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0年出生在乌鲁木齐。我小时候喜欢听故事也特别爱看书，这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我母亲当时是乌鲁木齐市第二女子中学的老师，这是少数民族女生读书的学校。我父亲也是老师，他是新疆实验中学的第二任校长。当时，我家里有一些维吾尔文藏书，有维吾尔族传统的经典之作，也有前苏联作家的翻译作品，家里的这些藏书基本都被我读完了。这种爱读书的习惯，在我心中萌生了对文学的爱。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开始学习汉语，那时，我们一周只有两节汉语课。我总是学不好汉语，这周上完汉语课，下周开课时，我就把上一周学的汉语全忘光了。这种情况下，我的汉语水平总也提高不了。
　　汉语阅读打开了我的眼界，初中毕业时，我所在的新疆实验中学开始实行双语教育，先办汉语班，做试点。那大概是新疆最早进行的双语教育试验了，也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课。
　　那一年，教我们汉语的老师为了让学习更有趣味，就鼓励我们读汉语文学书籍，让我们记下自己一天能认下来的汉字。认得多的学生可以“去北京”，其实就是一种奖励，也就是贴个红花，不可能真去北京的。
　　那时候，我已经看过维吾尔文的《红旗谱》，但只看了上部，下部还没有翻译出来，这让我很着急，特别想知道后半部都写了些啥。看完电影《林海雪原》后，我喜欢得不得了，也想找书来看，可一打听，这本书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文。
　　上了一段时间汉语预科班后，我认识的汉字多了起来，就找来《红旗谱》等汉语书开始读。刚开始读得很吃力，很多字都不认识，老师当时教我们，遇到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我懒得查，其实也是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只想读下去，根本不想停下来查字典。对那些不认识的汉字，我先是跳过去，读后面的内容。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联系上下文猜那个不认识的字是啥意思，这招还真管用，一本书很快就看完了。其实，当时我主要看的是故事情节，一本书中不认识的汉字还有很多。就这样，那一年中，我不仅读完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连《苦菜花》、
　　《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都读完了。后来，我又阅读了一些世界名著。
　　读过这些汉语书后，我的眼界一下子被打开了，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宽阔得多。这个世界里，还有更丰富的情感，更动人的故事。读了这些小说，我内心里对文学的热爱更加深厚了，立志将来也做一个写书的人。
　　只可惜，这种试验只进行了一年就停止了。文革开始后，我们没学上了。那时候，我最喜欢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一是看个热闹，再就是锻炼我认汉字的能力，看我能认识多少个大字报上的汉字。
　　北京知青教我读《红楼梦》
　　后来，我和一批乌鲁木齐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分配到伊吾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当时有6位是我汉语预科班的同学。我们到达伊吾军马场的时候，已经有180多名北京知青在那里工作了，和我同去那里的还有好几百名乌鲁木齐知青。
　　那些北京知青大部分是“老三届”的，其中有一些人相当成熟，很有文化，他们带了好多古今中外的好书，有事没事，他们都在读书。我也喜欢读书，看到他们手中有那么多好书，就想着办法和他们套近乎，想借他们的书看。
　　那时候，可以看《红楼梦》，也可以看《水浒传》，这些书我以前都没看过，因为没有翻译成维吾尔文的。我内心特别渴望能读到这些名著。
　　北京知青中有个姓周的大哥，他特别喜欢读书，他自己有不少书，同时他也知道谁有什么好书。他带的书中，就有《红楼梦》。我瞄准了他，故意把自己放马的值班时间和他调到一起，把马放在草地上后，我就和他聊他看的书。有一天，我对他说，我想看《红楼梦》，他说，好，就把《红楼梦》借给了我。
　　刚拿上《红楼梦》，我心里激动极了，迫不及待地想看，但我要等工作结束后，在专门的时间里来享受这本书。
　　我们那里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下班后，我点着煤油灯，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打开了《红楼梦》，一页、两页、三页……让我失望的是，我已经全身心地进入阅读了，但还是搞不大懂书里在讲什么。
　　那时候，我虽然读过一些汉语书籍，但从没接受过文言文的训练，所以面对那本大名鼎鼎的《红楼梦》，很是吃力，但我又特别想读完这本书。
　　第二天，我对周大哥说，我读不懂，但我实在想读这本书。周大哥说，那我给你讲吧，我讲一下你就明白了。我兴奋极了。
　　从那一天开始，周大哥就对着书给我讲《红楼梦》，他用我能听懂的汉语把书中的故事一点一点往下讲，我听得津津有味。那时，我们分两班倒，要么上白班，要么上夜班，我们想方设法凑到一起，目的就是在一起阅读。上一个班是八个小时，八小时中，他能给我讲五章《红楼梦》。
　　周大哥讲完后，我回去再按他讲的，对着书读一遍，慢慢就摸索出了文言文的意思。周大哥讲到五分之一的时候，我就不用他讲了，我自己抱着《红楼梦》全四卷开始读了。
　　后来，我陆续从周大哥那里看了很多世界名著，诸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当时这本书还是禁书，还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牛虻》等等。
　　那时候，只要听说谁有好书，我就会过去找他，让他把书借给我，对方需要交换什么我都给，比如对方会说：“那把你的马借给我骑一天吧。”为了拿到书读，我就把自己工作用的马借给他骑，自己走路回去。我在军马场工作了四年，读了四年书，这四年对我的人生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老王”原来是王蒙
　　有了这些文学积淀，我就开始尝试着写小说，先用维吾尔文写，再自己翻译成汉语。有一天，我在放马，场部一名干事带着两位北京来的人找我，原来他们是总后勤部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这两位同志对我说：“你那么喜欢看书，自己写过东西没有？”我说正在尝试着写，他们就让我写一篇反映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文章，说是要出连环画。 　　那些日子，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始写那篇文章，但文章写好后，这两个人再也联系不上了，只得作罢。后来，我回到乌鲁木齐市，到新疆实验中学当老师，就把那篇文章拿出来改成短篇小说，投给了《新疆文艺》杂志。
　　有一天，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有个汉族同志敲开教室的门，问我：“你是不是阿扎提老师？”我说：“是。”他说他找我有事，我说我正在上课，让他等我下课以后再说。
