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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新闻网APP“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专题中，专家话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也构建着某种社会现实。话语内容主要围绕疫情防控展开，力图获取多方对疫情防控的共识和支持，协调共同行动，降低疫情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话语的词汇使用情况、语法运用特征及连贯性表达程度，都从不同层面反映出话语文本的特征。国家主流价值导向、社会语境、疫情动态、专家知识体系、言论表达场合都是影响专家话语表达的因素。通过媒介的新闻框架作用、受众的解读过程、多样化平台的信息配发机制，专家话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另外，信息传达过程也存在一些诸如健康信息壁垒、代际认知差异、话语主导权争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疫情防控报道;专家话语;主流媒体
2020年伊始，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面对复杂的疫情环境，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权威信息，并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其中，对部分专家的话语报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那么，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性阶段，专家们发表了哪些主要观点？影响其表达的因素有哪些？它们是怎样作用于疫情防控过程的？其话语传达方式是否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一、研究思路
从现有的与“疫情报道”相关的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疫情防控的新闻报道形式、应对突发公共性事件的报道策略、疫情期间的信息报道特点等方面。关于“疫情报道中的专家话语研究”，目前只发现蒋晓丽和叶茂的论文成果《从介入到共生：新冠疫情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的表达修辞》。文中，作者主要聚焦疫情期间专家话语的表达修辞，探讨其通过媒体来实现信息研判和预警的过程。从专家话语文本内容出发，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探讨通过话语表达实现现实构建任务的成果还很少，也未见研究影响专家话语构建背后的原因及其社会效应的成果。
《多元話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坚持一种可以被称为话语实在论或话语建构论的观点，认为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任何实在（包括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都是由特定的符号、话语建构起来的，不是纯粹给定的，所有的实在都是一种话语性的实在。”
媒体作为传达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所传播的信息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公众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新闻话语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作为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群体，各行各业的专家所传达的公共言论或多或少地受到特定话语系统及规则的约束，其最终传播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呈现“建构性事实”的特征。本文从主流媒体疫情防控报道中的专家话语文本入手，选取中国新闻网APP中“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报道专题里不同领域专家对此次突发事件的部分回应文本为研究对象，以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向度话语分析为理论和方法导向，采用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研究专家话语内容的主要特征、话语传播的主要意图、制约专家话语表达的微观及宏观因素，进而对话语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效果提升策略进行讨论。
二、疫情防控报道中基于文本维度的专家话语分析
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中的文本向度方面，主要包括对文本的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的分析。鉴于疫情防控报道中专家话语篇幅有限、零散及疫情本身的突发性特征，本文主要从文本的词汇、语法及连贯性方面做出分析。另外，笔者借助部分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框架内语境视角下的风格及修辞分析理论，对本文所选的样本内容进行综合性分析。
（一）词汇使用特征
中国新闻网APP“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报道的专家话语样本中，有反复被使用的词语。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回应文本为例，“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就多次出现在其针对疫情形势接受采访时发表的见解中。提取钟南山院士的多次受访文本，利用词频分析工具生成词云图（参见图1），可见“早隔离”为提取样本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而结合“早隔离”一词的文本意义及疫情之下的社会环境，其在话语文本中主要起着警醒作用。
（二）语法运用特征
对句子的语法分析一般包括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本文对所搜集到的专家话语文本中的部分句子做语用分析，即侧重于对说话者的意图进行分析。
