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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用回归质朴本真的手法，对伊朗本土文化进行深入思考，让世界重新认识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影片的镜头语言朴实平静，在纪实性的影像风格中蕴含着波澜不惊的深层意蕴。《一次别离》投资仅三十万美元，却在国际电影节上屡获大奖，原因在于影片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它的成功模式值得中国电影反思与借鉴。中国电影人只有不断地尝试与探索，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创作，突破娱乐至上的桎梏，将电影回归人文关怀，才能早日给世界以惊喜。
关键词：伊朗电影 一次别离 现实主义 纪实手法
一、引言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伊朗文化政策有限度地开放，一些限制电影发展的规定逐步解除，众多青年导演的作品开始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1]75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朗电影的发展模式和电影本身的内容与当今好莱坞大片为主的“国际主流”电影有着很大的区别。伊朗电影的艺术特点和思想意蕴有着独特的民族和宗教风情，这与全球化模式下的电影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色。《一次别离》艺术效果与主题意蕴，以及它的成功模式，对于中国电影有着一定的启示。
二、困境中的信仰
伊朗 电影《小鞋子》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影片中的小兄妹经历着世间的各种苦难，观众却很难在这些苦难中看到悲伤与颓废，这正是伊朗电影中所隐藏的一种美感，有人将其称为“苦难美学”。伊朗电影始终浸透着一种昂扬的美，只要有足够的真诚去倾听贫穷与苦难中的生命，才会找到那种明朗的满怀祝愿的肯定着人的自由与伟大的美。
（一）混乱中寻找人本精神
《一次别离》讲述的是一个伊朗家庭的故事，丈夫纳德与妻子西敏因移民美国的问题不可调和而面临离婚的困境。纳德因为年老痴呆的父亲需要照顾，一心留下。西敏拗不过丈夫，却也无法带走女儿特梅，夫妻两人只好分居抗衡。纳德请来女佣瑞茨照顾父亲，瑞茨因私事在工作中擅自离开，纳德发现后将其推出房外，终被瑞兹的丈夫以暴力致其流产的罪名告上法庭。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却都无法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影片中所体现的现实与信仰、情感与宗教的矛盾让剧中的人迷失了自我，最终借助真主的力量，使他们在混乱中反思，终于回归清醒。影片中投射出对于生命与人性困境的感悟，无论是父权主导下的伊朗社会现状，还是女性主义下的人物生存法则，哪种阐释都能让人长久地陷入思考。
纳德是伊朗社会典型的中产阶层，作为儿子，纳德放弃和妻子一起移民美国的机会而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家乐观、耐心地照顾年老痴呆的父亲。作为父亲，他用尽全力想要把女儿特梅留在身边，尽管工作繁忙，依然抽出时间陪伴女儿学习、娱乐。在女儿面前，他极力地维护自己正面的形象，甚至向《古兰经》撒谎。作为丈夫，纳德在妻子西敏面前维护着自己大男子的形象，即便面临无人保释将要入狱，他也不愿意向妻子求助。但生活的混乱让他不堪重负，终于释放出处于家庭危机中的中年男人背后的脆弱、隐忍和疼痛。除主要人物之外，影片中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索玛耶，敏感内向的女儿特梅，还有前后态度转变很大的家庭教师，这些人物的出现使得影片呈现出强烈的生活质感。这些普通的伊朗民众，或是虔诚的信徒，或是正直善良的人，但是情感的崩溃与现实的残酷，又将一些人表现得看似坏人。导演将人的精神困惑层层叠加，以悬念的方式，通过不断深化的冲突，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进入无穷的思考中。信仰的力量可以在混乱中呼唤人性中的善良，能够让人体会到符合道德的人伦关怀，并回归到人本精神。
（二） 黑袍下包裹女性命运
