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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学科的角度讨论“国学”问题。国学的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西式的学科形成冲突。近百年来，有人认为国学可以纳入西方的学科体系，另有人坚持国学的独特性，主张应当完全或部分保持自己的体系。本文认为，国学的现实困境在于，第一，被“肢解”的国学是阻碍国学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第二，西式的学科制度是我们今天基本的制度之一，难以逆转；第三，我们现行的学科管理制度又过于刚性，使得前两个因素陷入僵局。从发展前景看，一旦现行的刚性学科制度有所淡化和弱化，国学或其他新的知识将会有一个灵活的发展空间，从而有望走出困境。
关键词：国学 学科 学科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2-0004-05
收稿日期：2014-01-15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与评价”（15JYA001）
作者简介：陈洪捷（1959-），男，山西灵石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知识、高等教育史、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等研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1年3月颁布了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以下简称《学科目录》）。在修订新版《学科目录》过程中，围绕着“国学”的学科地位，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国学”应否纳入新版的《学科目录》。由于《学科目录》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只有列入《学科目录》的知识领域才具有合法的学科身份，才能纳入国家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学位授予以及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之中，所以“国学”能否进入《学科目录》对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可谓生死攸关。
争论的一方建议在“历史学门类”①下设立一级学科“国学”，与考古学、中国史、外国史并列。“国学”作为一级学科应包含经学、子学、国史、国文、国艺、小学、中国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文化研究七个二级学科。这一方案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建立了国学院及类似机构的大学及一批倡导国学的学者。另一方，或者说，更多的学者对此方案表示质疑，这一方案最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时被多数所否定。国学纳入《学科目录》的努力随之搁浅。
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诉求，国学正方兴未艾。国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显然不会因此而结束，有必要给予关注。关于国学的学科地位的争论，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因此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讨论。本文仅从学科制度的角度分析这场争论及其前景。
一、两大阵营的观点
关于国学是否应当进入《学科目录》的争论的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的知识能否、应否纳入现行的学科结构之中。支持者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系统和特点，而现代的、西方式的学科体系难以涵盖传统国学的内容，因而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反对者则认为国学含义不清，界限不明，其内容与现有文史哲等学科基本重复，而且也不符合现代学科划分的基本原则。前者强调中西知识系统的差异性，后者注重中西知识的共性和相通性。这一争论其实由来已久，从国学概念出现时就已开始。
众所周知，国学这一概念出现于晚清，形成于西学的冲击之下。而这一概念一开始就充满歧义，引发了众多的争论。从知识的角度出发，不妨把关于国学的争论者分为两大阵营，一派可称之为“国学派”，另一方则是“非国学派”。以下对这两大阵营的基本立场进行梳理，以便说明目前关于国学学科地位的讨论的历史渊源。
晚清流行的“中体西用”概念就蕴含着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知识，两者有明显的差异，可以互补，但不可融合。比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此后的“国粹派”或“国故派”都沿用中西二分的逻辑，强调国学的独特性。或者把经学或儒学看作国学的核心，或者将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视为国学的代表。在当代，国学派更扩大了国学的内涵，提出了“大国学”或“新国学”概念。“大国学”强调以国界作为国学的边界，大国学就是囊括了经史子集、敦煌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国学，而“新国学”则意味着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融合，“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国学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反映时代精神和需要，引领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文化创新，是与时代潮流和谐共生的新国学”[1]。
国学派通常强调国学与西学在知识以及治学方式方面的差异或互补性。目前的国学倡导者都认为，现行的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划分肢解甚至扭曲了传统的国学。有人说，“中国的传统学术是一个整体，可以说是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整体性的东西。你用各种学科把它分割之后，它就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东西。它在那个体系中，是一种体系性的存在。你把它拉出来用各个学科去把握它的时候，就有可能失真”[2]。有人甚至将国学与现有的人文学科对立起来，认为“如果不放弃西方的一套所谓科学观念，不仅国学无法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就是设立了学科，也会面临许多尴尬的”[3]（P20）。而且，国学派之所以要坚持“国学”的独立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现有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无法涵盖“国学”体系中的全部内容，两种体系甚至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把儒学纳入西方的学术体系，导致了“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人为中断”，“按今天西方学科分类系统将经、史、子、集的分类打乱，将诸经和其他所有的古代学术相互并列、不分高下地混同一气，其结果必然歪曲历史，歪曲儒家学术思想的精神实质”[4]。
