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和权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传统上所谓纨绔子弟的毛病更加突出。在民众眼里,他们是普遍受到质疑的。
　　
　　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二代迷思”情绪。好多的人,都对现在的第二代感到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80后也已奔三了,只有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在各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后来证明,这种担心往往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这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当年我们七八岁就会做的事,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替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不消说,富二代和权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娇生惯养、没有担当,有些人甚至不屑于学习生存技能,传统上所谓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更加突出。更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
　　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中国由于较早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便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贵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隋唐实行科举制后更是如此。尽管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大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家族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势必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故而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科举制,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耕读传家的传统。直到民国,有家学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的,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有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从而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权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今天的权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一个都没有,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后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体制的悲观派,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彻底改变其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他们的操作方法一般都是交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在现行制度下,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当某些地方官员做得太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子女时,才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后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自己在官商两界的关系,让他们继承国内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某些民营商人由于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属于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他们培养富二代的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却跟官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通过网络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20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权二代,他们跟自己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更加怨恨把持金钱和权力的人。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权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少有能在发达国家做成功的。从根本上说,作为社会精英,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其走上正常发展之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自己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权二代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可以说,富二代和权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民化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大多数的富二代和权二代,个别人也许例外,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