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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由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以及拉卡托斯对此的反应，以此为切入点论述库恩与拉卡托斯对理论选择的合理性问题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两者关于理论选择的元方法论标准，最后得出结论，拉卡托斯的理论虽然仍存在纰漏，但捍卫了科学的合理性与规范性，相比较于库恩，是一种进步。
〔关键词〕历史转向；库恩；拉卡托斯；理论选择
〔中图分类号〕 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3-0087-06
一、 库恩与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
二次大战后，现实的科学历史发展对关于科学进步的实证主义观点造成了压力，逻辑主义者在战后的岁月里要面对的哲学问题也越来越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需要紧密结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推动这次转向的人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库恩（T. Kuhn）。[1] 库恩对科学哲学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他把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了起来。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观点是在反对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他强调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主张从社会和历史的方面来研究科学的发展。《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标志着库恩的工作实现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向。科学哲学中的历史转向具体表现为，从正统科学哲学对科学的“逻辑的重建”转变为库恩对科学的“历史的再现”。值得一提的是，库恩“这里讲的科学史，是指这个领域中有关科学概念、方法、技术进行的核心部分……我想的是关于一般科学的主要内容，例如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论实体的地位或者使科学家得以声称出可靠知识的条件等问题。正是对于科学哲学的这一部分，而且很可能仅仅是这一部分，才可以说是与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的历史有密切关系。”[2]
那么，科学哲学的研究为何要融入科学史呢？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库恩给出了明确的答复：“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成为它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的源泉……历史学家研究过去，关心随时间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的有效展望，这给与历史特殊优越性……在哲学家可用以进一步了解科学的几种可能的方法之中，历史提供了一种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2](12)
根据库恩的说法，科学的历史反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分别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 库恩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出发，把科学看做是人类的一种社会事业，因而认为有关科学发展形态的东西是广泛涉及科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各种问题的“范式”。范式相当于一个整体的理论结构框架，里面基本上包含了理论原则、方法论的承诺、形而上学的承诺以及对反常问题的一系列的标准解决方法。在库恩看来，被特定的范式占据了主要地位的某门科学原则上可以看作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这是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此段时间内科学共同体的工作重心是拓展与深化以一系列基本信念为基础的理论假说的可解释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念是不容许被怀疑的。对基本观点形成的共识释放了科学家，使他们不必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自我基本立场的辩护中，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更具创造性、更富成效与更需要技术含量的工作中。常规科学期间，一个范式的统治是垄断性的，也是不可置疑的。它的核心原理不对经验性的实验负责。假若范式的一个应用出乎意外地失败了，就是说，假若一个反常出现了，受责备的不应该是范式的核心原理，相反，来自外部的一些未被意识到的影响或者是部分缺乏创造力的科学家应该负上责任。那就是说，也许是被设想的环境比预期的更为复杂，或许是科学家缺乏创造力与专业技巧。尽管在经验上出现了反例，但范式依然屹立不倒。总之，库恩式的常规科学的主要特征是范式的垄断性与范式对反常的免疫性。
然而，当反常数量不断累积而范式又被证明了在常规科学时期无法引领出一个成功的传统时，那么，对基本原理的认同便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下，改变是需要的，因而也出现了关于理论变更的选择。常规科学时期完成了精致而又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这样所导致的结果是反常一定会出现。当未解决的问题堆积成山时，危机迟早会发生。而这样的危机通常会以“范式转换”作为结局，其明显特征为科学革命。这发生在短暂的混乱时期，此段时间内支持常规科学的那些基本信念会被抛弃或被取代。库恩的历史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个理论是绝不会自我放弃的除非它被一个可供选择的进路替代了。抛弃一个范式无异于接受一个新的范式。与常规科学时期流畅地发展相反，库恩式的大变动说明了那是对先前范式的概念框架的整体替换。也就是说，革命是非积累性的，之前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题方法会被驳斥，被认为值得信赖的科学知识会被彻底地重新诠释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而受到拒斥。
二、 拉卡托斯对历史转向的回应
拉卡托斯（I. Lakatos）对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揭示的科学概念基本上是表示认同的，但却强调他所坚持的是理性主义的立场。拉卡托斯是以集中攻击库恩的心理主义而开始自己的哲学研究的。他讨厌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家们都有严重的随大流心态，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他们要经历由危机所诱发的集体的精神崩溃进而改为皈依新的范式才能从另一个可供替代的形而上学视角看世界。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库恩描述了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而这正是波普尔的学说中所欠缺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卡托斯对历史转向的回应其实就是对库恩的观点进行波普尔化的处理。他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借以展现科学探究的合理性与客观性。
