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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起不到实际效果的年检，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汽车上。“排队领號、填表审查、上线检测、交钱走人”，这是很多机动车主在给车辆年检时，几乎绕不过去的一个耗时耗钱的痛苦“仪式”。
最近，各地基层派出所接连痛斥奇葩证明，这种来自内部，希望变革的决心，特别值得鼓励。可除了各种地方部门变着花样要求开证明外，年检，也是很多人的痛点。
年检无所不包，生命力旺盛
时下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利用这个假期带孩子参加补习班、培训班。这其中，有“洋外教”的培训机构更吃香。由于市场极度不规范，甚至出现了“黑外教”比有资质的正规外教还要多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接收洋外教的培训机构，还是洋外教本人，都需要得到当地外国专家局的资格审查，并且每年都需要年检。另据多方消息，外国专家局，几乎是全国唯一一家年检不收费、审批不收费的“双不收费”政府部门。这倒是反证了年检是生财有术的致富之路。
曾有人调侃过，人的一生被各种证件围绕，从准生到死亡，你几乎逃不过被证书证明的环节。祸向来不单行，除了证，很多人还要忍受每年一次的年检。买车的私家车主，需要到车管所年检（根据公安部新规，去年9月1日后购买的新车可以享受6年免检政策，但是依然需要每两年申领一次年检标）;登记在册的社会团体，需要到民政部门年检;各种有职业资格证的人，需要到主管单位年检。
年检，本身是一种审批权力。但它更是一种可以重复利用的审批权。政府这几年不断强调要“简政放权”，这个权就是指审批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一位领导透露，“三一重工”在收购德国企业时，德方一周就走完了全部流程，而我国的审批手续仅在一名处长手中就卡了3个月。
可以寻租一次的审批权舍不得放，可以多次利用的年检制度更是难弃。2014年1月，国务院取消了由环保部门审批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单位甲级资质认定”。同年3月，环保部对省环保部门负责的乙级资质审批也予以废止。但是，在环保部发出通知一个月后，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发出了另一份通知，规定相关评定工作由环保协会（类政府部门）负责。
之所以会这样，还是因为对环保设施运营单位的资格审批，不仅仅是审批这么简单，更附带了“年检效应”。就像韭菜，割了一茬，还有一茬。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制约，怎么可能期待内部主动变革？
年检如果起不到作用，图的是什么？
凡事不能走极端。不是所有行业的年检都无必要，在食品、药品、环保等对他人活动、健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适度地进行审批和年检，是政府履责之必须。但若考虑到公信力的因素，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可能是更稳妥的方式。
除此之外，更多的年检长期以来就是个摆设。比如外专局对培训机构、洋外教每年都年检，可结果依然是黑外教数量居然超过了有资质的外教。外专局年检来年检去，有证的依然有证，没证的依然没证，有何作用？
这种起不到实际效果的年检，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汽车上。“排队领号、填表审查、上线检测、交钱走人”，这是很多机动车主在给车辆年检时，几乎绕不过去的一个耗时耗钱的痛苦“仪式”。
根据2014年的数据，当年我国共有7000多万辆车接受年检。而每辆车的检验费用在200元左右。一年内，全国在车辆检测上要花费100多亿元。然而，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汽车年检流于形式、巧立名目，在全国范围来看，这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整个汽车年检环节，牵扯到公安、工商、质检等多个部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灰色利益链，佛山公安原副局长，就曾利用车辆检测站狂赚2200万。
再来看一个行业协会的例子。每一年，我国的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都要通过当地司法局的年检才能继续执业，而与年检绑定在一起的是，律师和律所被强制性要求向当地律协缴纳会费。具体费用是：律师给2000元，律所给1万元。据此测算，北京律协每年仅是年检费一项，就可达6000万元。而各地律协，和当地司法局律管处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离开了年检就不会监管，是必须要治的病
既然年检是一种可以循环使用的审批权，那么年检所牵制的那个行业，实际上面临的就是强管制。一般而言，如果支持政府对某个行业实行强管制，一般都有三个假设：其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是大公无私的;其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拥有完全的信息;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三点要同时在一个政府身上具备，完全不可能。以美国对药品市场的强管制为例，这是一直以来受到赞扬的，但它也有很大缺陷。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
除了强管制达不到预期效果外，还会有些阻力是意想不到的。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施蒂格勒，曾提出过“管制俘虏理论”，他认为很多受到强管制的“受害者”，最后自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不推动变革，还会维护管制。对于某些行业、职业的资质年检，确实会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年检”代表了一种政府背书的资格认定，有利于维护一些行业（以及从业者）的垄断地位。
国内著名经济学者张维迎认为，年检制度背后的强管制思维，一定带来两个结果：其一，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因为他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其二，管制越多的行业，就越有积极贿赂政府的动力。
这两点其实是强管制给社会带来的最大恶果。国家行政学院曾经对政府削减审批和年检做过调研，结果发现，大量官员认为取消审批和年检，会给监管带来很大“挑战和压力”，急需增加编制、人员和经费。其实，这还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在思考问题，用“人盯人战术”对待企业和社会组织。
