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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国会助手是国会山真正的主人，是“日程协调员”、“政策创意者”、“争议斡旋人”，“案件调查者”，是“新权力精英”。也有人说，助手是议员招摇撞骗的“打手”，是国会坏事干尽的“蛀虫”。助手私下则自嘲为“国会山上的耗子”。但不管怎么评价他们，这是一个对美国国会有着重要影响的群体。一位参议员曾经说过：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由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助手管理的国家。
助手的最大特点：应付门面管接待，政策把关当参谋
如果你想约见一位议员，首先要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接电话的，一定不是议员本人，而是他的助手。如果你去拜访议员，第一个接待你的也一定是他的助手。是简短应付你一下就送你出门，是请你在办公室小坐并听取你的意见，还是安排你与议员见面，完全是助手说了算。
如果你给议员写信，大多数情况下，议员是不会看到的，也许助手瞥一眼信封就把它扔进纸篓里。如果有一天你收到有议员签名的回信，千万别像我第一次收到瑞德参议员的信那样，很是洋洋自得了一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信部是助手回的，签字也是自动签名笔的印迹。
其实，这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助手的作用远不止这些。议员的发言稿、发表的文章、活动的安排、抛头露面的时机，在国会和选民关注议题上的立场，甚至连议员投票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助手决定的。有人甚至把议员比作木偶，助手则在幕后操纵着议员的一举一动。
在国会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议员并没有助手。一来，当时的事情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复杂；二来当时的政府官员多事必躬亲，请人帮忙似乎表明自己难以胜任工作。那时，国会开会的时间短，在选区与选民在一起的时间长，通过写信等方式与选民沟通并不十分迫切。议员写信，很少解释、介绍国会立法之类的事情，而是帮着买点粮食种子，了解选民养老金发放情况。议员在家乡搞几次烧烤，请有兴趣的人来站着聊聊就够了。
19世纪40年代，随着国会工作量的增加，才出现了国家出钱临时为委员会雇用助手的情况。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助手仍多从事打扫房间、收发信件和接待客人之类的辅助性、服务性工作。
经过100余年的演变，国会助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职能上都已今非昔比。国会增加助手，除了立法的工作量增加之外，还有许多原因，比如：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明显加强，公众关注的议题大大增多，议员向选民提供的服务与日俱增，委员会和议员还更加重视公共关系，等等。
目前，多数常设委员会有12名行政助手、18名专业助手。参议员助手根据议员所在州的人口多少而定，像来自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在华盛顿选区的助手总人数超过70人，而来自罗德岛等小州的参议员，助手总人数仅30人左右。众议员因选民人数大致相当，助手也差不多，办公室一般不超过12人，选区不超过10人。两党领导人的助手多一些。现在，委员会助手大约有3000人，议员助手约有11000人。
一个议员究竟雇用多少名助手，完全由议员本人决定，但国家拨给的助手费用是一定的，人多了工资就少一些，反之亦然。有的议员在年终因助手开支还未用完，就给助手“突击”发奖金，塞红包，因为这笔钱不能挪作他用。
助手的任务：平时出谋划策，“战时”冲锋陷阵
国会的专业助手实际上是议员的顾问和参谋。这些助手多受过相关领域的专业培训，不少人还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是议员不可或缺的“拐棍”。国会常设委员会的专业助手，有的人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经验，议员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他们却“稳坐钓鱼台”。从最高可以拿到相当于议员90％的工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重要性。