首先，从主题来看，话语文本大都围绕“疫情防控”而展开，传达目的明显。从句子焦点来看，话语的最终落脚点大都集中于疫情防控措施及增强民众齐心战胜疫情的信心。例如，前文提到的“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就是基于疫情防控措施的关键词强调，且与其语义相近的表达也反复出现在专家出席的不同新闻发布会上。而与“人类……我们应该以更加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次疫情”等语义相近的句子则重在强调全民疫情防控过程中自信心的重要性。
其次，专家话语传播的目的也能由其所用句子的语气和语类体现。在此，本文依据研究文本中多见的直陈语气及祈使语气将句子归类为祈使句和陈述句，并选取了其中20篇涉及不同领域专家话语内容的疫情防控报道，对其进行句类的数量统计（参见表1）。调查文本中，陈述句多用来陈述客观事实。例如“我不太同意全国多点暴发的看法，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局部暴发的状态”等。祈使句多用于疫情防控过程中对民众的劝说、提醒以及号召。例如，“发现了，就隔离！只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及时被隔离，后期病人就会少很多”“我们应该以更加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次疫情”等等。这两种常被专家话语内容所依附的句子类型所起的主要作用也符合疫情之下民众亟待了解客观现实及针对性防御措施信息的心理需求。
最后，语境作为人们进行言语交际的环境，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说话者的话语使用情况。这里主要对影响专家话语的情景语境做简要分析。从研究对象来看，所搜集的疫情防控报道文本的发布时间段主要集中于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发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观点起，至2020年4月底出现疫情拐点止之间，且专家话语大多公开表达于“新闻发布会”“抗疫交流会”等官方正式场合，其话语风格自然会与场景氛围相契合。再者，话语接收者广泛地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且在“社会风险”这一语境下，受众进入了危机情境中，对专家话语的依赖性也随之增强。而“专家”这一身份属性及其本身的知识素养，也强化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话语表达自然会兼顾多重因素，以获取多方对疫情防控的共识和支持，协调共同行动，力图减轻疫情对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 （三）连贯性的表达
“连贯性”作为文本分析的重要考察对象，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也有着清晰体现。首先，本文专家话语研究样本的主要内容是专家对记者提问做出的针对性回应，而最终媒体所呈现的报道形式也多为对话式结构。例如，记者问：“疫情期间您多次与救治团队连线会诊，这种特殊方式发挥了什么作用？”钟南山：“远程视频会诊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这种对话式文本承接性强，无论是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意义而言，都丰富了语篇本身的连贯性。另外，专家在回应社会关切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连接词也以一种连贯性方式将文本意义在整个对话空间中有效构建起来。例如，使用“第一”“第二”等序数词表示文本间的并列关系，强化了语义间的通畅性;使用“所以”“因此”“总的来说”等表示因果与概括的承接词，使文本语义在空间上彼此呼应，增强了逻辑的连贯性。
（四）修辞及风格特征
梵·迪克认为：“风格是话语典型的、可变的结构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显示了在某一特定的语义、语用或情境中说话人的个性和社会语境的特征。”[1]张文宏医生是疫情期间凭借话语传播在网络上“走红”的专家，其话语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综观2020年1月30日至2020年4月30日中国新闻网APP报道中张文宏关于疫情防控的话语表达，可以把其主要的话语风格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针见血，铿锵有力;二是诙谐幽默，生动风趣。
这一类附着张文宏本人鲜明个性的话语文本通俗易懂，思路清晰，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大大提升了舆论影响力。
“像风格一样，话语的修辞涉及的也是我们如何表达的问题。”[2]除了鲜明的个人特性，在本文所研究的报道语篇中张文宏医生的话语文本也综合使用了多种修辞表达，对其传播目的的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中西医就像不同的武功，有些武功快一点，有些武功慢一点，但会持久些”，该表述中就使用了类比的修辞手法，将中西医的效用程度与武功的效用程度联系在一起，帮助信息接收者进行更高效的理解。又如，“注射血浆患者立刻康复？那是电影”，“换成谁？换成科室里所有的共产党员”。这些表达通过运用设问的修辞手法，在强化其话语情绪、突出言语重要性程度的同时，又及时地给出答案，满足在特殊形势下受众的迫切性心理需求。张文宏的一系列富含修辞性的表达方式，在疫情防控报道话语传播的过程中既有效实现了其传播目的，又对当时处于社会风险中的民众紧张沉重的心理情绪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消解了以往多数专家在民众心中严肃沉闷的刻板印象。
三、疫情防控报道中基于话语实践维度的专家话语分析
话语实践涉及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鉴于前文已对专家话语的文本特征做出了分析，于此则重点结合特殊的社会背景对专家话语的生产、分配及消费过程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而医学专家对疫情的科学解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的定心丸。早在2003年，“非典”危机已让钟南山所领导的广东省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了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核心堡垒。因此，在疫情防控报道的专家话语中，“2003年”“非典时期”这些词组也反复被提及，通过联系当前的新冠肺炎再现历史事件，致力于构建更加广泛的社会变化过程。此外，医学专家们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其最新言论都与先前的言论抑或是疫情最新动向发生着联系，因而当前的言论基础也在试图预测和构成之后的话语文本。具有互文性意义的各种要素之间参与着话语秩序的建构过程，从而在照应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影响新的社会实践。
