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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流星从远处同步飞来。
一秒明，一秒灭，由远及近，在明灭之间穿过憧憧雾气，逐渐变大、变亮、变得清晰。“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声音也在变大、变响、变清晰;在某个瞬间，它终于越过听觉的阈值，侵入我始终处于待机状态的意识系统。我几乎本能地后退一步，靠在公寓大楼入口的铁门上。
那么，就跟我们来吧。
他们还在那儿，高个黑衣男子在左，矮个灰衣女子在右。他们的声音冷静而确定，就好像在简单的句子里植入了某种让人自愿服从的催眠因子，又礼貌地带着洞察一切的暗示，仅仅用一个“那么”就清晰无疑地告诉我，他们了解我的处境，明白我生活的上下文，以及这一邀请——如果不是命令——中暗含的不言自明的逻辑、些许无奈感和很多必要性。
桥上的风很大。黑衣男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A4纸，用双手举在胸前给我看。他的动作郑重而富有仪式感，仿佛这里是舞台。我向他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灰衣女为我戴上眼罩。
取消了视觉，对声音就变得更敏锐。汽车在略微潮湿的路面驶过的声音。阵风断续的呼啸声。河水拍岸的声音。不远处两个男人的聊天声。刹车声。（可能是）照相机按下快门的声音。（可能是）自行车链条有规律的哐当声。还有更多无法轻易溯源的声音，只能用象声词描绘的声音，像一些有规律的沉闷的“嗵嗵嗵”，一段时间里持续高频的“Plinginging——”，也就是说，一些只能用声音本身代表的声音，这些声音让人反过来怀疑，对于先前那些较为明确的声音的判断是否太过急切太过主观了。毕竟，我们都曾在电影博物馆里见识过配音的魔法，那些哒哒的马蹄都是人造的。
摘下眼罩，有点急切地环顾四周，想借视觉助力，抓住那些声音线索。原来，那一通“嗵嗵嗵”来自河边工地。巨大的打桩机是执着的鼓手。
灰衣女子做出“请移步”的手势，我们来到桥的另一端，那栋亮着“人民邮电”霓虹灯的历史建筑前。黑衣男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A4纸，举在胸前给我看。我再一次点头。灰衣女给我戴上降噪耳机，耳机里传来一段耳鸣般的、相较于音乐更接近沉默的旋律。在这段“准音乐”（或者，“反音乐”？）的伴奏（或“掩护”？）下，我将视线投向城市的东南方向。
正是日与夜交界的虎狼时分。不远处另一座桥上，一个抽象的红点平滑掠过，另一颗流星。风中的云正以延时摄影般的加速度移动，仿佛它们已经知道了某些我们尚不知道的东西，正在进行一场秘密迁徙。而东方明珠的塔尖，快要刺进云的心脏，那会是一场局部地区阵雨吗？陆家嘴三巨头紧紧靠在一起密谋，他们并不担心阵雨，至少上身不会淋湿。在近处，在低处，几只马甲袋匍匐着跳跃着，试图穿过马路，如在陆地蝶泳。十字路口的交通协管员厌倦地背过身，凝视着苏州河的水面：已经不是一小时前的那些水了，但倒映的风景没有变。还有游客举起相机，试图将我所身处的这栋历史建筑变作他们记忆里的图像史，他们应该拍不到站在门廊阴影处的我。
音乐声戛然而止时，我才回想起它的存在，它教会我如何看。而一旦失去那段音乐的掩护，眼前的默片便恢复成了监控摄像头里冷淡乏味客观机械的图像。
2
你闻到一些味道。有点像电线烧焦或短路的气味。你起身，在各个房间搜寻气味的源头。卧室里没有味道。厨房里也没有。客厅里隐隐约约。卫生间里，那种气味似乎稍浓一点。你打开房门深吸一口气：走廊里也没有什么味道。
可能是错觉。你一边这样想，一边打开厨房的窗户和卫生间的排气扇。十分钟之后，那种气味更浓了。你走到阳台，发现楼下有动静。几辆警车和一辆消防车闪出红色与蓝色交织旋绕的光影，在小区花园里聚集起来的人们仰着头。应该是哪里着火了。
你穿上外套戴好口罩，拿上手机、充电宝和身份证便迅速下楼。电梯里，人们交换着疑惑的眼神。到了底楼，你与三位身背灭火器的消防员擦身而过。你本能地掏出手机想拍下他们的身影，但他们走得飞快，你只拍下些似有若无的痕迹。
你加入了在小区花园里仰头的人群。是你所在那栋楼的702房间的厨房着火了，隔壁人家报了警。还有个人困在隔壁房间里。似乎已没有明火。你看那儿是不是有些烟。人们彼此交流着讯息时，你的电话响了。
盒马先生被拦在小区入口处。你这才想起一小时前曾下单买了一斤奶白菜、四个即食牛油果和两瓶鲜榨橙汁。你拎着沉沉的奶白菜、牛油果和橙汁回到仰着头的人群里，看起来有点可笑，是那种在生死攸关的情境下微不足道的日常所激发的荒诞感。不久，维持秩序的警察告诉大家：火已被扑灭，但为了安全起见，仍需等候一些时间，待消防确认完毕方可回家。
在小区花园里等待着返回日常生活的你想起了一些事。比如十年前那个秋天发生在两个街区外的那场惨烈火灾。这场已被迅速扑灭的小火灾，之所以会引来与之不成比例的警车与消防车，当然和十年前的悲剧触动了此刻紧张的神经有关。你庆幸这种稍嫌过激的反应。又比如，你想到，虽然这些邻居的脸几乎都没怎么见过，但事实上你和这些神秘的陌生人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循着这样的思路，你突然意识到先前在房间里闻到的异味，正是因为连通大楼的排气扇才变得更浓的。整栋公寓楼的水管、电路、天然气管道是如何铺设的？那些气味、温度、湿气和细菌是如何通过建筑内部的秘密管道循环流转的？你想起这些隐匿的事物。
几天后，你将在美术馆的墙上读到一段文字，那段文字将重新唤起你的这些思考。“一旦证实了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安心的表面下其实潜伏着不明事物、有机体与隐蔽空间这种怀疑，沉默的几秒就足以让人心跳加速。事實上，我们被各种蛛丝马迹所包围，它们向我们透露，在我们居住但不假思索的建筑中，还存在隐秘的生命。”
3
小区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位神奇的画家，大家都叫他“施老师”。最初大家叫他“老施”，后来他出了名，为了强调称呼里的尊敬感，人们纷纷改叫他“施老师”。除了回文带来的韵律感外，用上海话读起来也像Sloth（树懒），尊敬之中透露出俏皮和幽默。 施老师几乎每天都在小区里写生。花园、健身区、池塘边、屋顶、楼道、门禁处甚至停车库。架好画架和画布，备齐画笔和调色盘，他首先会长时间观察他要画的对象，是在旁人看来简直称得上入神的那种久久凝视，随后才落笔。而他的神奇之处，简单说来有二。其一，说是“写生”，施老师却并未把眼前的事物或风景原原本本地画下来，至少在旁人看来，他完全是在画别的东西。流传最广的一则轶事，是施老师画银杏。就是小区花园正中的那棵古银杏：小区只有23年历史，银杏却有百年寿命;因为是林业部门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古树，事实上小区是围绕着银杏布局和建设的。据说施老师画银杏那天，是一个爽快清朗的秋日，所以围观者很多。当时银杏叶已一片金黄，在黄昏暮色里随风摇曳，发出如阵雨般的声音。然而，他在画布上录下的却是一张女子的脸：如立体派同时展现正面和侧面，厚涂的颜料，果断的线条，表情介于哭泣与愤怒之间。施老师每看一眼银杏，就在画布上落下一笔，似乎在作为写生对象的银杏和画布上的女子之间，存在某种旁人无法参透但对他而言确凿无疑的关联。其二，从最直观的视觉感受来看，他画下的诚然是一幅幅油画，但画作的用色使之更像一张“负片”，或者说，他的画更像油画的“底片”，需要一种类似显影过程的观看。观者需要将目中所见的亮转换成暗，而将画面中的暗译作明。有些偷懒的观者，会用照相机拍下施老师的画作，再用Photoshop之类的软件调整正负像，如此“数码冲印”的结果常令他们惊讶：那明与暗的转换法，施老师与机器一样精准。
没有人知道702室厨房着火的那个傍晚，施老师是在哪里、以怎样的方式写生的，但那张作品《2019.11.28 17：30，31.236，121.441》——他的每件作品都以精准的时间和经纬度命名——证明了他那一天也在场。当然，两年后在施老师个展现场亲眼看见这幅画的观众，即使是那些恰好住在那个小区、见证了那个慌乱黄昏的人，也很难单凭这串数字便将画作与火灾联系起来。直到展览开幕后有一篇展评透露了这一细节，人们才带着后见之明，纷纷声称看见了图像与事件之间勾连的隐晦线索。
那幅画是这样的：一个青年躺在铁架床上，赤裸的上身从被窝里露出;他双目圆睁，盯着停在右手食指上的一只蜻蜓。不知道是夜晚还是白天，夏季还是冬季，也很难判断床头柜上的台灯是明还是暗。青年有一张中国人的脸，但从床架的风格和卧室层高来看，都像在欧洲，也许是意大利，也许是葡萄牙。
我希望我能更好地描述给你们听。
4
弄堂深处有不一样的时间。
高耸的梧桐枝叶如十指交叉般描出安福路，是咖啡馆、小剧场、网红潮店、独立Boutique和西洋酒馆餐厅密布的士绅化社区;但你只要拐入弄堂，就好像时空穿梭，会感觉别有洞天。比如马里昂巴旁的安福路275弄：齐刷刷一字排开的分类垃圾桶旁张贴着“红黑榜”;不远处的黑板报上，古早的暗黄色手写字正告天下，“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自防能力，不给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再往里走，居委会合唱团正在排练，唱到高音处，屋外树上的雀鸟齐刷刷腾起，而奶白色外墙上有个可疑的黑色手印;还有人在14号的绿色门牌上贴了张红底白字的倒三角形贴纸，贴纸上写着“Sein”，仿佛非如此不可;而在这条如弯折的吸管般的弄堂更深处，还有岔路，一只警觉的黑猫倏忽间消失在黑色铁门底下。胶囊画廊就在对面那栋洋房里。
这一天是施策个展《藏家画室》（Un cabinet d’amateur）的开幕日，展览标题取自法国小说家乔治·佩雷克的同名作品。在法语里，收藏家常被称作“amateur d’art”，其中的“amateur”在英文中有“业余”的意思，但法语取其本意“爱好者”——也许是因为在词源学上更接近“爱”：“amateur”来自意大利语“amatore”（爱），或拉丁语的“amator”（爱好者）及“amare”（动词“爱”）。“cabinet”则指“陈列室”。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收藏家的陈列室如同博物馆的雏形逐渐兴盛，同时也渐渐出现了描绘藏家画室的油画。这类作品往往会以画中画的形式呈现收藏家收藏的很多件作品（有时一幅画里会有成百幅藏家所收藏的画），而收藏家本人也常常出现在画面中，令人联想起猎人与猎物的合影。施策为展览取此标题，究竟是在暗示画家也可被视作现实世界某些瞬间和场景的藏家，还是希望这些画作被藏家看中收藏;究竟是在探讨画廊及美术馆与收藏机制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暗示艺术与小说的共通之处？或兼而有之？