拉卡托斯对库恩的“修正”旨在淡化历史主义的非理性化倾向，于是他提出了他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用一个名叫“研究纲领”的体系替换了库恩的范式。这个体系涉及到一些相互关联的理论。这些理论通过一个共同的承诺——“硬核”——被连接在一起。由一些非必要的辅助假设组成的“保护带”保护了硬核，使其免受来自经验的直接反驳。纲领为了自身的进步而给出的指引，拉卡托斯称之为“正面启发法”。在反常面前保护硬核免受攻击的禁令，拉卡托斯称之为“反面启发法”。两种启发法互为补充。因为拉卡托斯认为只要与硬核相关联的其他观点做出足够多的改变，那么任何观点都可以在反驳的攻击下存活。当正面启发法告诉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改变时，反面启发法则把改变从硬核引向了保护带。
拉卡托斯的学说看起来像是对库恩学说的一个重述，只是名称改变了而已。硬核取代了范式，保护带的发展取代了常规科学的实践，正面启发法取代了由范式的应用所提供的值得效仿的模型以及反面启发法取代了范式在常规科学期间是不可质疑的事实。话虽如此，但实际上还是有几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库恩认为范式的大部分运作都是理所当然的、毋庸置疑的，而拉卡托斯则认为这是反理性主义的。拉卡托斯接受了库恩对波普尔的反驳，他认为除非有一些新的理论可供选择，否则即使面对着严重的反常，科学家也不用拒绝一个现已成功的理论。因此，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何时才能抛弃一个理论呢？而不是一个理论何时才能被视为超越了另一个理论。与库恩不一样，拉卡托斯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非常肯定而理性的答案。当一个理论内容增多并且其增多的内容有独立的证据，那么该研究纲领在进步；当一个纲领为了遵循反面启发法，降低自身的活动范围或者加入了未经验证的特设性假说时，该研究纲领就是退化的。而库恩则认为，发生了危机的时侯，研究纲领将会退化，当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进步研究纲领取代了退化的纲领时，革命便爆发了。
拉卡托斯区分了经验上的进步与理论上的进步。一个新的理论如果做出了新颖的预测就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一个理论的某些新预测得到了经验的支持就是经验上的进步。因为研究纲领涉及一系列的理论，应用到纲领的术语也应用到个别的理论中。一个进步的纲领在不同的等级中不可能总是同时地进步。两个不同纲领的相对独立性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纲领的理论对于经验的失败总是免疫的。科学家常常无视一些明显的反证，后来这些反证会转变为一种支持，证明该纲领理论上是进步的，经验上也是进步的。
如果一个纲领不是进步的，换言之，即退化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该纲领暂时地停止了做出新的预测或者在经验上未能取得成功。如果经验的反常只能通过特设性假设来应付而不是通过新的理论来成功地解决，或者如果新的理论所出现的问题比它所能解决的更多，那么该纲领的启发力或许已经干涸了，同时，这也在召唤着一个新的研究纲领。
可是，对于一个纲领或进步或退化的估计并不是绝对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根据其最近的表现可以做出一个评论。若给予充分的时间，退化的也许会变成进步的，反之亦然。一个单独的纲领在某个时期可以是进步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退化的，然后再次表现为进步的。因此，在不同纲领之间的选择永远没有定论。如果一个纲领是进步的而另一个纲领是退化的，此时，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简单。但是，如果较弱的那个纲领突然间得到了理论上的或者是经验上的进步，那么，先前做出的那个选择也许就要被更改了。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选择通常是在众多进步的速度快慢不一的纲领中做出的，所以暂时性的选择会不十分明确。由于对一个纲领做出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评论是可以随时改变的，这就导致了很难对现代科学做出最终的评价。这让我们回想起库恩的不可通约的问题。而拉卡托斯的模型却指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在竞争的研究纲领中做出长远的选择。
三、理论选择的合理性
理论变更和科学进步是历史转向后科学哲学争论的主要问题。这场争论的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合理的理论选择与科学进步是密切相关的，而科学进步事实上正是由一系列关于理论选择的合理决定所推动的。因此，理论选择便成为了拉卡托斯和库恩论辩的焦点，尤其是在以方法论规则为导向的理论选择决定的辩护方面。
（一）库恩关于理论选择的观点
库恩关于科学史的最为重要的主张是，科学革命与理论多元主义时期是紧跟在常规科学与理论一元主义时期之后的。在常规科学时期，理论的原则被整体地保留下来，不会出现重大的理论革新。绝大部分科学家都无须为了对理论作出挑选而对它们进行经验的确证或否证。他们会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已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理论的研究上。常规科学时期规定了科学家们应该对哪些理论结构作出研究。而科学革命所涉及的是范式间的替换，决不仅仅是在没有替代者出现的情况下抛弃某个范式。新范式不是一个先前范式的主张的集合，科学革命的发生完全是非积累性的。因此，在库恩的范式理论的框架内，仅仅在科学革命时期才会做出关于理论选择的决定。很自然地，库恩对于这些决定的说明集中在这样的一些大变动时期。其核心观点是最好的选择既不取决于手头上可获得的事实，也不取决于传统的被认为是“理性的”评价标准。首先，他论证了一个范式是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优势的。这是因为过去常常用来评价科学程序与实验结果的尺度都是由范式自身提供的，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尺度。然后，范式理所当然地被以自身的尺度做出的评价所支持。如果没有尺度是独立于任何范式的，那么，在竞争的范式中就没有中立的评价。因为相互竞争的范式是不可能承认对方的标准的，库恩称之为“不可通约”。换言之，不存在共同的背景为比较范式提供帮助。因此，科学革命是不受规则约束的。库恩指出，“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往往揭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新理论提出之初，从经验中获得支持的程度不一定大于旧理论，但科学家依然选择新理论而放弃旧理论，这种选择显然不能从根据某种逻辑标准的角度来说明。实际上，新旧理论的转变往往是在两代人之间实现的，新理论战胜旧理论，主要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而是靠保守的老一代科学家的死绝来实现的。这也就是说，理论选择本身是非理性的，它不取决于逻辑标准，而主要取决于新一代科学家的理论信念和价值标准等等。”[3](546-549)
于是，这就为主观因素留出了空间。库恩认为这些补充因素对科学进步不但没有造成不利的影响，反而会构成方法论上的优势。因此，库恩提出了如下主张。
首先，理论的评价不能够只取决于数据资料。这个观点是直接从库恩范式理论的基本原则中得出的。一方面，旧范式受到了数以万计的反常的冲击，否则危机是不会发生的；另一方面，新范式在精致度与清晰度都还没能达到与旧范式相提并论的程度。一个新创造的研究进路不可避免会出现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其旧的竞争者当中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结果，结论是两个主要的研究进路都被反常围绕着，以致于即使有证据也不足以在两者之间做出唯一的选择。经验与理论的符合程度不能成为理论选择的唯一标准。
其次，不可靠的经验根据必然需要附加的非经验标准。这些标准都取决于尚在争论中的各个不同的范式，并随之而改变。然而，各竞争者自成体系，它们为问题解决的合理性带来了各自的判断标准。由于所有的评价标准之间都不能相互作出比较，因此每个竞争者重视的都是自身的优点以及对手的缺点，而这些缺点都是用自身的标准衡量出来的。自然而然地，不同范式的各自拥护者之间将不能进行对话。