与国学派不同，非国学派否定一个独特的“经学”或“国学”的学术体系的存在。王国维就主张学无中西，否认“经学”作为中国特有学科的学科合法性[5]，蔡元培也反对在大学中单独设立“经学”学科。一些被奉为“国学大师”的学者也质疑“国学”的学科合法性。钱穆明确表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6]。马一浮也认为，本无国学一名，其含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7]（P52-61）。整理国故运动虽然重视国学，但是主张用西方的学术体系和方法来整理国学。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下，以文史哲所代表的人文学科体系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中人文学科的基本格局。非国学派基本认同西方式的学科体系，并从这一知识体系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问题。在“整理国故”派看来，国故是材料，不是学科，完全可以用来进行历史学、哲学研究。科学是不分地域、不分国界的。整理国故之后的一批大师级学者如胡适、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等的研究成果，似乎也充分说明，在西式的学科框架中，一样可以做好中国的学问。 非国学派虽然反对国学作为学科的独特性，但并不否认中国固有知识的特性，并主张在中西知识共同的平台上探讨中国本土知识的特性，强调中学和西学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性。有人主张“国学的最佳定位是作为一种评判性的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才能有效地延续本土文化的精神”[7]（P52-61）。还有人说，西学可以激发和促进国学的发展，值得追求的目标不是自说自话，而是通过对话，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文学、史学，和政治学、法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等”[8]。
二、国学作为学科的前景
从以上的简短梳理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是关于国学的争论似乎从未消歇，而且于今为烈。仅从管理的角度否认国学的学科地位，将其排除在学科目录之外，并没有解决国学学科讨论背后的问题，国学的学科地位之争肯定还将继续下去。
同时应当看到，关于国学的讨论不仅涉及学科划分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人文学科长远发展问题，也涉及到现行的学科管理制度及学术制度环境问题。以下从这两个角度对国学发展意义与前景进行三点讨论。
第一、“国学”是中国人文学科未来发展的 重要资源
无论传统的知识是否构成一门学科，但这一知识体系无疑对于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人文学科知识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的人文学科正是在继承中发展和繁荣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新人文主义都是在继承中实现创新的。西方现代大学及其体制首先是在继承传统人文知识，如语言学、古典学及历史学等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乃至新式的大学体制都是在否定、甚至消灭自身传统的继承上进行的。这一历史过程虽然有其必然性，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情境去否定前人，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自身文化和知识的传统在整体上遭到否定和压抑的前提下，中国的人文学科一直沿着借鉴和模仿的路子在艰难行进。如陈来指出：“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走过近一百年的时候，中国哲学学者认为，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9]余英时也指出，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有它自己特有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与技术，并不能轻易地为西方系统所吸收”[10]（P29）。可以说，放弃了自身的知识体系，在他人的体系中讨论自己的问题，不仅备受削足适履之苦，而且亦步亦趋，很难有真正的知识创新。这就是一直困扰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虽然在“削足适履”的条件下，我们也看到一批堪称经典的、并且得到国际汉学界高度重视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大都出现在20世纪20到40年代，而这一代学人被公认既有中国传统的知识基础、又熟谙西方学术路径。这恰恰说明，继承传统与吸收外来知识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但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人，在“国学”范围内的贡献非常有限，显然与否定传统的学术氛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环境已经非常开放和宽松，但难以见到与陈寅恪、陈垣、傅斯年、汤用彤、萧公权那一代学者相媲美的成果[10]（P30-31）。有人判断，三十年来的人文学科整体水平不高，“中国的人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是边缘的”，“没有多少学者的成果获得国际较高程度的认可”[11]。所以可以不断听到一种批评，说我们的时代是缺乏大师的时代。
虽然“西学”早已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但一个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国学”呼声也说明，国学的传统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不容忽视。正如余英时所指出，“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然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的不断冲刷，却仍然未失去其原有的文化身份”[10]（P35）。西方现代大学与人文学科发展以及20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成就都表明，缺乏对自身知识传统的继承，人文学科很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应该说，重视和发扬“国学”的知识传统，还将是我们人文学科面临的一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对“国学”的肤浅炒作而忽视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大意义。