让我们把这些问题暂且搁置，先来到2021年12月2日的这个黄昏。此刻将近六点，艺术圈的朋友们陆续赶来，聚集在画廊外的露天草坪上。盛着香槟的酒杯清脆的撞击声夹杂着各种语言交织而成的厚厚一层和鸣，带着些许潮湿感的青草香混杂着围墙另一侧居民楼灶间里飘来的干煎带鱼的味道，洋房底楼贯通的四间展厅泻出的白色光线辉映着高悬的圆月洒下的柔和暗黄，而主角施策却躲在画廊主里柯先生的办公室里，喝着后者为他调制的蜂蜜柠檬茶。以艺术家的标准而言，施策属于不爱社交的那类，他极少接受采访，也几乎从不诠释或解读自己的作品。就算有人暗示明示说这只是他的自我营销策略，他都既不反驳也不动气，只是一笑置之。因此，《藏家画室》的展览前言非常特别，没有策展人充满艰涩术语的文字，只简单排列着一个个日期和经纬度坐标，简直像出自河原温之手。也因此，这一天的开幕式上没有艺术家致辞环节，而代之以一场现场表演——施策将在画廊的露天草坪上现场作画，这幅画以及记录作画过程的影像将于开幕后在最左侧的那间展厅里展出。
一身工装服，头顶戴着矿灯似的照明灯，施策走到画廊外的露天草坪上时，很多人甚至第一眼都没有认出他。但人群很快安静下来，在他身后自然列出一道弧线。表演开始了。天空已近深蓝，夜幕缓缓降临，施策头顶的照明灯把一束光聚在画布中央，就好像要以此来划定舞台的區域。在他眼前，是胶囊画廊贯通的四个展厅，展厅外，竹子疏落有致地排列开来，于是对称而相似的窗户也不显得呆板，如主题旋律之中有悄然的变奏。施策定定地凝视了很久，也可能只是三五分钟，但因为近百人共同的屏息等待而显得比实际上更漫长一些。观众的脑海里，此刻正同样展开一幅幅具有各种可能性的空白画布吗？他们熟悉施策，深知他有可能画下任何东西，除了眼前所见。或更确切地说，他有可能将眼前所见表现为任何东西。 这便是那幅一个月后真的被搬进一位沪上收藏家画室的《2021.12.02 18：18， 31.213，121.442》，由于那位收藏家也是某个颇具影响力的传媒集团的老板，这幅作品后来成为该媒体的年刊封面从而更广为人知。
画面上，一位相貌极似施策本人但看起来又比他年长不少的老人坐在一幅拼图板前。已经拼出的图案是一间收藏家的画室，画室中错落悬挂着好几幅藏品（显然是施策自己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此次个展展出的画作，可是拼图板中间还留下一个黑影：还缺一块拼板。空缺的形状是S，而画中人手里拿着的拼板也正好是S;他正把手中的S嵌入那唯一的缺口，但他发现这块拼板太厚了——它突兀地高出拼图板表面几乎有一倍之多。
5
一年后施策去人民公园相亲角时，穿的是同一套工装服。
那时他的画已从“小区时期”过渡到“公园时期”。照他的说法，那个周六他是去公园“勘景”的。在社交媒体极度发达、约会APP花样百出的时代，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线下交友空间反倒越来越热闹。施策实地观察了几次后，大致分析出了个中缘由：首先，如今的线下之于线上，如同暗网之于互联网，浸淫着模拟时代的秘密气息，因而特别适合父母私下替孩子相亲;其次，这也是平日里困于乏味呆板的退休生活里的那些老年男女逃离家庭、寻求喘息的难得机会——很多时候，为子女相亲更像是顺便或随缘的、具有附属性质的佛系诉求（或托辞）;他们只是想出门见见朋友聊聊天，再去国际饭店楼下的面包房买几只蝴蝶酥或窝进大光明的座椅里面，看一部下午场电影。
那个周六是个大晴天，相亲角热闹非凡，弥漫着一种市集般的欢快气氛。施策从南京西路星巴克旁的侧门进入，绕到荷花池南侧，打算从人流相对较少的部分逛起。荷花池旁的玻璃房子里，一個手机品牌正在举行发布会，打扮时髦的青年男女不时发出一阵阵演唱会式的欢呼。玻璃房门口，一个穿着红裙的少女吸引了施策的注意力：她正拿着一根树枝，在一个标示着“可回收垃圾”的垃圾箱里寻找着什么。
她看起来不太像靠拾垃圾为生的流浪者，而更像精心打扮后，准备去赶赴一场约会。施策走近了些，想一探究竟。可能是余光瞥见有人走来，少女抬起头，向施策投去求助的眼神。先生，能不能帮我个忙？施策很高兴她没有叫他“叔叔”或者“师傅”。而少女向他解释，刚才补妆时，不慎将一支口红掉进了垃圾箱。还挺贵的呢，她补充说。虽然感觉有些匪夷所思，但因为少女如此迅速而果断地将手中的树枝塞进他的手里，施策便带着一丝好奇在垃圾箱里翻找起来。稍等我一下，我就回来，他听见少女说道。
垃圾箱里有几个塑料瓶，还有两个可口可乐铝罐。垃圾分类倒是分得不错，施策心想。以45度斜角探入垃圾箱的视线毕竟受限，小小的口红从瓶瓶罐罐的间隙落进箱底恐怕是大概率事件;但施策注意到垃圾箱上了锁，因此不可能把整袋垃圾掏出来彻底翻检一番。就在这时，他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红衣少女回来了。她满脸笑容，提着一袋看起来很像外卖餐盒的东西向施策小跑过来。施策一头雾水，露出不解的神情;但他刚放下树枝，少女便把那盒外卖塞进他的手里，随后不可思议地向他鞠了一躬，就转身离开。
一个在垃圾箱里翻找丢失口红的少女莫名其妙地塞给他一份外卖随即又无缘无故消失，施策事后回想，觉得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半途而废的聊斋故事，在日常的表面之下因为事件之间缺乏逻辑而泄露出某种不真实、乃至惊悚的意味。但在当时，他只是感觉恍惚，怀疑这一切是不是自己的臆想。他多少有点可笑地拎着那包外卖穿过相亲角，在摊主们猎人般的锐利目光下显得像一个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同时短缺的怪叔叔。一直走到大光明对面公园正门口，施策才想起来看一看手中的外卖盒里究竟有什么。一盒米饭。一盒小炒肉片配韭黄炒蛋及娃娃菜。他突然感觉有点饿，但理性告诉他应该把这来历不明的外卖扔进垃圾桶，可路边只有干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垃圾箱……他决定拎着那包外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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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远远看见施策拎着一袋外卖朝他的方向走来时，机敏地侧过身体。虽然住在同一个小区，但小说家不太确定施策是不是认识他，总之相亲角并不适合这两个叔叔级的男人偶遇。他记得曾在一篇采访中读到过施策说自己是不婚主义者，“婚姻绝不是维系一段浪漫人际关系的最佳制度，甚至恰恰相反”，他记得他的原话。所以他可能是来寻找创作灵感的，小说家这样推断。
小说家不想让施策看见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正在“搞创作”——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面前搞创作，当然有班门弄斧之嫌，尽管小说家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小说家更反对用成语，他讨厌使用“班门弄斧”这样的成语远远超过“班门弄斧”本身——或者可以反过来理解：恰恰因为他更喜欢发掘成语背后可能蕴含的复杂意味，所以他才讨厌按照成语的惯常用法来使用它。
就拿“班门弄斧”来说，原指在巧匠鲁班面前玩弄大斧，“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事，不自量力”——词典上这样写。但小说家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尊重特定行业内专业人士的正确态度，唯有在专业人士面前展现自己的实际水平，才能获得正确的评价和指导，取得真正的进步，而不仅仅是收获一些浮夸的赞扬。倘若“班门弄厨”，鲁班说不定就会点赞，但这样的赞美有意义吗？小说家由此发明了一个新成语“侯门弄厨”，即要向米其林三星大厨Jol Robuchon（侯布雄）展现厨艺，那才是真本事。
总之这一天，小说家在人民公园相亲角里搞艺术。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身前撑开一把伞，伞上贴着“征友”启事——粗看起来与其他摊主没什么两样，直到你投去第二眼。稍微仔细点看第二眼，你就会发现——或至少会发现——他的伞与众不同。小说家的伞上印着一幅很像照片的模糊油画，是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1964年的作品《带着伞的女人》。女人左手握着一把米色长柄伞，却未握在伞柄，而是捏住伞口，就好像怕它不经意间会自动弹开;她的右手捂着嘴，好像在努力抑制悲伤的情绪;上衣左侧胸口还有一块钻石状的不明黑色，可能是口袋，又像心脏在流血。整个画面的模糊感契合着这种悲伤的情绪，给人一种照片本身在流泪的错觉;又或者，这是观者的眼泪？把这样一幅画印在伞面，也加深了不确定性：若不是此刻是晴天，观者或许会认为是真实的雨水润湿了伞面的布料。虽然整个相亲角都用雨伞作为流动的相亲告示板，但它们往往是中性的、平实的、不起眼的，仅仅具有功能性的，但小说家的伞却透露出一种不易说明的别样情绪。 更不可思议的是伞上贴的相亲启事。小说家认为，相亲角里的这些启事——无论写着“交友”“征婚”“觅缘”“找老伴”，还是用“独生女”“女儿”“独子”等标示出摊主与相亲对象的关系——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具有多重面向及维度的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一组由选定的指标及其“值”构成的描述系统;而选定哪些指标，往往显示出相亲者（或代为相亲者）的婚恋价值观，即他们看重什么，在意什么，又忽略了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家伞上贴的那则相亲启事完全是异类，甚至带着一些无厘头，就好像他打算刻意以某种无意义来对抗一种同质的、俗常的、被过分规训了的价值观。他的启事由这些内容构成——相亲者的网名（GEB）;他的星座图;他的一段心电图;他的微信二维码;他最爱的小说（《外星人在巴塞罗那》）;最爱的电影（《宽宽与非人类》）;最爱的肉食（神户和牛）;最喜欢的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最爱的水果（牛油果）;最爱的定律（波多克里斯第三定律，即发生过三次的事发生第四次的概率要比发生过一次的事发生第二次大67%）;最不能忍受的异性行为（挖鼻屎后将之弹到窗外）。
GEB当然是小说家虚构的人物。小说家不满足于虚构人物仅仅活在小说里，他希望自己笔下的人物能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发生真真切切的关联，成为他们的树洞、镜子、X光机，成为他们的想象客体甚至欲望对象。这与小说家对于虚构人物的看法紧密相关：他认为在小说里，人物可以不一定是真的，但必须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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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抬头。随后是第二个：也许，他是好奇第一个人正在看什么，因为那个人看得那样专注，久久保持着仰望的姿势;又或许他只是想活动一下颈部，却在无意间复制了第一个人的动作和角度。总之，他们现在是人民公园里一对再也无法被轻易忽略的临时双人组，正以几乎同樣的角度仰起头，望向同样的方向。
