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学者进行了广泛探讨，其中不乏思想敏锐的思想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揭示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的劣根性问题上。
　　 民族性、国民性就是人性，是指人的文明素质。这关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是科技的主体、掌握者，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从人的素质探讨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似乎才能抓住中国问题的症结。
　　 关于民族劣根性之反思与批判，不能不谈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及其一系列杂文。但在鲁迅之前，就有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文译名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鲁迅译名为《支那人气质》）。史密斯之书列举中国人的特点，如：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等等。凡26种毛病。史氏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贫困和无知造成的，同时也由于中国人过度依赖历史经验，而且没有同更优越条件的国家相对比，从而导致眼界狭窄。
　　 史密斯之后，学贯中西的学者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名文《原强》，直揭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严复另有一文《辟韩》尖锐指出是专制君主制造了民众“弱而愚”，“士大夫心术之坏”也是造成民智低下的根源。严复留学西方，自然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但他对改造中国人的劣根性表示悲观：“所绝不敢相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在。”
　　 继严复之后，有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揭示中国人的缺点为“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政术对民众愚弄造成的。1902年梁启超发表名文《新民说》，指出中国人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是由于“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1903年梁氏又作《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亦罗列中国人的缺点加以批判。到辛亥革命时期梁氏的观点有所改变，对国人性格不再一概痛斥，而有良与不良之分析，显得略为客观。
　　 革命家孙中山一生坚持排满反帝和民主政治奋斗，他痛感国人有帝王崇拜之病，如认为太平天国垮台，“败在众王都争做皇帝”。这一点明显地与维护帝制的严复、杨度等人不同。
　　 共产党人陈独秀也认为，由于几千年来帝制专政，使“吾国民遂沉迷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我之爱国主义》）。李大钊指出中国人的两大缺点，一是凡事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喜欢一哄而起；二是任力不任法。归因“是皆专制制度之余毒”（《立宪国民之修养》）。
　　 同情共产革命的鲁迅对国人劣根性的揭示洞察深刻，其名篇小说《阿Q正传》所描绘的愚昧农民阿Q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周作人语）。在鲁迅的大量杂文中，揭示中国人奴性、愚昧、非理性、保守、自私、贪婪、自大又自卑、冷漠、无耻等恶德不遗余力，但鲁迅同时也承认中国人并非都是劣种，历史上从来就有“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激烈批判国人的劣根性，就是要向国人揭示病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20世纪前半期，鲁迅之后，有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1948年出版），揭示中国人缺少绅士精神（这正是鲁迅反对的“费厄泼赖”），中国知识分子“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中国知识阶层之重言不重行，好虚文而不好实质，是中国社会的可怕的慢性肺结核症”，而中国农民却是“务劳求实，克勤克俭”的，问题在于缺乏教育。
　　 在今日尤有颇大影响的是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此书一时风行，痛斥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国人擅长“窝里斗”，此外还有好说假话、心灵封闭、明哲保身、彼此猜疑、主观和情绪化等缺点。所有这些毛病大都不出前人论列，只是柏杨将之集中而突出地强调，又有讽刺意味，就不免引起人们的反感。事实上，绝大多数探讨国民劣根性的学者作家都抱有爱国忧患意识，爱之深而痛之切，恨铁不成钢，并非有意丑化中国人。
　　 （摘自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症结》 作者：降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