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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伤势严重，赵一曼的身上仍有一种令敌人胆寒的力量。刽子手大野泰治见到赵一曼的第一眼，就被吓住了：“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战争让女人走开，因为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但是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性的坚强和勇敢。血沃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女性——一个被誉为“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女英雄。
“踏实、很幸福的一段时光”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白杨嘴（现一曼村）。21岁时，赵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赵一曼经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黄埔六期”。当时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本校一样，有大量的共产党员。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是校务委员，罗瑞卿是和赵一曼同期的黄埔学员。
黄埔军校的学制只有两年，有很大的“速成班”色彩，而赵一曼的军校生涯还不到半年。1927年，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继而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大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为保存力量，党中央选派年轻党员前往苏联留学。
1927年9月，赵一曼和40多名青年党员一同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党员们每10人编成一个小组，统一行动。赵一曼所在小组的组长是陈达邦。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与任弼时是同学，他的妹妹陈琮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达邦是黄埔五期学员，算是赵一曼的“学长”，但此前并不相识。两人的爱情就是从这艘船上开始的。船从上海航行到苏联要一个多月。赵一曼一路饱受晕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陈达邦的悉心照顾。
两人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赵一曼从没接触过俄语，陈达邦从旁指导。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爱情的火花。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结为夫妻。陈掖贤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回忆起和母亲在莫斯科时的生活，曾经感慨地说，“那的确是很踏实、很幸福的一段时光”。结婚那年的暑期，两人一同到克里米亚海滨休假，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不久，赵一曼怀孕了，但莫斯科寒冷的天气，令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赵一曼肺病加重。她感到自己无法再继续学业，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会影响陈达邦的学业，便主动向旅莫支部书记提出：中断学业，回到中国去做一些实际工作。
幸福的时光如此短暂，分别来得实在太快。赵一曼回国后，曾短暂借住在好友、地下党员郑易楠的家里。据郑易楠回忆，赵一曼曾说起，陈达邦也想回国，她不同意，陈达邦想要送她回国，她也不同意，就让陈达邦在苏联好好学习，以后有机会再回国。陈达邦拗不过她，只能把身上最值钱的一块怀表和一枚金戒指给了赵一曼，让她遇到难处时应急。
1928年11月，怀有身孕的赵一曼告别了陈达邦，与五位同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艰难旅程。为了避开敌人的严密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他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他们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奔回祖国，她的脚也冻了，手也冻了，要爬着走，又怀着小孩，反应也很大，这孩子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赵一曼回国后，先在党中央工作，后来中共中央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接应和安排西南各地往返于上海之间的同志。
在宜昌，赵一曼早产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宁儿”，也就是陈掖贤（后来堂伯给起的）。直至牺牲，赵一曼都没来得及给自己孩子起个大名。
孩子和革命，她选择了后者
不久，赵一曼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到上海，开始了隐蔽的工作。1929年秋天，赵一曼受党中央委派到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结果，刚到南昌不久，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部分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三百多名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被杀害，赵一曼在王宏的掩护下侥幸脱险。几次这样险象环生，让赵一曼不得不考虑儿子的安置问题。带着孩子，对地下工作是一个负担，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任何一个母亲也不愿这种危险降临到孩子身上。
孩子和革命，赵一曼只能选择一个。她选择了后者。1930年，赵一曼抱着儿子，在上海拍摄了一张合影，然后把儿子送到了武汉陈达邦的堂兄家里，由他们代为抚养。骨肉分离时，宁儿才一岁零三个月，从此，母子俩生死两茫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和迅速成为抗联著名领导的杨靖宇、赵尚志不同，赵一曼从事的是城市中的地下工作。
1934年3月，中共哈尔滨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赵一曼找到党组织，要求到哈东游击区去。赵一曼被派往哈东地区的珠河县，任县委特派员。
赵一曼进入抗联的队伍，很快展现出了不凡的军事素养，被任命为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在哈东游击区，赵一曼甚至有了和赵尚志（抗联部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哈东二赵”被敌人视为最大的威胁。