这场“看”的传染就是这样开始的。越来越多人加入，望向他人所望之处;也因此又有更多人加入。毕竟在他们视线聚焦的地方，的确有异象发生。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六，直到近傍晚时才有几朵淡淡的云吹来。而此刻，天空中那几朵淡云，竟像蔡国强的白日焰火或节日阅兵式上那种飞机尾痕绘出的图像般，隐约呈现出一个个字母的轮廓。这个像f，那个像r;这个像t，那个像s。这些云朵时时刻刻变幻着外形，但形状里包含的英文字母却变得越来越确凿。云朵与云朵之间的距离也悄然改变着，就好像这些字母云正在秘密结社，组成一个个单词，乃至一句句子。
反应迅速的看客已掏出手机，开始拍下这幕奇景。还有人直接把单词抄写下来，如同记录一场天启。那是云的顿悟吗？还是来自未知的神迹？总之，人们的记录大致相同：在这场持续了近三分钟的奇景里，云朵拼出了一句由十个单词组成的句子——for it is soon cut off and we fly away。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随后，这些字母云朵不可思议地迅速聚集起来，变成一整朵小型积雨云。如同被明天广场高耸的尖顶刺破，一场局部地区阵雨落下，站在人民公园里的人仅仅感觉到远处飘来的似有若无的几滴。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料到，古尔布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古尔布来到人民公园纯属偶然（更不用说还有几百米偏差）。但他在这一天（2022年2月22日）来，却是他选择的结果。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里有很多疑团要解开，尤其在这一时间段（2020-2022年）内，该地区的胶囊——暂且理解为“以某种形式被存储保留下来的讯息”好了——如此缺乏，以至于事实上，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并不大。他打算从艺术家施策着手，毕竟在他“考古发掘”出的六颗胶囊里，施策出现在了其中四颗里（66%）。而“联盟”档案Doc还显示，其中一颗（#SH20220222PP）里还包含了“可能的身份冲突”（Possible conflict of identities），因此古尔布打算将之作为这次“田野调查”的切入点。
古尔布看过太多遍#SH20220222PP了：在监控摄像头式的俯拍视角里，有个头发蓬乱、穿着一身工装服的中年男人的背影，他正可怜巴巴地在一个垃圾筒边翻捡食物;不久，不知从哪儿跑来一位少女，把一袋外卖盒饭塞进那个中年男人手中，还向他鞠了一躬。古尔布甚至已经学会唱小视频背景里的那首歌，“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古尔布还记得画面上那行玫红色的字幕“暖心瞬间，美少女为流浪汉送饭”以及旁边“联盟”档案系统Doc自动生成的那条冷冰冰的不断闪动的银色备注：“提醒：可能的身份冲突（艺术家施策/流浪汉‘无名’）”。
正因为施策的形象太过清晰地刻入古尔布的意识领域，古尔布第一眼见到施策就立刻认出了他——他正拎着那袋盒饭，在黄陂北路南京西路口中国工商银行旁的横道线前等红灯呢。他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或给人那样一种感觉，就好像他正努力思考着什么，并且是那思考、而非红灯让他停在那儿。也许他一直就是这样，古尔布想，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姑且这么说——其实按古尔布那时代的时间逻辑，这应该是施策第二次见古尔布，古尔布第一次见施策）。
穿越时幸好有这几百米误差，我们才能在这个路口相遇，古尔布思忖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人行红灯变绿灯，他们在横道线上擦身而过。古尔布回头，确认了一下施策的背影：果然与#SH20220222PP里的一模一样——那个流浪汉的确就是他。说不定那个视频就是他自导自演的，古尔布心想，反正以绘画作为主要媒介的当代艺术家，偶尔客串表演艺术的并不少见。
就这样，带着提前完成任务般的喜悦，古尔布轻松而饶有趣味地逛了一圈人民公园相亲角，又兴冲冲地跑去荷花池边：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拨弄着琵琶，唱着苏州弹词《莺莺操琴》。“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古尔布听得入迷，既为这此前只在胶囊里听过的正宗蒋调，也为那妙不可言的回文结构。
古尔布走出人民公园时已是初夜。大光明电影院的广告牌霓虹闪烁：“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回顾展”。正巧，其学生时代的作品《今天不离去》将在15分钟后开场。宣传单张上写着，“1956年，塔可夫斯基进入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师从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1959年，塔可夫斯基与亚历山大·戈尔东合作拍摄的《今天不离去》获毕业学位奖。此片拷贝一度遗失，2021年才在挪威重现，现经4K修复，隆重上映。”去看一部101年前（1959年）的老电影？这想法令古尔布激动不已，他朝电影院径直行去。 电影开场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镜头：挖掘机探入地下，滚滚红尘四处飞扬。另一边厢，城市规划者正开会讨论发展方略。一切在行进，在运转，直到戛然而止的一刻：地下发现了二战时德军轰炸留下的导弹;若引爆这三十吨导弹，整个城市都将被炸毁。它们和以前一样危险吗？更加危险，因为没有办法接触它们。一个以45度角仰拍的镜头凝固了挖掘机暂停的那个瞬间，铲头在空中震颤，直至不情愿般地停住;向市委汇报的电话铃声，刺耳得如同警报。
解决方案迅速成形：先把全城居民疏散到安全区域，再将这些导弹运至无人区引爆;而这一切需要极度小心，因为导弹随时可能爆炸。应该派谁去清理弹区呢？这不是战时，我不能让我的人去送死。如果可以，我愿意亲自去运这他妈的导弹。但你没这能耐！讨论激烈，但也有无畏的志愿者，更有战时的消防员主动请缨。最后决定：由上尉领导大家各行其职，清理弹区。
电影用了不少篇幅刻画清理导弹时的紧张感，以及人们的智慧和无畏;但更意味深长的却是一段副线情节：就在全城动员清理导弹时，还有几位医生和护士在某病房内努力救治一位已然休克的病人。如果说整部电影的隐喻色彩稍嫌浓重的话，这一幕却是隐晦而暧昧的：这个段落是清弹工作的隐喻吗？还是为了突出在全民动员的状态下一些专业人士的自我选择？电影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或许这恰恰构成其迷人之处。
虽然《今天不离去》并没有展现出塔可夫斯基成为大师之后的签名式影像风格，但古尔布仍然看得很过瘾，毕竟这是大银幕，毕竟与几百人共度了一段民主生活般的宝贵时光，也毕竟，在古尔布的青年时代，他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缺乏反思只讲究感官刺激的、雷同而乏味的“三战”电影。
回公寓的路上，古尔布开始隐约意识到这部电影的情节与自己的这场时间旅行间似乎存在某种对位法：历史学家的工作，哪怕在时间旅行成为可能之前，都多多少少类似于“清弹”，就好像只有妥善处理来自过去的危险讯息，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但古尔布又觉得，这种相关性似乎又太过明显，假设自己只是某个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那么安排他去看这样一场电影也未免太刻意了。想到这些，古尔布有点得意地笑了。
古尔布确信并非有人在安排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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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联盟”对于“穿越间穿越”是否必须留下口令没有硬性要求，但古尔布还是多留了一个。这主要是因为他觉得人民公园太好玩了——虽然历史书上对这段“美好年代”有颇多记载，但真正（或至少，几乎“真正”）身处其中带来的愉悦感还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早已厌倦了2060年那种号称科学、民主、理性、井然有序的无聊现实，反倒是这鲜活的，夹杂着野蛮、狂欢及杂乱气息的时代重新激活了他的“生之趣”——也许他还来得及在完成田野调查后，返回那一天的公园，再好好玩耍一番。
2021年12月2日的穿越时点是晚上6点。在接近北纬31度的上海，初冬的夜幕早早降临，因而没有人发现头顶上方，有几片云正默默变幻成单词，单词又聚集成一句句子，“You will not fear the terror of night”，你不会害怕黑夜的惊骇，也没有人发现那些云很快变成一场小阵雨，降落在安福路寂静的弄堂里。
古尔布为这一天准备了名片。名片正面印着：“古尔布，历史学家”，下面用更小的字号写着，“时间旅行者，来自2060年6月22日”;反面则印着他的英文名字“Gulb”和一个二维码（可以链接到他的豆瓣主页）。古尔布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联盟”颁发的《时间旅行者工作手册》（《手册》）之《时间旅行途中的信息披露》一章中对于如何披露自身身份信息有明文规定，“如确属必要，可以披露自己是时间旅行者的身份，但一旦决定披露，所披露的信息里不得有虚假成分”;另一方面，2021年的人们还仅仅把时间旅行视为科幻小说里的想象，而这种对“虚构性”的自动默認反而令他自由，尤其是那些想象力丰富的艺术界人士，他们会觉得古尔布不过是在搞“名片艺术”，不会真的对他的身份起疑心。
那是古尔布第一次“真正”进入2020年代的社交场景。他看过很多胶囊（按《手册》定义，胶囊是“以文字、绘画、音频、视频等方式对特定时空的记录，可作为时间旅行者落脚的时空节点”），也读了很多关于“美好年代”的研究文献（历史学家一般将201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代末“事件”之前的那段时期，称作“美好年代”），但踏入实景的第一分钟，古尔布还是感觉猝不及防。
他刚跨入胶囊画廊的院子，一个双手各拿着一杯香槟的瘦长男子便热络地迎上来，一边把酒递给他，一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上海话叫了一声“老古”，就好像他不是一个从39年后穿越而来的时间旅行者，而只是一个几星期未见的老熟人。