女性在伊朗社会中的地位是众多伊朗电影的批判指向。无论是《生命的圆圈》，还是《一次别离》，众多女性的生存状态虽然各不相同，但她们的故事均体现出同一问题：神权与父权双重治压下的妇女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2]《一次别离》中的西敏，受过良好教育、过着体面的城市生活，但这依然无法改变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她面临着离婚且很有可能失去女儿的巨大风险。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希望去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活；作为一个母亲，她割舍不下自己年幼的女儿。女佣瑞茨是伊朗底层妇女的缩影，除却各种精神上的压力，她依然在为生活而奔波挣扎。她瞒着丈夫拖着怀孕的身躯带着四五岁的女儿到雇主家照顾年老的病人，只为了贴补家用，结果却意外流产。这个角色却在虔诚的信仰前折射出诚信善良的人性光辉，显示了伊朗底层民众在社会的苦难生活中不屈的精神。
在伊朗共和国建立后，领袖霍梅尼就一直推行全面伊斯兰化，将隐秘且生动的私生活领域强制纳入到伊斯兰教义的规定中，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伊朗所有妇女必须身披面纱、在公共空间要与他人有一定隔阂上。[1]104《一次别离》中的瑞茨是典型的受教义约束的女性代表，瑞茨穿着黑袍的画面贯穿于影片始终，黑袍也成为了本片女性的代表物件，黑袍包裹下的女性命运，是这个国家所面对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困境——伊朗的女性地位日益低下，两性之间的隔阂愈加严重，这一切以神圣、传统、赞颂以及社会道德为遮掩，将女性锚定在边缘上，诱骗到黑暗中。
三、纪实化的表达
电影《一次别离》一反好莱坞模式，在宗教的重重限制中，用最朴素的镜头语言表现平民阶层最真实的生活情感。影片用纪实性的拍摄手法，用客观冷静的镜头、朴实低调的画面、简单的线性叙事结构深入伊朗本土文化生活的思考之中，让世界重新认识这个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电影色调是一部影片所呈现的色彩基调，是影片表现出的主要色彩倾向，是电影视觉的重要手段，能够影响影片的整体情绪基调。[3]《一次别离》的故事发生在伊朗，结合伊斯兰国家本身的色彩主调，影片始终是一种浅淡朴素的色调，给观众一种忧郁、低沉的感觉，和影片要表现的主题以及剧中人物的心情相互呼应。黑色作为整部影片的主要颜色贯穿始终，伊朗妇女身上穿的黑袍成为当地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瑞茨穿着一袭黑袍，露出黑色的焦虑的眼睛，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这组画面反复重现在影片中，也是本片中最具伊朗标识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影片中普通的伊朗民居、车来车往的大街、简陋的下层人民居所，这些都以还原现实世界的真实作为环境基调出现在影片中，这种客观的色彩使影片在画面上呈现出新闻纪实的风格。影片为了表现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在人物服装着色上，进行了一些细微的区别。瑞茨是纯黑色的伊斯兰黑袍，西敏虽然也会有袍子遮挡头部，但并没有像瑞茨那样遮挡得那么严实，在色彩上也偏向于暖色调。影片中瑞茨的女儿索玛耶穿着白色的衣服，和她的纯真可爱、不受成人世界影响的性格相呼应。客观的色彩基调，使《一次别离》在影像风格上意境显得深远、朴实自然，如同风行水上，自然荡起涟漪。 电影理论家巴赞认为，电影只有作为现实主义的艺术，才能担负其崇高的使命，才能使自身达到终极的圆满。[4]长镜头是现实主义电影所倡导的一种镜头表现形式，《一次别离》中大量使用长镜头，在缓慢且真实的镜头中诉说着激烈的矛盾。《一次别离》开头使用长达4分钟的长镜头来展现纳德与西敏在离婚登记处的争论，对话是激烈的，镜头运动却是缓慢的，紧张与舒缓并存的节奏奠定整部影片冲突的底色。影片的结尾同样以3分半的长镜头结束，纳德与西敏在登记处门外等待女儿的选择，没有结果。导演在拍摄影片时，刻意制造了很多悬念，使观众跟随剧情的发展进行思考，每一次似乎知道了答案，下一个镜头又将其推翻，然后又出现新的线索和可能。影片几乎全程都是简陋的手持平视镜头，营造出一种面对面进行纪录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真实和亲近感。
四、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当前，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文化产业作为重要发展产业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在庞大的电影市场下，目前华语电影依旧难以走出国门、走上国际舞台，因为在国产影片中，粗制滥造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些影片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在上映以后不能给观众带来精神的震撼与思考。《一次别离》的成功应该给中国电影人一些启示，数量少的“大而无当”远远不及在质量上的“精雕细琢”。