最后，评价理论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这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都是评价一种理论是否适当的标准准则。”[2](313)可是棘手的是，所有这些标准都不十分精确，而且，要使它们精确起来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更甚者，若把这些相异的标准应用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很轻易就能导致它们之间产生冲突。“从个别看，这些准则并不精确：个别准则用于具体事例时可以正常地有所不同。其次，当把它们一起应用时，则一再表明彼此有矛盾；例如，精确性可能要求选择这一种理论，而广泛性却又要求选择它的竞争对手。”[2](314) 这些评价标准只有在实际的应该过程中才会变得更加精确，而人们在运用它们的时候也必然要对它们作出权衡，所以，即使是对这些标准有超范式的协定也无法保证对某些理论可作出一致性的评价。这些客观的总体评价标准的存在就为主观因素的进入留下了空间。理论评价是十分微妙的，不同的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把大量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掺杂其中。但是不可以因此而指责他们违反了合理性原则。库恩认为，留给主观因素的空间不可能对理论判断的合理性造成威胁。相反，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理论研究工作的分化，正是这种分化恰当地克服了理论选择的风险，使得理论总可以有机会在某个科学家的评价过程中脱颖而出。总而言之，库恩的观点就是，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不仅没有削弱科学的合理性，反而更清晰地显示出其应有之义。
然而，这个观点为库恩对科学的发展的说明带来了一个问题。考虑到从库恩的论证中得出的理论多元主义的优点，我们有两项预期：一是危机应该无限期地持续；二是决不重建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庞大范式。常规科学是不稳定的，但危机却不是。一个革命是如何完成的与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是如何开端的，在库恩学说的框架内仍然悬而未决。解决这个历史的异常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否认：理论多元主义只局限于出现危机的情况并在这些特定的时期后消失；二是声称：方法论的不确定性没有库恩所认为的那么显著。在后一种情况中，各方最终都会把赌注压在一个共同的竞争范式上。无论如何，两个选择严重地破坏了范式理论的根基。事实上，两者都成为了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一部分。
（二）拉卡托斯对于理论选择的重要方面的方法论说明
对于理论选择，拉卡托斯所关注的主要是方法论说明问题。
拉卡托斯接受了一些由库恩对科学史所做出的概括，并把这些概括作为关于方法论的理论的一部分基本原则。大概说来，其主要思想为：仅凭经验是不足以结论性地确证或否证一个理论体系的某一部分的。首先，作为结论性的经验确证是不在假设-演绎法的检验范围内的，因为错误的原理也有可能推演出正确的经验后承。正确的观察结果不能保证它们从其中被推演出来的原理的正确性。其次，由于被拒斥的不是单个的理论假设而是一整个复杂的理论假说体系面对观察结果的反驳，所以作为结论性的经验否证就被削弱了。因此，一个反常永远都不可能被归因于特定一个假设。而且，若到了某个程度，科学家们便可自行决定所有理论系统内的成功与失败的好与坏。
如果理论假设不可仅仅依据事实来做出判断，那么，符合公认的合理性概念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做法就是还要用上在认识上相关的客观标准。这种合理性的本质特征就是要以普遍接受的和得到辩护的规则为指导。然而，库恩关于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的观点妨碍了这种做法，当它从库恩的理论中出现时便注定要成为科学合理性的主要威胁。拉卡托斯曾尝试阐述这种威胁是可以抵消的。其大概意图就是要表明，库恩之所以得出关于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的观点是因为库恩没能想出恰当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且这种观点没有把握住理论选择的要点。
拉卡托斯认为，这个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的观点的出现是由于库恩把方法论评价建基于一组可相互取舍的标准之上。拉卡托斯用几个既简单又清晰的条件替换了库恩那套复杂多变的标准。这就是，解释力的增强和预测力的提高。而且，由于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因此它们之间的冲突是无从发生的。一个理论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上。库恩那套考量与权衡标准的方法被抛弃了。拉卡托斯关于方法论比较的程序就这样清除掉了库恩的方法所带有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拉卡托斯的概念能否克服库恩所提出的不确定性是需要经验的考察。而只有科学史的研究才能表明拉卡托斯的理论评价标准是否适合于对理论选择做出唯一的决定以及能否挑选出从事后看来具有优越性的理论。然而，在拉卡托斯的研究进路中也详述了范式理论的一些更普遍的原则。理论变更的整体性特征吸引了拉卡托斯的注意。他的某些概念也源自于库恩对于理论变更的一些描述性概括。第一点是范式对反常的免疫性。这与研究纲领有着相似性。被正确预测的经验规则性成为了事实证据，这些事实没被竞争的纲领所解释，否则，它们就不是新颖的了。因此，拉卡托斯关于进步的条件暗示了只有那些不被其竞争对手解释的事实才适合于用来确证一个纲领。相反，只有那些被其竞争对手解释了的事实才否证纲领。那些被其竞争对手合理地解决的反常就是本纲领的一个失败事例。不对一个纲领进行确证便无法否证另一个纲领。这推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无法迎合这样或那样的观察规则性不足以让一个纲领陷入困境。这个结论与库恩的免疫性观点惊人的一致。研究纲领对反常肯定是免疫的。若要充分地批判一个研究纲领，仅仅论述其缺点是远远不够的。使一个纲领陷入困境的做法是用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合理地解决该纲领的问题。
库恩所强调的另一个科学史的规则性是，范式不会自我淘汰，除非一个更合适的候选者出现了。科学革命常常涉及理论更迭。与拉卡托斯相似的是：没有纲领的替换就没有纲领的抛弃。只有当更优越的取代者即将来临时，旧纲领才在方法论上失去合理性。这是免疫性论证的直接结论。这个论证指出了一个理论的缺点正是另一个理论的优点之所在。没有新的解决方案，显著的失败便不会出现。十分明显的是，一个不陷于困境的理论是不应被放弃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论绝不能被当做是有缺陷的，除非受到了某个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的竞争者的攻击。一个纲领的被取代是由另一个纲领所导致的。
库恩关于范式的免疫性与范式间的替换的观点虽然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但是它们并不能被视为对方法论要求的反对理由。因为在拉卡托斯方法论的框架内，这两个特征构成了基本原则。它们可以从拉卡托斯关于如何评价理论的构想中推导出来。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如果理论变更是按照库恩所描述的那种情形发生得，那么，这种改变不仅没有对方法论规则进行强烈的冲击反而是遵循了它们。因此，拉卡托斯的构想为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变化的特征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个说明。
拉卡托斯的构想也成功地解决了理论评价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从迪昂（P. Duhem）以来，有一个观点就不停地被强调，那就是，对新生的理论应用严格的方法论标准会过早地打击它们以致于对科学进步造成影响。在经受苛刻的标准的全面检测前，一个刚面世的新理论需要发展的空间。对这个问题的传统解决方法是暂时停止对其进行方法论的评价。
正如库恩所着重指出的，在他的研究进路中如此明确的暂缓评价是不需要的。因为即使被公认的方法论标准的应用也受制于科学家们各自不同的评价过程，但起码在这样的一些应用中，还是可以期望一些有发展前途的新理论会经受住评判而脱颖而出的。所以，在理论的早期发展阶段，求助于任何具体的规则去削弱方法论的压力是不必要的。