“老—古最近勒了忙啥？”瘦长男把“老”字拖长音，后面的几个字又跟得极快，像在玩Freestyle。
“么啥特别呃，就搞搞‘辰光旅游’，跑到2021年来看看西洋镜咯。”古尔布发觉自己的上海话讲得竟然还不错，田野调查前的几堂培训课没有白上。
“哦—哟，幽默还是侬幽默。”瘦长男说道，“来来来，夯特一杯。”两人碰完杯，瘦长男便扬长而去，寻找新对象社交去了。
已入夜，胶囊画廊的花园里散发着青草微微湿润的香气，这让古尔布兴奋不已。他猛吸了一大口“美好年代”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他这才意识到刚才那位交际男用上海话叫的可能是“老哥”，他应该并不认识自己。
虽有工作在身，古尔布还是决定再喝一杯，毕竟他有十六分之一西班牙血统（他的祖父的祖父来自赫罗纳）。就这样，他在吧台边遇见了第二个社交对象，一位自称“只是艺术爱好者”的娇小女生Renne。
“你也是施老师的粉丝吗？”女孩也可能只是想在等酒的时候随便聊些什么。
“可以算，”古尔布谨慎地答道，“特别喜欢那幅手指上停着一只蜻蜓的。”
“我也是！”女孩迅速回应，“还有那幅电影院里的……啊呀，记不住名字。” 古尔布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不记得看过相关胶囊，便附和道，“是啊，作品名字实在记不住，而且他的画总是像谜语。”
“谜语……”女孩停顿了一下，像在把词语咀嚼到可以理解的程度，“我觉得他画的是谜底。”
古尔布点了点头，虽然他并不十分理解女孩的意思，但他们还是愉快地交换了名片。女孩的名片上写着“张仁丽，Renne Zhang，上海市后‘茶馆式’教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厉害，厉害厉害。”古尔布像那种在微信聊天里会连竖三个大拇指表情的中年男人那样不知所云地夸赞道。
而女孩把古尔布的名片正正反反看了两遍后，笑着问，“你也是艺术家吧？”
古尔布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随后指了指展厅。“我先看看，我们回头聊噢。”这才摆脱了这段洪常秀式的尴尬场景。
古尔布有点得意，因为人们的反应如他所料。他心情愉悦地开始了“田野调查”——他常和同事吐槽，城市里哪有什么“田野”（field）？但制定《手册》的人就是不肯将这个舶来词的翻译改成更合理的“实地调查”——好吧，田野就田野，古尔布想着，毕竟露天花园的田野里散发出泥土的香气。
几乎不费多少气力，古尔布就找到了那幅他要重点调查的《2020.2.6 21：30，30.628，114.263》，这颗胶囊（#WH20200206CP）因为被Doc系统判定为“嵌套错误”（Nested error）而遭删除——它就挂在进门第一个展厅正面的墙上。古尔布意识到：这既说明了这幅画在《藏家画室》整个展览中的重要地位，也有技术上的考量——它与施策的其他作品太不一样了。仍是“负片”式的配色，画面内容却是高度抽象的，只有一些粗犷的线条和色彩，甚至说它是A.R.彭克的洞穴画也说得通。而那根仿佛一笔画成的粗线，既有点像心电图，又有点像可视化的音量图示，起先还有规律有节奏地律动着，随后突然变得平缓，乃至变作一根了无生气的直线。与此同时，画面右侧的底色愈来愈亮，直至炫目的程度。
凝视许久之后，古尔布凑得更近一些。眼睛适应了炫目的光彩，便能在作为整体印象的炫目之下发现层次与细节。他注意到在那片亮色背后，似乎还有一些隐藏的线条。就像小汉斯·荷尔拜因的油画《大使们》里的那个头骨，施策的这幅大画里也暗藏着一幅小画。古尔布终于看出端倪，在画中画里，一位老人坐在一幅拼图板前，已经拼出的图案是一间收藏家的画室，画室中错落悬挂着好几幅施策作品，其中也包含了这幅画自身——《2020.2.6 21：30，30.628，114.263》。
古尔布顿时兴奋了起来。这不仅因为他发现了所谓“嵌套错误”的原因，也不仅因为他马上可以用一种崭新的眼光看待整个展览，将之理解为一个相互引用，彼此索引，集哥德尔的精确、埃舍尔式的迷宫及巴赫式的节奏感为一体的，同时绘出艺术家自身肖像的“集异璧大胶囊”，而且因为这些作品的创造者施策先生——他穿着一身工装服、头顶戴着一个矿灯般的射灯——此刻正从画廊主里柯先生的小房间里走出，向古尔布投去似曾相识的一眼（尽管这是他第一次见古尔布，古尔布第二次见他）。古尔布知道，施策将走进露天花园，即将在画布上绘下的新作之中将包含他刚刚亲眼看见的那幅画，而且，在那幅画中的画中画里，施策将用如同波斯细密画般的线条和尺度呈现《2021.12.02 18：18， 31.213，121.442》这幅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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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在人民公园肆意游荡，古尔布并不喜欢“穿越公益”这一部分，但《手册》上明文规定了“时间旅行者在穿越期间，有义务选取适恰的平台，根据本手册附录《问答指引》的框架，回答彼时人们提出的相关问题，以‘取之于彼时，用之于彼时’”。古尔布特地选择了豆瓣，一个在他父亲的青年时代（2010—2020年代）非常活跃的社交网站。
2019年6月24日，馬上就要八点钟。仅仅三天就已经有了四万多个粉丝的古尔布从民宿（“联盟”为他在TTBnB上租的）柔软的床上——恰好就在施策和小说家的小区里——醒来，打开电脑开始回答问题。
以下为精选摘录（为保护隐私，一律隐去了提问者的ID）——
问：来到地球上，你感觉还好吗？
古尔布：我可一直在地球上。我是时间旅行者，不是外星人。
问：2060年已经找到外星人了吗？
古尔布：是的，他们很友好;但与地球人相比，外星人没有那么高科技。
问：2060年人类灭亡了吗？
古尔布：没有灭亡。但的确，2050年之后，全球人口数显著下降。
问：据说时间旅行者只能回到自己出生之前？你能与过去的自己相遇吗？
古尔布：技术上我们已经能够回到过去的任何一个时点。但通常，我们还是会避免与过去的自己相遇，以免尴尬。就是那种春节一家人吃饭时，母亲又开始回忆“你小时候……”的那种尴尬。
问：你是通过什么工具或方式完成时间旅行的？
古尔布：抱歉，这部分不便透露。但可以说，时间旅行是以一种相当自然的方式进行的。
问：2060年还有春晚吗？
古尔布：春晚一直有。不过那时候的春晚已经全部由AI来表演节目了;当然，这也谈不上什么巨变。
问：能够去未来旅行吗？
古尔布：据我所知，朝向过去的时间旅行目前主要通过胶囊——也就是那些以文字、绘画、音频、视频等方式对特定时空的记录——来实现。未来胶囊目前测试下来还很不稳定，科学家仍在进行各种实验。
另一方面，2060年的人们都相信，更重要的是在当下识别未来。我们经常会从见所未见的现象旁经过而毫无察觉，因为我们的眼睛和思维太习惯于捕捉和归类那些我们体验过的东西。也许一个崭新的世界每天都在我们面前出现，而我们根本察觉不到。1 所以学会如何看，如何听，如何观察和如何记录更重要。
问：时间旅行者能改变世界吗？世界上真的存在平行世界吗？ 古尔布：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技术上，时间旅行者能改变世界，但这没有多少意义。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如今都认为历史的演进与其说是一根直线，不如说可以比喻成某种有枝节和分叉的树状结构。所谓“改变世界”，照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来讲，就等于在改变的节点上原本要选A，现在则选了B，但我们渐渐发觉并深信，树有树自身的逻辑，我们会发现选A和选B最终没有太大区别，就像分叉了的两根树枝总是如此相像，而那棵树还是会兀自往前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平行世界”，只是小径分叉、但最终结果并无多少分别的世界。
问：你确定我们即将经历的未来就是你所经历过的过去吗？
古尔布：如果你理解了我刚刚说的“小径分叉的世界”，那么可以说你们即将经历的未来与我经历过的过去会非常接近，就算不是百分百一样。
问：2030年的世博会将在哪里举行？
古尔布：韩国釜山。
问：2032年的夏季奥运会呢？
古尔布：澳大利亚墨尔本。
问：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会夺冠吗？
古尔布：会。但……
问：2060年之前中国男足打进过几次世界杯？
古尔布：我们还是聊一些开心的话题吧。
问：你的预测真的准吗？
古尔布：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准”。或许还是要回过头想一想我说的“小径分叉的世界”。
问：未来四十年有哪些重要的年份？
古尔布：2024，2030和2048。
问：有什么我们现在的“迷信”到了2060年成了科学？
古尔布：我并不信奉这样的二分法，而且我也不够了解你们现在有哪些“迷信”。不过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如今科学家们发现，当一种黏稠的液体——比如洗发水——落在一个平面上时，的确会发生旋转堆叠的现象，在理想状态下，在北半球会逆时针旋转堆叠，在南半球会顺时针堆叠。我看过一部你们这时候的电影，有个被绑架的人就是从冲马桶时的漩涡方向判断出自己在南半球的。但也不一定准，因为理想状态不易达到。
问：2060年還有豆瓣吗？
古尔布：没有了。
问：在2060年，肉、蔬菜和水果哪样最贵？
古尔布：水果最贵，尤其是牛油果。
问：2060年仍然实行一夫一妻制吗？
古尔布：是的。但婚姻从我三岁那年（2035年）起，就需要每六年续约一次，续约两次后方可成为你们这个时代的那种“长期婚姻”。结婚之前，双方还必须度过同居一年的“冷静期”。
问：二十一世纪最快乐的是哪几年？
古尔布：你们现在就是，2030年以前都是好年份。
问：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座右铭？
古尔布：“我仍然记得未来。”
问：能否说说这次旅行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古尔布：有一天，我在人民公园门口看见有个小贩在卖“神奇的假鸡蛋”，旁边有好多人围观。小贩拿鸡蛋给围观的人摸：“像不像真的？”“真的很像。”“几乎一模一样。”人们纷纷称奇。然后小贩拿起其中一个假鸡蛋，专注地竖了一会儿，蛋竟然真的竖了起来。随后他声称这种假鸡蛋之所以也能竖起来，是因为它不但外形像真鸡蛋，连内部的蛋白和蛋黄都做得非常逼真。说罢他拿起一个蛋，狠狠摔在地上，果不其然，蛋黄和蛋白流了出来，那种液体黏稠的感觉简直就像真的。“五块一个，五块一个”，随着吆喝声，小贩卖掉了好多个“神奇的假鸡蛋”。据说他还有个淘宝店，扫二维码进入，满两个就可以免运费。
问：有人说你是一个营销团队创造出来的虚拟人物？
古尔布：那还不如说我是小说家创造的呢。据我所知，有一个西班牙作家倒真的写过一个名字和我很像的外星人角色，那位作家叫爱德华多·门多萨。
问：你还会再回豆瓣来回答问题吗？
