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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是不断进取和持续思考的典范；他不仅亲手创办教育杂志，还时常撰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教育观点；他不仅积极探索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规律，还亲身参与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并且开办实业以促进教育思想的传播交流；他提出的普及国民教育的主张被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全面采用，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奏响了第一声礼炮；他就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卓越开拓者——陆费逵。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活动家。陆费逵出身书香门第，是清朝《四库全书》总校官的后裔，其母是李鸿章的侄女。他自幼受到清末新思潮影响，弃读经书，改研史地、算术等新学。1905年，他在上海昌明公司、文明书局任职；1908年应聘到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1909年主编著名的《教育杂志》(中国第一个专业教育刊物)；1912年，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这是继1897年夏瑞方创办商务印书馆之后又一家我国经营历史最久、出版书刊最多、影响最大的私营企业，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达30年之久。1917年5月，他与黄炎培和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担任议事部议事员。陆费逵一生重视教育，毕生以普及教育的思想从事出版工作，他不仅创办、主编了教育刊物，还出版了《教育文存》和《世界教育状况》等大量教育论著和中小学教材，自己曾当过校长、教师，写过许多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他还积极为清末的教育出谋划策，如倡导职业教育、女子教育、改革学制、统一国语、提倡白话文等，思想新颖，富有革新精神，曾在上海引起很大轰动。
秉持“实利”理念
开辟“职教”先河
在近代中国，对于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见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难以形成定论，陆费逵对国民教育方针的关注始于1912年4月，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向陆费逵征询教育方针问题，陆费逵就以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作了回答。后来陆费逵读到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书》后，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于此问题的理论言说。他认为，教育方针的确立不能超越政治，而应合乎国家现实与世界潮流。陆费逵指出，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书》一文中所表达的民国教育方针当为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个方面，而唯独对维持生计的职业教育没有提及，这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于是，他便撰文强调职业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以“实利主义”作为职业教育的指导原则。不久，陆费逵发表了《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全面论述了实利主义的目的与功能。
首先，他提出实利主义的职业教育可以救国救贫。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腐朽，中国陷入了民穷财尽的边缘，也逐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受到延滞。在此境况下，中国先进分子努力寻找救国救民之道，陆费逵对于近代中国的这一局面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经济实力，而贫穷则是国家的最大隐患。正是因为中国经济衰败，国民穷困潦倒，才使得帝国主义有机可乘，大肆侵略。因此，陆费逵扛起了“职教救国”的大旗，并且主张用实利主义的理念指导职业教育。
其次，他认为以实利主义为指导理念的职业教育是沟通“劳心”与“劳力”者的桥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劳心”与“劳力”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而陆费逵认为，这两大阶级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其桥梁就是实利主义教育，因为凭借实利主义可以使普通人获得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而优秀人才则能发挥管理监督的特长。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属性进行分析后指出，下层民众虽然吃苦耐劳，但知识贫乏；上层精英则天性软弱，虽有满腹经纶，但却没有谋生的能力。如果这两大阶级的对立不加以解决，国家的命运将难以改变。
最后，以实利主义为指导的职业教育可以使人自立，养成高尚人格。为了养成国民高尚人格，陆费逵从“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基本理论出发，主张“衣食足而后知礼仪，饥寒不免，则道心变成盗心矣。”陆费逵对实利主义目的与功能的全面阐释，打破了当时人们对实利主义教育的误解，在他的影响下，民国初年的职业教育宗旨明确规定为实利主义，于是许多实业学校涌现出来。可以说，陆费逵对实利主义目的与功能的理解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先河。后来学者曾做出这样的评价：“近代建立在工业基础上以解决谋生为群众服务需要的教育，先后虽有多种名称，而实质乃是职业教育。”
借助“职教”契机 促进“人才”培养
诚然，陆费逵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关注大大改善了当时人们的偏见。但是，他对中国教育的理解并没有止步于职业教育。陆费逵认为，职业教育只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国家培养必须人才的重要途径。如果要让中国的教育发展起来，还必须重视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等其它方面。1911 年，陆费逵在为《教育杂志》增刊《世界教育状况》作序时，首次提出“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育并重”观点，并在之后的《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中对此作了系统阐述。
陆费逵首先从正面论述了我国兴办职业教育必要性的原因。中国人从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认识到日本这一“撮尔小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迅速强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普及国民教育。于是，人们思想上开始十分重视国民教育，然而人们却忽视了国民生产生活技能的欠缺这一重要问题。当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盛行之时我国的“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几在摒除之列”。陆费逵认为，要使国民富裕，首先需要兴办职业教育。这一观点与他对职业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有直接的关系。
