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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唐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中,有一位颇有影响的领军人物,不仅在散文创作领域与韩愈齐名,而且在哲学思想领域也有相当高的建树,被誉为宋明理学的先驱。他就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李翱。
李翱 (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幼时“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 曾师从著名学者梁肃学习古文,后与韩愈相识,并结为终生好友,是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鼓动者。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进士及第,曾任校书郎、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刑部侍郎、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武宗会昌元年(841)病逝于襄州任所,享年70岁,世称李文公。
少年时代的李翱也像其他读书人一样志在仕途,很早便致力于科举考试,但由于他性格耿直,议论无所避忌,权贵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虽然26岁就考中进士,在官场拼搏40余年,始终 “仕不得显官”。在从政治国理念上,李翱十分推崇先儒的民本思想,主张薄赋轻敛,养民富民,并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次上疏阐述自己“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的政治主张。比如在《平赋书》中,李翱提出“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的观点,认为治国理政应先让百姓富足,然后才有可能施行教化;如果百姓不富足,就会“视其长上如仇雠”。他十分痛恨重敛百姓的做法,认为“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只有薄赋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这些主张虽然是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设计,且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从中可以看出李翱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征。
李翱一生“敏于学而好于文”,主张“文以载道”,以古文的形式继承儒家传统思想。他认为文章应文、理、义三者并重,“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因而他的文、赋、书、传等“创意造言,义深理当,文词高简”,颇有韩愈散文之风骨。
李翱在儒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试图重建儒家道统的心性理论。在他的哲学思想代表作《复性书》三篇中,李翱以《中庸》为立论根据,以“去情复性”为旨归,以承仰“孔门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所谓“道统”自任,以“开诚明”和“致中和”为其复性之至义,以“弗虑弗思,情则不生”为其复性之方,以“虚明”变化和参乎天地为致用,以“昏昏然肆情昧性”为可悲,阐述了重建儒家道统的思想体系。《复性书》上篇总论“性情”及圣人之关系,中篇言如何修养成圣的方法路径,下篇勉励人们进行修养。李翱的“性善情恶论”在思想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他的师友韩愈,开了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思想之先河。其一,他把“性”与“情”分开,认为“性善情恶”,“性”是天授,所以是善的,而其恶是因为被“情”所昏蔽,这一点启迪了后来理学家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野,亦是理学家“天理”、“人欲”之辨的根源。其二,他的“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的所谓“正思”的修养方法,对北宋二程“主敬”的工夫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朱熹“中和”理论的基础。其三,李翱把《中庸》看作是孔孟思想之精髓,这也开了宋儒重视《中庸》的风气之先。
李翱在《复性书》中还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复性”, 这和孟子教育的途径是“求本心”、“求诸己”一脉相承。在他看来,世人皆有天然的善性,只因为妄情所惑,通过教育可以使“妄情灭息,本性自明”。很明显,李翱的这一主张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深化了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对理学“存理灭欲”教育思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在所有教育中,李翱认为对于百姓的教育是最应受到重视的,应该主要针对基层乃至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施之以相应的教育。如“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乡党使之敬让。”如此,“与之居则乐而有礼,与之守则人皆固其业。”如百姓皆能安分守己,慈孝礼让,则可使天下太平,儒道畅行,人性复归,长治久安。
在李翱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儒佛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是杂揉在一起的。他虽然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困顿而不改其所为。”将《中庸》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坚守不移,但却在人性论、教育论、儒家道统等方面对传统儒学作了重大改革,是中唐以后最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家。
编辑:陈富祥
李翱 (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幼时“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 曾师从著名学者梁肃学习古文,后与韩愈相识,并结为终生好友,是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鼓动者。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进士及第,曾任校书郎、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刑部侍郎、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武宗会昌元年(841)病逝于襄州任所,享年70岁,世称李文公。
少年时代的李翱也像其他读书人一样志在仕途,很早便致力于科举考试,但由于他性格耿直,议论无所避忌,权贵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虽然26岁就考中进士,在官场拼搏40余年,始终 “仕不得显官”。在从政治国理念上,李翱十分推崇先儒的民本思想,主张薄赋轻敛,养民富民,并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次上疏阐述自己“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的政治主张。比如在《平赋书》中,李翱提出“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的观点,认为治国理政应先让百姓富足,然后才有可能施行教化;如果百姓不富足,就会“视其长上如仇雠”。他十分痛恨重敛百姓的做法,认为“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只有薄赋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这些主张虽然是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设计,且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从中可以看出李翱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征。
李翱一生“敏于学而好于文”,主张“文以载道”,以古文的形式继承儒家传统思想。他认为文章应文、理、义三者并重,“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因而他的文、赋、书、传等“创意造言,义深理当,文词高简”,颇有韩愈散文之风骨。
李翱在儒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试图重建儒家道统的心性理论。在他的哲学思想代表作《复性书》三篇中,李翱以《中庸》为立论根据,以“去情复性”为旨归,以承仰“孔门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所谓“道统”自任,以“开诚明”和“致中和”为其复性之至义,以“弗虑弗思,情则不生”为其复性之方,以“虚明”变化和参乎天地为致用,以“昏昏然肆情昧性”为可悲,阐述了重建儒家道统的思想体系。《复性书》上篇总论“性情”及圣人之关系,中篇言如何修养成圣的方法路径,下篇勉励人们进行修养。李翱的“性善情恶论”在思想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他的师友韩愈,开了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思想之先河。其一,他把“性”与“情”分开,认为“性善情恶”,“性”是天授,所以是善的,而其恶是因为被“情”所昏蔽,这一点启迪了后来理学家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野,亦是理学家“天理”、“人欲”之辨的根源。其二,他的“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的所谓“正思”的修养方法,对北宋二程“主敬”的工夫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朱熹“中和”理论的基础。其三,李翱把《中庸》看作是孔孟思想之精髓,这也开了宋儒重视《中庸》的风气之先。
李翱在《复性书》中还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复性”, 这和孟子教育的途径是“求本心”、“求诸己”一脉相承。在他看来,世人皆有天然的善性,只因为妄情所惑,通过教育可以使“妄情灭息,本性自明”。很明显,李翱的这一主张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深化了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对理学“存理灭欲”教育思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在所有教育中,李翱认为对于百姓的教育是最应受到重视的,应该主要针对基层乃至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施之以相应的教育。如“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乡党使之敬让。”如此,“与之居则乐而有礼,与之守则人皆固其业。”如百姓皆能安分守己,慈孝礼让,则可使天下太平,儒道畅行,人性复归,长治久安。
在李翱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儒佛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是杂揉在一起的。他虽然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困顿而不改其所为。”将《中庸》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坚守不移,但却在人性论、教育论、儒家道统等方面对传统儒学作了重大改革,是中唐以后最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家。
编辑:陈富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