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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的人情冷暖，也照出了日常中被忽略的隐秘角落。
在抗击疫情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有明星晒厨艺、晒美食、云录综艺、直播带货，也有明星分享拼好的乐高模型，自曝“家中颓”的丑照；有明星为疫区筹款筹物资，也有明星被指出国游玩躲疫情。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几乎是每一举每一动都被公众看在眼里，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的反应和行为，更是会被放大解读。为避免被舆论误读，不少明星选择保持沉默，除了必要的抗疫宣传，不发表言论，不说明捐赠数量，不解释质疑——这似乎成了明星群体心照不宣的“自保”方式。
疫情期间，明星们的个人宣传和媒体露出，出现了近乎颠覆性的改变。尽管微博热搜上依然常见明星们的身影，但热搜数量和讨论热度均大不如前。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曾经看不上明星买热搜，疫情期才发现明星霸占热搜榜的日子有多舒服。
以往，某明星最新杂志封面或街拍，某明星手滑点赞了某黑料，甚至某明星更博了、某几位明星同框了，都可能登上热搜榜，甚至冲上前三。而在过去的两个月，不仅明星团队不再比着上热搜，就连影视剧用以宣传的热搜词条，都安排得非常谨慎。毕竟网友们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与疫情相关的新闻事件上，若明星因个人事件占用公共资源，不仅费力不讨好，还会败坏路人缘。
若是一不小心被“送”上热搜，工作室声明中一定会着力强调“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而明星们在个人账号中分享出的日常，大多会一改光鲜亮丽的人设，转而展现“家里蹲”的世俗烟火气。
如果说这些因时势做出改变是情理之中，那默不作声地低调捐款捐物就有些意料之外了。
韩红带领着自己的志愿者团队冲在支援疫情防控的一线，又凭借着自己在娱乐圈打拼多年的号召力，获得一众明星的信任，为一线医疗队募集了数额可观的善款和物资。为此，韩红在其个人微博号及“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微博号上公开了支援进程和捐款信息。
除此之外，便鲜有明星在自己或自家工作室的微博号上公开捐款捐物信息，即便大多数的明星都有为疫情防控尽自己的一份力，却也都不想成为出头鸟。无论是捐款还是出力，都一个比一个低调，生怕被认为是作秀。特别是在捐款方面，网友很喜欢比较和衡量捐款数额。
吴京谢楠夫妇便是在网友的比较与衡量中，被骂上热搜的。但是面对“收入上亿才捐20万元”的质疑声，二人未发一言辩解。还是在数轮捐赠结束以后，大家才发现，起初被公开的20万元捐款，不过是二人所有捐赠中的一部分。
根据不同受捐单位和知情志愿者们公开的捐赠信息，吴京谢楠夫妇先后捐款捐物总计20余次，大到100万元的捐款、价值260万元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和3辆救护车，小到洗护用品和卫生棉等消耗品。其好友陈励志发微博称：“吴京一直在偷偷摸摸地捐，自己买，自己送。”
同吴京谢楠夫妇一样做法的还有很多。包括徐峥，捐了25万只口罩、2000套防护服，后又给伊朗捐献了22台制氧机，而这些捐赠信息也都是由受捐单位公开出来的，未见徐峥及其工作室在社交媒体账号上有所宣传。
除了捐款捐物，还有身体力行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的。疫情期间，剧组停工，演员高鑫与其余10位志愿者在口罩工厂做义工，帮助工厂工人维持口罩的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工作。
3月20日，韩红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条长文，细数了曾与她一同并肩作战的明星志愿者团队。这些人中，有人在海外采购，有人在国内采购，有人在统计求助信息，有人在筹集物资时把自己学成了口罩专家，对全球不同系列的口罩技术参数和标准倒背如流，还有人在采购过程中把自己练成了砍价专家。
文中还特别提到，易烊千玺曾在韩红团队的物流志愿者被纷纷累倒之际，强烈要求只身前往武汉当搬运工，为了阻止他，韩红在情急之下发了脾气。如果韩红没有说出来，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有着顶级流量的当红小生，做公益时不声不响却一腔热血。
当然，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志愿者群体的主力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素人，而非明星。但无论是此次的抗疫，还是以往的抗灾，不少明星确实尽到了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
对明星群体来说，在抗疫抗灾时的主要责任有三点：第一，作为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在捐款捐物方面当尽一份力。第二，作为文艺工作者，在以文艺形式为一线人员鼓舞士气方面当尽一份力。第三，作为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呼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抗疫抗灾方面当尽一份力。
责任的范围很清晰，但尽责的程度却比较模糊。很多人喜欢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而在每次的捐赠和支援中，引发争议最多的便是捐款数额和社会服务程度。
明星作为最受瞩目的公众人物之一，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时代，明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巨大，在一定意义上理应成为社会价值导向的标杆，也就难免被要求遵循更高的道德标准。特别是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常常被期待履行更高的社会责任。
然而，與明星的被赋予的高期待不相称的，是近年来明星群体展现出的较低的社会责任感。据2019年12月发布的《2019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影响力排名前百的影视明星社会责任指数平均得分仅为27.75分，仅7人的得分超过了60分及格线。
在明星整体社会责任感远低于社会期待，甚至依然远低于及格水平的情况下，加上对明星逃税漏税和高价片酬的不满，公众对明星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的行为表现愈发敏感，进而会愈发细致地关注到明星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于是，那些被认为捐款数额远低于其收入水平的明星们，那些被认为在疫情期出国游玩避难的明星们，被纷纷骂上热搜。有人说这是舆论督导，有人说这是道德绑架。
人性复杂多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达则兼济天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若针对某个明星事件，用网络暴力来攻击社会责任感低的人不过是企图以恶止恶，并不可取。