陆费逵还从当时实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论证实施人才教育、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欲救国家危亡，决不可以离开“人才”和来自于实业教育的“款项”。从三者对比来看，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比国民教育尤其至关重要。接着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教育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人才教育的基础，发展职业教育是兴办国民教育、人才教育的基础。中等学校办理不善，无人才无款项，此一因也；高等专门学校、职业学校廖若晨星，人才款项两俱消乏此二因也；实业界人才款项缺乏，兴办的企业少用人少，此三因也。最后，陆费逵从投资和收效两个方面比较得出，兴办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比发展国民教育花费少、收效“弘且速”。从这一根据出发，他建议当时我国教育经费六成办普通教育，二成办人才教育，剩下二成办职业教育。
应该说，陆费逵对职业教育在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地位的确立，打破了民国初年只重视国民教育的观点和做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费逵在对职业教育作了充分肯定的同时，并没否认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他曾明确地表达过这一点，他说国民教育“特百年树人，为国家长治久安、日进文明之大计，轻视固不可，摒弃百事而仅从事于兹，则尤不可也”。由此可知，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在社会发展中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都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陆费逵的这一论断，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表明了他对于中国教育体系结构的全面考虑。
标榜“德性”立业 拓展“职教”视野
陆费逵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同时他还是民国时期一位成功的出版家。由于他对出版行业有着执著的追求和坚定的职业信念，使他在当时的出版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他以自己成功的职业实践熏陶教育了周围的人。陆费逵在全面论述职业教育的同时，还提到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他认为各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部分，必须对各业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從而，陆费逵拓展了职业教育的视野，为我国职业道德教育的实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
陆费逵毕生从事出版业，对出版业界的道德状况深有体会，也对出版业界由于道德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触颇多，因此他特别强调，出版工作者应加强自身人格和道德修养。1922年他发表的《书业商之修养》便表达了这一诉求。他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可以是高尚的、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判断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良心，良心的不同将产生不同的后果。他说，“吾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得的利益非浅；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所以，他号召出版者应心地纯洁、思想高尚，这样才能将最有价值的书籍贡献出来。其次，著作者应重视职业道德养成。陆费逵认为，不同的书籍给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书籍的评价也因时因地而不同，他承认，书籍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给一本书的好坏下结论是很困难的。但有一点他认为是不可否认的，即书籍必须利人。怎样使书籍利人？著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因此，陆费逵指出，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及国民人格之高下都依赖于著作家，著作家的宗旨是：“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著作家只有重视自己平时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书籍。最后，实业家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其次，著作者应重视职业道德养成。 陆费逵认为，不同的书籍给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书籍的评价也因时因地而不同，他承认，书籍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给一本书的好坏下结论是很困难的。但有一点他认为是不可否认的，即书籍必须利人。怎样使书籍利人？著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因此，陆费逵指出，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及国民人格之高下都依赖于著作家，著作家的宗旨是：“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著作家只有重视自己平时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书籍。最后，实业家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民國初年，由于人们认识到实业的重要性，实业救国的呼声甚高。陆费逵说：“有志实业者，项背相望。”但不可否认的是，成功者少，失败者多，陆费逵把原因归结为实业家修养的缺乏。为提高实业家的修养，从1915年起，他发表了《实业家之修养》、《工商界做人的条件》及《我对于商业人才之意见》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加强对工商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他曾这样表达过实业家的看法：“以余所见，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识也，技术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缺。”此外，陆费逵还在他主持创办的《中华实业界》与《进德季刊》等杂志上，经常刊登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与方法。陆费逵对各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表明了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全面性。职业教育不仅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也包含职业道德教育，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陆费逵对职业道德教育的论述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他对于社会各业的道德现状及其带来的后果领悟较深，因而能根据不同的职业寻找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与步骤。