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电影的制作技术已处于国际水平。但是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并不仅仅是它制作上的优良，真正优秀的影视作品应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一次别离》故事内容简单紧凑，清晰明了，影片的情节发展环环相扣，因果相系，它更像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件事，它跨越了民族、种族和文化的界限，获得普遍的认可。[5]伊朗的电影工作者像传统的工匠，在狭小的店铺里，用有限的素材制作出质朴、动人的作品。以《一次别离》的成功可以看到，一部伟大的电影并不是指技术意义上的伟大，它不是依靠明星阵容的堆砌，不是耗费巨资打造的场景，也不是凭借娱乐效应换来的高票房，真正伟大的电影是因为对人生、对世界所投射的深刻思考，它需要电影人真正能够切入生活世界，用超越生活局限的艺术感知去挖掘。电影是随着科技产生的现代技术，但从本质上看，电影更是一种现代人文艺术。
五、总结
电影《一次别离》平民化的题材选择、人性化的主题开掘、纪实性的视听表达，都是它受到瞩目的原因。随着伊朗文化政策的开放，众多伊朗导演开始主动探索电影中的人性关怀与美学艺术。在不断推进的全球化浪潮中，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处理同化与差异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回归本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是值得中国电影学习与借鉴的。相比于带着镣铐在舞蹈的伊朗电影，中国电影创作空间和创作基础更占优势，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大发展时代，中国电影人应该从本土文化思考，注重电影的文化内涵，把故事作为电影的首要标准，将中华文化积极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周安华.当代电影新势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华艳红.东方主义与伊朗电影中的文化反抗[J].当代电影，2013（4）：194-197.
[3] 梁明，李力.电影色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1.
[4] 刘云舟.电影叙事学[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42.
[5] 周炜，任香.现实题材的电影应该搜索什么——以人物设置和情节走向比较《一次别离》和《搜索》[J].当代电影，2014（3）：102-106.
关键词：伊朗电影 一次别离 现实主义 纪实手法
一、引言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伊朗文化政策有限度地开放，一些限制电影发展的规定逐步解除，众多青年导演的作品开始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1]75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朗电影的发展模式和电影本身的内容与当今好莱坞大片为主的“国际主流”电影有着很大的区别。伊朗电影的艺术特点和思想意蕴有着独特的民族和宗教风情，这与全球化模式下的电影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色。《一次别离》艺术效果与主题意蕴，以及它的成功模式，对于中国电影有着一定的启示。
二、困境中的信仰
伊朗 电影《小鞋子》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影片中的小兄妹经历着世间的各种苦难，观众却很难在这些苦难中看到悲伤与颓废，这正是伊朗电影中所隐藏的一种美感，有人将其称为“苦难美学”。伊朗电影始终浸透着一种昂扬的美，只要有足够的真诚去倾听贫穷与苦难中的生命，才会找到那种明朗的满怀祝愿的肯定着人的自由与伟大的美。
（一）混乱中寻找人本精神
《一次别离》讲述的是一个伊朗家庭的故事，丈夫纳德与妻子西敏因移民美国的问题不可调和而面临离婚的困境。纳德因为年老痴呆的父亲需要照顾，一心留下。西敏拗不过丈夫，却也无法带走女儿特梅，夫妻两人只好分居抗衡。纳德请来女佣瑞茨照顾父亲，瑞茨因私事在工作中擅自离开，纳德发现后将其推出房外，终被瑞兹的丈夫以暴力致其流产的罪名告上法庭。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却都无法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影片中所体现的现实与信仰、情感与宗教的矛盾让剧中的人迷失了自我，最终借助真主的力量，使他们在混乱中反思，终于回归清醒。影片中投射出对于生命与人性困境的感悟，无论是父权主导下的伊朗社会现状，还是女性主义下的人物生存法则，哪种阐释都能让人长久地陷入思考。
