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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6700多种语言，在本世纪内将有80%到90%就会消失。而羌语的存与亡，不仅仅在于为地球的语言墓碑增加一个名字。数百年来，它折射出的是羌人们在自己身份上的游移。
1998年，陈仕琼从位于汶川的威州民族师范学校羌语班毕业，被分配到相邻的北川县青片乡小学教书。
陈是威州师范的两届共85名羌语专业中专生之一，加上阿坝师专中文系曾毕业的一届30多名羌语专业大专生，他们将成为羌区小学未来的羌语教师。
青片，按照北川学者赵兴武的说法，在何卿慑服白草番之后，一度是北川县境内唯一一块“保留地”，因山岭阻隔，官军一直未能涉足青片腹地上五寨一带。
百年后的1663年，清松潘总兵何德成，鉴于“青片上下五镞寨生番……凶悍自擅，不讨之日久矣”， 提兵进攻青片河流域，但进军至半途，土著们纷纷降服，清军就未并前行。
因此，这一带是北川羌文化保留最为完好的地带。但当陈仕琼来到此地时，却发现此地已几乎没有人能说完整的羌语。
陈仕琼是茂县白溪人。小时候，他只会说羌语而不会汉话，直到小学才开始学汉语，掌握着“原版”的羌语。2003年，他被调到北川县里工作，成为北川稀有的羌语人才。
事实上，即使在整个北川，虽然有近10万羌族人，现今能说羌语者据称不超过十余人。
于是，陈仕琼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面向干部、教师和旅游餐饮业者教授羌语。
在这个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要复兴已断绝数十年的羌族传统和语言，与过去数百年的“去羌化”过程，可谓是逆水行舟。
五百年“去羌化”
北川的“去羌化”过程，于过去五百年变化最剧。
清乾隆年间的石泉知县姜炳章，曾写下了一首《白草歌》：
咿嘤杂嘈难为听，唤译译来为予说。东邻父丧焚父骨，西邻杀牛疗痼疾，南邻持筹儿为奴，北邻负债女离室。愿将花雨洗蛮风，忍将吾民千三尺。纷纷父老皆点头，赭汗津津额头流。人类虽殊人性侔，何但朝鲜风俗化箕畴。
姜炳章不仅指责羌语 “咿嘤杂嘈难为听”，而且劝喻本地人放弃火葬、杀牛疗疾等风俗。他本人“愿将风雨洗蛮风”，而结果是父老们“赭汗津津额头流”。
这位汉族县令，立志以箕子教化朝鲜的劲头，对当地土著进行文化改造。实际上，在何卿式的军事强制之外，姜炳章式的教化，对羌地文化的变易，起到更为持久而深刻的作用。
仅仅在何卿取得胜利8年之后，官军以白草番与杨柳番暗通为由，欲对其用兵，白草羌再度请降，并“示不复为羌”。“男妇八千四百九十四口”，“俱各愿各换姓名，每年万寿圣节至，以供输蜡一斤，以供灌烛之用”。
易番姓而为汉姓，是政府从文化和心理上让羌人归服王化的重要手段。它对羌人产生的根本影响，以致巡抚王廷赡奏云：“愿为编氓者有之矣，而变异番姓前所未闻；愿贡方物者有之矣，而以习汉化至今始见”。
姜炳璋编纂的《石泉县志》曾记下这样一段故事：
明万历年间，番人请降，通判李茂元出面受降。时“番俗囚首无冠，茂元具汉冠，易其姓名，书汉冠间。……令诸番鱼鳞入。羌闻鼓钲，望见汉冠及朱杆彩旗，乃大喜，举足盘跳舞，欢呼震天。茂元出汉冠冠诸羌，诸羌跪，起，各互视其首，踊跃东西走。”
朝廷“以冠赐姓”进行汉化，羌民心悦诚服欢呼震天，其效果，姜炳章又记：“迩来通汉人语者几半。白草之番，日染华风，延师课读，间有知书识字者。”
而《四川通志》载：“乃二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
何卿式的威压，李茂元、姜炳章式的教化，使得曾经雄踞北川一带的羌人迅速归化。不仅使“羌汉杂处，各安其业”，即使往后数百年当地人民多次以武力挑战中央政府，但王化华风，却再也去不掉了。
