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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是加大居民和企业开支,但能获得抑制浪费、理顺价格机制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收益吗?
4月1日,长江之畔的南京和海河之滨的天津同时宣布上调水价,拉开了新一轮水价上涨的大幕。截至8月,全国已有十多个城市酝酿召开水价听证会,而这还只是开始。
尽管公众对水价上调时有质疑,决策部门对调价仍予以肯定。8月3日,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发表文章称:当前的水价调整,“符合改革方向”。同时,将进一步推进电、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
“资源性产品涨价是大势所趋,”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高辉清告诉《财经》记者,“当前这个时间点相当不错:早了,可能影响经济企稳回升;拖到明年,恐怕就涨不了了。”
在物价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之后,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再次提速。不过,虽然当下经济企稳势头已经确立,通货膨胀预期却又悄然抬头。
这一轮改革,究竟是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还是会成为新一轮物价上涨的推手,将在争论声中给出答案。
迟来的涨价
“涨价不等于改革,但改革一定会涨价。”这句“玩笑”形象地总结了中国几年来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大体走势。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8年间,全国36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的终端平均水价(包含自来水价格、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等)分别提高12.4%和17.2%;同一时期,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提高了37.8%和44.3%。
不过,许多专家认为,即便如此,当前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环境损害成本”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份名为《城乡缺水问题研究》的报告也指出,为促进公众节约用水,水费收入比达到2.5%-3%为宜,水价的上涨空间应该超过200%。而由于火电厂的重要成本——电煤价格——依然低于市场水平,当前的电价实际也被人为压低了。此外,国内的天然气价格也一直低于国际水平。
“中国现在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大部分是低估的,有些是严重低估。这对我们的资源不公平,对后代也不公平,”经济学家王小广说,“资源紧张、供给不足、价格偏低,是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
低估的资源性产品,在补贴了普通消费者的同时,也让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从中获益。
国外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某些行业之所以拥有成本优势,除了低廉的人力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在资源性产品上获得了隐性补贴。当然,环境污染的代价也是无比高昂的,其恶果甚至非一代人能够治理完成。
其实,近几年来,价格改革一直都在决策层的日程表上。2008年4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成本处处长唐铁军曾透露,各地已经将水价列入涨价目录,会在2008年择机推出。
但是,随后而来的经济过热、CPI迅速走高,以及经济急速恶化,让水价上调无疾而终。
“双刃剑”
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势必会增加部分企业的成本压力。而在当前经济回升基础并不稳固的背景下,增加企业负担,似乎并不明智。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将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对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不无裨益。
“如果再不适当提价,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使资源合理利用,将更为困难。”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说,“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重点促进结构调整的阶段。而把价格信号理顺,在个别行业之间进行利益调整,对经济整体影响应该是正面的。”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降至6.1%,创下了1999年四季度以来的新低。但是,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实施,今年二季度GDP增速反弹,同比增长7.9%。不过,此轮反弹仍有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的难题,并未随经济回暖得到破解。
在7月15日和1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指出,中国经济回升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政策推动,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难度却进一步加大。在下半年工作中,要进一步把调整结构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
“资源性产品提价对企业盈利肯定有影响。这会使一些企业因为成本增加经营困难,尤其是产能已经过剩的高能耗行业。”高辉清说,“不过,这也会促进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做得好的企业就有优势。”
国家发改委在一份题为《近期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进展》的报告中指出,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
华泰证券有色金属行业分析师刘敏达认为,本轮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企业影响有限。不过,对于各地的落后产能,尤其是中小企业,应该会有一定压力。
以电解铝行业为例:生产1吨电解铝耗电约14500度,电费占到电解铝企业生产成本40%左右。但是,占到行业产能三分之一的15家大型电解铝企业已经被列入直购电试点,可以直接向发电企业购电,最高可获得扣减20%的输配电价优惠。
“对于其他中小电解铝企业,电价上涨将进一步压缩其利润空间。长久来看,这种成本上涨是有利于电解铝行业的整合的。”刘敏达说。