古尔布：不会。我马上要回去了。
网友：请代我们向2060年的人们问好！
古尔布：谢谢！一定！
2019年6月24日上午10点03分，古尔布在豆瓣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日记后返回2060年。那则日记的标题是《2401300348052》，正文则是那句他穿越第一站时留下的“云端口令”——
for it is soon cut off and we fly away，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两颗流星从远处同步飞来。
一秒明，一秒灭，由远及近，在明灭之间穿过憧憧雾气，逐渐变大、变亮、变得清晰。“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声音也在变大、变响、变清晰;在某个瞬间，它终于越过听觉的阈值，侵入我始终处于待机状态的意识系统。我几乎本能地后退一步，靠在公寓大楼入口的铁门上。
那么，就跟我们来吧。
他们还在那儿，高个黑衣男子在左，矮个灰衣女子在右。他们的声音冷静而确定，就好像在简单的句子里植入了某种让人自愿服从的催眠因子，又礼貌地带着洞察一切的暗示，仅仅用一个“那么”就清晰无疑地告诉我，他们了解我的处境，明白我生活的上下文，以及这一邀请——如果不是命令——中暗含的不言自明的逻辑、些许无奈感和很多必要性。
桥上的风很大。黑衣男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A4纸，用双手举在胸前给我看。他的动作郑重而富有仪式感，仿佛这里是舞台。我向他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灰衣女为我戴上眼罩。
取消了视觉，对声音就变得更敏锐。汽车在略微潮湿的路面驶过的声音。阵风断续的呼啸声。河水拍岸的声音。不远处两个男人的聊天声。刹车声。（可能是）照相机按下快门的声音。（可能是）自行车链条有规律的哐当声。还有更多无法轻易溯源的声音，只能用象声词描绘的声音，像一些有规律的沉闷的“嗵嗵嗵”，一段时间里持续高频的“Plinginging——”，也就是说，一些只能用声音本身代表的声音，这些声音让人反过来怀疑，对于先前那些较为明确的声音的判断是否太过急切太过主观了。毕竟，我们都曾在电影博物馆里见识过配音的魔法，那些哒哒的马蹄都是人造的。
摘下眼罩，有点急切地环顾四周，想借视觉助力，抓住那些声音线索。原来，那一通“嗵嗵嗵”来自河边工地。巨大的打桩机是执着的鼓手。
灰衣女子做出“请移步”的手势，我们来到桥的另一端，那栋亮着“人民邮电”霓虹灯的历史建筑前。黑衣男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A4纸，举在胸前给我看。我再一次点头。灰衣女给我戴上降噪耳机，耳机里传来一段耳鸣般的、相较于音乐更接近沉默的旋律。在这段“准音乐”（或者，“反音乐”？）的伴奏（或“掩护”？）下，我将视线投向城市的东南方向。
正是日与夜交界的虎狼时分。不远处另一座桥上，一个抽象的红点平滑掠过，另一颗流星。风中的云正以延时摄影般的加速度移动，仿佛它们已经知道了某些我们尚不知道的东西，正在进行一场秘密迁徙。而东方明珠的塔尖，快要刺进云的心脏，那会是一场局部地区阵雨吗？陆家嘴三巨头紧紧靠在一起密谋，他们并不担心阵雨，至少上身不会淋湿。在近处，在低处，几只马甲袋匍匐着跳跃着，试图穿过马路，如在陆地蝶泳。十字路口的交通协管员厌倦地背过身，凝视着苏州河的水面：已经不是一小时前的那些水了，但倒映的风景没有变。还有游客举起相机，试图将我所身处的这栋历史建筑变作他们记忆里的图像史，他们应该拍不到站在门廊阴影处的我。
音乐声戛然而止时，我才回想起它的存在，它教会我如何看。而一旦失去那段音乐的掩护，眼前的默片便恢复成了监控摄像头里冷淡乏味客观机械的图像。
2
你闻到一些味道。有点像电线烧焦或短路的气味。你起身，在各个房间搜寻气味的源头。卧室里没有味道。厨房里也没有。客厅里隐隐约约。卫生间里，那种气味似乎稍浓一点。你打开房门深吸一口气：走廊里也没有什么味道。
可能是错觉。你一边这样想，一边打开厨房的窗户和卫生间的排气扇。十分钟之后，那种气味更浓了。你走到阳台，发现楼下有动静。几辆警车和一辆消防车闪出红色与蓝色交织旋绕的光影，在小区花园里聚集起来的人们仰着头。应该是哪里着火了。
你穿上外套戴好口罩，拿上手机、充电宝和身份证便迅速下楼。电梯里，人们交换着疑惑的眼神。到了底楼，你与三位身背灭火器的消防员擦身而过。你本能地掏出手机想拍下他们的身影，但他们走得飞快，你只拍下些似有若无的痕迹。
你加入了在小区花园里仰头的人群。是你所在那栋楼的702房间的厨房着火了，隔壁人家报了警。还有个人困在隔壁房间里。似乎已没有明火。你看那儿是不是有些烟。人们彼此交流着讯息时，你的电话响了。
盒马先生被拦在小区入口处。你这才想起一小时前曾下单买了一斤奶白菜、四个即食牛油果和两瓶鲜榨橙汁。你拎着沉沉的奶白菜、牛油果和橙汁回到仰着头的人群里，看起来有点可笑，是那种在生死攸关的情境下微不足道的日常所激发的荒诞感。不久，维持秩序的警察告诉大家：火已被扑灭，但为了安全起见，仍需等候一些时间，待消防确认完毕方可回家。
在小区花园里等待着返回日常生活的你想起了一些事。比如十年前那个秋天发生在两个街区外的那场惨烈火灾。这场已被迅速扑灭的小火灾，之所以会引来与之不成比例的警车与消防车，当然和十年前的悲剧触动了此刻紧张的神经有关。你庆幸这种稍嫌过激的反应。又比如，你想到，虽然这些邻居的脸几乎都没怎么见过，但事实上你和这些神秘的陌生人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循着这样的思路，你突然意识到先前在房间里闻到的异味，正是因为连通大楼的排气扇才变得更浓的。整栋公寓楼的水管、电路、天然气管道是如何铺设的？那些气味、温度、湿气和细菌是如何通过建筑内部的秘密管道循环流转的？你想起这些隐匿的事物。
几天后，你将在美术馆的墙上读到一段文字，那段文字将重新唤起你的这些思考。“一旦证实了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安心的表面下其实潜伏着不明事物、有机体与隐蔽空间这种怀疑，沉默的几秒就足以让人心跳加速。事實上，我们被各种蛛丝马迹所包围，它们向我们透露，在我们居住但不假思索的建筑中，还存在隐秘的生命。”
3
小区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位神奇的画家，大家都叫他“施老师”。最初大家叫他“老施”，后来他出了名，为了强调称呼里的尊敬感，人们纷纷改叫他“施老师”。除了回文带来的韵律感外，用上海话读起来也像Sloth（树懒），尊敬之中透露出俏皮和幽默。 施老师几乎每天都在小区里写生。花园、健身区、池塘边、屋顶、楼道、门禁处甚至停车库。架好画架和画布，备齐画笔和调色盘，他首先会长时间观察他要画的对象，是在旁人看来简直称得上入神的那种久久凝视，随后才落笔。而他的神奇之处，简单说来有二。其一，说是“写生”，施老师却并未把眼前的事物或风景原原本本地画下来，至少在旁人看来，他完全是在画别的东西。流传最广的一则轶事，是施老师画银杏。就是小区花园正中的那棵古银杏：小区只有23年历史，银杏却有百年寿命;因为是林业部门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古树，事实上小区是围绕着银杏布局和建设的。据说施老师画银杏那天，是一个爽快清朗的秋日，所以围观者很多。当时银杏叶已一片金黄，在黄昏暮色里随风摇曳，发出如阵雨般的声音。然而，他在画布上录下的却是一张女子的脸：如立体派同时展现正面和侧面，厚涂的颜料，果断的线条，表情介于哭泣与愤怒之间。施老师每看一眼银杏，就在画布上落下一笔，似乎在作为写生对象的银杏和画布上的女子之间，存在某种旁人无法参透但对他而言确凿无疑的关联。其二，从最直观的视觉感受来看，他画下的诚然是一幅幅油画，但画作的用色使之更像一张“负片”，或者说，他的画更像油画的“底片”，需要一种类似显影过程的观看。观者需要将目中所见的亮转换成暗，而将画面中的暗译作明。有些偷懒的观者，会用照相机拍下施老师的画作，再用Photoshop之类的软件调整正负像，如此“数码冲印”的结果常令他们惊讶：那明与暗的转换法，施老师与机器一样精准。
没有人知道702室厨房着火的那个傍晚，施老师是在哪里、以怎样的方式写生的，但那张作品《2019.11.28 17：30，31.236，121.441》——他的每件作品都以精准的时间和经纬度命名——证明了他那一天也在场。当然，两年后在施老师个展现场亲眼看见这幅画的观众，即使是那些恰好住在那个小区、见证了那个慌乱黄昏的人，也很难单凭这串数字便将画作与火灾联系起来。直到展览开幕后有一篇展评透露了这一细节，人们才带着后见之明，纷纷声称看见了图像与事件之间勾连的隐晦线索。
那幅画是这样的：一个青年躺在铁架床上，赤裸的上身从被窝里露出;他双目圆睁，盯着停在右手食指上的一只蜻蜓。不知道是夜晚还是白天，夏季还是冬季，也很难判断床头柜上的台灯是明还是暗。青年有一张中国人的脸，但从床架的风格和卧室层高来看，都像在欧洲，也许是意大利，也许是葡萄牙。
我希望我能更好地描述给你们听。
4
弄堂深处有不一样的时间。
高耸的梧桐枝叶如十指交叉般描出安福路，是咖啡馆、小剧场、网红潮店、独立Boutique和西洋酒馆餐厅密布的士绅化社区;但你只要拐入弄堂，就好像时空穿梭，会感觉别有洞天。比如马里昂巴旁的安福路275弄：齐刷刷一字排开的分类垃圾桶旁张贴着“红黑榜”;不远处的黑板报上，古早的暗黄色手写字正告天下，“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自防能力，不给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再往里走，居委会合唱团正在排练，唱到高音处，屋外树上的雀鸟齐刷刷腾起，而奶白色外墙上有个可疑的黑色手印;还有人在14号的绿色门牌上贴了张红底白字的倒三角形贴纸，贴纸上写着“Sein”，仿佛非如此不可;而在这条如弯折的吸管般的弄堂更深处，还有岔路，一只警觉的黑猫倏忽间消失在黑色铁门底下。胶囊画廊就在对面那栋洋房里。
这一天是施策个展《藏家画室》（Un cabinet d’amateur）的开幕日，展览标题取自法国小说家乔治·佩雷克的同名作品。在法语里，收藏家常被称作“amateur d’art”，其中的“amateur”在英文中有“业余”的意思，但法语取其本意“爱好者”——也许是因为在词源学上更接近“爱”：“amateur”来自意大利语“amatore”（爱），或拉丁语的“amator”（爱好者）及“amare”（动词“爱”）。“cabinet”则指“陈列室”。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收藏家的陈列室如同博物馆的雏形逐渐兴盛，同时也渐渐出现了描绘藏家画室的油画。这类作品往往会以画中画的形式呈现收藏家收藏的很多件作品（有时一幅画里会有成百幅藏家所收藏的画），而收藏家本人也常常出现在画面中，令人联想起猎人与猎物的合影。施策为展览取此标题，究竟是在暗示画家也可被视作现实世界某些瞬间和场景的藏家，还是希望这些画作被藏家看中收藏;究竟是在探讨画廊及美术馆与收藏机制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暗示艺术与小说的共通之处？或兼而有之？