1935年秋，由于敌人疯狂扫荡，珠河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第三军主力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主力部队远征后，赵一曼继续留在珠河铁道南北，领导游击战争。
11月15日，赵一曼所在的部队五十余人被三百多名日伪军包围。在僵持了6个多小时后，赵一曼决定突围，她左腕负伤，滚下了山崖。醒来后，赵一曼发现自己被战友转移到了山沟的一间窝棚。几天后，日伪军搜山队发现了他们，再次发起攻击。一颗子弹穿过了赵一曼的左大腿骨，她被捕了。
甘将热血沃中华
从被捕到牺牲，赵一曼挨过了七个月。七个月中，她拖着残体，忍受着敌人的酷刑，坚贞不屈地与敌人斗争着，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曾审讯拷打赵一曼的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在1955年的笔供复印件，留下了赵一曼苦难经历的一个片段。根据大野泰治的交待，赵一曼当时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不断地往外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共有24块。即便是伤成这样，赵一曼的身上仍有一种令敌人胆寒的力量。大野泰治见到赵一曼的第一眼，就被吓住了：“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大野泰治问赵一曼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情况时，她编造些假话对付敌人，回答得坦然、明快。问到部队的事，赵一曼都说不知道。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地位，赵一曼回答说和共产党没关系。当大野问她为什么抗日时，赵一曼说：“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接连几天的审问，大野泰治毫无所得，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用鞭杆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赵一曼几度昏死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
大野泰治撬不开赵一曼的嘴，转而加紧刑讯其他被关押的人，初步了解到赵一曼是县委领导，认定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導者”。大野泰治自然更不会放过这个重要人物了，他把赵一曼押到哈尔滨，一边治疗，一边审问。
赵一曼被押到哈尔滨后，关进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看守所。她腿部伤口溃烂化脓，生命垂危。敌人为了得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在医院的三个月，赵一曼成功争取了看守她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两个人在1936年6月28日晚上的一场大雨中，成功把赵一曼从医院背了出来。惜乎，在距离日伪最后封锁线只有20公里的时候，他们被敌人追上了，功败垂成。此后，赵一曼遭到了敌人更疯狂、残忍的刑讯——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
档案记载显示，直到牺牲，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仅记录赵一曼自称“湄州人”。日本人不会明白，赵一曼的这个自称是对他们的戏谑藐视。在四川宜宾，小孩遇到倒霉事，会自嘲“走湄州”了。
日寇最终意识到，他们对赵一曼施加的种种酷刑都是徒劳。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去珠河小北门英勇就义，时年31岁。
（《北京日报》 2015.8.11）
战争让女人走开，因为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但是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性的坚强和勇敢。血沃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女性——一个被誉为“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女英雄。
“踏实、很幸福的一段时光”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白杨嘴（现一曼村）。21岁时，赵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赵一曼经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黄埔六期”。当时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本校一样，有大量的共产党员。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是校务委员，罗瑞卿是和赵一曼同期的黄埔学员。
黄埔军校的学制只有两年，有很大的“速成班”色彩，而赵一曼的军校生涯还不到半年。1927年，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继而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大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为保存力量，党中央选派年轻党员前往苏联留学。
1927年9月，赵一曼和40多名青年党员一同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党员们每10人编成一个小组，统一行动。赵一曼所在小组的组长是陈达邦。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与任弼时是同学，他的妹妹陈琮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达邦是黄埔五期学员，算是赵一曼的“学长”，但此前并不相识。两人的爱情就是从这艘船上开始的。船从上海航行到苏联要一个多月。赵一曼一路饱受晕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陈达邦的悉心照顾。
两人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赵一曼从没接触过俄语，陈达邦从旁指导。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爱情的火花。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结为夫妻。陈掖贤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回忆起和母亲在莫斯科时的生活，曾经感慨地说，“那的确是很踏实、很幸福的一段时光”。结婚那年的暑期，两人一同到克里米亚海滨休假，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不久，赵一曼怀孕了，但莫斯科寒冷的天气，令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赵一曼肺病加重。她感到自己无法再继续学业，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会影响陈达邦的学业，便主动向旅莫支部书记提出：中断学业，回到中国去做一些实际工作。
