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至少三个车轮才能撑起一辆车子的人，不可能发明自行车
　　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新大陆发现以前，印第安人在封闭发展的历史中，始终没能发明车轮。有人说，这是因为美洲大陆山路崎岖，丛林密布，车子派不上用场；也有人说，那是他们缺乏牵引的家畜，车子无法尽其材用。既然无车，也就无所谓车轮。
　　不过更多的人认为，真实原因可能更加简单。那是因为印第安人认为步行、水运、背扛肩挑的方式，已然足够有效，交通方式的改进，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既然社会无需求，车轮也就无从诞生。
　　现代人观看良渚文化的玉琮，通常会感叹良渚玉器的鬼斧神工，尤其是玉琮“神徽”的细致雕刻，在金属工具诞生之前，史前先民竟有如此表现，简直神乎其技。
　　其实，以人类潜能之大，只要具备强大的信念，长久的训练，足够的韧劲，又不违背自然规律，在建筑、技能、器用方面，人类几乎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只要参观埃及金字塔、罗马竞技场，看看杂技演员行走于钢丝之上如履平地一般，就能感悟一二。
　　良渚先民可能认为，玉琮的“神徽”图案很重要，关乎他们共同的信仰、族群的团结，乃至决定他们的存亡，在玉器上细致表现神徽的形象，有其巨大的必要性。于是，全社会最充足的财力、智力，高明的工艺，均倾注于此，从而造就匪夷所思的良渚玉器。而同时期的石锛、石斧、石矛，则未表现得十分先进，至少比更早期的崧泽文化进步并不明显。也许是良渚人认为诸如伐木、松土之类的石器，稍加打磨即可，并无十分精工的必要。一个能够创造辉煌玉器的文化，当然有能力將石器琢磨得更加锋利，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很多。话题回到车轮上。
　　早在商代，中国已能制造战车、运输车了。当然，西亚、北非地区的车子，其出现比中国早很多。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车子和车轮是西来的，“文化传播论”者的说法有其合理性，但也并非无懈可击，野外滚动的鹅卵石，织机上飞转的纺轮，随时给人以创造的灵感。假如人们有迫切的改善交通的意愿，也有可能独立发明车轮，而无需外求。
　　如车轮之类，并不依赖特殊的材质、复杂的技术、巨大的花费，独立起源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这不是片面夸大社会需求的重要性，《封神演义》中固然有顺风耳、千里眼，但一个封闭的文化，却不可能诞生电话机或电视机。
　　可问题是，简单的车轮，与复杂的电视机、电话机毕竟不同，它的出现无需长期的知识积累，就像陶器、墨水、筷子一样，完全有可能因为某个天才人物的灵光乍现而诞生。
　　对载人的车子而言，舒适与速度，是刚性需求。长期以来，人们的材料、技术不足以发明气胎车轮。追求舒适，只好在道路的平整上下功夫。据说，宋室南渡，南方城市的路面，颠簸湿滑，坐车不舒服，达官贵人纷纷改坐了轿子。在展示舒适性与威严性方面，人力轿子显然更加恰当，只是科技含量，仿佛一夜又退回到了商代以前。
　　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从汉代到清朝，车轮都没有本质的改变。至于速度，最快的车子也跑不过轻装上阵的骏马，人们对车速最大胆的想象，就是所谓“天马行空”，约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赤兔马相当。
　　在绝大多数的文化里，充气轮胎不会出现，机动车更不会出现。但是，有的文化不同，发明蒸汽车，又发明机动车，后来又有F1，速度太快了，几圈下来，轮胎就报废，又要换新的，真麻烦，不过请放心，他们的文化中一定会出现更耐用的轮胎，无需等待太久。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笃信至少三个车轮才能撑起一辆车子的人，不可能发明自行车。有个愚蠢的问题，自行车的前轮与后轮，孰更重要？答案当然是两个都重要。然而，这样的回答依然缺乏想象力，杂技演员就能轻松驾驭独轮车。
　　车轮的故事，坐实一句话，“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这太像诗人的口气，翻译成老百姓的口语，就是：只有想得到，才能办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