同样地，拉卡托斯的研究进路也可以自动推演出这样的一个关于方法论评价的限制并且不需要诉诸任何具体的规则，但实现这种限制的机制与库恩的是十分不一样的。对评价的推迟是可以从在拉卡托斯的框架内直接得出。首先，仅仅是反常是不足以让一个纲领陷入困境的。新生的纲领不必应付每一个与其有关的反常现象，因为这种强大的压迫可以让其窒息。在此种情况下，拉卡托斯从他的方法论当中可以得出我们应该仁慈地对待新生的纲领。其次，经验支持源于对预测的确认。但评价一个预测是否成功是需要时间的。通常，我们需要经验的工作来检查一个理论预测的正确性，实验是需要时间的。基于拉卡托斯的想法，一个理论的表现是不能够被即时评定的。对一个纲领的评价不能仅仅依据其初始阶段的证据。这种判断上的延迟被拉卡托斯称为“即时理性的终结”。它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它蕴含了判断的暂缓从而无需另外对此作出假定。
四、结语
若要对理论进行选择，必须对理论进行评价。如要对理论进行评价，那么必须设立评价的标准。这一标准便是方法论。在这一点上，库恩与拉卡托斯是达成共识的。而他们的分歧表现在更深层次的两个方面，即方法论的不同与评价方法论的标准。
关于第一个方面，拉卡托斯的合理重构让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容纳了库恩的范式理论所提出的关于科学变化的主要特征，即科学变化的非积累性、范式对反常的免疫性、范式间的替代以及理论选择的暂缓判断。拉卡托斯认为新纲领解释范围必须覆盖旧纲领的要求比库恩认为的相继的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更符合历史的实际状况。就大范围来说，理论成就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被保留了，这远远超过了库恩所认为的。而另一方面，尽管有纲领的交替，但库恩损失却是不符合拉卡托斯的标准的。然而，事实上它们却不断地发生。这就是说，库恩损失的存在妨碍了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完全取替范式理论成为对于科学选择的合理说明。
虽然拉卡托斯关于理论选择的构想的确可以推导出关于理性的理论选择决定的一些结论，但是包含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的关于理论选择的合理性说明实际上是不算太强的，尤其当它被视为关于科学探究的具有范导性的完美标准而不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历史状况的折衷描述的时候。比如说，拉卡托斯方法论内在地固有的暂缓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可应用范围。换言之，方法论实际上对工作在一线的科学家来说是毫无用处的。经验上的进步仅仅在回顾中才能被确认，就是说，在理论选择的实际进程中，拉卡托斯的标准并不是完全有用的。它们很明显未能对竞争的研究进路建立起一个清晰的等级。只有当相关的证据都出现了，理论才可以被判断。也就是说，只能以事后之明鉴来评价理论。不过，我认为这个限制并没有削弱拉卡托斯方法论的可行性。拉卡托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理论选择的合理性或规则导向性作辩护。为了这种尝试的成功，对于由认识上相关的客观标准所引导的选择的重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观点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存在。它可能与当时的科学家的观点不相一致，却有可能成为科学史学家回顾的立场。整体说来，拉卡托斯的主张是，理论选择能够被重建为具有规则导向性的因而是合理性的，与此同时又避免了陷入库恩的草率地做决定的困境。
科学理论的评价依赖于科学方法论，这是明确的；而科学方法论的评价则与科学目标相关联，而两者关系到底如何则是十分的模糊，彷佛只要能够达成目标就是好的方法。若真如此，这便是一种工具理性。这里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最深层的关于价值观的讨论范围了，即科学的目标是什么。
库恩在其力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最后一章——通过革命而进步——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
“本书所描述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出发的演化过程，其各个相继阶段的特征是对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但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朝向任何目标。这种说法一定会使读者困惑不已。我们全都深深地习惯于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不断向由自然界先设定的某个目标接近的事业。但是，需要有这样的目标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废除这种目的论式的进化观，是达尔文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难以接受的部分……把科学观念的进化与有机体的进化相提并论这么一种类比，很容易被扯得太远。但是对于这一章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个类比是近乎完美的…… 这整个过程或许已经发生，如我们现代所设想的生物进化过程那样，而无需一设定好的目标，一种永恒不变的真，其中的科学知识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一个更好的范例。”[4](153-155)
这里，我们很容易地看出，库恩是坚持科学是发展进步的观点的，但他却未能指出在科学革命期间科学是如何发展进步的。换言之，只有进步之名却无进步之实。这都归咎于他对科学目标未有清晰的认识，或者说，未能如波普尔那样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科学目标，从而也导致方法论评价标准的困难。
拉卡托斯则认为应该用科学史来评价科学方法论。“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如何评价这种科学方法论的新理论……这种批判的基本观念是，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力量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判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5](156) 换言之，方法论M1重建了科学史H1，方法论M2重建了科学史H2，然后将H1与H2作比较，何者对科学增长的合理重建的范围越大，则其所对应的方法论较为优越。在这里，用于科学史比较的标准仍然是科学纲领方法论。“我……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还是在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应用’于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证伪主义以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并证明根据这一元标准可以对方法论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比较。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如何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在这些竞争的发现逻辑中，历史可被看成是对其合理重建的一种‘检验’。”[5](156-157) 由此可见，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同时也是评价方法论的元方法论标准。
虽然拉卡托斯的这一提案受到了大量的攻击，但是，毕竟比库恩的观点优越。“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种评价竞争的方法论的‘历史’方法。”[5](177) 这样的一个规范的、历史的元方法论为方法论的评价提供了可能性，而从这标准下脱颖而出的方法论又为理论的选择提供了标准。将内外部因素相结合，重建一个符合历史的同时又具有规范性的标准便是拉卡托斯所认为的理论选择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１］Bird， A.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In Psillos, S. & Curd, M. (eds.).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 Routledge，2008：67-77.