幸福的时光如此短暂，分别来得实在太快。赵一曼回国后，曾短暂借住在好友、地下党员郑易楠的家里。据郑易楠回忆，赵一曼曾说起，陈达邦也想回国，她不同意，陈达邦想要送她回国，她也不同意，就让陈达邦在苏联好好学习，以后有机会再回国。陈达邦拗不过她，只能把身上最值钱的一块怀表和一枚金戒指给了赵一曼，让她遇到难处时应急。
1928年11月，怀有身孕的赵一曼告别了陈达邦，与五位同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艰难旅程。为了避开敌人的严密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他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他们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奔回祖国，她的脚也冻了，手也冻了，要爬着走，又怀着小孩，反应也很大，这孩子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赵一曼回国后，先在党中央工作，后来中共中央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接应和安排西南各地往返于上海之间的同志。
在宜昌，赵一曼早产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宁儿”，也就是陈掖贤（后来堂伯给起的）。直至牺牲，赵一曼都没来得及给自己孩子起个大名。
孩子和革命，她选择了后者
不久，赵一曼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到上海，开始了隐蔽的工作。1929年秋天，赵一曼受党中央委派到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结果，刚到南昌不久，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部分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三百多名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被杀害，赵一曼在王宏的掩护下侥幸脱险。几次这样险象环生，让赵一曼不得不考虑儿子的安置问题。带着孩子，对地下工作是一个负担，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任何一个母亲也不愿这种危险降临到孩子身上。
孩子和革命，赵一曼只能选择一个。她选择了后者。1930年，赵一曼抱着儿子，在上海拍摄了一张合影，然后把儿子送到了武汉陈达邦的堂兄家里，由他们代为抚养。骨肉分离时，宁儿才一岁零三个月，从此，母子俩生死两茫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和迅速成为抗联著名领导的杨靖宇、赵尚志不同，赵一曼从事的是城市中的地下工作。
1934年3月，中共哈尔滨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赵一曼找到党组织，要求到哈东游击区去。赵一曼被派往哈东地区的珠河县，任县委特派员。
赵一曼进入抗联的队伍，很快展现出了不凡的军事素养，被任命为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在哈东游击区，赵一曼甚至有了和赵尚志（抗联部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哈东二赵”被敌人视为最大的威胁。
1935年秋，由于敌人疯狂扫荡，珠河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第三军主力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主力部队远征后，赵一曼继续留在珠河铁道南北，领导游击战争。
11月15日，赵一曼所在的部队五十余人被三百多名日伪军包围。在僵持了6个多小时后，赵一曼决定突围，她左腕负伤，滚下了山崖。醒来后，赵一曼发现自己被战友转移到了山沟的一间窝棚。几天后，日伪军搜山队发现了他们，再次发起攻击。一颗子弹穿过了赵一曼的左大腿骨，她被捕了。
甘将热血沃中华
从被捕到牺牲，赵一曼挨过了七个月。七个月中，她拖着残体，忍受着敌人的酷刑，坚贞不屈地与敌人斗争着，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曾审讯拷打赵一曼的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在1955年的笔供复印件，留下了赵一曼苦难经历的一个片段。根据大野泰治的交待，赵一曼当时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不断地往外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共有24块。即便是伤成这样，赵一曼的身上仍有一种令敌人胆寒的力量。大野泰治见到赵一曼的第一眼，就被吓住了：“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大野泰治问赵一曼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情况时，她编造些假话对付敌人，回答得坦然、明快。问到部队的事，赵一曼都说不知道。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地位，赵一曼回答说和共产党没关系。当大野问她为什么抗日时，赵一曼说：“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接连几天的审问，大野泰治毫无所得，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用鞭杆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赵一曼几度昏死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
大野泰治撬不开赵一曼的嘴，转而加紧刑讯其他被关押的人，初步了解到赵一曼是县委领导，认定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導者”。大野泰治自然更不会放过这个重要人物了，他把赵一曼押到哈尔滨，一边治疗，一边审问。
赵一曼被押到哈尔滨后，关进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看守所。她腿部伤口溃烂化脓，生命垂危。敌人为了得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在医院的三个月，赵一曼成功争取了看守她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两个人在1936年6月28日晚上的一场大雨中，成功把赵一曼从医院背了出来。惜乎，在距离日伪最后封锁线只有20公里的时候，他们被敌人追上了，功败垂成。此后，赵一曼遭到了敌人更疯狂、残忍的刑讯——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
档案记载显示，直到牺牲，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仅记录赵一曼自称“湄州人”。日本人不会明白，赵一曼的这个自称是对他们的戏谑藐视。在四川宜宾，小孩遇到倒霉事，会自嘲“走湄州”了。
日寇最终意识到，他们对赵一曼施加的种种酷刑都是徒劳。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去珠河小北门英勇就义，时年31岁。
（《北京日报》 201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