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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年
过去的2015年是一个“危机之年”，世界行走在危机边缘。有地缘政治和区域安全上的，如乌克兰、叙利亚危机，以及南海问题的升温、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拉锯”。有经济上的，如欧元区解体危机、俄罗斯货币危机、中国股市危机。有人道性质的，如涌入欧洲的难民潮。还有全球性的，如“伊斯兰国”（ISIS）极端势力的兴起和战略改变。
这些危机明显表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所谓“碎片化”，就是危机发生的根源复杂、表现的形式多样、牵扯的方面众多、跨越的地域宽广、产生的影响多元。
透过表象，我们看到影响世界走向的关键性问题如下： 首先，如果欧洲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那么“西方的没落”“东方的兴起”得到进—步印证。这是又一个跨度在百年以上的结构性转变，新一轮全球力量兴替的序章即将出演完毕。
其次，美国是否已深陷“衰落弧”，目前还没有足够多的判断依据。奥巴马政府对欧洲的麻烦采取了事实上的隔岸观火态度，经济层面，一再拖延加息进程，以保住美国复苏的真实性，而这种复苏被认为是“吸入性”而非“普惠性”的。
这样一个美国，对内陷入党派纷争、政治失灵的巢窠，对外陷入以“不做蠢事”的“聪明外交”为名推行的私利主义，逐渐丧失对全球事务的“领导”和“保护”责任，走下道义制高点。但同样是这个美国，已进入又一轮战略思辨与调整的轨道，经济在奇迹般地复苏，并且继续引领科技、能源、军事三大创新，还不能说已像欧洲那样衰落。
第三，“伊斯兰国”改变过去专注于扩张领土并建立“哈里发”的模式，转而寻求使用大规模恐怖袭击报复和震慑“敌人”，具备了全球野心。一个更加强大、有形的全球公敌生成了。国际社会在不同的利益配置和战略目标之下无法真正形成打击它的合力，但又不时随形势变化紧急组合成名义上的联盟。
第四，开放社会的不设防和脆弱性一揽无余，势将导致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更深反思。自由的边界、融合的底线在哪里？近几年迹象已显的反全球化、反开放社会浪潮会否加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意味着什么？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把人权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标准。然而，面对恐怖极端势力的威胁，开放与文化多元成为西方的“他者”难题，欧洲开始反思自己能否兑现其标榜的价值观。
问题在于，如果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之门纷纷关上，被挡在门外的更多人将会走上偏激、极端的道路，那樣一个世界才真正不安全。
两方面的反思
我认为国际社会最需要进行两方面的反思。
一是全球政治家们是否对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不同问题的关联性缺乏判断？
牵动当前国际政治的几条主线分别是传统大国间的势力范围之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兴起、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需要。然而，美俄外交已掉入“麦金德陷阱”（对欧亚大陆中心—边缘地带的战略争夺）不能自拔，不合时宜、执迷不悟地上演着挤压与反挤压的戏码，其他大国的战略也在不同线索和目标之间摇摆、掺私货，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脉络极不清晰。
大道理很明白，应超越地缘政治思维，构建“命运共同体”，以合力抑制、瓦解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背道而弛的因素。然而这既缺乏理论支撑，更缺乏实践基础，可能在理想主义的激情与浮躁中走向新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的极端。
二是现行国际体系能否继续支撑日趋庞杂的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现实？二战后确立的国际体系日益显示出不公、失衡和低效，根本问题恐怕是在设计之初便忽略了世界的多元特征，长远看不能满足世界多样性发展的需求。
人们对现行体系不断发出抱怨，但依目前智识却不能设计出一套更有力有效且能凝聚共识的机制体制取而代之。
人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新兴力量尽管遭遇了衰退和挫折，但他们的群体性崛起是一个不大可能被突然逆转的长期性趋势。传统的东西方、南北方界限正在被打破、被模糊，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失去继续绝对主导全球市场乃至国际秩序的气场和根基。发达国家必须在现有全球治理结构中为新兴世界腾挪出更多权益空间来，全球议程的重点也要相应调整和改变，而这种群体模式的让渡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美国的责任