在20世纪60年代，瑟蒙德参议员喜欢给政敌戴上“共产主义者”的大帽子，或者指责他们与共产党组织有关。出席听证会的议员或证人对此十分不满。为了不让瑟蒙德自找麻烦，助手丹特经常提醒他不要信口开河。可瑟蒙德老是记不住。没办法，丹特只得陪瑟蒙德出席每一场听证会。当时，人权问题非常敏感，国会经常就这个议题举行听证会。丹特坐在瑟蒙特后面，把脚放在离瑟蒙德脚很近的地方，一旦发现瑟蒙德可能说漏了嘴，就轻轻地踢他的小腿肚子；如果发现他很快就会脱口而出，就猛地踢他。1962年，瑟蒙德所在的委员会就美国对外政策举行了36天的听证会，共有67人作证，丹特踢的次数多了，瑟蒙德的小腿肚子都被踢出血来了。
由于议员对许多议题不熟悉，抑或没有认真思考，投完票后时有“露馅儿”的情况。国会山上有个经典笑话，说的是有两位议员哥们儿在某个问题上针锋相对，投完票后还在争论不休。第二天一看报纸才发现，自己的投票立场正好与一贯主张的立场相反，原来他们并没有仔细阅读案文，而是根据助手的建议投了票。于是，他们拿起电话，异口同声地跟对方说了两句话：谢谢你支持我，让助手多沟通。
关键时刻，助手还要当机立断，为议员冲锋陷阵。1985年，墨西哥发生强烈地震，科勒曼众议员的选区有大量墨裔选民，他们很关心自己在墨西哥亲朋好友的安危。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办公室主任罗杰斯和全体助手一道迅速建立了热线电话，向选民提供地震信息，协助选民了解亲人情况，并立即发表声明：“科勒曼众议员在国会领导着墨西哥地震的救援活动。”这一行动赢得了媒体和选民的普遍好感。但事实上，科勒曼整个周末并不在华盛顿，也没有指示他们这样做。
助手的挑战：只出好点子，不出馊主意
议员重视助手的意见和建议，这就要求助手提出的建议可行而且正确。好的点子，可以给议员解围，使议员得分。
1986年，美国一些民间组织发起“十分钟工程”的倡议，呼吁人们每天花十分钟读书，以扭转人们只看电视不读书和文盲率出现反弹的趋势。一家报社为撰写一篇报文向科勒曼众议员提出采访要求。可是，偏偏这位议员不爱看书。他只是告诉新闻助手杰克利，过去爱看历史和传记图书。办公室主任罗杰斯和杰克利琢磨，议员大人实际上什么书都不看，要是不想“露怯”，他们就必须挑选出几本书给科勒曼“临阵磨枪”。
有文学士文凭的杰克利回家从自己的书架上挑了几十本当时比较热门或公认的名著带到办公室。杰克利向罗杰斯建议挑一本反映前苏联劳改制度的《古拉格》：这本书反共，可以争取保守人土；部头又大，可以显示议员有学问。罗杰斯担心议员经不住记者的追问，杰克利却很有把握地说：别担心，记者肯定也没看过。然后，他们又挑了几本传记和历史书。杰克利准备了有关读书的“表态口径”，并对每本书作了摘要卡片交给议员。
10月1日，记者登门釆访。科勒 曼按照杰克利提供的“谈话参考”侃侃而谈：我小时候就喜欢读书，长这么大，还想不起来有哪个时候不想读书的。不仅如此，为了驳斥对手因他离异而说他不重视家庭的指责，科勒曼还根据杰克利的建议煞有介事地说：作为一个单亲父亲，我希望把自己的读书嗜好传给儿子。记者头也不抬地在笔记本上记着。最后，科勒曼一边收起助手准备的卡片，一边微笑着对记者总结说：“读书是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当然，如果议员在工作中出现失误，也会抛出助尹当替罪羊。弗吉尼亚州一家煤炭企业邀请若干议员前去参观，以争取议员支持政府拨款资助该企业的——项研究项目。企业为议员安排了商务包机并热情招待。在某个议员的暗示下，企业表示将给每个议员2000美元的酬金。负责召集这次活动的议员为争取尽可能多的议员参加，竟然把乘坐商务包机和给予酬金等内容写在通知上。
《华盛顿邮报》披露这一腐败行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联邦调查局还展开调查。好几位议员开始否认有酬金一说，后来又利用尚未收到酬金辩解：即使收到，也不会接受。当记者拿着出席通知质询时，好几位议员居然抵赖说，助手失职，既没有把通知拿给他们看，也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害得助手叫苦不迭。
办公室的永恒话题：“生活作风”问题
200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利维失踪案”引出了猎艳高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康迪特。在联邦监狱管理局实习的利维自4月30日起失踪。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利维在失踪前与康迪特关系暧昧，利维曾告诉姑妈，康迪特是她的心上人。在警方的追查下，康迪特承认自己与利维的关系超出友情。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意外地发现，康迪特与多位女助手有暖昧关系。康迪特1989年当选众议员后，就把他竞选期间从事宣传工作、时年仅21岁的一个女青年带到华盛顿。当时只有6个星期工龄的这个女子负责日程安排，是助手中身份最低的，却拿到每月3700美元的高薪，比资历长得多的新闻助手还要高，3年后她又成为办公室的副主任。此人并非能干，而是深得康迪特的宠爱。惠廷厄姆是康迪特的另一个红颜知己。康迪特说她可爱极了，无是安排她负责回复选民信件，后来又让她担任办公室主任，康迪特当时的助手至今仍对他们的关系津津乐道。一个叫麦凯伊的年轻女子，1994年给康迪特当助手时才22岁，两人关系世非同一般。“利维失踪案”发生后，早已回到旧金山的麦凯伊接到康迪特办公室行政助理的电话，要求她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询问时，不要提起她与康迪特的关系。