不可否认的是，专家话语被新闻专业人员加工成多样的新闻形式进行报道时，其话语效应在多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具备了更丰富的探讨性。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和丹尼斯在《大众传播通论》里写道：“新闻是新闻机构内部每天讨价还价的产物，这些机构处理某个时间里观察到的人类活动情况，制造出很不耐久的产品。新闻是在压力下匆匆忙忙决定的不完美结果。”[3]麦克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也表明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對社会环境的认知。在如今的全媒体语境下，新闻报道在不同的平台按不同机制进行分发，多个媒体都在共同参与这场疫情防控信息战。因此，经新闻媒体重新加工、编排的疫情防控报道是在基于对政治利益、媒介政策、新闻价值等多重因素考量下生成的最终内容，其在运用专家话语为受众建构防疫知识的同时，也在不同力量的操控下构建着现实世界及其意义。
而作为疫情防控报道接收者的个体或集体，也以各自的方式对信息加以理解，进而影响其言行。传播学视域下的“受众框架”理论认为，受众处理信息的过程有赖于其过去对生活经验的积累、既有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行为取向，并从自身的框架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诠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牵动人心的公共卫生事件，受众的社会地位、知识素养、认知水平等都是参差不齐的，有对信息进行理性分析、独立思考的个体，亦有人云亦云、成为乌合之众当中一员的个体。此外，在网络赋权的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介形态之间的联动成为常态， 受众能够通过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多样化平台对疫情防控信息进行转载、评论和分享，每个个体都能成为信息二次传播的关键节点。庞杂的疫情动态报道作为疫情期间受众参与讨论的共同话题，经由不同时空、不同个体的再造，进而内化于社会现实中。
四、疫情防控报道中基于社会实践维度的专家话语分析
社会实践本身含有解释话语实践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的基础，是话语的社会母体。而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述载体，也总是掺杂着意识形态的成分。在这一部分，将重点探析意识形态因素对专家话语及话语效应的建构作用。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做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强调：“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防控期间专家的话语传播过程，也同样在反复强化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确定有人传人现象之初，钟南山院士提到：“国家层面采取了强力措施，特别是重视早发现、早隔离，再加上科研在继续进行，我们有足够的信心防止大暴发。”在建设“火神山”“雷神山”这两座抗疫医院时，承担建设任务的全国人大代表陈华元说：“是无数普通建设者创造了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的一句“没有讨价还价，抗疫前线党员先上”也受到群众广泛好评。疫情之下，具备话语权的主体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再次深刻地诠释了我党“以人为本，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使命，证明了中华民族集体主义的精神力量，突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人民性特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小至个人和家庭，大至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疫情暴发期间，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随之传出。例如，一些美国政客动辄诿过卸责，用谎言抹黑他国。而中方则一直强调“携手抗疫，共克时艰”，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及时、透明地向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全力遏制疫情扩散。中方坚定表示，“一些美国的政客歪曲事实，编造谎言，目的是抹黑中国和世卫组织，服务自身的政治目的。我们敦促他们尊重事实，停止政治操弄”。抗疫过程中，两国的做法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导向，价值导向又反过来作用于本国的社会结构、治理格局乃至整个国际秩序。
五、疫情防控报道中专家话语效应的不足及改进性建议
疫情期间，专家话语在建构民众防疫知识体系、凝聚抗疫信心、加快抗疫整体进度等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有些方面也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健康信息壁垒和代际认知差异问题。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看，专家可以尝试在不背离专业知识核心的前提下，尽量用简单易懂的短句、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科学传播，抑或是运用多样的修辞手法，将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与平常事物联系起来，通过类比做进一步的解读。如此才能弱化知识壁垒，形成有效传播，并逐步达到建构起民间疫情防控话语体系的目的。