［２］库恩. 必要的张力[M]. 范岱年、纪树立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
［３］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6-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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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转向；库恩；拉卡托斯；理论选择
〔中图分类号〕 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3-0087-06
一、 库恩与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
二次大战后，现实的科学历史发展对关于科学进步的实证主义观点造成了压力，逻辑主义者在战后的岁月里要面对的哲学问题也越来越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需要紧密结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推动这次转向的人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库恩（T. Kuhn）。[1] 库恩对科学哲学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他把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了起来。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观点是在反对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他强调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主张从社会和历史的方面来研究科学的发展。《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标志着库恩的工作实现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向。科学哲学中的历史转向具体表现为，从正统科学哲学对科学的“逻辑的重建”转变为库恩对科学的“历史的再现”。值得一提的是，库恩“这里讲的科学史，是指这个领域中有关科学概念、方法、技术进行的核心部分……我想的是关于一般科学的主要内容，例如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论实体的地位或者使科学家得以声称出可靠知识的条件等问题。正是对于科学哲学的这一部分，而且很可能仅仅是这一部分，才可以说是与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的历史有密切关系。”[2]
那么，科学哲学的研究为何要融入科学史呢？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库恩给出了明确的答复：“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成为它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的源泉……历史学家研究过去，关心随时间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的有效展望，这给与历史特殊优越性……在哲学家可用以进一步了解科学的几种可能的方法之中，历史提供了一种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2](12)
根据库恩的说法，科学的历史反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分别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 库恩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出发，把科学看做是人类的一种社会事业，因而认为有关科学发展形态的东西是广泛涉及科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各种问题的“范式”。范式相当于一个整体的理论结构框架，里面基本上包含了理论原则、方法论的承诺、形而上学的承诺以及对反常问题的一系列的标准解决方法。在库恩看来，被特定的范式占据了主要地位的某门科学原则上可以看作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这是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此段时间内科学共同体的工作重心是拓展与深化以一系列基本信念为基础的理论假说的可解释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念是不容许被怀疑的。对基本观点形成的共识释放了科学家，使他们不必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自我基本立场的辩护中，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更具创造性、更富成效与更需要技术含量的工作中。常规科学期间，一个范式的统治是垄断性的，也是不可置疑的。它的核心原理不对经验性的实验负责。假若范式的一个应用出乎意外地失败了，就是说，假若一个反常出现了，受责备的不应该是范式的核心原理，相反，来自外部的一些未被意识到的影响或者是部分缺乏创造力的科学家应该负上责任。那就是说，也许是被设想的环境比预期的更为复杂，或许是科学家缺乏创造力与专业技巧。尽管在经验上出现了反例，但范式依然屹立不倒。总之，库恩式的常规科学的主要特征是范式的垄断性与范式对反常的免疫性。
然而，当反常数量不断累积而范式又被证明了在常规科学时期无法引领出一个成功的传统时，那么，对基本原理的认同便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下，改变是需要的，因而也出现了关于理论变更的选择。常规科学时期完成了精致而又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这样所导致的结果是反常一定会出现。当未解决的问题堆积成山时，危机迟早会发生。而这样的危机通常会以“范式转换”作为结局，其明显特征为科学革命。这发生在短暂的混乱时期，此段时间内支持常规科学的那些基本信念会被抛弃或被取代。库恩的历史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个理论是绝不会自我放弃的除非它被一个可供选择的进路替代了。抛弃一个范式无异于接受一个新的范式。与常规科学时期流畅地发展相反，库恩式的大变动说明了那是对先前范式的概念框架的整体替换。也就是说，革命是非积累性的，之前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题方法会被驳斥，被认为值得信赖的科学知识会被彻底地重新诠释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而受到拒斥。
二、 拉卡托斯对历史转向的回应
拉卡托斯（I. Lakatos）对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揭示的科学概念基本上是表示认同的，但却强调他所坚持的是理性主义的立场。拉卡托斯是以集中攻击库恩的心理主义而开始自己的哲学研究的。他讨厌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家们都有严重的随大流心态，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他们要经历由危机所诱发的集体的精神崩溃进而改为皈依新的范式才能从另一个可供替代的形而上学视角看世界。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库恩描述了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而这正是波普尔的学说中所欠缺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卡托斯对历史转向的回应其实就是对库恩的观点进行波普尔化的处理。他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借以展现科学探究的合理性与客观性。