纳德是伊朗社会典型的中产阶层，作为儿子，纳德放弃和妻子一起移民美国的机会而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家乐观、耐心地照顾年老痴呆的父亲。作为父亲，他用尽全力想要把女儿特梅留在身边，尽管工作繁忙，依然抽出时间陪伴女儿学习、娱乐。在女儿面前，他极力地维护自己正面的形象，甚至向《古兰经》撒谎。作为丈夫，纳德在妻子西敏面前维护着自己大男子的形象，即便面临无人保释将要入狱，他也不愿意向妻子求助。但生活的混乱让他不堪重负，终于释放出处于家庭危机中的中年男人背后的脆弱、隐忍和疼痛。除主要人物之外，影片中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索玛耶，敏感内向的女儿特梅，还有前后态度转变很大的家庭教师，这些人物的出现使得影片呈现出强烈的生活质感。这些普通的伊朗民众，或是虔诚的信徒，或是正直善良的人，但是情感的崩溃与现实的残酷，又将一些人表现得看似坏人。导演将人的精神困惑层层叠加，以悬念的方式，通过不断深化的冲突，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进入无穷的思考中。信仰的力量可以在混乱中呼唤人性中的善良，能够让人体会到符合道德的人伦关怀，并回归到人本精神。
（二） 黑袍下包裹女性命运
女性在伊朗社会中的地位是众多伊朗电影的批判指向。无论是《生命的圆圈》，还是《一次别离》，众多女性的生存状态虽然各不相同，但她们的故事均体现出同一问题：神权与父权双重治压下的妇女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2]《一次别离》中的西敏，受过良好教育、过着体面的城市生活，但这依然无法改变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她面临着离婚且很有可能失去女儿的巨大风险。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希望去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活；作为一个母亲，她割舍不下自己年幼的女儿。女佣瑞茨是伊朗底层妇女的缩影，除却各种精神上的压力，她依然在为生活而奔波挣扎。她瞒着丈夫拖着怀孕的身躯带着四五岁的女儿到雇主家照顾年老的病人，只为了贴补家用，结果却意外流产。这个角色却在虔诚的信仰前折射出诚信善良的人性光辉，显示了伊朗底层民众在社会的苦难生活中不屈的精神。
在伊朗共和国建立后，领袖霍梅尼就一直推行全面伊斯兰化，将隐秘且生动的私生活领域强制纳入到伊斯兰教义的规定中，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伊朗所有妇女必须身披面纱、在公共空间要与他人有一定隔阂上。[1]104《一次别离》中的瑞茨是典型的受教义约束的女性代表，瑞茨穿着黑袍的画面贯穿于影片始终，黑袍也成为了本片女性的代表物件，黑袍包裹下的女性命运，是这个国家所面对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困境——伊朗的女性地位日益低下，两性之间的隔阂愈加严重，这一切以神圣、传统、赞颂以及社会道德为遮掩，将女性锚定在边缘上，诱骗到黑暗中。
三、纪实化的表达
电影《一次别离》一反好莱坞模式，在宗教的重重限制中，用最朴素的镜头语言表现平民阶层最真实的生活情感。影片用纪实性的拍摄手法，用客观冷静的镜头、朴实低调的画面、简单的线性叙事结构深入伊朗本土文化生活的思考之中，让世界重新认识这个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电影色调是一部影片所呈现的色彩基调，是影片表现出的主要色彩倾向，是电影视觉的重要手段，能够影响影片的整体情绪基调。[3]《一次别离》的故事发生在伊朗，结合伊斯兰国家本身的色彩主调，影片始终是一种浅淡朴素的色调，给观众一种忧郁、低沉的感觉，和影片要表现的主题以及剧中人物的心情相互呼应。黑色作为整部影片的主要颜色贯穿始终，伊朗妇女身上穿的黑袍成为当地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瑞茨穿着一袭黑袍，露出黑色的焦虑的眼睛，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这组画面反复重现在影片中，也是本片中最具伊朗标识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影片中普通的伊朗民居、车来车往的大街、简陋的下层人民居所，这些都以还原现实世界的真实作为环境基调出现在影片中，这种客观的色彩使影片在画面上呈现出新闻纪实的风格。影片为了表现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在人物服装着色上，进行了一些细微的区别。瑞茨是纯黑色的伊斯兰黑袍，西敏虽然也会有袍子遮挡头部，但并没有像瑞茨那样遮挡得那么严实，在色彩上也偏向于暖色调。