更加重要的是，陆费逵把人格的养成放在职业道德教育的首要位置。由此而言，陆费逵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提倡国民人格的培养，使职业教育为强国利民服务，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职业教育观。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活动家。陆费逵出身书香门第，是清朝《四库全书》总校官的后裔，其母是李鸿章的侄女。他自幼受到清末新思潮影响，弃读经书，改研史地、算术等新学。1905年，他在上海昌明公司、文明书局任职；1908年应聘到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1909年主编著名的《教育杂志》(中国第一个专业教育刊物)；1912年，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这是继1897年夏瑞方创办商务印书馆之后又一家我国经营历史最久、出版书刊最多、影响最大的私营企业，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达30年之久。1917年5月，他与黄炎培和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担任议事部议事员。陆费逵一生重视教育，毕生以普及教育的思想从事出版工作，他不仅创办、主编了教育刊物，还出版了《教育文存》和《世界教育状况》等大量教育论著和中小学教材，自己曾当过校长、教师，写过许多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他还积极为清末的教育出谋划策，如倡导职业教育、女子教育、改革学制、统一国语、提倡白话文等，思想新颖，富有革新精神，曾在上海引起很大轰动。
秉持“实利”理念
开辟“职教”先河
在近代中国，对于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见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难以形成定论，陆费逵对国民教育方针的关注始于1912年4月，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向陆费逵征询教育方针问题，陆费逵就以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作了回答。后来陆费逵读到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书》后，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于此问题的理论言说。他认为，教育方针的确立不能超越政治，而应合乎国家现实与世界潮流。陆费逵指出，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书》一文中所表达的民国教育方针当为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个方面，而唯独对维持生计的职业教育没有提及，这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于是，他便撰文强调职业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以“实利主义”作为职业教育的指导原则。不久，陆费逵发表了《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全面论述了实利主义的目的与功能。
首先，他提出实利主义的职业教育可以救国救贫。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腐朽，中国陷入了民穷财尽的边缘，也逐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受到延滞。在此境况下，中国先进分子努力寻找救国救民之道，陆费逵对于近代中国的这一局面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经济实力，而贫穷则是国家的最大隐患。正是因为中国经济衰败，国民穷困潦倒，才使得帝国主义有机可乘，大肆侵略。因此，陆费逵扛起了“职教救国”的大旗，并且主张用实利主义的理念指导职业教育。
其次，他认为以实利主义为指导理念的职业教育是沟通“劳心”与“劳力”者的桥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劳心”与“劳力”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而陆费逵认为，这两大阶级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其桥梁就是实利主义教育，因为凭借实利主义可以使普通人获得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而优秀人才则能发挥管理监督的特长。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属性进行分析后指出，下层民众虽然吃苦耐劳，但知识贫乏；上层精英则天性软弱，虽有满腹经纶，但却没有谋生的能力。如果这两大阶级的对立不加以解决，国家的命运将难以改变。
最后，以实利主义为指导的职业教育可以使人自立，养成高尚人格。为了养成国民高尚人格，陆费逵从“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基本理论出发，主张“衣食足而后知礼仪，饥寒不免，则道心变成盗心矣。”陆费逵对实利主义目的与功能的全面阐释，打破了当时人们对实利主义教育的误解，在他的影响下，民国初年的职业教育宗旨明确规定为实利主义，于是许多实业学校涌现出来。可以说，陆费逵对实利主义目的与功能的理解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先河。后来学者曾做出这样的评价：“近代建立在工业基础上以解决谋生为群众服务需要的教育，先后虽有多种名称，而实质乃是职业教育。”
借助“职教”契机 促进“人才”培养
诚然，陆费逵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关注大大改善了当时人们的偏见。但是，他对中国教育的理解并没有止步于职业教育。陆费逵认为，职业教育只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国家培养必须人才的重要途径。如果要让中国的教育发展起来，还必须重视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等其它方面。1911 年，陆费逵在为《教育杂志》增刊《世界教育状况》作序时，首次提出“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育并重”观点，并在之后的《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中对此作了系统阐述。
陆费逵首先从正面论述了我国兴办职业教育必要性的原因。中国人从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认识到日本这一“撮尔小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迅速强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普及国民教育。于是，人们思想上开始十分重视国民教育，然而人们却忽视了国民生产生活技能的欠缺这一重要问题。当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盛行之时我国的“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几在摒除之列”。陆费逵认为，要使国民富裕，首先需要兴办职业教育。这一观点与他对职业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有直接的关系。