拉卡托斯对库恩的“修正”旨在淡化历史主义的非理性化倾向，于是他提出了他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用一个名叫“研究纲领”的体系替换了库恩的范式。这个体系涉及到一些相互关联的理论。这些理论通过一个共同的承诺——“硬核”——被连接在一起。由一些非必要的辅助假设组成的“保护带”保护了硬核，使其免受来自经验的直接反驳。纲领为了自身的进步而给出的指引，拉卡托斯称之为“正面启发法”。在反常面前保护硬核免受攻击的禁令，拉卡托斯称之为“反面启发法”。两种启发法互为补充。因为拉卡托斯认为只要与硬核相关联的其他观点做出足够多的改变，那么任何观点都可以在反驳的攻击下存活。当正面启发法告诉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改变时，反面启发法则把改变从硬核引向了保护带。
拉卡托斯的学说看起来像是对库恩学说的一个重述，只是名称改变了而已。硬核取代了范式，保护带的发展取代了常规科学的实践，正面启发法取代了由范式的应用所提供的值得效仿的模型以及反面启发法取代了范式在常规科学期间是不可质疑的事实。话虽如此，但实际上还是有几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库恩认为范式的大部分运作都是理所当然的、毋庸置疑的，而拉卡托斯则认为这是反理性主义的。拉卡托斯接受了库恩对波普尔的反驳，他认为除非有一些新的理论可供选择，否则即使面对着严重的反常，科学家也不用拒绝一个现已成功的理论。因此，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何时才能抛弃一个理论呢？而不是一个理论何时才能被视为超越了另一个理论。与库恩不一样，拉卡托斯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非常肯定而理性的答案。当一个理论内容增多并且其增多的内容有独立的证据，那么该研究纲领在进步；当一个纲领为了遵循反面启发法，降低自身的活动范围或者加入了未经验证的特设性假说时，该研究纲领就是退化的。而库恩则认为，发生了危机的时侯，研究纲领将会退化，当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进步研究纲领取代了退化的纲领时，革命便爆发了。
拉卡托斯区分了经验上的进步与理论上的进步。一个新的理论如果做出了新颖的预测就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一个理论的某些新预测得到了经验的支持就是经验上的进步。因为研究纲领涉及一系列的理论，应用到纲领的术语也应用到个别的理论中。一个进步的纲领在不同的等级中不可能总是同时地进步。两个不同纲领的相对独立性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纲领的理论对于经验的失败总是免疫的。科学家常常无视一些明显的反证，后来这些反证会转变为一种支持，证明该纲领理论上是进步的，经验上也是进步的。
如果一个纲领不是进步的，换言之，即退化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该纲领暂时地停止了做出新的预测或者在经验上未能取得成功。如果经验的反常只能通过特设性假设来应付而不是通过新的理论来成功地解决，或者如果新的理论所出现的问题比它所能解决的更多，那么该纲领的启发力或许已经干涸了，同时，这也在召唤着一个新的研究纲领。
可是，对于一个纲领或进步或退化的估计并不是绝对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根据其最近的表现可以做出一个评论。若给予充分的时间，退化的也许会变成进步的，反之亦然。一个单独的纲领在某个时期可以是进步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退化的，然后再次表现为进步的。因此，在不同纲领之间的选择永远没有定论。如果一个纲领是进步的而另一个纲领是退化的，此时，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简单。但是，如果较弱的那个纲领突然间得到了理论上的或者是经验上的进步，那么，先前做出的那个选择也许就要被更改了。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选择通常是在众多进步的速度快慢不一的纲领中做出的，所以暂时性的选择会不十分明确。由于对一个纲领做出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评论是可以随时改变的，这就导致了很难对现代科学做出最终的评价。这让我们回想起库恩的不可通约的问题。而拉卡托斯的模型却指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在竞争的研究纲领中做出长远的选择。
三、理论选择的合理性
理论变更和科学进步是历史转向后科学哲学争论的主要问题。这场争论的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合理的理论选择与科学进步是密切相关的，而科学进步事实上正是由一系列关于理论选择的合理决定所推动的。因此，理论选择便成为了拉卡托斯和库恩论辩的焦点，尤其是在以方法论规则为导向的理论选择决定的辩护方面。
（一）库恩关于理论选择的观点
库恩关于科学史的最为重要的主张是，科学革命与理论多元主义时期是紧跟在常规科学与理论一元主义时期之后的。在常规科学时期，理论的原则被整体地保留下来，不会出现重大的理论革新。绝大部分科学家都无须为了对理论作出挑选而对它们进行经验的确证或否证。他们会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已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理论的研究上。常规科学时期规定了科学家们应该对哪些理论结构作出研究。而科学革命所涉及的是范式间的替换，决不仅仅是在没有替代者出现的情况下抛弃某个范式。新范式不是一个先前范式的主张的集合，科学革命的发生完全是非积累性的。因此，在库恩的范式理论的框架内，仅仅在科学革命时期才会做出关于理论选择的决定。很自然地，库恩对于这些决定的说明集中在这样的一些大变动时期。其核心观点是最好的选择既不取决于手头上可获得的事实，也不取决于传统的被认为是“理性的”评价标准。首先，他论证了一个范式是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优势的。这是因为过去常常用来评价科学程序与实验结果的尺度都是由范式自身提供的，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尺度。然后，范式理所当然地被以自身的尺度做出的评价所支持。如果没有尺度是独立于任何范式的，那么，在竞争的范式中就没有中立的评价。因为相互竞争的范式是不可能承认对方的标准的，库恩称之为“不可通约”。换言之，不存在共同的背景为比较范式提供帮助。因此，科学革命是不受规则约束的。库恩指出，“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往往揭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新理论提出之初，从经验中获得支持的程度不一定大于旧理论，但科学家依然选择新理论而放弃旧理论，这种选择显然不能从根据某种逻辑标准的角度来说明。实际上，新旧理论的转变往往是在两代人之间实现的，新理论战胜旧理论，主要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而是靠保守的老一代科学家的死绝来实现的。这也就是说，理论选择本身是非理性的，它不取决于逻辑标准，而主要取决于新一代科学家的理论信念和价值标准等等。”[3](546-549)
于是，这就为主观因素留出了空间。库恩认为这些补充因素对科学进步不但没有造成不利的影响，反而会构成方法论上的优势。因此，库恩提出了如下主张。
首先，理论的评价不能够只取决于数据资料。这个观点是直接从库恩范式理论的基本原则中得出的。一方面，旧范式受到了数以万计的反常的冲击，否则危机是不会发生的；另一方面，新范式在精致度与清晰度都还没能达到与旧范式相提并论的程度。一个新创造的研究进路不可避免会出现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其旧的竞争者当中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结果，结论是两个主要的研究进路都被反常围绕着，以致于即使有证据也不足以在两者之间做出唯一的选择。经验与理论的符合程度不能成为理论选择的唯一标准。
其次，不可靠的经验根据必然需要附加的非经验标准。这些标准都取决于尚在争论中的各个不同的范式，并随之而改变。然而，各竞争者自成体系，它们为问题解决的合理性带来了各自的判断标准。由于所有的评价标准之间都不能相互作出比较，因此每个竞争者重视的都是自身的优点以及对手的缺点，而这些缺点都是用自身的标准衡量出来的。自然而然地，不同范式的各自拥护者之间将不能进行对话。