进一步谈谈美国的问题。如前所述，美国领导责任的缺失是过去几年最显著的国际现象之一。二战以后美国受自由国际主义理念驱使，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制度模式引向世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犯下干涉他国内政和发动战争的战略错误。但美国的战略文化和国内政治模式又不具备为改造世界付出巨大代价的意愿和能力。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来了又走，半途而废，留下一个又一个烂摊子，这何尝不是世界各地乱象纷呈的根源？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应当推动国际秩序的“去美国化”呢？显然不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未来国际秩序仍需要美国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可能比“美国化”的世界更糟糕。美国战略文化最引以为豪的是其超强纠错功能，下一个四年或八年，美国将呈现什么样的战略特点呢？重返孤立主义不大可能，那种声音不过是共和党内部一些人极端保守的想法，远非主流。但美国仍不具备回到扩张道路的意愿和能力，更可能延续奥巴马政府从中东抽出一部分精力用于强化亚太战略的思路。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对华政策成为此番美国对外政策讨论的一大焦点性内容，一些智库和学者将“新的对华政策”与“新的大战略”概念相混淆，鼓吹以遏制的办法取代接触融入应对中国崛起。这就提出一个重大疑问：藉由2016年大选和白宫新主人对外政策重审进行的“纠错”，会不会是错上加错？
美国准备以什么态度面对世界权力分散化的趋势，事关未来秩序。如果它决意不惜一切地维护自己的不二地位，进而把有关战略指向中国，用隔绝而非包容的办法对待竞争，在经济产业链中“去中国化”、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集团化，那么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新冷战乃至大国冲突的深渊。
不必太悲观
对于最显著的上升力量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克服怀疑情绪拥抱“中国机遇”，经由“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途径支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只有美国和日本仍不掩饰他们对这一趋势的抵触心态，但也承认没有中国参与，世界上的事几乎什么都办不成。
对中国而言，需要意识到国际责任比预想中更快地到达自己肩头。为此，中国应善于学习、善于积累、善于沟通、善于表达，善于主动创造机遇，在寻求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为完善全球治理提出具体化的思想、方案和倡议，提供中国式的公共产品。
对世界而言，大国需要率先达成共识，千万不能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作绝对的选择。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二选一的思维方式恰恰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手。
（摘自《世界知识》）
过去的2015年是一个“危机之年”，世界行走在危机边缘。有地缘政治和区域安全上的，如乌克兰、叙利亚危机，以及南海问题的升温、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拉锯”。有经济上的，如欧元区解体危机、俄罗斯货币危机、中国股市危机。有人道性质的，如涌入欧洲的难民潮。还有全球性的，如“伊斯兰国”（ISIS）极端势力的兴起和战略改变。
这些危机明显表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所谓“碎片化”，就是危机发生的根源复杂、表现的形式多样、牵扯的方面众多、跨越的地域宽广、产生的影响多元。
透过表象，我们看到影响世界走向的关键性问题如下： 首先，如果欧洲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那么“西方的没落”“东方的兴起”得到进—步印证。这是又一个跨度在百年以上的结构性转变，新一轮全球力量兴替的序章即将出演完毕。
其次，美国是否已深陷“衰落弧”，目前还没有足够多的判断依据。奥巴马政府对欧洲的麻烦采取了事实上的隔岸观火态度，经济层面，一再拖延加息进程，以保住美国复苏的真实性，而这种复苏被认为是“吸入性”而非“普惠性”的。
这样一个美国，对内陷入党派纷争、政治失灵的巢窠，对外陷入以“不做蠢事”的“聪明外交”为名推行的私利主义，逐渐丧失对全球事务的“领导”和“保护”责任，走下道义制高点。但同样是这个美国，已进入又一轮战略思辨与调整的轨道，经济在奇迹般地复苏，并且继续引领科技、能源、军事三大创新，还不能说已像欧洲那样衰落。
第三，“伊斯兰国”改变过去专注于扩张领土并建立“哈里发”的模式，转而寻求使用大规模恐怖袭击报复和震慑“敌人”，具备了全球野心。一个更加强大、有形的全球公敌生成了。国际社会在不同的利益配置和战略目标之下无法真正形成打击它的合力，但又不时随形势变化紧急组合成名义上的联盟。
第四，开放社会的不设防和脆弱性一揽无余，势将导致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更深反思。自由的边界、融合的底线在哪里？近几年迹象已显的反全球化、反开放社会浪潮会否加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意味着什么？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把人权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标准。然而，面对恐怖极端势力的威胁，开放与文化多元成为西方的“他者”难题，欧洲开始反思自己能否兑现其标榜的价值观。
问题在于，如果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之门纷纷关上，被挡在门外的更多人将会走上偏激、极端的道路，那樣一个世界才真正不安全。
两方面的反思
我认为国际社会最需要进行两方面的反思。