“去羌化”的结果，也体现在人口的变迁上，据西南民大徐铭的研究，明朝末年到清嘉庆十七年，茂汶两地羌族人口一度由15万增加到26万。而从清朝后期羌族人口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到1952年仅为6.5万人。
这样的剧变，除去战乱、疫病等影响，政府将大量羌人“改土归流”的羌民划入汉族，应该是重要原因。对这一政策，曾有诗为证：“改土归流算汉民，科粮摧税重儒巾”
此外，学者张朴认为，尚有相当数量的羌民，迫于汉族和其他民族统治阶级的歧视，隐匿自己的民族成分。部分羌民也因与汉、藏、回民族的长期交往中，吸收他民族的文化而改称汉族或其他民族。
到1952年，西南民族学院调查组赴羌区调查，自称“尔玛”(羌族自称)和讲羌语估算的人口，除北川外，尚有6.5万余人，而1953年人口普查时，四川羌族人口只有35651人。张朴认为，可见大量羌族人口更改为其他民族成分，是羌族人口锐减的一大原因，也是解放后大量羌族人口“还本归原”的历史根源。
这样的“不复为番”，不仅来自于政府的高压和行政引导，在姜炳章式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下，原来的羌人从心理上以番人为耻，以被认作汉人为荣。这就是台湾学者王明珂所谓“一截骂一截”现象，当地的人都认为自己才是汉人，而比他更为上游的村寨里的人，都是蛮子。
耻于为番人，乐于为汉人，一方面是现实政治压制下的趋利避害，也来自强势文化的宣教，使得他们对自身真实身份产生自卑感，以致于他们更乐于宣称自己来自湖北孝感，是“湖广填四川”的后代。
八十年代之后，这个“去羌化”的过程被逆转过来，在落实民族政策的导引下，当地政府和民众，越来越愿意认同于“羌族”。
这种趋势在北川有着清晰地体现，北川不仅仅积极争取并于2003年成功获得了羌族自治县的身份，从人口上说，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到1989年1月，有42878人恢复了羌族成分，羌族人口总数便由1982年的2001人增长25．4倍。
相伴而生的，是从政府到民间的羌文化热。出于对自己血脉的认祖归宗，按照北川县文旅局副局长罗胜利的说法，大家这才认识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羌人的血。当然，在一些地方，旅游是政府和民众都积极恢复羌文化的重要动因。
这股潮流，引导了陈仕琼翻山越岭来到青片，进而来到县城。现在，他身为北川县文管所副所长，但另一项工作，是根据政府的文件要求，让北川的党政干部、旅游从业人员和老师，能说简单羌语，能唱羌族酒歌，能跳羌族锅庄，节日时能穿羌族服装。
羌文化的簇头
但是，这种努力，只是各种取向的文化演变中的线索之一。从更大的空间来看，使用或正在学习羌语的人正越来越少。
羌锋村，位于岷江西岸。沿岷江向东北方向上行20公里，即到汶川县治所在地威州镇，而往西北方向下行70余公里的漩口，即是汶川与都江堰市交界处。
羌锋之所以得名，按出生在当地的徐平教授的说法，是因在历年政治运动中走在前列，故有羌族先锋之意。这是阿坝州最早建立互助组、合作社的地方。
而在历史上，此地以“簇头寨”之名更为响亮，簇头之意，即为羌族往汉族聚居区方向的一支箭头。这是羌人沿岷江而下与汉区碰撞的第一个羌族村庄。由史料可知，这支簇头，已在此扎下了428年。
在羌区，羌锋以居于汉羌交界之处而能保持完好的羌人习俗而著名。仅仅是一江之隔，对岸同属绵池镇的高店村，已基本是汉风。而在羌锋，村里人基本都说羌语，老人、孩子和妇女都穿羌服，礼仪信仰也一如旧制。
作为羌寨，它还少见地处于向来是汉人据有的岷江河谷地带。在此环境下如何能保持羌风，是诸多学者试图解答的问题。