让我们把这些问题暂且搁置，先来到2021年12月2日的这个黄昏。此刻将近六点，艺术圈的朋友们陆续赶来，聚集在画廊外的露天草坪上。盛着香槟的酒杯清脆的撞击声夹杂着各种语言交织而成的厚厚一层和鸣，带着些许潮湿感的青草香混杂着围墙另一侧居民楼灶间里飘来的干煎带鱼的味道，洋房底楼贯通的四间展厅泻出的白色光线辉映着高悬的圆月洒下的柔和暗黄，而主角施策却躲在画廊主里柯先生的办公室里，喝着后者为他调制的蜂蜜柠檬茶。以艺术家的标准而言，施策属于不爱社交的那类，他极少接受采访，也几乎从不诠释或解读自己的作品。就算有人暗示明示说这只是他的自我营销策略，他都既不反驳也不动气，只是一笑置之。因此，《藏家画室》的展览前言非常特别，没有策展人充满艰涩术语的文字，只简单排列着一个个日期和经纬度坐标，简直像出自河原温之手。也因此，这一天的开幕式上没有艺术家致辞环节，而代之以一场现场表演——施策将在画廊的露天草坪上现场作画，这幅画以及记录作画过程的影像将于开幕后在最左侧的那间展厅里展出。
一身工装服，头顶戴着矿灯似的照明灯，施策走到画廊外的露天草坪上时，很多人甚至第一眼都没有认出他。但人群很快安静下来，在他身后自然列出一道弧线。表演开始了。天空已近深蓝，夜幕缓缓降临，施策头顶的照明灯把一束光聚在画布中央，就好像要以此来划定舞台的區域。在他眼前，是胶囊画廊贯通的四个展厅，展厅外，竹子疏落有致地排列开来，于是对称而相似的窗户也不显得呆板，如主题旋律之中有悄然的变奏。施策定定地凝视了很久，也可能只是三五分钟，但因为近百人共同的屏息等待而显得比实际上更漫长一些。观众的脑海里，此刻正同样展开一幅幅具有各种可能性的空白画布吗？他们熟悉施策，深知他有可能画下任何东西，除了眼前所见。或更确切地说，他有可能将眼前所见表现为任何东西。 这便是那幅一个月后真的被搬进一位沪上收藏家画室的《2021.12.02 18：18， 31.213，121.442》，由于那位收藏家也是某个颇具影响力的传媒集团的老板，这幅作品后来成为该媒体的年刊封面从而更广为人知。
画面上，一位相貌极似施策本人但看起来又比他年长不少的老人坐在一幅拼图板前。已经拼出的图案是一间收藏家的画室，画室中错落悬挂着好几幅藏品（显然是施策自己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此次个展展出的画作，可是拼图板中间还留下一个黑影：还缺一块拼板。空缺的形状是S，而画中人手里拿着的拼板也正好是S;他正把手中的S嵌入那唯一的缺口，但他发现这块拼板太厚了——它突兀地高出拼图板表面几乎有一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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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施策去人民公园相亲角时，穿的是同一套工装服。
那时他的画已从“小区时期”过渡到“公园时期”。照他的说法，那个周六他是去公园“勘景”的。在社交媒体极度发达、约会APP花样百出的时代，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线下交友空间反倒越来越热闹。施策实地观察了几次后，大致分析出了个中缘由：首先，如今的线下之于线上，如同暗网之于互联网，浸淫着模拟时代的秘密气息，因而特别适合父母私下替孩子相亲;其次，这也是平日里困于乏味呆板的退休生活里的那些老年男女逃离家庭、寻求喘息的难得机会——很多时候，为子女相亲更像是顺便或随缘的、具有附属性质的佛系诉求（或托辞）;他们只是想出门见见朋友聊聊天，再去国际饭店楼下的面包房买几只蝴蝶酥或窝进大光明的座椅里面，看一部下午场电影。
那个周六是个大晴天，相亲角热闹非凡，弥漫着一种市集般的欢快气氛。施策从南京西路星巴克旁的侧门进入，绕到荷花池南侧，打算从人流相对较少的部分逛起。荷花池旁的玻璃房子里，一個手机品牌正在举行发布会，打扮时髦的青年男女不时发出一阵阵演唱会式的欢呼。玻璃房门口，一个穿着红裙的少女吸引了施策的注意力：她正拿着一根树枝，在一个标示着“可回收垃圾”的垃圾箱里寻找着什么。
她看起来不太像靠拾垃圾为生的流浪者，而更像精心打扮后，准备去赶赴一场约会。施策走近了些，想一探究竟。可能是余光瞥见有人走来，少女抬起头，向施策投去求助的眼神。先生，能不能帮我个忙？施策很高兴她没有叫他“叔叔”或者“师傅”。而少女向他解释，刚才补妆时，不慎将一支口红掉进了垃圾箱。还挺贵的呢，她补充说。虽然感觉有些匪夷所思，但因为少女如此迅速而果断地将手中的树枝塞进他的手里，施策便带着一丝好奇在垃圾箱里翻找起来。稍等我一下，我就回来，他听见少女说道。
垃圾箱里有几个塑料瓶，还有两个可口可乐铝罐。垃圾分类倒是分得不错，施策心想。以45度斜角探入垃圾箱的视线毕竟受限，小小的口红从瓶瓶罐罐的间隙落进箱底恐怕是大概率事件;但施策注意到垃圾箱上了锁，因此不可能把整袋垃圾掏出来彻底翻检一番。就在这时，他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红衣少女回来了。她满脸笑容，提着一袋看起来很像外卖餐盒的东西向施策小跑过来。施策一头雾水，露出不解的神情;但他刚放下树枝，少女便把那盒外卖塞进他的手里，随后不可思议地向他鞠了一躬，就转身离开。
一个在垃圾箱里翻找丢失口红的少女莫名其妙地塞给他一份外卖随即又无缘无故消失，施策事后回想，觉得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半途而废的聊斋故事，在日常的表面之下因为事件之间缺乏逻辑而泄露出某种不真实、乃至惊悚的意味。但在当时，他只是感觉恍惚，怀疑这一切是不是自己的臆想。他多少有点可笑地拎着那包外卖穿过相亲角，在摊主们猎人般的锐利目光下显得像一个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同时短缺的怪叔叔。一直走到大光明对面公园正门口，施策才想起来看一看手中的外卖盒里究竟有什么。一盒米饭。一盒小炒肉片配韭黄炒蛋及娃娃菜。他突然感觉有点饿，但理性告诉他应该把这来历不明的外卖扔进垃圾桶，可路边只有干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垃圾箱……他决定拎着那包外卖回家。
6
小说家远远看见施策拎着一袋外卖朝他的方向走来时，机敏地侧过身体。虽然住在同一个小区，但小说家不太确定施策是不是认识他，总之相亲角并不适合这两个叔叔级的男人偶遇。他记得曾在一篇采访中读到过施策说自己是不婚主义者，“婚姻绝不是维系一段浪漫人际关系的最佳制度，甚至恰恰相反”，他记得他的原话。所以他可能是来寻找创作灵感的，小说家这样推断。
小说家不想让施策看见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正在“搞创作”——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面前搞创作，当然有班门弄斧之嫌，尽管小说家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小说家更反对用成语，他讨厌使用“班门弄斧”这样的成语远远超过“班门弄斧”本身——或者可以反过来理解：恰恰因为他更喜欢发掘成语背后可能蕴含的复杂意味，所以他才讨厌按照成语的惯常用法来使用它。
就拿“班门弄斧”来说，原指在巧匠鲁班面前玩弄大斧，“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事，不自量力”——词典上这样写。但小说家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尊重特定行业内专业人士的正确态度，唯有在专业人士面前展现自己的实际水平，才能获得正确的评价和指导，取得真正的进步，而不仅仅是收获一些浮夸的赞扬。倘若“班门弄厨”，鲁班说不定就会点赞，但这样的赞美有意义吗？小说家由此发明了一个新成语“侯门弄厨”，即要向米其林三星大厨Jol Robuchon（侯布雄）展现厨艺，那才是真本事。
总之这一天，小说家在人民公园相亲角里搞艺术。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身前撑开一把伞，伞上贴着“征友”启事——粗看起来与其他摊主没什么两样，直到你投去第二眼。稍微仔细点看第二眼，你就会发现——或至少会发现——他的伞与众不同。小说家的伞上印着一幅很像照片的模糊油画，是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1964年的作品《带着伞的女人》。女人左手握着一把米色长柄伞，却未握在伞柄，而是捏住伞口，就好像怕它不经意间会自动弹开;她的右手捂着嘴，好像在努力抑制悲伤的情绪;上衣左侧胸口还有一块钻石状的不明黑色，可能是口袋，又像心脏在流血。整个画面的模糊感契合着这种悲伤的情绪，给人一种照片本身在流泪的错觉;又或者，这是观者的眼泪？把这样一幅画印在伞面，也加深了不确定性：若不是此刻是晴天，观者或许会认为是真实的雨水润湿了伞面的布料。虽然整个相亲角都用雨伞作为流动的相亲告示板，但它们往往是中性的、平实的、不起眼的，仅仅具有功能性的，但小说家的伞却透露出一种不易说明的别样情绪。 更不可思议的是伞上贴的相亲启事。小说家认为，相亲角里的这些启事——无论写着“交友”“征婚”“觅缘”“找老伴”，还是用“独生女”“女儿”“独子”等标示出摊主与相亲对象的关系——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具有多重面向及维度的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一组由选定的指标及其“值”构成的描述系统;而选定哪些指标，往往显示出相亲者（或代为相亲者）的婚恋价值观，即他们看重什么，在意什么，又忽略了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家伞上贴的那则相亲启事完全是异类，甚至带着一些无厘头，就好像他打算刻意以某种无意义来对抗一种同质的、俗常的、被过分规训了的价值观。他的启事由这些内容构成——相亲者的网名（GEB）;他的星座图;他的一段心电图;他的微信二维码;他最爱的小说（《外星人在巴塞罗那》）;最爱的电影（《宽宽与非人类》）;最爱的肉食（神户和牛）;最喜欢的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最爱的水果（牛油果）;最爱的定律（波多克里斯第三定律，即发生过三次的事发生第四次的概率要比发生过一次的事发生第二次大67%）;最不能忍受的异性行为（挖鼻屎后将之弹到窗外）。
GEB当然是小说家虚构的人物。小说家不满足于虚构人物仅仅活在小说里，他希望自己笔下的人物能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发生真真切切的关联，成为他们的树洞、镜子、X光机，成为他们的想象客体甚至欲望对象。这与小说家对于虚构人物的看法紧密相关：他认为在小说里，人物可以不一定是真的，但必须可能是真的。
7