第二、现有学科制度是“国学”发展的制度基础
现有的学科制度虽然有不少可批评之处，但否定现有学科制度、一味强调“国学”与现行学科制度的差异，则无助于“国学”的发展。现行的学科制度虽然来自西方，但我们引进的西式知识体系已有一个世纪之久，这套知识体系早已为我们所接受，已成为中国的、本土的学术体系。所以，那些想推翻现有的知识体系、恢复传统的知识体系的追求，是不现实的。在清末民初救亡图存的历史时刻，接受西学、怀疑、批评乃至抛弃中学是历史的选择。尽管我们在一百年后可以这样那样评判这一选择，但历史是不可假设的，更是不可逆转的。就是说，在约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已经按照西方的观念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从其来源和模式上讲是西方的，但又实实在在是我们自己的体系，是现实，是不可随意更换的现实。
任何忽视现有学术与培养制度的发展“国学”尝试都是没有出路的，那种把放弃现有的学科体系作为建立“国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想法，很不现实。从“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倡导“国学”，也是没有出路的。自从西学进入中国起，国学就不能没有西学，中体西用派和国故派都明白这个道理。有人说，国学的价值“只有在国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并且摆脱了西方观念、方法、思维等的粗暴控制、干涉后，才能体现出来”[3]（P23）。这种在知识层面把国学和西学对立起来的想法显得情绪化，不足可取。如余英时所说“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国学家对于西学则应只嫌其少，不厌其多”。总之，国学不能自我封闭，坚持回复传统的学科制度，而应当思考如何在现有（中国和西方）的学科框架基础上提高国学的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并从方法、理论和视野上丰富现有的人文学科研究，这是“国学”研究者们的当务之急。 第三、现有学科体系及管理制度需要改革
我国特有的《学科目录》在培养和科研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举凡学科设立、经费、师资、人才培养诸方面，无不以《学科目录》为依据。以《学科目录》为核心的学科行政管理模式一方面为进入学科目录的学科提供了基本的资源和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对无法进入学科目录的知识领域，则意味着一种致命性的限制。
这种与行政与资源分配体制绑定的学科管理办法源于计划经济体制，正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6年的一份文件所指出的“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的拟定是研究生培养的学位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进行人才预测和分配毕业生的一项重要依据”。①虽然数年来几经改革，但其管理的“刚性”程度依然保存。而这种关于行政化的学科制度与知识发展“自身逻辑相抵触”，因为“现代学科制度一般是沿着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变的轨迹前进的，其中非正式制度往往构成了许多边界划分的根本依据”[12]。而“刚性”的学科制度往往没有给予学科非正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空间，使得《学科目录》之外的学科或知识领域难以获得必要的组织和物质资源。有学者指出，学科目录的困境在于“难以符合真实的学科发展情况，也限制了学科的发展”[13]。从艺术学门类的诞生就反映出刚性的学科目录与学术实践的冲突。艺术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学术界早已形成基本共识，但《学科目录》长期把艺术学列在“文学门类”。有专家指出，“将艺术学误置于文学门类之下，不仅颠倒了这种历史上的先后关系，而且从思维学上考察，势必导致以文学思维统摄和限制艺术思维的发展，也就势必妨碍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的本体研究和体系构建”[14]。并批评学科目录的制定者“对艺术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缺乏研究和缺乏认识”[15]。经过学者们长期努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才决定将艺术学科独立成为“艺术门类”，从而给艺术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平台。
特别在知识日益分化和交叉综合的今天，现有的学科管理制度的问题更为突出。有学者指出：“在知识分化与融合、横向交叉不断增强的趋势下，知识体系呈现出无序、庞杂的特点，而作为一种知识管理的手段，学科专业目录试图构建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因此必然与知识发展的新趋势产生矛盾和冲突”。国学面临的困境也是众多跨学科知识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国学”学科化的尝试虽然与现有的学科制度原则有明显的冲突，但也应当像其他一些未被正式认可的学科一样，享有一定的尝试和发展的空间。
另外，“国学派”常常指责西式的学科制度长于“分”短于“合”，认为大学专业设置过窄，有悖于国学的知识传统，往往不利于国学的发展。但与其说这是西方式的学科制度的问题，不如说是我国现行的学科制度和培养制度的弊端。这也不仅仅是“国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专业碰到的问题。我们的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就针对这一积弊，提出拓宽基础、淡化专业，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尝试。当然，培养口径过窄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与西方国家大学的学科设置相比，我们的问题尤其突出。
总之，国学能否列入学科目录，只是一个具体管理问题。应该从更宏观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国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从我国整个学科制度的角度来考虑“国学”问题。否则，“国学”即使列入学科目录，意义也很有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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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叶朗.关于艺术学学科的几个问题[N].北京大学校报，2011-11-12（01）.