在抗击疫情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有明星晒厨艺、晒美食、云录综艺、直播带货，也有明星分享拼好的乐高模型，自曝“家中颓”的丑照；有明星为疫区筹款筹物资，也有明星被指出国游玩躲疫情。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几乎是每一举每一动都被公众看在眼里，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的反应和行为，更是会被放大解读。为避免被舆论误读，不少明星选择保持沉默，除了必要的抗疫宣传，不发表言论，不说明捐赠数量，不解释质疑——这似乎成了明星群体心照不宣的“自保”方式。
消失的明星热搜
疫情期间，明星们的个人宣传和媒体露出，出现了近乎颠覆性的改变。尽管微博热搜上依然常见明星们的身影，但热搜数量和讨论热度均大不如前。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曾经看不上明星买热搜，疫情期才发现明星霸占热搜榜的日子有多舒服。
以往，某明星最新杂志封面或街拍，某明星手滑点赞了某黑料，甚至某明星更博了、某几位明星同框了，都可能登上热搜榜，甚至冲上前三。而在过去的两个月，不仅明星团队不再比着上热搜，就连影视剧用以宣传的热搜词条，都安排得非常谨慎。毕竟网友们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与疫情相关的新闻事件上，若明星因个人事件占用公共资源，不仅费力不讨好，还会败坏路人缘。
若是一不小心被“送”上热搜，工作室声明中一定会着力强调“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而明星们在个人账号中分享出的日常，大多会一改光鲜亮丽的人设，转而展现“家里蹲”的世俗烟火气。
如果说这些因时势做出改变是情理之中，那默不作声地低调捐款捐物就有些意料之外了。
韩红带领着自己的志愿者团队冲在支援疫情防控的一线，又凭借着自己在娱乐圈打拼多年的号召力，获得一众明星的信任，为一线医疗队募集了数额可观的善款和物资。为此，韩红在其个人微博号及“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微博号上公开了支援进程和捐款信息。
除此之外，便鲜有明星在自己或自家工作室的微博号上公开捐款捐物信息，即便大多数的明星都有为疫情防控尽自己的一份力，却也都不想成为出头鸟。无论是捐款还是出力，都一个比一个低调，生怕被认为是作秀。特别是在捐款方面，网友很喜欢比较和衡量捐款数额。
吴京谢楠夫妇便是在网友的比较与衡量中，被骂上热搜的。但是面对“收入上亿才捐20万元”的质疑声，二人未发一言辩解。还是在数轮捐赠结束以后，大家才发现，起初被公开的20万元捐款，不过是二人所有捐赠中的一部分。
根据不同受捐单位和知情志愿者们公开的捐赠信息，吴京谢楠夫妇先后捐款捐物总计20余次，大到100万元的捐款、价值260万元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和3辆救护车，小到洗护用品和卫生棉等消耗品。其好友陈励志发微博称：“吴京一直在偷偷摸摸地捐，自己买，自己送。”
同吴京谢楠夫妇一样做法的还有很多。包括徐峥，捐了25万只口罩、2000套防护服，后又给伊朗捐献了22台制氧机，而这些捐赠信息也都是由受捐单位公开出来的，未见徐峥及其工作室在社交媒体账号上有所宣传。
除了捐款捐物，还有身体力行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的。疫情期间，剧组停工，演员高鑫与其余10位志愿者在口罩工厂做义工，帮助工厂工人维持口罩的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工作。
3月20日，韩红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条长文，细数了曾与她一同并肩作战的明星志愿者团队。这些人中，有人在海外采购，有人在国内采购，有人在统计求助信息，有人在筹集物资时把自己学成了口罩专家，对全球不同系列的口罩技术参数和标准倒背如流，还有人在采购过程中把自己练成了砍价专家。
文中还特别提到，易烊千玺曾在韩红团队的物流志愿者被纷纷累倒之际，强烈要求只身前往武汉当搬运工，为了阻止他，韩红在情急之下发了脾气。如果韩红没有说出来，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有着顶级流量的当红小生，做公益时不声不响却一腔热血。
舆论监督还是道德绑架
当然，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志愿者群体的主力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素人，而非明星。但无论是此次的抗疫，还是以往的抗灾，不少明星确实尽到了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
对明星群体来说，在抗疫抗灾时的主要责任有三点：第一，作为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在捐款捐物方面当尽一份力。第二，作为文艺工作者，在以文艺形式为一线人员鼓舞士气方面当尽一份力。第三，作为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呼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抗疫抗灾方面当尽一份力。
责任的范围很清晰，但尽责的程度却比较模糊。很多人喜欢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而在每次的捐赠和支援中，引发争议最多的便是捐款数额和社会服务程度。
明星作为最受瞩目的公众人物之一，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时代，明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巨大，在一定意义上理应成为社会价值导向的标杆，也就难免被要求遵循更高的道德标准。特别是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常常被期待履行更高的社会责任。
然而，與明星的被赋予的高期待不相称的，是近年来明星群体展现出的较低的社会责任感。据2019年12月发布的《2019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影响力排名前百的影视明星社会责任指数平均得分仅为27.75分，仅7人的得分超过了60分及格线。
在明星整体社会责任感远低于社会期待，甚至依然远低于及格水平的情况下，加上对明星逃税漏税和高价片酬的不满，公众对明星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的行为表现愈发敏感，进而会愈发细致地关注到明星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于是，那些被认为捐款数额远低于其收入水平的明星们，那些被认为在疫情期出国游玩避难的明星们，被纷纷骂上热搜。有人说这是舆论督导，有人说这是道德绑架。
人性复杂多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达则兼济天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若针对某个明星事件，用网络暴力来攻击社会责任感低的人不过是企图以恶止恶，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