另外，从整体上看，相较于西方主流媒体，我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依旧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疫情防控报道过程存在着舆论主导权之争的现象，例如，美国歪曲中国抗疫过程的事实等问题。因而，在政治领域拥有足够话语权的专家，应积极凝聚多元主体，加强话语表达，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主动设置国际议题，坚定而理性地揭示渗透在西方政客言论文本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元素，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荷]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疫情防控报道;专家话语;主流媒体
2020年伊始，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面对复杂的疫情环境，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权威信息，并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其中，对部分专家的话语报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那么，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性阶段，专家们发表了哪些主要观点？影响其表达的因素有哪些？它们是怎样作用于疫情防控过程的？其话语传达方式是否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一、研究思路
从现有的与“疫情报道”相关的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疫情防控的新闻报道形式、应对突发公共性事件的报道策略、疫情期间的信息报道特点等方面。关于“疫情报道中的专家话语研究”，目前只发现蒋晓丽和叶茂的论文成果《从介入到共生：新冠疫情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的表达修辞》。文中，作者主要聚焦疫情期间专家话语的表达修辞，探讨其通过媒体来实现信息研判和预警的过程。从专家话语文本内容出发，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探讨通过话语表达实现现实构建任务的成果还很少，也未见研究影响专家话语构建背后的原因及其社会效应的成果。
《多元話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坚持一种可以被称为话语实在论或话语建构论的观点，认为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任何实在（包括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都是由特定的符号、话语建构起来的，不是纯粹给定的，所有的实在都是一种话语性的实在。”
媒体作为传达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所传播的信息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公众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新闻话语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作为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群体，各行各业的专家所传达的公共言论或多或少地受到特定话语系统及规则的约束，其最终传播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呈现“建构性事实”的特征。本文从主流媒体疫情防控报道中的专家话语文本入手，选取中国新闻网APP中“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报道专题里不同领域专家对此次突发事件的部分回应文本为研究对象，以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向度话语分析为理论和方法导向，采用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研究专家话语内容的主要特征、话语传播的主要意图、制约专家话语表达的微观及宏观因素，进而对话语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效果提升策略进行讨论。
二、疫情防控报道中基于文本维度的专家话语分析
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中的文本向度方面，主要包括对文本的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的分析。鉴于疫情防控报道中专家话语篇幅有限、零散及疫情本身的突发性特征，本文主要从文本的词汇、语法及连贯性方面做出分析。另外，笔者借助部分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框架内语境视角下的风格及修辞分析理论，对本文所选的样本内容进行综合性分析。
（一）词汇使用特征
中国新闻网APP“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报道的专家话语样本中，有反复被使用的词语。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回应文本为例，“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就多次出现在其针对疫情形势接受采访时发表的见解中。提取钟南山院士的多次受访文本，利用词频分析工具生成词云图（参见图1），可见“早隔离”为提取样本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而结合“早隔离”一词的文本意义及疫情之下的社会环境，其在话语文本中主要起着警醒作用。
（二）语法运用特征
对句子的语法分析一般包括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本文对所搜集到的专家话语文本中的部分句子做语用分析，即侧重于对说话者的意图进行分析。
首先，从主题来看，话语文本大都围绕“疫情防控”而展开，传达目的明显。从句子焦点来看，话语的最终落脚点大都集中于疫情防控措施及增强民众齐心战胜疫情的信心。例如，前文提到的“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就是基于疫情防控措施的关键词强调，且与其语义相近的表达也反复出现在专家出席的不同新闻发布会上。而与“人类……我们应该以更加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次疫情”等语义相近的句子则重在强调全民疫情防控过程中自信心的重要性。
