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这个宏大的词，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要。我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放话“解放亚非拉”的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分：那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提及“世界”只是在叙述一个抽象的词，洋鬼子等同于某种天外飞仙，而现在，全世界布满了中国人；不仅仅一个中国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跑遍全中国，就算拿来一个地球仪，你把眼睛探上去，也会看见这个椭圆形的球体的各个角落都在闪动着黑头发和黄皮肤。像天气预报上的风云流变，中国人在中国的版图和世界的版图上毫无章法地流动，呼的一波刮到这儿，呼的一波又刮到那儿。“世界”从一个名词和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在花街，在我小时候，世界的尽头就是跑船的人沿运河上下五百里。一段运河的长度决定了我父辈的世界观。跑船的老大和水手们带来远方的消息、零食和礼物，偶尔还带回来皮肤姣好的女人，他们说到连绵起伏的山，说到漫无边际的海，说到比我们市更高更大的楼房时，我们想，哦，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在我念大学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江西，那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迷路、饥饿、流浪，举目无亲。没找到，我们沉浸在挥之不去的失望和忧伤里，同时我们也空前地兴奋：世界竟如此之大，任我们怎么走下去它还有。现在，我们四个人和要寻找的那个女孩，每一个人曾走过的地方都比江西要远得多。据我所知，即使现在他们有的人已经停下来，他们所到之处也大大超过了父辈们的想象；而只要他们还愿意，无穷大的世界就可以随时在他们脚底下像印花布匹一样展开。
　　四条街上的年轻人如今散布各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此情此景，花街上的老同志经常抱有疑问：世界究竟有多大，能让你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不停蹄地跑？他们怀疑你在一个无穷远的地方如何存活下去，吃米饭还是馒头？喝水吗？猪肉和鱼都从哪里来？那里有多少田地可以种出芹菜、芫荽、蒜苗、豆角、土豆、茼蒿、冬瓜、韭菜、茄子、丝瓜、山药、萝卜和大葱？因为他们看不见。
　　花街和附近的村子里都空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到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宁波和北京。待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每天通过电视、电话和手机短信想象远在世界上的亲人。尽管他们头脑中缺少完整的中国和世界地图，但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事实：到世界去。必须到世界去。如果谁家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在村头晃荡，他会看见无数的白眼，家人都得跟着为他羞愧。因为世界早已经动起来，“最没用的男人才守着炕沿儿过日子”。
　　生存固然是我们活着的第一要务，不过我们一定也知道，在当下无穷动的年轻人中，出门、出走、到世界去，毋宁说源于一种精神的需要。通俗的说法是：出门透透气。天下氧气的成分都一样，一口气吸下去你不会比别人抢到更多的负氧离子，你抢到的只可能是更多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和汽车的屁。比如北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里，污染程度超过它的没几个，我和四条街上的伙伴们还是烈士一般尖着脑袋去了。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甘洌如同夏天里冰镇过的王子啤酒，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而在花街，每个夜晚你抬头，都会看见幽蓝的夜空里镶嵌了无数的水晶。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宽阔、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所以，说“透透气”的时候，我们的谈论对象不是两页肺，而是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