家。
另外一人，郭定生视之为“恶师”，他叫侯万尊。正是这位年青气爆、没有同情心的教师，使这位小学生在错一道题打五个手板和无辜打手板的淫威下，永远无法深造任何一门与数理有关的功课。初中毕业的这位侯万尊老师没有什么教学方法，只一样，就是打手板。后来在家长们的抗议下，他发现打孤儿是个安全的出气方法。
恐惧、气馁与对老师的愤懑，使郭定生永远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以至于到了60多岁与出版社签合同时，他一看数字就头疼，差点签下一份让出版社可以无偿使用版权的合同。
郭定生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与侯老师有直接关系。羞辱和体罚让这个在学校里找不到一点尊严的12岁小学生，决定投井自杀。他在身心实在无法忍受的一刻把这个决定告诉一位挨打族的难兄难弟，而对方告诉他一个逃离苦海的办法——可以肄业考百泉初中。
那一年，郭定生还没有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与敏感。那一年，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由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的楼上进行了谈判。谈判艰难地进行到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协定草案，正式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通州等一线以西、以南地区，不能越线前进；日军为确认中国军队是否已辙退到指定地区，随时可以用飞机或其它方法视察，而国民党方面还要予以保护；而日军是在确认中方已遵守第一款规定区域后，才撤归长城线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这时少上了两年小学的郭定生，用肄业证考取百泉初中这个县里的最高学府。但他仍然是只上到初二，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又离开了学校。这次是就因为得罪了校长梁锡山被开除学籍。但是在开除之前，他是学校里国文最好的学生，国文老师刘月槎总给他的作文批“甲上”，这使得郭定生总感觉自己是名优等生。这一学业状况也表明，他是一位文科思维比较发达、理科思维非常欠缺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适合读文科的学生。
但非常可惜，这位“文科生”像怕数学一样怕英语。英语老师兼校长梁锡山格外重视教学质量，倒是很像现在那些被迫追逐升学率的校长们。他总是要求学生们在星期天照常上课。他的英语发音被郭定生用中文标注后总是会读错，他对学生的种种压力和苦心郭定生也无法理解。再一次受到侯万尊式的体罚，体罚与跪罚使他敏感的神经彻底崩溃——他与梁校长发生了肢体冲突。这在奉行师道尊严的20世纪30年代，这完全可以成为郭定生拿不到初中毕业证的理由。
领袖崇拜的热血时代
被学校贴布告开除后，郭定生为了考入开封高中——这可是当时的省立高中，新改的名字郭立邦，虽然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吸上了大烟，但是这个曾经的县长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治国平天下。初中没有毕业，照样可以考进省立高中，是这位学生的确逆反而优秀还是当时的教学体制本身就有问题，这都是值得思索的。
1937年，高二学生郭立邦高中没毕业就考上了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在他的高中阶段，目前还没有什么资料能证明，是与学校发生了冲突而提前离校。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是抗战全面爆发的一年，17岁的郭立邦是位热血青年，一心想报国，所以不等高中毕业就去投考军政干部训练班——柏杨回忆录中的一件事情可以佐证这个判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中正被张杨二将拘押的消息传到开封时，郭定生觉得天塌下来了、中华民国要灭亡了，他一路哭着跑回家告诉父亲这个巨大的悲痛的消息。第二天的报纸上便登出了一位高中生在大街上边跑边哭的报道。
那一年共产党发出了全民抗战的号召，国民政府也在全国高中生中推行学生暑期军事训练，国家危亡时刻的这种大规模军训非常有效地统一了年青人的爱国思想。这种训练同时也遵循法西斯式的教育路线，一律称蒋介石为“领袖”，正如后来人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一样，只要一提“领袖”二字，全体立正、毕恭毕敬。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是郭定生高中没有上完就急于报考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的原因。在那种教育和政治气氛下，热血青年郭定生真的相信蒋介石就是英明领袖、民族救星。
从军政班出来，他又想上大学，但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于是郭立邦于1942年买到一份甘肃省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件，考取甘肃学院法律系。但是，第二年假证件就被拆穿，他又被大学开除了。这里人们又能发现，大学，他也是在没能读完高中的情况下考取的，尽管毕业证不合法。
53年后，柏杨在回忆录中勇敢地说出他学习经历中一连串的肄业、开除和造假证。1943年，在陪都重庆，郭立邦曾经使用开封高中的学历，想以同等学历报考中央大学，但未被录取。
第二年他涂改了一位郭一同的简历，才考上了东北大学。于是“郭衣洞”这个奇怪的名字就伴随着他，直到人们知道了柏杨。
把“一同”改为“衣洞”，也曾令柏杨后悔，明明还可以改为更令人习惯些的名字。这个名字虽然使他获得了考大学的资格，并直接考入三年级，但是后来的生活也却如“衣洞”二字所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偃蹇困顿、颠沛流离”（张清荣语）。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使他考上大学的名字于1947年还是被学校查出使用了假证。于是，大学毕业证他也没能拿到。可见当时的教育体制还是比较严格和周密的。
这样的人，只有一个
柏杨的学历中充满着跳级史和肄业史，无论哪个阶段，都没有按部就班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段断断续续的学习经历以及每次都能跳着级考入高一级学府(大学还是直升三年级)，柏杨图书在大陆出版的总策划朱洪海说：这样的人，不就一个吗？
从柏杨在狱中9年26天的阅读史中，也能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这位“思想犯”选择阅读批注《资治通鉴》。他用了几乎9年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帝王更迭、社会兴衰。
1999年，在香港举行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柏杨被“定位”为“一位无法归类的作家”，八场讨论涉及到他的思想、杂文、史学、报导文学、诗、小说等。他在说“酒店打烊，我就走”时，留下的文字则有2000万之多。
北京大学教授、柏杨研究者陈晓明说，每次开会时柏杨都喜欢说，“我的小说比杂文好，诗比小说好。”每次他这么说大家都会哈哈大笑。
现在，在中国大陆也能看到柏杨的小说了，柏杨那句半开玩笑的话，是想大家注意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诗歌，不要只注意杂文和历史研究。
和他的夫人一样，柏杨也是一位国际桂冠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