议员与女助手之间的绯闻常常是美国媒体的花边新闻。在国会弹劾克林顿总统时，针对一个个道貌岸然的议员，有人戏称，如果像调查克林顿那样调查国会议员，会有一半议员要被弹劾。
据一本叫《玻璃屋》的议员丑闻录称，一位长期在国会工作的警察说，他和他的同事没一个人没有在执勤时意外撞上议员与女助手在办公室发生两性关系。在弹劾克林顿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是众议院的“审判官”，而据媒体披露，他自41岁起与时年29岁的女助手保持了4年的婚外关系。当时，这位女助手有三个孩子，家庭本来很和睦，就因为海德从中“插了一杠子”，丈夫提出离婚。
国会的诱惑：认人、铺路、长见识
国会现有工作人员近3万人，含议员助手、秘书、技术和研究人员。他们流动性大，平均工作年限仅2年，这使得国会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用人单位之一。在国会实习，如找到感觉，可为毕业后到国会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有的人后来不仅当了议员助手，还当上了国会议员。事实上，许多国会议员都是在助手的岗位上找到当议员的感觉的。克里兰早在1964年就给詹姆斯·麦凯参议员当义工，1965年给他当助手，逐渐对政治发生了兴趣，继而在30年后当选参议员。
国会是美国的政治中心，是白宫、工商界、地方政府，学术界和民间团体竞相施加影响的地方。美国各行各业和组织、团体都有人专门从事国会的游说与沟通工作，有大量潜在的就业机会。通过在国会实习或工作，可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建立许多关系。这是走向社会和扩大未来就业门路的桥梁。国会还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地方，可以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技巧。给萨克斯顿众议员当助手的兰蒙说：“不拿工资算什么，你得到的是经验，是熟人和关系，这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助手的最大特点：应付门面管接待，政策把关当参谋
如果你想约见一位议员，首先要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接电话的，一定不是议员本人，而是他的助手。如果你去拜访议员，第一个接待你的也一定是他的助手。是简短应付你一下就送你出门，是请你在办公室小坐并听取你的意见，还是安排你与议员见面，完全是助手说了算。
如果你给议员写信，大多数情况下，议员是不会看到的，也许助手瞥一眼信封就把它扔进纸篓里。如果有一天你收到有议员签名的回信，千万别像我第一次收到瑞德参议员的信那样，很是洋洋自得了一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信部是助手回的，签字也是自动签名笔的印迹。
其实，这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助手的作用远不止这些。议员的发言稿、发表的文章、活动的安排、抛头露面的时机，在国会和选民关注议题上的立场，甚至连议员投票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助手决定的。有人甚至把议员比作木偶，助手则在幕后操纵着议员的一举一动。
在国会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议员并没有助手。一来，当时的事情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复杂；二来当时的政府官员多事必躬亲，请人帮忙似乎表明自己难以胜任工作。那时，国会开会的时间短，在选区与选民在一起的时间长，通过写信等方式与选民沟通并不十分迫切。议员写信，很少解释、介绍国会立法之类的事情，而是帮着买点粮食种子，了解选民养老金发放情况。议员在家乡搞几次烧烤，请有兴趣的人来站着聊聊就够了。
19世纪40年代，随着国会工作量的增加，才出现了国家出钱临时为委员会雇用助手的情况。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助手仍多从事打扫房间、收发信件和接待客人之类的辅助性、服务性工作。