一个人抬头。随后是第二个：也许，他是好奇第一个人正在看什么，因为那个人看得那样专注，久久保持着仰望的姿势;又或许他只是想活动一下颈部，却在无意间复制了第一个人的动作和角度。总之，他们现在是人民公园里一对再也无法被轻易忽略的临时双人组，正以几乎同樣的角度仰起头，望向同样的方向。
这场“看”的传染就是这样开始的。越来越多人加入，望向他人所望之处;也因此又有更多人加入。毕竟在他们视线聚焦的地方，的确有异象发生。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六，直到近傍晚时才有几朵淡淡的云吹来。而此刻，天空中那几朵淡云，竟像蔡国强的白日焰火或节日阅兵式上那种飞机尾痕绘出的图像般，隐约呈现出一个个字母的轮廓。这个像f，那个像r;这个像t，那个像s。这些云朵时时刻刻变幻着外形，但形状里包含的英文字母却变得越来越确凿。云朵与云朵之间的距离也悄然改变着，就好像这些字母云正在秘密结社，组成一个个单词，乃至一句句子。
反应迅速的看客已掏出手机，开始拍下这幕奇景。还有人直接把单词抄写下来，如同记录一场天启。那是云的顿悟吗？还是来自未知的神迹？总之，人们的记录大致相同：在这场持续了近三分钟的奇景里，云朵拼出了一句由十个单词组成的句子——for it is soon cut off and we fly away。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随后，这些字母云朵不可思议地迅速聚集起来，变成一整朵小型积雨云。如同被明天广场高耸的尖顶刺破，一场局部地区阵雨落下，站在人民公园里的人仅仅感觉到远处飘来的似有若无的几滴。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料到，古尔布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古尔布来到人民公园纯属偶然（更不用说还有几百米偏差）。但他在这一天（2022年2月22日）来，却是他选择的结果。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里有很多疑团要解开，尤其在这一时间段（2020-2022年）内，该地区的胶囊——暂且理解为“以某种形式被存储保留下来的讯息”好了——如此缺乏，以至于事实上，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并不大。他打算从艺术家施策着手，毕竟在他“考古发掘”出的六颗胶囊里，施策出现在了其中四颗里（66%）。而“联盟”档案Doc还显示，其中一颗（#SH20220222PP）里还包含了“可能的身份冲突”（Possible conflict of identities），因此古尔布打算将之作为这次“田野调查”的切入点。
古尔布看过太多遍#SH20220222PP了：在监控摄像头式的俯拍视角里，有个头发蓬乱、穿着一身工装服的中年男人的背影，他正可怜巴巴地在一个垃圾筒边翻捡食物;不久，不知从哪儿跑来一位少女，把一袋外卖盒饭塞进那个中年男人手中，还向他鞠了一躬。古尔布甚至已经学会唱小视频背景里的那首歌，“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古尔布还记得画面上那行玫红色的字幕“暖心瞬间，美少女为流浪汉送饭”以及旁边“联盟”档案系统Doc自动生成的那条冷冰冰的不断闪动的银色备注：“提醒：可能的身份冲突（艺术家施策/流浪汉‘无名’）”。
正因为施策的形象太过清晰地刻入古尔布的意识领域，古尔布第一眼见到施策就立刻认出了他——他正拎着那袋盒饭，在黄陂北路南京西路口中国工商银行旁的横道线前等红灯呢。他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或给人那样一种感觉，就好像他正努力思考着什么，并且是那思考、而非红灯让他停在那儿。也许他一直就是这样，古尔布想，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姑且这么说——其实按古尔布那时代的时间逻辑，这应该是施策第二次见古尔布，古尔布第一次见施策）。
穿越时幸好有这几百米误差，我们才能在这个路口相遇，古尔布思忖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人行红灯变绿灯，他们在横道线上擦身而过。古尔布回头，确认了一下施策的背影：果然与#SH20220222PP里的一模一样——那个流浪汉的确就是他。说不定那个视频就是他自导自演的，古尔布心想，反正以绘画作为主要媒介的当代艺术家，偶尔客串表演艺术的并不少见。
就这样，带着提前完成任务般的喜悦，古尔布轻松而饶有趣味地逛了一圈人民公园相亲角，又兴冲冲地跑去荷花池边：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拨弄着琵琶，唱着苏州弹词《莺莺操琴》。“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古尔布听得入迷，既为这此前只在胶囊里听过的正宗蒋调，也为那妙不可言的回文结构。
古尔布走出人民公园时已是初夜。大光明电影院的广告牌霓虹闪烁：“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回顾展”。正巧，其学生时代的作品《今天不离去》将在15分钟后开场。宣传单张上写着，“1956年，塔可夫斯基进入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师从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1959年，塔可夫斯基与亚历山大·戈尔东合作拍摄的《今天不离去》获毕业学位奖。此片拷贝一度遗失，2021年才在挪威重现，现经4K修复，隆重上映。”去看一部101年前（1959年）的老电影？这想法令古尔布激动不已，他朝电影院径直行去。 电影开场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镜头：挖掘机探入地下，滚滚红尘四处飞扬。另一边厢，城市规划者正开会讨论发展方略。一切在行进，在运转，直到戛然而止的一刻：地下发现了二战时德军轰炸留下的导弹;若引爆这三十吨导弹，整个城市都将被炸毁。它们和以前一样危险吗？更加危险，因为没有办法接触它们。一个以45度角仰拍的镜头凝固了挖掘机暂停的那个瞬间，铲头在空中震颤，直至不情愿般地停住;向市委汇报的电话铃声，刺耳得如同警报。
解决方案迅速成形：先把全城居民疏散到安全区域，再将这些导弹运至无人区引爆;而这一切需要极度小心，因为导弹随时可能爆炸。应该派谁去清理弹区呢？这不是战时，我不能让我的人去送死。如果可以，我愿意亲自去运这他妈的导弹。但你没这能耐！讨论激烈，但也有无畏的志愿者，更有战时的消防员主动请缨。最后决定：由上尉领导大家各行其职，清理弹区。
电影用了不少篇幅刻画清理导弹时的紧张感，以及人们的智慧和无畏;但更意味深长的却是一段副线情节：就在全城动员清理导弹时，还有几位医生和护士在某病房内努力救治一位已然休克的病人。如果说整部电影的隐喻色彩稍嫌浓重的话，这一幕却是隐晦而暧昧的：这个段落是清弹工作的隐喻吗？还是为了突出在全民动员的状态下一些专业人士的自我选择？电影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或许这恰恰构成其迷人之处。
虽然《今天不离去》并没有展现出塔可夫斯基成为大师之后的签名式影像风格，但古尔布仍然看得很过瘾，毕竟这是大银幕，毕竟与几百人共度了一段民主生活般的宝贵时光，也毕竟，在古尔布的青年时代，他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缺乏反思只讲究感官刺激的、雷同而乏味的“三战”电影。
回公寓的路上，古尔布开始隐约意识到这部电影的情节与自己的这场时间旅行间似乎存在某种对位法：历史学家的工作，哪怕在时间旅行成为可能之前，都多多少少类似于“清弹”，就好像只有妥善处理来自过去的危险讯息，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但古尔布又觉得，这种相关性似乎又太过明显，假设自己只是某个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那么安排他去看这样一场电影也未免太刻意了。想到这些，古尔布有点得意地笑了。
古尔布确信并非有人在安排他笑。
8
虽然“联盟”对于“穿越间穿越”是否必须留下口令没有硬性要求，但古尔布还是多留了一个。这主要是因为他觉得人民公园太好玩了——虽然历史书上对这段“美好年代”有颇多记载，但真正（或至少，几乎“真正”）身处其中带来的愉悦感还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早已厌倦了2060年那种号称科学、民主、理性、井然有序的无聊现实，反倒是这鲜活的，夹杂着野蛮、狂欢及杂乱气息的时代重新激活了他的“生之趣”——也许他还来得及在完成田野调查后，返回那一天的公园，再好好玩耍一番。
2021年12月2日的穿越时点是晚上6点。在接近北纬31度的上海，初冬的夜幕早早降临，因而没有人发现头顶上方，有几片云正默默变幻成单词，单词又聚集成一句句子，“You will not fear the terror of night”，你不会害怕黑夜的惊骇，也没有人发现那些云很快变成一场小阵雨，降落在安福路寂静的弄堂里。
古尔布为这一天准备了名片。名片正面印着：“古尔布，历史学家”，下面用更小的字号写着，“时间旅行者，来自2060年6月22日”;反面则印着他的英文名字“Gulb”和一个二维码（可以链接到他的豆瓣主页）。古尔布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联盟”颁发的《时间旅行者工作手册》（《手册》）之《时间旅行途中的信息披露》一章中对于如何披露自身身份信息有明文规定，“如确属必要，可以披露自己是时间旅行者的身份，但一旦决定披露，所披露的信息里不得有虚假成分”;另一方面，2021年的人们还仅仅把时间旅行视为科幻小说里的想象，而这种对“虚构性”的自动默認反而令他自由，尤其是那些想象力丰富的艺术界人士，他们会觉得古尔布不过是在搞“名片艺术”，不会真的对他的身份起疑心。
那是古尔布第一次“真正”进入2020年代的社交场景。他看过很多胶囊（按《手册》定义，胶囊是“以文字、绘画、音频、视频等方式对特定时空的记录，可作为时间旅行者落脚的时空节点”），也读了很多关于“美好年代”的研究文献（历史学家一般将201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代末“事件”之前的那段时期，称作“美好年代”），但踏入实景的第一分钟，古尔布还是感觉猝不及防。
他刚跨入胶囊画廊的院子，一个双手各拿着一杯香槟的瘦长男子便热络地迎上来，一边把酒递给他，一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上海话叫了一声“老古”，就好像他不是一个从39年后穿越而来的时间旅行者，而只是一个几星期未见的老熟人。
“老—古最近勒了忙啥？”瘦长男把“老”字拖长音，后面的几个字又跟得极快，像在玩Freestyle。
“么啥特别呃，就搞搞‘辰光旅游’，跑到2021年来看看西洋镜咯。”古尔布发觉自己的上海话讲得竟然还不错，田野调查前的几堂培训课没有白上。