影片中瑞茨的女儿索玛耶穿着白色的衣服，和她的纯真可爱、不受成人世界影响的性格相呼应。客观的色彩基调，使《一次别离》在影像风格上意境显得深远、朴实自然，如同风行水上，自然荡起涟漪。 电影理论家巴赞认为，电影只有作为现实主义的艺术，才能担负其崇高的使命，才能使自身达到终极的圆满。[4]长镜头是现实主义电影所倡导的一种镜头表现形式，《一次别离》中大量使用长镜头，在缓慢且真实的镜头中诉说着激烈的矛盾。《一次别离》开头使用长达4分钟的长镜头来展现纳德与西敏在离婚登记处的争论，对话是激烈的，镜头运动却是缓慢的，紧张与舒缓并存的节奏奠定整部影片冲突的底色。影片的结尾同样以3分半的长镜头结束，纳德与西敏在登记处门外等待女儿的选择，没有结果。导演在拍摄影片时，刻意制造了很多悬念，使观众跟随剧情的发展进行思考，每一次似乎知道了答案，下一个镜头又将其推翻，然后又出现新的线索和可能。影片几乎全程都是简陋的手持平视镜头，营造出一种面对面进行纪录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真实和亲近感。
四、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当前，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文化产业作为重要发展产业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在庞大的电影市场下，目前华语电影依旧难以走出国门、走上国际舞台，因为在国产影片中，粗制滥造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些影片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在上映以后不能给观众带来精神的震撼与思考。《一次别离》的成功应该给中国电影人一些启示，数量少的“大而无当”远远不及在质量上的“精雕细琢”。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电影的制作技术已处于国际水平。但是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并不仅仅是它制作上的优良，真正优秀的影视作品应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一次别离》故事内容简单紧凑，清晰明了，影片的情节发展环环相扣，因果相系，它更像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件事，它跨越了民族、种族和文化的界限，获得普遍的认可。[5]伊朗的电影工作者像传统的工匠，在狭小的店铺里，用有限的素材制作出质朴、动人的作品。以《一次别离》的成功可以看到，一部伟大的电影并不是指技术意义上的伟大，它不是依靠明星阵容的堆砌，不是耗费巨资打造的场景，也不是凭借娱乐效应换来的高票房，真正伟大的电影是因为对人生、对世界所投射的深刻思考，它需要电影人真正能够切入生活世界，用超越生活局限的艺术感知去挖掘。电影是随着科技产生的现代技术，但从本质上看，电影更是一种现代人文艺术。
五、总结
电影《一次别离》平民化的题材选择、人性化的主题开掘、纪实性的视听表达，都是它受到瞩目的原因。随着伊朗文化政策的开放，众多伊朗导演开始主动探索电影中的人性关怀与美学艺术。在不断推进的全球化浪潮中，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处理同化与差异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回归本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是值得中国电影学习与借鉴的。相比于带着镣铐在舞蹈的伊朗电影，中国电影创作空间和创作基础更占优势，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大发展时代，中国电影人应该从本土文化思考，注重电影的文化内涵，把故事作为电影的首要标准，将中华文化积极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周安华.当代电影新势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华艳红.东方主义与伊朗电影中的文化反抗[J].当代电影，2013（4）：194-197.
[3] 梁明，李力.电影色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1.
[4] 刘云舟.电影叙事学[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42.
[5] 周炜，任香.现实题材的电影应该搜索什么——以人物设置和情节走向比较《一次别离》和《搜索》[J].当代电影，2014（3）：1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