经过100余年的演变，国会助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职能上都已今非昔比。国会增加助手，除了立法的工作量增加之外，还有许多原因，比如：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明显加强，公众关注的议题大大增多，议员向选民提供的服务与日俱增，委员会和议员还更加重视公共关系，等等。
目前，多数常设委员会有12名行政助手、18名专业助手。参议员助手根据议员所在州的人口多少而定，像来自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在华盛顿选区的助手总人数超过70人，而来自罗德岛等小州的参议员，助手总人数仅30人左右。众议员因选民人数大致相当，助手也差不多，办公室一般不超过12人，选区不超过10人。两党领导人的助手多一些。现在，委员会助手大约有3000人，议员助手约有11000人。
一个议员究竟雇用多少名助手，完全由议员本人决定，但国家拨给的助手费用是一定的，人多了工资就少一些，反之亦然。有的议员在年终因助手开支还未用完，就给助手“突击”发奖金，塞红包，因为这笔钱不能挪作他用。
助手的任务：平时出谋划策，“战时”冲锋陷阵
国会的专业助手实际上是议员的顾问和参谋。这些助手多受过相关领域的专业培训，不少人还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是议员不可或缺的“拐棍”。国会常设委员会的专业助手，有的人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经验，议员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他们却“稳坐钓鱼台”。从最高可以拿到相当于议员90％的工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重要性。
在20世纪60年代，瑟蒙德参议员喜欢给政敌戴上“共产主义者”的大帽子，或者指责他们与共产党组织有关。出席听证会的议员或证人对此十分不满。为了不让瑟蒙德自找麻烦，助手丹特经常提醒他不要信口开河。可瑟蒙德老是记不住。没办法，丹特只得陪瑟蒙德出席每一场听证会。当时，人权问题非常敏感，国会经常就这个议题举行听证会。丹特坐在瑟蒙特后面，把脚放在离瑟蒙德脚很近的地方，一旦发现瑟蒙德可能说漏了嘴，就轻轻地踢他的小腿肚子；如果发现他很快就会脱口而出，就猛地踢他。1962年，瑟蒙德所在的委员会就美国对外政策举行了36天的听证会，共有67人作证，丹特踢的次数多了，瑟蒙德的小腿肚子都被踢出血来了。
由于议员对许多议题不熟悉，抑或没有认真思考，投完票后时有“露馅儿”的情况。国会山上有个经典笑话，说的是有两位议员哥们儿在某个问题上针锋相对，投完票后还在争论不休。第二天一看报纸才发现，自己的投票立场正好与一贯主张的立场相反，原来他们并没有仔细阅读案文，而是根据助手的建议投了票。于是，他们拿起电话，异口同声地跟对方说了两句话：谢谢你支持我，让助手多沟通。
关键时刻，助手还要当机立断，为议员冲锋陷阵。1985年，墨西哥发生强烈地震，科勒曼众议员的选区有大量墨裔选民，他们很关心自己在墨西哥亲朋好友的安危。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办公室主任罗杰斯和全体助手一道迅速建立了热线电话，向选民提供地震信息，协助选民了解亲人情况，并立即发表声明：“科勒曼众议员在国会领导着墨西哥地震的救援活动。”这一行动赢得了媒体和选民的普遍好感。但事实上，科勒曼整个周末并不在华盛顿，也没有指示他们这样做。
助手的挑战：只出好点子，不出馊主意
议员重视助手的意见和建议，这就要求助手提出的建议可行而且正确。好的点子，可以给议员解围，使议员得分。
1986年，美国一些民间组织发起“十分钟工程”的倡议，呼吁人们每天花十分钟读书，以扭转人们只看电视不读书和文盲率出现反弹的趋势。一家报社为撰写一篇报文向科勒曼众议员提出采访要求。可是，偏偏这位议员不爱看书。他只是告诉新闻助手杰克利，过去爱看历史和传记图书。办公室主任罗杰斯和杰克利琢磨，议员大人实际上什么书都不看，要是不想“露怯”，他们就必须挑选出几本书给科勒曼“临阵磨枪”。
有文学士文凭的杰克利回家从自己的书架上挑了几十本当时比较热门或公认的名著带到办公室。杰克利向罗杰斯建议挑一本反映前苏联劳改制度的《古拉格》：这本书反共，可以争取保守人土；部头又大，可以显示议员有学问。罗杰斯担心议员经不住记者的追问，杰克利却很有把握地说：别担心，记者肯定也没看过。然后，他们又挑了几本传记和历史书。杰克利准备了有关读书的“表态口径”，并对每本书作了摘要卡片交给议员。