羌锋出生的汶川县文化学者汪友伦认为，羌锋成为“羌文化孤岛”，一是因为交通阻绝。在都汶快速公路修通之前，这里因岷江之隔，与原汶川至都江堰的要道213国道仅一座索桥相通，且需绕行较远，无形中阻隔了外界对它的侵扰。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其乡规民约。汪友伦说，时至今日，外出工作上学的村民归来，都需说羌语、穿羌服，参加村里的各种羌族活动，否则将会遭到村民的鄙视和嘲讽。
而这种民风，出自于对自有文化的本能保护，也出自对外来文化的防备。据称在十几年前，本村几乎不与外通婚。
村民汪清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位村民到都江堰去卖核桃，其中有一人系由外村落户，不懂羌语。这时正好来了一个骗子，这位外来者却听不懂大家的提醒，上了当。
这样的故事，试图告诉人们讲羌语的好处，但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正是靠这种对外人的警惕和防备，来守护着自己的群落和文化。
但对于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村民来说，这种心态意味着“保守”。2003年，汪清寿是羌锋村第一个搞农家乐旅游的人，但他发现乡邻们并不太积极，无法形成合力。羌锋地近九环线要道，且坐拥独特的羌风民俗，具有发展旅游的天然优势，但长时间来它一直让络绎于途的游客们过其门而不入。
而在地震中，羌锋已成为一片废墟。按照一些村民的想法，它的重建，一定要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新的都汶快速路开通后，正好经过羌锋村的门前，它势必会接纳更多的外来人，也面临着发展旅游的更大诱惑。它的固执和坚持，是否还能在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潮流中，继续成为“文化孤岛”？
1998年，陈仕琼从位于汶川的威州民族师范学校羌语班毕业，被分配到相邻的北川县青片乡小学教书。
陈是威州师范的两届共85名羌语专业中专生之一，加上阿坝师专中文系曾毕业的一届30多名羌语专业大专生，他们将成为羌区小学未来的羌语教师。
青片，按照北川学者赵兴武的说法，在何卿慑服白草番之后，一度是北川县境内唯一一块“保留地”，因山岭阻隔，官军一直未能涉足青片腹地上五寨一带。
百年后的1663年，清松潘总兵何德成，鉴于“青片上下五镞寨生番……凶悍自擅，不讨之日久矣”， 提兵进攻青片河流域，但进军至半途，土著们纷纷降服，清军就未并前行。
因此，这一带是北川羌文化保留最为完好的地带。但当陈仕琼来到此地时，却发现此地已几乎没有人能说完整的羌语。
陈仕琼是茂县白溪人。小时候，他只会说羌语而不会汉话，直到小学才开始学汉语，掌握着“原版”的羌语。2003年，他被调到北川县里工作，成为北川稀有的羌语人才。
事实上，即使在整个北川，虽然有近10万羌族人，现今能说羌语者据称不超过十余人。
于是，陈仕琼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面向干部、教师和旅游餐饮业者教授羌语。
在这个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要复兴已断绝数十年的羌族传统和语言，与过去数百年的“去羌化”过程，可谓是逆水行舟。
五百年“去羌化”
北川的“去羌化”过程，于过去五百年变化最剧。
清乾隆年间的石泉知县姜炳章，曾写下了一首《白草歌》：
咿嘤杂嘈难为听，唤译译来为予说。东邻父丧焚父骨，西邻杀牛疗痼疾，南邻持筹儿为奴，北邻负债女离室。愿将花雨洗蛮风，忍将吾民千三尺。纷纷父老皆点头，赭汗津津额头流。人类虽殊人性侔，何但朝鲜风俗化箕畴。