其次，专家话语传播的目的也能由其所用句子的语气和语类体现。在此，本文依据研究文本中多见的直陈语气及祈使语气将句子归类为祈使句和陈述句，并选取了其中20篇涉及不同领域专家话语内容的疫情防控报道，对其进行句类的数量统计（参见表1）。调查文本中，陈述句多用来陈述客观事实。例如“我不太同意全国多点暴发的看法，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局部暴发的状态”等。祈使句多用于疫情防控过程中对民众的劝说、提醒以及号召。例如，“发现了，就隔离！只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及时被隔离，后期病人就会少很多”“我们应该以更加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次疫情”等等。这两种常被专家话语内容所依附的句子类型所起的主要作用也符合疫情之下民众亟待了解客观现实及针对性防御措施信息的心理需求。
最后，语境作为人们进行言语交际的环境，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说话者的话语使用情况。这里主要对影响专家话语的情景语境做简要分析。从研究对象来看，所搜集的疫情防控报道文本的发布时间段主要集中于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发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观点起，至2020年4月底出现疫情拐点止之间，且专家话语大多公开表达于“新闻发布会”“抗疫交流会”等官方正式场合，其话语风格自然会与场景氛围相契合。再者，话语接收者广泛地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且在“社会风险”这一语境下，受众进入了危机情境中，对专家话语的依赖性也随之增强。而“专家”这一身份属性及其本身的知识素养，也强化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话语表达自然会兼顾多重因素，以获取多方对疫情防控的共识和支持，协调共同行动，力图减轻疫情对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 （三）连贯性的表达
“连贯性”作为文本分析的重要考察对象，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也有着清晰体现。首先，本文专家话语研究样本的主要内容是专家对记者提问做出的针对性回应，而最终媒体所呈现的报道形式也多为对话式结构。例如，记者问：“疫情期间您多次与救治团队连线会诊，这种特殊方式发挥了什么作用？”钟南山：“远程视频会诊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这种对话式文本承接性强，无论是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意义而言，都丰富了语篇本身的连贯性。另外，专家在回应社会关切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连接词也以一种连贯性方式将文本意义在整个对话空间中有效构建起来。例如，使用“第一”“第二”等序数词表示文本间的并列关系，强化了语义间的通畅性;使用“所以”“因此”“总的来说”等表示因果与概括的承接词，使文本语义在空间上彼此呼应，增强了逻辑的连贯性。
（四）修辞及风格特征
梵·迪克认为：“风格是话语典型的、可变的结构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显示了在某一特定的语义、语用或情境中说话人的个性和社会语境的特征。”[1]张文宏医生是疫情期间凭借话语传播在网络上“走红”的专家，其话语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综观2020年1月30日至2020年4月30日中国新闻网APP报道中张文宏关于疫情防控的话语表达，可以把其主要的话语风格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针见血，铿锵有力;二是诙谐幽默，生动风趣。
这一类附着张文宏本人鲜明个性的话语文本通俗易懂，思路清晰，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大大提升了舆论影响力。
“像风格一样，话语的修辞涉及的也是我们如何表达的问题。”[2]除了鲜明的个人特性，在本文所研究的报道语篇中张文宏医生的话语文本也综合使用了多种修辞表达，对其传播目的的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中西医就像不同的武功，有些武功快一点，有些武功慢一点，但会持久些”，该表述中就使用了类比的修辞手法，将中西医的效用程度与武功的效用程度联系在一起，帮助信息接收者进行更高效的理解。又如，“注射血浆患者立刻康复？那是电影”，“换成谁？换成科室里所有的共产党员”。这些表达通过运用设问的修辞手法，在强化其话语情绪、突出言语重要性程度的同时，又及时地给出答案，满足在特殊形势下受众的迫切性心理需求。张文宏的一系列富含修辞性的表达方式，在疫情防控报道话语传播的过程中既有效实现了其传播目的，又对当时处于社会风险中的民众紧张沉重的心理情绪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消解了以往多数专家在民众心中严肃沉闷的刻板印象。
三、疫情防控报道中基于话语实践维度的专家话语分析
话语实践涉及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鉴于前文已对专家话语的文本特征做出了分析，于此则重点结合特殊的社会背景对专家话语的生产、分配及消费过程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而医学专家对疫情的科学解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的定心丸。早在2003年，“非典”危机已让钟南山所领导的广东省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了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核心堡垒。因此，在疫情防控报道的专家话语中，“2003年”“非典时期”这些词组也反复被提及，通过联系当前的新冠肺炎再现历史事件，致力于构建更加广泛的社会变化过程。此外，医学专家们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其最新言论都与先前的言论抑或是疫情最新动向发生着联系，因而当前的言论基础也在试图预测和构成之后的话语文本。具有互文性意义的各种要素之间参与着话语秩序的建构过程，从而在照应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影响新的社会实践。