10月1日，记者登门釆访。科勒 曼按照杰克利提供的“谈话参考”侃侃而谈：我小时候就喜欢读书，长这么大，还想不起来有哪个时候不想读书的。不仅如此，为了驳斥对手因他离异而说他不重视家庭的指责，科勒曼还根据杰克利的建议煞有介事地说：作为一个单亲父亲，我希望把自己的读书嗜好传给儿子。记者头也不抬地在笔记本上记着。最后，科勒曼一边收起助手准备的卡片，一边微笑着对记者总结说：“读书是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当然，如果议员在工作中出现失误，也会抛出助尹当替罪羊。弗吉尼亚州一家煤炭企业邀请若干议员前去参观，以争取议员支持政府拨款资助该企业的——项研究项目。企业为议员安排了商务包机并热情招待。在某个议员的暗示下，企业表示将给每个议员2000美元的酬金。负责召集这次活动的议员为争取尽可能多的议员参加，竟然把乘坐商务包机和给予酬金等内容写在通知上。
《华盛顿邮报》披露这一腐败行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联邦调查局还展开调查。好几位议员开始否认有酬金一说，后来又利用尚未收到酬金辩解：即使收到，也不会接受。当记者拿着出席通知质询时，好几位议员居然抵赖说，助手失职，既没有把通知拿给他们看，也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害得助手叫苦不迭。
办公室的永恒话题：“生活作风”问题
200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利维失踪案”引出了猎艳高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康迪特。在联邦监狱管理局实习的利维自4月30日起失踪。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利维在失踪前与康迪特关系暧昧，利维曾告诉姑妈，康迪特是她的心上人。在警方的追查下，康迪特承认自己与利维的关系超出友情。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意外地发现，康迪特与多位女助手有暖昧关系。康迪特1989年当选众议员后，就把他竞选期间从事宣传工作、时年仅21岁的一个女青年带到华盛顿。当时只有6个星期工龄的这个女子负责日程安排，是助手中身份最低的，却拿到每月3700美元的高薪，比资历长得多的新闻助手还要高，3年后她又成为办公室的副主任。此人并非能干，而是深得康迪特的宠爱。惠廷厄姆是康迪特的另一个红颜知己。康迪特说她可爱极了，无是安排她负责回复选民信件，后来又让她担任办公室主任，康迪特当时的助手至今仍对他们的关系津津乐道。一个叫麦凯伊的年轻女子，1994年给康迪特当助手时才22岁，两人关系世非同一般。“利维失踪案”发生后，早已回到旧金山的麦凯伊接到康迪特办公室行政助理的电话，要求她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询问时，不要提起她与康迪特的关系。
议员与女助手之间的绯闻常常是美国媒体的花边新闻。在国会弹劾克林顿总统时，针对一个个道貌岸然的议员，有人戏称，如果像调查克林顿那样调查国会议员，会有一半议员要被弹劾。
据一本叫《玻璃屋》的议员丑闻录称，一位长期在国会工作的警察说，他和他的同事没一个人没有在执勤时意外撞上议员与女助手在办公室发生两性关系。在弹劾克林顿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是众议院的“审判官”，而据媒体披露，他自41岁起与时年29岁的女助手保持了4年的婚外关系。当时，这位女助手有三个孩子，家庭本来很和睦，就因为海德从中“插了一杠子”，丈夫提出离婚。
国会的诱惑：认人、铺路、长见识
国会现有工作人员近3万人，含议员助手、秘书、技术和研究人员。他们流动性大，平均工作年限仅2年，这使得国会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用人单位之一。在国会实习，如找到感觉，可为毕业后到国会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有的人后来不仅当了议员助手，还当上了国会议员。事实上，许多国会议员都是在助手的岗位上找到当议员的感觉的。克里兰早在1964年就给詹姆斯·麦凯参议员当义工，1965年给他当助手，逐渐对政治发生了兴趣，继而在30年后当选参议员。
国会是美国的政治中心，是白宫、工商界、地方政府，学术界和民间团体竞相施加影响的地方。美国各行各业和组织、团体都有人专门从事国会的游说与沟通工作，有大量潜在的就业机会。通过在国会实习或工作，可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建立许多关系。这是走向社会和扩大未来就业门路的桥梁。国会还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地方，可以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技巧。给萨克斯顿众议员当助手的兰蒙说：“不拿工资算什么，你得到的是经验，是熟人和关系，这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