一是全球政治家们是否对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不同问题的关联性缺乏判断？
牵动当前国际政治的几条主线分别是传统大国间的势力范围之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兴起、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需要。然而，美俄外交已掉入“麦金德陷阱”（对欧亚大陆中心—边缘地带的战略争夺）不能自拔，不合时宜、执迷不悟地上演着挤压与反挤压的戏码，其他大国的战略也在不同线索和目标之间摇摆、掺私货，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脉络极不清晰。
大道理很明白，应超越地缘政治思维，构建“命运共同体”，以合力抑制、瓦解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背道而弛的因素。然而这既缺乏理论支撑，更缺乏实践基础，可能在理想主义的激情与浮躁中走向新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的极端。
二是现行国际体系能否继续支撑日趋庞杂的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现实？二战后确立的国际体系日益显示出不公、失衡和低效，根本问题恐怕是在设计之初便忽略了世界的多元特征，长远看不能满足世界多样性发展的需求。
人们对现行体系不断发出抱怨，但依目前智识却不能设计出一套更有力有效且能凝聚共识的机制体制取而代之。
人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新兴力量尽管遭遇了衰退和挫折，但他们的群体性崛起是一个不大可能被突然逆转的长期性趋势。传统的东西方、南北方界限正在被打破、被模糊，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失去继续绝对主导全球市场乃至国际秩序的气场和根基。发达国家必须在现有全球治理结构中为新兴世界腾挪出更多权益空间来，全球议程的重点也要相应调整和改变，而这种群体模式的让渡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美国的责任
进一步谈谈美国的问题。如前所述，美国领导责任的缺失是过去几年最显著的国际现象之一。二战以后美国受自由国际主义理念驱使，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制度模式引向世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犯下干涉他国内政和发动战争的战略错误。但美国的战略文化和国内政治模式又不具备为改造世界付出巨大代价的意愿和能力。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来了又走，半途而废，留下一个又一个烂摊子，这何尝不是世界各地乱象纷呈的根源？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应当推动国际秩序的“去美国化”呢？显然不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未来国际秩序仍需要美国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可能比“美国化”的世界更糟糕。美国战略文化最引以为豪的是其超强纠错功能，下一个四年或八年，美国将呈现什么样的战略特点呢？重返孤立主义不大可能，那种声音不过是共和党内部一些人极端保守的想法，远非主流。但美国仍不具备回到扩张道路的意愿和能力，更可能延续奥巴马政府从中东抽出一部分精力用于强化亚太战略的思路。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对华政策成为此番美国对外政策讨论的一大焦点性内容，一些智库和学者将“新的对华政策”与“新的大战略”概念相混淆，鼓吹以遏制的办法取代接触融入应对中国崛起。这就提出一个重大疑问：藉由2016年大选和白宫新主人对外政策重审进行的“纠错”，会不会是错上加错？
美国准备以什么态度面对世界权力分散化的趋势，事关未来秩序。如果它决意不惜一切地维护自己的不二地位，进而把有关战略指向中国，用隔绝而非包容的办法对待竞争，在经济产业链中“去中国化”、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集团化，那么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新冷战乃至大国冲突的深渊。
不必太悲观
对于最显著的上升力量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克服怀疑情绪拥抱“中国机遇”，经由“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途径支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只有美国和日本仍不掩饰他们对这一趋势的抵触心态，但也承认没有中国参与，世界上的事几乎什么都办不成。
对中国而言，需要意识到国际责任比预想中更快地到达自己肩头。为此，中国应善于学习、善于积累、善于沟通、善于表达，善于主动创造机遇，在寻求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为完善全球治理提出具体化的思想、方案和倡议，提供中国式的公共产品。
对世界而言，大国需要率先达成共识，千万不能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作绝对的选择。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二选一的思维方式恰恰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手。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