关键词：国学 学科 学科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2-0004-05
收稿日期：2014-01-15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与评价”（15JYA001）
作者简介：陈洪捷（1959-），男，山西灵石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知识、高等教育史、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等研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1年3月颁布了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以下简称《学科目录》）。在修订新版《学科目录》过程中，围绕着“国学”的学科地位，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国学”应否纳入新版的《学科目录》。由于《学科目录》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只有列入《学科目录》的知识领域才具有合法的学科身份，才能纳入国家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学位授予以及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之中，所以“国学”能否进入《学科目录》对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可谓生死攸关。
争论的一方建议在“历史学门类”①下设立一级学科“国学”，与考古学、中国史、外国史并列。“国学”作为一级学科应包含经学、子学、国史、国文、国艺、小学、中国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文化研究七个二级学科。这一方案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建立了国学院及类似机构的大学及一批倡导国学的学者。另一方，或者说，更多的学者对此方案表示质疑，这一方案最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时被多数所否定。国学纳入《学科目录》的努力随之搁浅。
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诉求，国学正方兴未艾。国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显然不会因此而结束，有必要给予关注。关于国学的学科地位的争论，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因此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讨论。本文仅从学科制度的角度分析这场争论及其前景。
一、两大阵营的观点
关于国学是否应当进入《学科目录》的争论的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的知识能否、应否纳入现行的学科结构之中。支持者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系统和特点，而现代的、西方式的学科体系难以涵盖传统国学的内容，因而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反对者则认为国学含义不清，界限不明，其内容与现有文史哲等学科基本重复，而且也不符合现代学科划分的基本原则。前者强调中西知识系统的差异性，后者注重中西知识的共性和相通性。这一争论其实由来已久，从国学概念出现时就已开始。
众所周知，国学这一概念出现于晚清，形成于西学的冲击之下。而这一概念一开始就充满歧义，引发了众多的争论。从知识的角度出发，不妨把关于国学的争论者分为两大阵营，一派可称之为“国学派”，另一方则是“非国学派”。以下对这两大阵营的基本立场进行梳理，以便说明目前关于国学学科地位的讨论的历史渊源。
晚清流行的“中体西用”概念就蕴含着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知识，两者有明显的差异，可以互补，但不可融合。比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此后的“国粹派”或“国故派”都沿用中西二分的逻辑，强调国学的独特性。或者把经学或儒学看作国学的核心，或者将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视为国学的代表。在当代，国学派更扩大了国学的内涵，提出了“大国学”或“新国学”概念。“大国学”强调以国界作为国学的边界，大国学就是囊括了经史子集、敦煌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国学，而“新国学”则意味着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融合，“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国学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反映时代精神和需要，引领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文化创新，是与时代潮流和谐共生的新国学”[1]。
国学派通常强调国学与西学在知识以及治学方式方面的差异或互补性。目前的国学倡导者都认为，现行的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划分肢解甚至扭曲了传统的国学。有人说，“中国的传统学术是一个整体，可以说是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整体性的东西。你用各种学科把它分割之后，它就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东西。它在那个体系中，是一种体系性的存在。你把它拉出来用各个学科去把握它的时候，就有可能失真”[2]。有人甚至将国学与现有的人文学科对立起来，认为“如果不放弃西方的一套所谓科学观念，不仅国学无法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就是设立了学科，也会面临许多尴尬的”[3]（P20）。而且，国学派之所以要坚持“国学”的独立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现有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无法涵盖“国学”体系中的全部内容，两种体系甚至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把儒学纳入西方的学术体系，导致了“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人为中断”，“按今天西方学科分类系统将经、史、子、集的分类打乱，将诸经和其他所有的古代学术相互并列、不分高下地混同一气，其结果必然歪曲历史，歪曲儒家学术思想的精神实质”[4]。