最后，评价理论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这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都是评价一种理论是否适当的标准准则。”[2](313)可是棘手的是，所有这些标准都不十分精确，而且，要使它们精确起来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更甚者，若把这些相异的标准应用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很轻易就能导致它们之间产生冲突。“从个别看，这些准则并不精确：个别准则用于具体事例时可以正常地有所不同。其次，当把它们一起应用时，则一再表明彼此有矛盾；例如，精确性可能要求选择这一种理论，而广泛性却又要求选择它的竞争对手。”[2](314) 这些评价标准只有在实际的应该过程中才会变得更加精确，而人们在运用它们的时候也必然要对它们作出权衡，所以，即使是对这些标准有超范式的协定也无法保证对某些理论可作出一致性的评价。这些客观的总体评价标准的存在就为主观因素的进入留下了空间。理论评价是十分微妙的，不同的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把大量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掺杂其中。但是不可以因此而指责他们违反了合理性原则。库恩认为，留给主观因素的空间不可能对理论判断的合理性造成威胁。相反，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理论研究工作的分化，正是这种分化恰当地克服了理论选择的风险，使得理论总可以有机会在某个科学家的评价过程中脱颖而出。总而言之，库恩的观点就是，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不仅没有削弱科学的合理性，反而更清晰地显示出其应有之义。
然而，这个观点为库恩对科学的发展的说明带来了一个问题。考虑到从库恩的论证中得出的理论多元主义的优点，我们有两项预期：一是危机应该无限期地持续；二是决不重建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庞大范式。常规科学是不稳定的，但危机却不是。一个革命是如何完成的与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是如何开端的，在库恩学说的框架内仍然悬而未决。解决这个历史的异常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否认：理论多元主义只局限于出现危机的情况并在这些特定的时期后消失；二是声称：方法论的不确定性没有库恩所认为的那么显著。在后一种情况中，各方最终都会把赌注压在一个共同的竞争范式上。无论如何，两个选择严重地破坏了范式理论的根基。事实上，两者都成为了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一部分。
（二）拉卡托斯对于理论选择的重要方面的方法论说明
对于理论选择，拉卡托斯所关注的主要是方法论说明问题。
拉卡托斯接受了一些由库恩对科学史所做出的概括，并把这些概括作为关于方法论的理论的一部分基本原则。大概说来，其主要思想为：仅凭经验是不足以结论性地确证或否证一个理论体系的某一部分的。首先，作为结论性的经验确证是不在假设-演绎法的检验范围内的，因为错误的原理也有可能推演出正确的经验后承。正确的观察结果不能保证它们从其中被推演出来的原理的正确性。其次，由于被拒斥的不是单个的理论假设而是一整个复杂的理论假说体系面对观察结果的反驳，所以作为结论性的经验否证就被削弱了。因此，一个反常永远都不可能被归因于特定一个假设。而且，若到了某个程度，科学家们便可自行决定所有理论系统内的成功与失败的好与坏。
如果理论假设不可仅仅依据事实来做出判断，那么，符合公认的合理性概念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做法就是还要用上在认识上相关的客观标准。这种合理性的本质特征就是要以普遍接受的和得到辩护的规则为指导。然而，库恩关于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的观点妨碍了这种做法，当它从库恩的理论中出现时便注定要成为科学合理性的主要威胁。拉卡托斯曾尝试阐述这种威胁是可以抵消的。其大概意图就是要表明，库恩之所以得出关于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的观点是因为库恩没能想出恰当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且这种观点没有把握住理论选择的要点。
拉卡托斯认为，这个方法论评价的不确定性的观点的出现是由于库恩把方法论评价建基于一组可相互取舍的标准之上。拉卡托斯用几个既简单又清晰的条件替换了库恩那套复杂多变的标准。这就是，解释力的增强和预测力的提高。而且，由于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因此它们之间的冲突是无从发生的。一个理论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上。库恩那套考量与权衡标准的方法被抛弃了。拉卡托斯关于方法论比较的程序就这样清除掉了库恩的方法所带有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拉卡托斯的概念能否克服库恩所提出的不确定性是需要经验的考察。而只有科学史的研究才能表明拉卡托斯的理论评价标准是否适合于对理论选择做出唯一的决定以及能否挑选出从事后看来具有优越性的理论。然而，在拉卡托斯的研究进路中也详述了范式理论的一些更普遍的原则。理论变更的整体性特征吸引了拉卡托斯的注意。他的某些概念也源自于库恩对于理论变更的一些描述性概括。第一点是范式对反常的免疫性。这与研究纲领有着相似性。被正确预测的经验规则性成为了事实证据，这些事实没被竞争的纲领所解释，否则，它们就不是新颖的了。因此，拉卡托斯关于进步的条件暗示了只有那些不被其竞争对手解释的事实才适合于用来确证一个纲领。相反，只有那些被其竞争对手解释了的事实才否证纲领。那些被其竞争对手合理地解决的反常就是本纲领的一个失败事例。不对一个纲领进行确证便无法否证另一个纲领。这推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无法迎合这样或那样的观察规则性不足以让一个纲领陷入困境。这个结论与库恩的免疫性观点惊人的一致。研究纲领对反常肯定是免疫的。若要充分地批判一个研究纲领，仅仅论述其缺点是远远不够的。使一个纲领陷入困境的做法是用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合理地解决该纲领的问题。
库恩所强调的另一个科学史的规则性是，范式不会自我淘汰，除非一个更合适的候选者出现了。科学革命常常涉及理论更迭。与拉卡托斯相似的是：没有纲领的替换就没有纲领的抛弃。只有当更优越的取代者即将来临时，旧纲领才在方法论上失去合理性。这是免疫性论证的直接结论。这个论证指出了一个理论的缺点正是另一个理论的优点之所在。没有新的解决方案，显著的失败便不会出现。十分明显的是，一个不陷于困境的理论是不应被放弃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论绝不能被当做是有缺陷的，除非受到了某个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的竞争者的攻击。一个纲领的被取代是由另一个纲领所导致的。
库恩关于范式的免疫性与范式间的替换的观点虽然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但是它们并不能被视为对方法论要求的反对理由。因为在拉卡托斯方法论的框架内，这两个特征构成了基本原则。它们可以从拉卡托斯关于如何评价理论的构想中推导出来。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如果理论变更是按照库恩所描述的那种情形发生得，那么，这种改变不仅没有对方法论规则进行强烈的冲击反而是遵循了它们。因此，拉卡托斯的构想为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变化的特征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个说明。
拉卡托斯的构想也成功地解决了理论评价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从迪昂（P. Duhem）以来，有一个观点就不停地被强调，那就是，对新生的理论应用严格的方法论标准会过早地打击它们以致于对科学进步造成影响。在经受苛刻的标准的全面检测前，一个刚面世的新理论需要发展的空间。对这个问题的传统解决方法是暂时停止对其进行方法论的评价。
正如库恩所着重指出的，在他的研究进路中如此明确的暂缓评价是不需要的。因为即使被公认的方法论标准的应用也受制于科学家们各自不同的评价过程，但起码在这样的一些应用中，还是可以期望一些有发展前途的新理论会经受住评判而脱颖而出的。所以，在理论的早期发展阶段，求助于任何具体的规则去削弱方法论的压力是不必要的。
同样地，拉卡托斯的研究进路也可以自动推演出这样的一个关于方法论评价的限制并且不需要诉诸任何具体的规则，但实现这种限制的机制与库恩的是十分不一样的。对评价的推迟是可以从在拉卡托斯的框架内直接得出。首先，仅仅是反常是不足以让一个纲领陷入困境的。新生的纲领不必应付每一个与其有关的反常现象，因为这种强大的压迫可以让其窒息。在此种情况下，拉卡托斯从他的方法论当中可以得出我们应该仁慈地对待新生的纲领。其次，经验支持源于对预测的确认。但评价一个预测是否成功是需要时间的。通常，我们需要经验的工作来检查一个理论预测的正确性，实验是需要时间的。基于拉卡托斯的想法，一个理论的表现是不能够被即时评定的。对一个纲领的评价不能仅仅依据其初始阶段的证据。这种判断上的延迟被拉卡托斯称为“即时理性的终结”。它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它蕴含了判断的暂缓从而无需另外对此作出假定。