“哦—哟，幽默还是侬幽默。”瘦长男说道，“来来来，夯特一杯。”两人碰完杯，瘦长男便扬长而去，寻找新对象社交去了。
已入夜，胶囊画廊的花园里散发着青草微微湿润的香气，这让古尔布兴奋不已。他猛吸了一大口“美好年代”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他这才意识到刚才那位交际男用上海话叫的可能是“老哥”，他应该并不认识自己。
虽有工作在身，古尔布还是决定再喝一杯，毕竟他有十六分之一西班牙血统（他的祖父的祖父来自赫罗纳）。就这样，他在吧台边遇见了第二个社交对象，一位自称“只是艺术爱好者”的娇小女生Renne。
“你也是施老师的粉丝吗？”女孩也可能只是想在等酒的时候随便聊些什么。
“可以算，”古尔布谨慎地答道，“特别喜欢那幅手指上停着一只蜻蜓的。”
“我也是！”女孩迅速回应，“还有那幅电影院里的……啊呀，记不住名字。” 古尔布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不记得看过相关胶囊，便附和道，“是啊，作品名字实在记不住，而且他的画总是像谜语。”
“谜语……”女孩停顿了一下，像在把词语咀嚼到可以理解的程度，“我觉得他画的是谜底。”
古尔布点了点头，虽然他并不十分理解女孩的意思，但他们还是愉快地交换了名片。女孩的名片上写着“张仁丽，Renne Zhang，上海市后‘茶馆式’教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厉害，厉害厉害。”古尔布像那种在微信聊天里会连竖三个大拇指表情的中年男人那样不知所云地夸赞道。
而女孩把古尔布的名片正正反反看了两遍后，笑着问，“你也是艺术家吧？”
古尔布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随后指了指展厅。“我先看看，我们回头聊噢。”这才摆脱了这段洪常秀式的尴尬场景。
古尔布有点得意，因为人们的反应如他所料。他心情愉悦地开始了“田野调查”——他常和同事吐槽，城市里哪有什么“田野”（field）？但制定《手册》的人就是不肯将这个舶来词的翻译改成更合理的“实地调查”——好吧，田野就田野，古尔布想着，毕竟露天花园的田野里散发出泥土的香气。
几乎不费多少气力，古尔布就找到了那幅他要重点调查的《2020.2.6 21：30，30.628，114.263》，这颗胶囊（#WH20200206CP）因为被Doc系统判定为“嵌套错误”（Nested error）而遭删除——它就挂在进门第一个展厅正面的墙上。古尔布意识到：这既说明了这幅画在《藏家画室》整个展览中的重要地位，也有技术上的考量——它与施策的其他作品太不一样了。仍是“负片”式的配色，画面内容却是高度抽象的，只有一些粗犷的线条和色彩，甚至说它是A.R.彭克的洞穴画也说得通。而那根仿佛一笔画成的粗线，既有点像心电图，又有点像可视化的音量图示，起先还有规律有节奏地律动着，随后突然变得平缓，乃至变作一根了无生气的直线。与此同时，画面右侧的底色愈来愈亮，直至炫目的程度。
凝视许久之后，古尔布凑得更近一些。眼睛适应了炫目的光彩，便能在作为整体印象的炫目之下发现层次与细节。他注意到在那片亮色背后，似乎还有一些隐藏的线条。就像小汉斯·荷尔拜因的油画《大使们》里的那个头骨，施策的这幅大画里也暗藏着一幅小画。古尔布终于看出端倪，在画中画里，一位老人坐在一幅拼图板前，已经拼出的图案是一间收藏家的画室，画室中错落悬挂着好几幅施策作品，其中也包含了这幅画自身——《2020.2.6 21：30，30.628，114.263》。
古尔布顿时兴奋了起来。这不仅因为他发现了所谓“嵌套错误”的原因，也不仅因为他马上可以用一种崭新的眼光看待整个展览，将之理解为一个相互引用，彼此索引，集哥德尔的精确、埃舍尔式的迷宫及巴赫式的节奏感为一体的，同时绘出艺术家自身肖像的“集异璧大胶囊”，而且因为这些作品的创造者施策先生——他穿着一身工装服、头顶戴着一个矿灯般的射灯——此刻正从画廊主里柯先生的小房间里走出，向古尔布投去似曾相识的一眼（尽管这是他第一次见古尔布，古尔布第二次见他）。古尔布知道，施策将走进露天花园，即将在画布上绘下的新作之中将包含他刚刚亲眼看见的那幅画，而且，在那幅画中的画中画里，施策将用如同波斯细密画般的线条和尺度呈现《2021.12.02 18：18， 31.213，121.442》这幅画自身。
9
相较于在人民公园肆意游荡，古尔布并不喜欢“穿越公益”这一部分，但《手册》上明文规定了“时间旅行者在穿越期间，有义务选取适恰的平台，根据本手册附录《问答指引》的框架，回答彼时人们提出的相关问题，以‘取之于彼时，用之于彼时’”。古尔布特地选择了豆瓣，一个在他父亲的青年时代（2010—2020年代）非常活跃的社交网站。
2019年6月24日，馬上就要八点钟。仅仅三天就已经有了四万多个粉丝的古尔布从民宿（“联盟”为他在TTBnB上租的）柔软的床上——恰好就在施策和小说家的小区里——醒来，打开电脑开始回答问题。
以下为精选摘录（为保护隐私，一律隐去了提问者的ID）——
问：来到地球上，你感觉还好吗？
古尔布：我可一直在地球上。我是时间旅行者，不是外星人。
问：2060年已经找到外星人了吗？
古尔布：是的，他们很友好;但与地球人相比，外星人没有那么高科技。
问：2060年人类灭亡了吗？
古尔布：没有灭亡。但的确，2050年之后，全球人口数显著下降。
问：据说时间旅行者只能回到自己出生之前？你能与过去的自己相遇吗？
古尔布：技术上我们已经能够回到过去的任何一个时点。但通常，我们还是会避免与过去的自己相遇，以免尴尬。就是那种春节一家人吃饭时，母亲又开始回忆“你小时候……”的那种尴尬。
问：你是通过什么工具或方式完成时间旅行的？
古尔布：抱歉，这部分不便透露。但可以说，时间旅行是以一种相当自然的方式进行的。
问：2060年还有春晚吗？
古尔布：春晚一直有。不过那时候的春晚已经全部由AI来表演节目了;当然，这也谈不上什么巨变。
问：能够去未来旅行吗？
古尔布：据我所知，朝向过去的时间旅行目前主要通过胶囊——也就是那些以文字、绘画、音频、视频等方式对特定时空的记录——来实现。未来胶囊目前测试下来还很不稳定，科学家仍在进行各种实验。
另一方面，2060年的人们都相信，更重要的是在当下识别未来。我们经常会从见所未见的现象旁经过而毫无察觉，因为我们的眼睛和思维太习惯于捕捉和归类那些我们体验过的东西。也许一个崭新的世界每天都在我们面前出现，而我们根本察觉不到。1 所以学会如何看，如何听，如何观察和如何记录更重要。
问：时间旅行者能改变世界吗？世界上真的存在平行世界吗？ 古尔布：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技术上，时间旅行者能改变世界，但这没有多少意义。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如今都认为历史的演进与其说是一根直线，不如说可以比喻成某种有枝节和分叉的树状结构。所谓“改变世界”，照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来讲，就等于在改变的节点上原本要选A，现在则选了B，但我们渐渐发觉并深信，树有树自身的逻辑，我们会发现选A和选B最终没有太大区别，就像分叉了的两根树枝总是如此相像，而那棵树还是会兀自往前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平行世界”，只是小径分叉、但最终结果并无多少分别的世界。
问：你确定我们即将经历的未来就是你所经历过的过去吗？
古尔布：如果你理解了我刚刚说的“小径分叉的世界”，那么可以说你们即将经历的未来与我经历过的过去会非常接近，就算不是百分百一样。
问：2030年的世博会将在哪里举行？
古尔布：韩国釜山。
问：2032年的夏季奥运会呢？
古尔布：澳大利亚墨尔本。
问：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会夺冠吗？
古尔布：会。但……
问：2060年之前中国男足打进过几次世界杯？
古尔布：我们还是聊一些开心的话题吧。
问：你的预测真的准吗？
古尔布：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准”。或许还是要回过头想一想我说的“小径分叉的世界”。
问：未来四十年有哪些重要的年份？
古尔布：2024，2030和2048。
问：有什么我们现在的“迷信”到了2060年成了科学？
古尔布：我并不信奉这样的二分法，而且我也不够了解你们现在有哪些“迷信”。不过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如今科学家们发现，当一种黏稠的液体——比如洗发水——落在一个平面上时，的确会发生旋转堆叠的现象，在理想状态下，在北半球会逆时针旋转堆叠，在南半球会顺时针堆叠。我看过一部你们这时候的电影，有个被绑架的人就是从冲马桶时的漩涡方向判断出自己在南半球的。但也不一定准，因为理想状态不易达到。
问：2060年還有豆瓣吗？
古尔布：没有了。
问：在2060年，肉、蔬菜和水果哪样最贵？
古尔布：水果最贵，尤其是牛油果。
问：2060年仍然实行一夫一妻制吗？
古尔布：是的。但婚姻从我三岁那年（2035年）起，就需要每六年续约一次，续约两次后方可成为你们这个时代的那种“长期婚姻”。结婚之前，双方还必须度过同居一年的“冷静期”。
问：二十一世纪最快乐的是哪几年？
古尔布：你们现在就是，2030年以前都是好年份。
问：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座右铭？
古尔布：“我仍然记得未来。”
问：能否说说这次旅行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古尔布：有一天，我在人民公园门口看见有个小贩在卖“神奇的假鸡蛋”，旁边有好多人围观。小贩拿鸡蛋给围观的人摸：“像不像真的？”“真的很像。”“几乎一模一样。”人们纷纷称奇。然后小贩拿起其中一个假鸡蛋，专注地竖了一会儿，蛋竟然真的竖了起来。随后他声称这种假鸡蛋之所以也能竖起来，是因为它不但外形像真鸡蛋，连内部的蛋白和蛋黄都做得非常逼真。说罢他拿起一个蛋，狠狠摔在地上，果不其然，蛋黄和蛋白流了出来，那种液体黏稠的感觉简直就像真的。“五块一个，五块一个”，随着吆喝声，小贩卖掉了好多个“神奇的假鸡蛋”。据说他还有个淘宝店，扫二维码进入，满两个就可以免运费。
问：有人说你是一个营销团队创造出来的虚拟人物？
古尔布：那还不如说我是小说家创造的呢。据我所知，有一个西班牙作家倒真的写过一个名字和我很像的外星人角色，那位作家叫爱德华多·门多萨。
问：你还会再回豆瓣来回答问题吗？
古尔布：不会。我马上要回去了。
网友：请代我们向2060年的人们问好！
古尔布：谢谢！一定！
2019年6月24日上午10点03分，古尔布在豆瓣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日记后返回2060年。那则日记的标题是《2401300348052》，正文则是那句他穿越第一站时留下的“云端口令”——
for it is soon cut off and we fly away，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