姜炳章不仅指责羌语 “咿嘤杂嘈难为听”，而且劝喻本地人放弃火葬、杀牛疗疾等风俗。他本人“愿将风雨洗蛮风”，而结果是父老们“赭汗津津额头流”。
这位汉族县令，立志以箕子教化朝鲜的劲头，对当地土著进行文化改造。实际上，在何卿式的军事强制之外，姜炳章式的教化，对羌地文化的变易，起到更为持久而深刻的作用。
仅仅在何卿取得胜利8年之后，官军以白草番与杨柳番暗通为由，欲对其用兵，白草羌再度请降，并“示不复为羌”。“男妇八千四百九十四口”，“俱各愿各换姓名，每年万寿圣节至，以供输蜡一斤，以供灌烛之用”。
易番姓而为汉姓，是政府从文化和心理上让羌人归服王化的重要手段。它对羌人产生的根本影响，以致巡抚王廷赡奏云：“愿为编氓者有之矣，而变异番姓前所未闻；愿贡方物者有之矣，而以习汉化至今始见”。
姜炳璋编纂的《石泉县志》曾记下这样一段故事：
明万历年间，番人请降，通判李茂元出面受降。时“番俗囚首无冠，茂元具汉冠，易其姓名，书汉冠间。……令诸番鱼鳞入。羌闻鼓钲，望见汉冠及朱杆彩旗，乃大喜，举足盘跳舞，欢呼震天。茂元出汉冠冠诸羌，诸羌跪，起，各互视其首，踊跃东西走。”
朝廷“以冠赐姓”进行汉化，羌民心悦诚服欢呼震天，其效果，姜炳章又记：“迩来通汉人语者几半。白草之番，日染华风，延师课读，间有知书识字者。”
而《四川通志》载：“乃二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
何卿式的威压，李茂元、姜炳章式的教化，使得曾经雄踞北川一带的羌人迅速归化。不仅使“羌汉杂处，各安其业”，即使往后数百年当地人民多次以武力挑战中央政府，但王化华风，却再也去不掉了。
“去羌化”的结果，也体现在人口的变迁上，据西南民大徐铭的研究，明朝末年到清嘉庆十七年，茂汶两地羌族人口一度由15万增加到26万。而从清朝后期羌族人口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到1952年仅为6.5万人。
这样的剧变，除去战乱、疫病等影响，政府将大量羌人“改土归流”的羌民划入汉族，应该是重要原因。对这一政策，曾有诗为证：“改土归流算汉民，科粮摧税重儒巾”
此外，学者张朴认为，尚有相当数量的羌民，迫于汉族和其他民族统治阶级的歧视，隐匿自己的民族成分。部分羌民也因与汉、藏、回民族的长期交往中，吸收他民族的文化而改称汉族或其他民族。
到1952年，西南民族学院调查组赴羌区调查，自称“尔玛”(羌族自称)和讲羌语估算的人口，除北川外，尚有6.5万余人，而1953年人口普查时，四川羌族人口只有35651人。张朴认为，可见大量羌族人口更改为其他民族成分，是羌族人口锐减的一大原因，也是解放后大量羌族人口“还本归原”的历史根源。
这样的“不复为番”，不仅来自于政府的高压和行政引导，在姜炳章式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下，原来的羌人从心理上以番人为耻，以被认作汉人为荣。这就是台湾学者王明珂所谓“一截骂一截”现象，当地的人都认为自己才是汉人，而比他更为上游的村寨里的人，都是蛮子。
耻于为番人，乐于为汉人，一方面是现实政治压制下的趋利避害，也来自强势文化的宣教，使得他们对自身真实身份产生自卑感，以致于他们更乐于宣称自己来自湖北孝感，是“湖广填四川”的后代。
八十年代之后，这个“去羌化”的过程被逆转过来，在落实民族政策的导引下，当地政府和民众，越来越愿意认同于“羌族”。
这种趋势在北川有着清晰地体现，北川不仅仅积极争取并于2003年成功获得了羌族自治县的身份，从人口上说，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到1989年1月，有42878人恢复了羌族成分，羌族人口总数便由1982年的2001人增长25．4倍。