四、结语
若要对理论进行选择，必须对理论进行评价。如要对理论进行评价，那么必须设立评价的标准。这一标准便是方法论。在这一点上，库恩与拉卡托斯是达成共识的。而他们的分歧表现在更深层次的两个方面，即方法论的不同与评价方法论的标准。
关于第一个方面，拉卡托斯的合理重构让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容纳了库恩的范式理论所提出的关于科学变化的主要特征，即科学变化的非积累性、范式对反常的免疫性、范式间的替代以及理论选择的暂缓判断。拉卡托斯认为新纲领解释范围必须覆盖旧纲领的要求比库恩认为的相继的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更符合历史的实际状况。就大范围来说，理论成就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被保留了，这远远超过了库恩所认为的。而另一方面，尽管有纲领的交替，但库恩损失却是不符合拉卡托斯的标准的。然而，事实上它们却不断地发生。这就是说，库恩损失的存在妨碍了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完全取替范式理论成为对于科学选择的合理说明。
虽然拉卡托斯关于理论选择的构想的确可以推导出关于理性的理论选择决定的一些结论，但是包含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的关于理论选择的合理性说明实际上是不算太强的，尤其当它被视为关于科学探究的具有范导性的完美标准而不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历史状况的折衷描述的时候。比如说，拉卡托斯方法论内在地固有的暂缓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可应用范围。换言之，方法论实际上对工作在一线的科学家来说是毫无用处的。经验上的进步仅仅在回顾中才能被确认，就是说，在理论选择的实际进程中，拉卡托斯的标准并不是完全有用的。它们很明显未能对竞争的研究进路建立起一个清晰的等级。只有当相关的证据都出现了，理论才可以被判断。也就是说，只能以事后之明鉴来评价理论。不过，我认为这个限制并没有削弱拉卡托斯方法论的可行性。拉卡托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理论选择的合理性或规则导向性作辩护。为了这种尝试的成功，对于由认识上相关的客观标准所引导的选择的重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观点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存在。它可能与当时的科学家的观点不相一致，却有可能成为科学史学家回顾的立场。整体说来，拉卡托斯的主张是，理论选择能够被重建为具有规则导向性的因而是合理性的，与此同时又避免了陷入库恩的草率地做决定的困境。
科学理论的评价依赖于科学方法论，这是明确的；而科学方法论的评价则与科学目标相关联，而两者关系到底如何则是十分的模糊，彷佛只要能够达成目标就是好的方法。若真如此，这便是一种工具理性。这里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最深层的关于价值观的讨论范围了，即科学的目标是什么。
库恩在其力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最后一章——通过革命而进步——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
“本书所描述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出发的演化过程，其各个相继阶段的特征是对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但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朝向任何目标。这种说法一定会使读者困惑不已。我们全都深深地习惯于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不断向由自然界先设定的某个目标接近的事业。但是，需要有这样的目标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废除这种目的论式的进化观，是达尔文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难以接受的部分……把科学观念的进化与有机体的进化相提并论这么一种类比，很容易被扯得太远。但是对于这一章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个类比是近乎完美的…… 这整个过程或许已经发生，如我们现代所设想的生物进化过程那样，而无需一设定好的目标，一种永恒不变的真，其中的科学知识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一个更好的范例。”[4](153-155)
这里，我们很容易地看出，库恩是坚持科学是发展进步的观点的，但他却未能指出在科学革命期间科学是如何发展进步的。换言之，只有进步之名却无进步之实。这都归咎于他对科学目标未有清晰的认识，或者说，未能如波普尔那样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科学目标，从而也导致方法论评价标准的困难。
拉卡托斯则认为应该用科学史来评价科学方法论。“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如何评价这种科学方法论的新理论……这种批判的基本观念是，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力量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判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5](156) 换言之，方法论M1重建了科学史H1，方法论M2重建了科学史H2，然后将H1与H2作比较，何者对科学增长的合理重建的范围越大，则其所对应的方法论较为优越。在这里，用于科学史比较的标准仍然是科学纲领方法论。“我……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还是在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应用’于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证伪主义以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并证明根据这一元标准可以对方法论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比较。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如何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在这些竞争的发现逻辑中，历史可被看成是对其合理重建的一种‘检验’。”[5](156-157) 由此可见，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同时也是评价方法论的元方法论标准。
虽然拉卡托斯的这一提案受到了大量的攻击，但是，毕竟比库恩的观点优越。“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种评价竞争的方法论的‘历史’方法。”[5](177) 这样的一个规范的、历史的元方法论为方法论的评价提供了可能性，而从这标准下脱颖而出的方法论又为理论的选择提供了标准。将内外部因素相结合，重建一个符合历史的同时又具有规范性的标准便是拉卡托斯所认为的理论选择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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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库恩. 必要的张力[M]. 范岱年、纪树立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
［３］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6-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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