　　下课后，那位汉族同志还在教室外等我。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老王，是自治区文联的，《新疆文艺》的主编派我过来找你，你最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写得很好，我们主编想见你，和你聊聊。”
　　我一听《新疆文艺》的主编要见我，兴奋得不行。就和老王约了见面的时间。到了约定的时间，老王在自治区文联的大门口等着我，他带我去见了那位
　　主编。主编夸我的小说写得好，又说，一个少数民族青年，用汉语写小说，难得。但结尾需要改一下，他让我改好后把小说交给老王。
　　我走的时候，去和老王约交稿的地点，这一约，还真巧了，我们竟然同住在乌鲁木齐市第十四中学的大院里。我们约好我改完后把稿子送到他家去。
　　改好稿子后，我到老王家找他，我们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让我诧异的是，老王的维吾尔语说得极好，他头头是道地评论着新疆历史上有名的维吾尔族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让我目瞪口呆。让我更为惊讶的是，他的很多朋友都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但当时还是不知道他就是二十来岁写成《青春万岁》、《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大作家王蒙。
　　那以后，我和老王时常在院子里碰上。只要见面，我们就要愉快地聊上一阵子。有一天早晨，我去给侄儿打牛奶，看到老王也在排队，就和他聊了起来。那以后，我排队打牛奶时，看到他来了，就让他加到我前面，他排队打牛奶时，看到我来了，就让我加到他前面。
　　1975年，我修改后的短篇小说《暴风雪中》在《新疆文艺》上刊登了，我自此也和老王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老王对我非常关心，不久，他为我申请到一个文学培训的名额，但因为工作原因我没去成。
　　南开大学同学情
　　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考了全疆民语文科第一名，我的作文得了满分。当时阅卷组的老师都争论语文作文能不能打满分？最后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还是给了我满分。
　　我填报的志愿是南开大学中文系，让我没想到的是，南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担心招来的民语学生汉语能力跟不上，就特别负责任地找到我家想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南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他特别赏识我，说我看的书比他多得多，还说我对文学的理解让他很感动，他当时就确定要录取我，那一年我28岁，不久离开新疆，开始了我在南开大学的求学生涯。
　　我在南开大学上了四年本科，那时，我们一个班79个人，我是班里唯一的维吾尔族学生，还有一个内蒙古的蒙古族同学，他的文采和汉族同学不相上下。刚开始在班里，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愿意向每一位同学学习。上课之余，我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他们从来没有觉得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我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我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共有同学的缘分，没有民族之区分。
　　我们班里有30多个同学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其他小一些的同学们都叫我“阿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四年。后来，我们班里出了好些优秀的作家及各类人才，我们当年建立起来的同学情一直没有断过，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深厚。
　　2010年年底，我得了一场大病，在乌鲁木齐治疗时，不断有各民族的朋友同事到医院去看我。后来，考虑到安静治疗和不再打扰朋友同事的生活，我和家人决定到上海进行放疗和化疗。本来，这事我谁也没说，也不想打扰到更多的人。但我的大学同学中有人打听到我得了病，正在上海治疗，一下子，能来的同学都来看我了，一些太远不能赶过来的同学也给我打电话慰问，一些同学得知我的病情后，忍不住在电话里哭，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当时做放疗和化疗，免疫力非常低，医生就让我吃海参增强免疫力，而当时上海那边不是吃海参的季节。同学们得到消息后，四面八方联系，从各个地方给我寄来海参及其他海鲜，有些海鲜还是活的，非常大，非常新鲜。我出院后到北京，同学们又召集到一起接待我，还自发为我捐款。
　　这几年，新疆这边每次发生一些事情时，我的大学同学都会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给我发来短信、打来电话，问我的情况。我没有微信，但我听说，平时，他们常会在微信中互相打听我的情况：“我们的阿兄怎么样了？”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了我的现状，大家就都知道了。
　　前段时间，由我牵头联络200多位维吾尔族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等，联合签名发表了《永不沉默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致维吾尔同胞的公开信》，向全体维吾尔同胞发出呼声和倡议，表明态度和责任，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新疆大局稳定发出最强音。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我的二十多位大学同学从全国各地，有的还从海外给我发来短信，说他们为我感到自豪，表示坚决支持我们。
　　从南开大学毕业后，我在新疆大学中文系教书，自此，我从事的一直是和文学有关的工作。
　　这些年来，无论我走到哪个工作岗位上，从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热爱。这些年来，我发表了关于维吾尔文化包括新疆多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60多篇，为多位作家、诗人的作品写序，主持国家、教育部、文化部、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7项。
　　我从小喜欢文学，看了很多书，书扩大了我的人生视野，文学使我认识了很多知己、朋友，广泛的沟通给我的生活注入了爱和希望，使我感觉到活着多么美好，人生多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