根据今年5月11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的《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09年中国计划淘汰落后铜冶炼产能30万吨、铅冶炼产能60万吨、锌冶炼产能40万吨,到2010年底淘汰落后小预焙槽电解铝产能80万吨。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董小君建议,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领域的选择上,首先应选择先行推进的改革领域,局部放开;然后再全领域放开,同时实行价格补贴。
董小君认为,先行推进的改革领域应包括产能过剩、高耗能行业和对低收入人群影响较小的航空行业。比如可在电力、炼铁、炼钢、电解铝、制浆造纸等五个行业(发改委在5月3日淘汰落后产能规划目标中提及)用电、用油先行实现市场化改革。
物价推手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价格“既有下行的压力,也存在上行压力”的背景下,密集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是否会导致物价的急速上涨?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在7月30日至31日出席中国价格论坛时谈到,当前价格运行总体态势好于预期,未来价格走势有望进一步好转。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流动性供应充裕,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逐渐显现。
一周之后,央行在8月5日发布的《2009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目前外部需求依然疲弱,国内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需求不足仍可能构成价格下行的压力。
但受连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及经济刺激计划影响,全球货币条件较为宽松,也存在价格上行压力。
“目前还不用过多担心通胀,”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告诉《财经》记者。
她认为,通胀的危险主要来自信贷和资产价格的高速增长,当前除了房价在上涨,现实生活中价格上涨的产品并不多。只要调价逐步展开,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对CPI影响应该不大。
不过,资源价格上涨早晚要传导下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最终会反映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上。
一方面,水、电、气的价格上涨,会直接影响CPI中公用事业品价格。同时也会通过影响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间接推高食品价格。据哈继铭测算,食品价格在CPI中所占权重达到32%,而公用事业品价格则占到17%,是CPI中占比最高的两项。
哈继铭认为,水电气的价格上调,很可能推动化肥价格上涨,进而引发粮价上升。而今年南涝北旱,农产品产量也可能受影响。历史经验显示,中国的通胀都是由食品推动,因此他认为,今年三季度开始,中国的CPI将可能由同比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明年全年的CPI可能达到3.5%。
高辉清认为,如果纯粹从防止通货膨胀角度来讲,年初的时候调整最好。但当时宏观经济还没起来,调整价格可能会影响企业运行。现在宏观经济企稳势头已经很明显,不担心往下降,所以综合一下,现在开始调。
“如果拖到明年,物价就都起来了,就更不好调了。”高辉清说。
涨与被涨
既然涨价不可避免, 那改革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展开?
资源性行业由于兼具垄断和公益性质,各国往往对其定价严格监管。“肯定不能有暴利,但也不能老亏损,应该保持盈利水平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甚至低一点。”高辉清说。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经济专家杨红亮则认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关键在于规则是否透明、是否为大多数人接受,以及规则是否可以得到尊重。
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近日撰文称,当前大多数城市供水企业的财务状况不佳,其中另有隐情。基于其垄断地位,传统供水公司普遍人员臃肿,加大了成本。同时,调查显示自来水公司人均收入比当地平均收入一般高出20%,部分中小城市甚至更高。一些供水企业还通过非正常的加速折旧、利润向三产转移以及将资金转移至资本公积等方式,故意将成本做大,造成账面亏损。这也使一些用于提高服务、改善水质的投资,难以发挥实效。
“要想价格改革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就一定要公示相关企业的价格构成,”周大地说。“例如,生产成本、资源价格、资源税、消费税,以及生产成本里包括的流转税和合理利润,都要有个说法。”
如何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不受影响,也是政府不能回避的问题。
此前,国家发改委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城市供水价格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调水价时,做好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工作,根据水价调整的影响,对低收入家庭因地制宜地采取提高低保标准、增加补贴等多种方式,确保其基本生活用水,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
话虽如此,但对不同地区、生活成本不同的广大低收入人群补贴到位,在操作层面的困难不小。
“低收入人群,应该包括退休职工、生活困难的群体,而不仅仅是低保人群。当前低保人群数量很有限,但水价、电价和燃气价格的提高和每个消费者都切身相关。”汪涛说。
国家对低保人群的补贴,是根据基本需求价格变化而调节。其中已经涵盖了衣食住行等必需的花费,水、电、气也已经划入低保核算内容。一旦这些公共产品价格上涨,会相应地调整。
但是,没有纳入“低保”范围的普通城镇低收入人群,受调价影响可能更大。如何减少调价对这部分人群的影响,当前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思路。
“核实低收入者收入状况,操作成本就相当高。如果挨个对低收入家庭进行核实,很可能补贴金额还不够操作成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
而周大地认为,对于这些收入比较低,但还没有达到需要政府部门来解决基本需求问题的群体,不能完全靠政府补贴,而应通过增加其工资性收入,比如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本刊实习记者刘思恬、李墨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