一个普遍的经验是，即使不相信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会带给企业的自律，也应该摒弃强管制手段，而采用按一定比例进行公平抽检的方式，来替代年检目前想要达到的作用。（腾讯网 2015.8.11）
最近，各地基层派出所接连痛斥奇葩证明，这种来自内部，希望变革的决心，特别值得鼓励。可除了各种地方部门变着花样要求开证明外，年检，也是很多人的痛点。
年检无所不包，生命力旺盛
时下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利用这个假期带孩子参加补习班、培训班。这其中，有“洋外教”的培训机构更吃香。由于市场极度不规范，甚至出现了“黑外教”比有资质的正规外教还要多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接收洋外教的培训机构，还是洋外教本人，都需要得到当地外国专家局的资格审查，并且每年都需要年检。另据多方消息，外国专家局，几乎是全国唯一一家年检不收费、审批不收费的“双不收费”政府部门。这倒是反证了年检是生财有术的致富之路。
曾有人调侃过，人的一生被各种证件围绕，从准生到死亡，你几乎逃不过被证书证明的环节。祸向来不单行，除了证，很多人还要忍受每年一次的年检。买车的私家车主，需要到车管所年检（根据公安部新规，去年9月1日后购买的新车可以享受6年免检政策，但是依然需要每两年申领一次年检标）;登记在册的社会团体，需要到民政部门年检;各种有职业资格证的人，需要到主管单位年检。
年检，本身是一种审批权力。但它更是一种可以重复利用的审批权。政府这几年不断强调要“简政放权”，这个权就是指审批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一位领导透露，“三一重工”在收购德国企业时，德方一周就走完了全部流程，而我国的审批手续仅在一名处长手中就卡了3个月。
可以寻租一次的审批权舍不得放，可以多次利用的年检制度更是难弃。2014年1月，国务院取消了由环保部门审批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单位甲级资质认定”。同年3月，环保部对省环保部门负责的乙级资质审批也予以废止。但是，在环保部发出通知一个月后，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发出了另一份通知，规定相关评定工作由环保协会（类政府部门）负责。
之所以会这样，还是因为对环保设施运营单位的资格审批，不仅仅是审批这么简单，更附带了“年检效应”。就像韭菜，割了一茬，还有一茬。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制约，怎么可能期待内部主动变革？
年检如果起不到作用，图的是什么？
凡事不能走极端。不是所有行业的年检都无必要，在食品、药品、环保等对他人活动、健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适度地进行审批和年检，是政府履责之必须。但若考虑到公信力的因素，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可能是更稳妥的方式。
除此之外，更多的年检长期以来就是个摆设。比如外专局对培训机构、洋外教每年都年检，可结果依然是黑外教数量居然超过了有资质的外教。外专局年检来年检去，有证的依然有证，没证的依然没证，有何作用？
这种起不到实际效果的年检，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汽车上。“排队领号、填表审查、上线检测、交钱走人”，这是很多机动车主在给车辆年检时，几乎绕不过去的一个耗时耗钱的痛苦“仪式”。
根据2014年的数据，当年我国共有7000多万辆车接受年检。而每辆车的检验费用在200元左右。一年内，全国在车辆检测上要花费100多亿元。然而，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汽车年检流于形式、巧立名目，在全国范围来看，这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整个汽车年检环节，牵扯到公安、工商、质检等多个部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灰色利益链，佛山公安原副局长，就曾利用车辆检测站狂赚2200万。
再来看一个行业协会的例子。每一年，我国的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都要通过当地司法局的年检才能继续执业，而与年检绑定在一起的是，律师和律所被强制性要求向当地律协缴纳会费。具体费用是：律师给2000元，律所给1万元。据此测算，北京律协每年仅是年检费一项，就可达6000万元。而各地律协，和当地司法局律管处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离开了年检就不会监管，是必须要治的病
既然年检是一种可以循环使用的审批权，那么年检所牵制的那个行业，实际上面临的就是强管制。一般而言，如果支持政府对某个行业实行强管制，一般都有三个假设：其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是大公无私的;其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拥有完全的信息;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三点要同时在一个政府身上具备，完全不可能。以美国对药品市场的强管制为例，这是一直以来受到赞扬的，但它也有很大缺陷。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
除了强管制达不到预期效果外，还会有些阻力是意想不到的。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施蒂格勒，曾提出过“管制俘虏理论”，他认为很多受到强管制的“受害者”，最后自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不推动变革，还会维护管制。对于某些行业、职业的资质年检，确实会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年检”代表了一种政府背书的资格认定，有利于维护一些行业（以及从业者）的垄断地位。
国内著名经济学者张维迎认为，年检制度背后的强管制思维，一定带来两个结果：其一，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因为他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其二，管制越多的行业，就越有积极贿赂政府的动力。
这两点其实是强管制给社会带来的最大恶果。国家行政学院曾经对政府削减审批和年检做过调研，结果发现，大量官员认为取消审批和年检，会给监管带来很大“挑战和压力”，急需增加编制、人员和经费。其实，这还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在思考问题，用“人盯人战术”对待企业和社会组织。
一个普遍的经验是，即使不相信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会带给企业的自律，也应该摒弃强管制手段，而采用按一定比例进行公平抽检的方式，来替代年检目前想要达到的作用。（腾讯网 201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