陆费逵还从当时实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论证实施人才教育、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欲救国家危亡，决不可以离开“人才”和来自于实业教育的“款项”。从三者对比来看，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比国民教育尤其至关重要。接着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教育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人才教育的基础，发展职业教育是兴办国民教育、人才教育的基础。中等学校办理不善，无人才无款项，此一因也；高等专门学校、职业学校廖若晨星，人才款项两俱消乏此二因也；实业界人才款项缺乏，兴办的企业少用人少，此三因也。最后，陆费逵从投资和收效两个方面比较得出，兴办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比发展国民教育花费少、收效“弘且速”。从这一根据出发，他建议当时我国教育经费六成办普通教育，二成办人才教育，剩下二成办职业教育。
应该说，陆费逵对职业教育在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地位的确立，打破了民国初年只重视国民教育的观点和做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费逵在对职业教育作了充分肯定的同时，并没否认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他曾明确地表达过这一点，他说国民教育“特百年树人，为国家长治久安、日进文明之大计，轻视固不可，摒弃百事而仅从事于兹，则尤不可也”。由此可知，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在社会发展中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都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陆费逵的这一论断，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表明了他对于中国教育体系结构的全面考虑。
标榜“德性”立业 拓展“职教”视野
陆费逵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同时他还是民国时期一位成功的出版家。由于他对出版行业有着执著的追求和坚定的职业信念，使他在当时的出版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他以自己成功的职业实践熏陶教育了周围的人。陆费逵在全面论述职业教育的同时，还提到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他认为各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部分，必须对各业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從而，陆费逵拓展了职业教育的视野，为我国职业道德教育的实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
陆费逵毕生从事出版业，对出版业界的道德状况深有体会，也对出版业界由于道德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触颇多，因此他特别强调，出版工作者应加强自身人格和道德修养。1922年他发表的《书业商之修养》便表达了这一诉求。他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可以是高尚的、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判断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良心，良心的不同将产生不同的后果。他说，“吾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得的利益非浅；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所以，他号召出版者应心地纯洁、思想高尚，这样才能将最有价值的书籍贡献出来。其次，著作者应重视职业道德养成。陆费逵认为，不同的书籍给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书籍的评价也因时因地而不同，他承认，书籍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给一本书的好坏下结论是很困难的。但有一点他认为是不可否认的，即书籍必须利人。怎样使书籍利人？著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因此，陆费逵指出，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及国民人格之高下都依赖于著作家，著作家的宗旨是：“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著作家只有重视自己平时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书籍。最后，实业家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其次，著作者应重视职业道德养成。 陆费逵认为，不同的书籍给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书籍的评价也因时因地而不同，他承认，书籍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给一本书的好坏下结论是很困难的。但有一点他认为是不可否认的，即书籍必须利人。怎样使书籍利人？著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因此，陆费逵指出，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及国民人格之高下都依赖于著作家，著作家的宗旨是：“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著作家只有重视自己平时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书籍。最后，实业家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民國初年，由于人们认识到实业的重要性，实业救国的呼声甚高。陆费逵说：“有志实业者，项背相望。”但不可否认的是，成功者少，失败者多，陆费逵把原因归结为实业家修养的缺乏。为提高实业家的修养，从1915年起，他发表了《实业家之修养》、《工商界做人的条件》及《我对于商业人才之意见》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加强对工商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他曾这样表达过实业家的看法：“以余所见，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识也，技术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缺。”此外，陆费逵还在他主持创办的《中华实业界》与《进德季刊》等杂志上，经常刊登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与方法。陆费逵对各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表明了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全面性。职业教育不仅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也包含职业道德教育，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陆费逵对职业道德教育的论述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他对于社会各业的道德现状及其带来的后果领悟较深，因而能根据不同的职业寻找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与步骤。更加重要的是，陆费逵把人格的养成放在职业道德教育的首要位置。由此而言，陆费逵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提倡国民人格的培养，使职业教育为强国利民服务，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职业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