与国学派不同，非国学派否定一个独特的“经学”或“国学”的学术体系的存在。王国维就主张学无中西，否认“经学”作为中国特有学科的学科合法性[5]，蔡元培也反对在大学中单独设立“经学”学科。一些被奉为“国学大师”的学者也质疑“国学”的学科合法性。钱穆明确表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6]。马一浮也认为，本无国学一名，其含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7]（P52-61）。整理国故运动虽然重视国学，但是主张用西方的学术体系和方法来整理国学。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下，以文史哲所代表的人文学科体系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中人文学科的基本格局。非国学派基本认同西方式的学科体系，并从这一知识体系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问题。在“整理国故”派看来，国故是材料，不是学科，完全可以用来进行历史学、哲学研究。科学是不分地域、不分国界的。整理国故之后的一批大师级学者如胡适、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等的研究成果，似乎也充分说明，在西式的学科框架中，一样可以做好中国的学问。 非国学派虽然反对国学作为学科的独特性，但并不否认中国固有知识的特性，并主张在中西知识共同的平台上探讨中国本土知识的特性，强调中学和西学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性。有人主张“国学的最佳定位是作为一种评判性的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才能有效地延续本土文化的精神”[7]（P52-61）。还有人说，西学可以激发和促进国学的发展，值得追求的目标不是自说自话，而是通过对话，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文学、史学，和政治学、法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等”[8]。
二、国学作为学科的前景
从以上的简短梳理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是关于国学的争论似乎从未消歇，而且于今为烈。仅从管理的角度否认国学的学科地位，将其排除在学科目录之外，并没有解决国学学科讨论背后的问题，国学的学科地位之争肯定还将继续下去。
同时应当看到，关于国学的讨论不仅涉及学科划分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人文学科长远发展问题，也涉及到现行的学科管理制度及学术制度环境问题。以下从这两个角度对国学发展意义与前景进行三点讨论。
第一、“国学”是中国人文学科未来发展的 重要资源
无论传统的知识是否构成一门学科，但这一知识体系无疑对于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人文学科知识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的人文学科正是在继承中发展和繁荣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新人文主义都是在继承中实现创新的。西方现代大学及其体制首先是在继承传统人文知识，如语言学、古典学及历史学等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乃至新式的大学体制都是在否定、甚至消灭自身传统的继承上进行的。这一历史过程虽然有其必然性，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情境去否定前人，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自身文化和知识的传统在整体上遭到否定和压抑的前提下，中国的人文学科一直沿着借鉴和模仿的路子在艰难行进。如陈来指出：“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走过近一百年的时候，中国哲学学者认为，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9]余英时也指出，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有它自己特有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与技术，并不能轻易地为西方系统所吸收”[10]（P29）。可以说，放弃了自身的知识体系，在他人的体系中讨论自己的问题，不仅备受削足适履之苦，而且亦步亦趋，很难有真正的知识创新。这就是一直困扰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虽然在“削足适履”的条件下，我们也看到一批堪称经典的、并且得到国际汉学界高度重视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大都出现在20世纪20到40年代，而这一代学人被公认既有中国传统的知识基础、又熟谙西方学术路径。这恰恰说明，继承传统与吸收外来知识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但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人，在“国学”范围内的贡献非常有限，显然与否定传统的学术氛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环境已经非常开放和宽松，但难以见到与陈寅恪、陈垣、傅斯年、汤用彤、萧公权那一代学者相媲美的成果[10]（P30-31）。有人判断，三十年来的人文学科整体水平不高，“中国的人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是边缘的”，“没有多少学者的成果获得国际较高程度的认可”[11]。所以可以不断听到一种批评，说我们的时代是缺乏大师的时代。
虽然“西学”早已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但一个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国学”呼声也说明，国学的传统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不容忽视。正如余英时所指出，“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然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的不断冲刷，却仍然未失去其原有的文化身份”[10]（P35）。西方现代大学与人文学科发展以及20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成就都表明，缺乏对自身知识传统的继承，人文学科很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应该说，重视和发扬“国学”的知识传统，还将是我们人文学科面临的一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对“国学”的肤浅炒作而忽视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大意义。