不可否认的是，专家话语被新闻专业人员加工成多样的新闻形式进行报道时，其话语效应在多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具备了更丰富的探讨性。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和丹尼斯在《大众传播通论》里写道：“新闻是新闻机构内部每天讨价还价的产物，这些机构处理某个时间里观察到的人类活动情况，制造出很不耐久的产品。新闻是在压力下匆匆忙忙决定的不完美结果。”[3]麦克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也表明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對社会环境的认知。在如今的全媒体语境下，新闻报道在不同的平台按不同机制进行分发，多个媒体都在共同参与这场疫情防控信息战。因此，经新闻媒体重新加工、编排的疫情防控报道是在基于对政治利益、媒介政策、新闻价值等多重因素考量下生成的最终内容，其在运用专家话语为受众建构防疫知识的同时，也在不同力量的操控下构建着现实世界及其意义。
而作为疫情防控报道接收者的个体或集体，也以各自的方式对信息加以理解，进而影响其言行。传播学视域下的“受众框架”理论认为，受众处理信息的过程有赖于其过去对生活经验的积累、既有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行为取向，并从自身的框架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诠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牵动人心的公共卫生事件，受众的社会地位、知识素养、认知水平等都是参差不齐的，有对信息进行理性分析、独立思考的个体，亦有人云亦云、成为乌合之众当中一员的个体。此外，在网络赋权的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介形态之间的联动成为常态， 受众能够通过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多样化平台对疫情防控信息进行转载、评论和分享，每个个体都能成为信息二次传播的关键节点。庞杂的疫情动态报道作为疫情期间受众参与讨论的共同话题，经由不同时空、不同个体的再造，进而内化于社会现实中。
四、疫情防控报道中基于社会实践维度的专家话语分析
社会实践本身含有解释话语实践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的基础，是话语的社会母体。而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述载体，也总是掺杂着意识形态的成分。在这一部分，将重点探析意识形态因素对专家话语及话语效应的建构作用。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做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强调：“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防控期间专家的话语传播过程，也同样在反复强化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确定有人传人现象之初，钟南山院士提到：“国家层面采取了强力措施，特别是重视早发现、早隔离，再加上科研在继续进行，我们有足够的信心防止大暴发。”在建设“火神山”“雷神山”这两座抗疫医院时，承担建设任务的全国人大代表陈华元说：“是无数普通建设者创造了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的一句“没有讨价还价，抗疫前线党员先上”也受到群众广泛好评。疫情之下，具备话语权的主体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再次深刻地诠释了我党“以人为本，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使命，证明了中华民族集体主义的精神力量，突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人民性特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小至个人和家庭，大至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疫情暴发期间，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随之传出。例如，一些美国政客动辄诿过卸责，用谎言抹黑他国。而中方则一直强调“携手抗疫，共克时艰”，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及时、透明地向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全力遏制疫情扩散。中方坚定表示，“一些美国的政客歪曲事实，编造谎言，目的是抹黑中国和世卫组织，服务自身的政治目的。我们敦促他们尊重事实，停止政治操弄”。抗疫过程中，两国的做法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导向，价值导向又反过来作用于本国的社会结构、治理格局乃至整个国际秩序。
五、疫情防控报道中专家话语效应的不足及改进性建议
疫情期间，专家话语在建构民众防疫知识体系、凝聚抗疫信心、加快抗疫整体进度等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有些方面也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健康信息壁垒和代际认知差异问题。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看，专家可以尝试在不背离专业知识核心的前提下，尽量用简单易懂的短句、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科学传播，抑或是运用多样的修辞手法，将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与平常事物联系起来，通过类比做进一步的解读。如此才能弱化知识壁垒，形成有效传播，并逐步达到建构起民间疫情防控话语体系的目的。
另外，从整体上看，相较于西方主流媒体，我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依旧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疫情防控报道过程存在着舆论主导权之争的现象，例如，美国歪曲中国抗疫过程的事实等问题。因而，在政治领域拥有足够话语权的专家，应积极凝聚多元主体，加强话语表达，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主动设置国际议题，坚定而理性地揭示渗透在西方政客言论文本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元素，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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