相伴而生的，是从政府到民间的羌文化热。出于对自己血脉的认祖归宗，按照北川县文旅局副局长罗胜利的说法，大家这才认识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羌人的血。当然，在一些地方，旅游是政府和民众都积极恢复羌文化的重要动因。
这股潮流，引导了陈仕琼翻山越岭来到青片，进而来到县城。现在，他身为北川县文管所副所长，但另一项工作，是根据政府的文件要求，让北川的党政干部、旅游从业人员和老师，能说简单羌语，能唱羌族酒歌，能跳羌族锅庄，节日时能穿羌族服装。
羌文化的簇头
但是，这种努力，只是各种取向的文化演变中的线索之一。从更大的空间来看，使用或正在学习羌语的人正越来越少。
羌锋村，位于岷江西岸。沿岷江向东北方向上行20公里，即到汶川县治所在地威州镇，而往西北方向下行70余公里的漩口，即是汶川与都江堰市交界处。
羌锋之所以得名，按出生在当地的徐平教授的说法，是因在历年政治运动中走在前列，故有羌族先锋之意。这是阿坝州最早建立互助组、合作社的地方。
而在历史上，此地以“簇头寨”之名更为响亮，簇头之意，即为羌族往汉族聚居区方向的一支箭头。这是羌人沿岷江而下与汉区碰撞的第一个羌族村庄。由史料可知，这支簇头，已在此扎下了428年。
在羌区，羌锋以居于汉羌交界之处而能保持完好的羌人习俗而著名。仅仅是一江之隔，对岸同属绵池镇的高店村，已基本是汉风。而在羌锋，村里人基本都说羌语，老人、孩子和妇女都穿羌服，礼仪信仰也一如旧制。
作为羌寨，它还少见地处于向来是汉人据有的岷江河谷地带。在此环境下如何能保持羌风，是诸多学者试图解答的问题。
羌锋出生的汶川县文化学者汪友伦认为，羌锋成为“羌文化孤岛”，一是因为交通阻绝。在都汶快速公路修通之前，这里因岷江之隔，与原汶川至都江堰的要道213国道仅一座索桥相通，且需绕行较远，无形中阻隔了外界对它的侵扰。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其乡规民约。汪友伦说，时至今日，外出工作上学的村民归来，都需说羌语、穿羌服，参加村里的各种羌族活动，否则将会遭到村民的鄙视和嘲讽。
而这种民风，出自于对自有文化的本能保护，也出自对外来文化的防备。据称在十几年前，本村几乎不与外通婚。
村民汪清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位村民到都江堰去卖核桃，其中有一人系由外村落户，不懂羌语。这时正好来了一个骗子，这位外来者却听不懂大家的提醒，上了当。
这样的故事，试图告诉人们讲羌语的好处，但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正是靠这种对外人的警惕和防备，来守护着自己的群落和文化。
但对于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村民来说，这种心态意味着“保守”。2003年，汪清寿是羌锋村第一个搞农家乐旅游的人，但他发现乡邻们并不太积极，无法形成合力。羌锋地近九环线要道，且坐拥独特的羌风民俗，具有发展旅游的天然优势，但长时间来它一直让络绎于途的游客们过其门而不入。
而在地震中，羌锋已成为一片废墟。按照一些村民的想法，它的重建，一定要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新的都汶快速路开通后，正好经过羌锋村的门前，它势必会接纳更多的外来人，也面临着发展旅游的更大诱惑。它的固执和坚持，是否还能在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潮流中，继续成为“文化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