第二、现有学科制度是“国学”发展的制度基础
现有的学科制度虽然有不少可批评之处，但否定现有学科制度、一味强调“国学”与现行学科制度的差异，则无助于“国学”的发展。现行的学科制度虽然来自西方，但我们引进的西式知识体系已有一个世纪之久，这套知识体系早已为我们所接受，已成为中国的、本土的学术体系。所以，那些想推翻现有的知识体系、恢复传统的知识体系的追求，是不现实的。在清末民初救亡图存的历史时刻，接受西学、怀疑、批评乃至抛弃中学是历史的选择。尽管我们在一百年后可以这样那样评判这一选择，但历史是不可假设的，更是不可逆转的。就是说，在约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已经按照西方的观念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从其来源和模式上讲是西方的，但又实实在在是我们自己的体系，是现实，是不可随意更换的现实。
任何忽视现有学术与培养制度的发展“国学”尝试都是没有出路的，那种把放弃现有的学科体系作为建立“国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想法，很不现实。从“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倡导“国学”，也是没有出路的。自从西学进入中国起，国学就不能没有西学，中体西用派和国故派都明白这个道理。有人说，国学的价值“只有在国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并且摆脱了西方观念、方法、思维等的粗暴控制、干涉后，才能体现出来”[3]（P23）。这种在知识层面把国学和西学对立起来的想法显得情绪化，不足可取。如余英时所说“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国学家对于西学则应只嫌其少，不厌其多”。总之，国学不能自我封闭，坚持回复传统的学科制度，而应当思考如何在现有（中国和西方）的学科框架基础上提高国学的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并从方法、理论和视野上丰富现有的人文学科研究，这是“国学”研究者们的当务之急。 第三、现有学科体系及管理制度需要改革
我国特有的《学科目录》在培养和科研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举凡学科设立、经费、师资、人才培养诸方面，无不以《学科目录》为依据。以《学科目录》为核心的学科行政管理模式一方面为进入学科目录的学科提供了基本的资源和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对无法进入学科目录的知识领域，则意味着一种致命性的限制。
这种与行政与资源分配体制绑定的学科管理办法源于计划经济体制，正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6年的一份文件所指出的“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的拟定是研究生培养的学位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进行人才预测和分配毕业生的一项重要依据”。①虽然数年来几经改革，但其管理的“刚性”程度依然保存。而这种关于行政化的学科制度与知识发展“自身逻辑相抵触”，因为“现代学科制度一般是沿着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变的轨迹前进的，其中非正式制度往往构成了许多边界划分的根本依据”[12]。而“刚性”的学科制度往往没有给予学科非正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空间，使得《学科目录》之外的学科或知识领域难以获得必要的组织和物质资源。有学者指出，学科目录的困境在于“难以符合真实的学科发展情况，也限制了学科的发展”[13]。从艺术学门类的诞生就反映出刚性的学科目录与学术实践的冲突。艺术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学术界早已形成基本共识，但《学科目录》长期把艺术学列在“文学门类”。有专家指出，“将艺术学误置于文学门类之下，不仅颠倒了这种历史上的先后关系，而且从思维学上考察，势必导致以文学思维统摄和限制艺术思维的发展，也就势必妨碍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的本体研究和体系构建”[14]。并批评学科目录的制定者“对艺术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缺乏研究和缺乏认识”[15]。经过学者们长期努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才决定将艺术学科独立成为“艺术门类”，从而给艺术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平台。
特别在知识日益分化和交叉综合的今天，现有的学科管理制度的问题更为突出。有学者指出：“在知识分化与融合、横向交叉不断增强的趋势下，知识体系呈现出无序、庞杂的特点，而作为一种知识管理的手段，学科专业目录试图构建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因此必然与知识发展的新趋势产生矛盾和冲突”。国学面临的困境也是众多跨学科知识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国学”学科化的尝试虽然与现有的学科制度原则有明显的冲突，但也应当像其他一些未被正式认可的学科一样，享有一定的尝试和发展的空间。
另外，“国学派”常常指责西式的学科制度长于“分”短于“合”，认为大学专业设置过窄，有悖于国学的知识传统，往往不利于国学的发展。但与其说这是西方式的学科制度的问题，不如说是我国现行的学科制度和培养制度的弊端。这也不仅仅是“国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专业碰到的问题。我们的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就针对这一积弊，提出拓宽基础、淡化专业，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尝试。当然，培养口径过窄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与西方国家大学的学科设置相比，我们的问题尤其突出。
总之，国学能否列入学科目录，只是一个具体管理问题。应该从更宏观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国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从我国整个学科制度的角度来考虑“国学”问题。否则，“国学”即使列入学科目录，意义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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