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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短篇小说选读》收录的《鉴赏家》，是汪曾祺1982年创作的一篇小说，发表于当年的《北京文学》。小说虽然以“鉴赏家”为题，主人公却并不是一位有渊博学识与高雅品位的专家，而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卖果子小贩——叶三。叶三凭着对生活朴素的、真诚的理解，对绘画艺术的赤诚热爱，终于成为绘画大师季匋民的贴心知己。汪曾祺试图通过塑造叶三这个质朴、赤诚的“素心人”形象，来表述自己的审美取向和人生态度。
一
汪曾祺在小说开头深情地说：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这个卖果子的和别的卖果子的不一样。不是开铺子的，不是摆地摊的，也不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也就是给二三十家送……叶三卖果子从不说价。买果子的人家也总不会亏待他。有的人家当时就给钱，大多数是到节下（端午、中秋、新年）再说。叶三把果子称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声‘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的好处，第一是得四时之先。市上还没有见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已经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都是原装，都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
小说用了较大的篇幅叙述叶三卖果子的故事，似乎和“鉴赏家”没有联系。作家有意绕了一个弯子，从侧面交代了叶三为人处世的赤诚坦率、光明磊落。同时，到处走走，“能看到很多好景致，知道各地乡风。”叶三对生活的感悟、对绘画的理解，正是源于长期的卖果子生涯。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绘画的鉴赏，对季匋民的欣赏与膜拜，对友情的珍视，都是建立在他的远离功利的审美意识上。
叶三卖了三十多年的果子，两个儿子都成人了，儿子们觉得父亲太辛苦，不让他再风里来雨里去了。但叶三还是坚持为季匋民一个人卖果子，他为季匋民送果子是为了看他的画：
他给季匋民送果子，一来就是半天。他给季匋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绿、抻纸。季匋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志，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匋民的得意之笔。季匋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谄媚。
季匋民认为，叶三虽然只是一个果贩，但他是用最纯真的眼光去欣赏绘画，不掺杂任何的私心杂念与功利色彩，而且，他能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评论绘画，常常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而一些所谓的名士的高谈阔论却为季匋民所不齿，因为他们常常是道听途说、似通非通，而且往往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所覆盖。
事实证明，季匋民的判断没有错：
十多年过去了。季匋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了，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匋民坟上供一供……季匋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日本有人专门收藏他的画。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匋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不卖。”……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进棺材里，埋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对于季匋民来说，叶三是一个真正的布衣“鉴赏家”，因为他心地纯正，襟怀坦白，重情重义，不慕虚名，不图浮利。
二
纵观汪曾祺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从第一篇小说《复仇》发表于1941年的《大公报》那时起，汪曾祺就一直在努力探寻着人情的温暖与和谐。他笔下的人物深受“儒、道、佛”思想的浸染，有自由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也有温润的处世哲学与豁达的人生态度，他们知足达观、随遇而安、温润谦和，于艰难的人生处境中坚强又快乐地活着。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铺陈与叙述，表达了作家对世态人生的大彻大悟。
沈从文认为文学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对于文学也有同样的理解，他说：
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如果我的世界观是混乱的，我自己对生活缺乏信心，我怎么能使别人提高信心呢？我不从生活中感到欢乐，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内在的欢乐。（《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人类是有希望的。（《正索解人不得》）
我的作品里表现了较多的对人的关怀……我以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对生活，对人持欣赏的态度，这样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比较多情，从而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提高自己的人品。（《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三
汪曾祺的第一篇小说《复仇》，副标题是“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其题辞引自《庄子·达生》：“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这段话的意思是：复仇者并不会去折断曾经伤害过他的宝剑，即使存在忌恨之心的人，也不会怨恨那偶然飘来的、无心地伤害到他的瓦片。小说中，那个年青人怀着报仇雪恨的决心，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千里，终于找到了昔日的杀父仇人——那个正在矢志不移地凿通道路的瘦头陀。最后却在仇人的善行感染下，消泯了复仇的决心，同瘦头陀一道承担起开山凿路的重任。
这是一首空灵飘逸的人性复苏赞歌，汪曾祺说：
《复仇》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这是一篇寓言性的小说。只要联系一九四四年前后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背景，不难寻出这篇小说的寓意……我写这篇小说是不很自觉地受了佛教的‘冤亲平等’思想的影响的。但是，最后两个仇人共同开凿山路，则是我对中国乃至人类所寄予的希望。（《捡石子儿（代序）》）
《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对自己的事业痴迷到忘我与沉醉的地步，完全陶然于面前的炕房里，早已不知外面世界的存在：
余老五这两天可显得重要极了，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他话很少，说话声音也是轻轻的。他的神情很奇怪，总像在谛听着什么似的，怕自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他聚精会神，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之中……余老五也疲倦到了极点，然而他比平常更警醒，更敏锐。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睛塌陷了，连颜色都变了，眼睛的光彩近乎疯狂。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恼怒，简直碰他不得，专断极了，顽固极了。
这些极为传神的细节与神态描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笔，既显示了作家深厚坚实的生活积累，又塑造了一位炕房高手与神人。余老五的专注与执著，聪慧与敏锐，以及专业性的近乎神奇的感悟力，令人惊叹。
《戴车匠》把本是枯燥乏味的体力劳作，描绘成一种超然物外、有趣味的艺术享受：
狭狭长长轻轻薄薄木花吐出来，如兰叶，如书带草，如新韭，如番瓜瓤，戴车匠的背佝偻着，左眉低一点，右眉挑一点，嘴唇微微翕合，好像总在轻声吹着口哨……木花吐出来，宛转的，缠绵的，谐和的，安定的，不慌不忙的吐出来，随看旋刀悦耳的吟唱。
《安乐居》叙述了几个整天泡在“安乐居”里的酒友的平凡人生。他们每天大都喝一毛三分钱的低档酒，吃三四毛钱的便宜兔头。悠游自在的看大门的老吕、爱眨巴眼的老聂、出过苦力扛过包的老王、风度翩翩且梳着一丝不乱长发的画家、说话特别的上海老头，心甘情愿听老婆话的瘸子，还有爱干净有精神的卖白薯的大爷。这是一群生活在民间最底层的人，作家为他们描绘了一幅小人物的浮世绘。深处社会的底层，过着最平凡的生活，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却有滋有味。他们是那么的知足与达观，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开阔胸襟，更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沉着。他们不就是“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的活庄子吗？
《岁寒三友》写的是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表现了苦难社会里小人物的淳朴与仗义：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他没有死成……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跟脚，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说：“瘦吾，你等我一天！”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大雪。
患难见真情，三位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朋友，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表现出的真挚感情令人震撼。这种真诚和谐的人情美不正是支撑我们民族从苦难中挺过来的精神支柱吗？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凡人琐事的叙述中传达着深切感人的情怀。
四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显露着本真的人性美与纯净的心灵美，绝少虚伪造作的躯壳，他们肝胆相照、真诚磊落。不管男女老幼，他们都保有一颗赤诚的童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童心说》） 正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个硬邦邦的虚假外壳，才更显得实诚、可爱。
世界应当是美的，人应当是美的。记得一位诗人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星星与星星的关系，它们彼此照耀，却不彼此挤轧。我希望作家有勇气写出美的文学，美的诗，用以净化人们的灵魂。（谢冕：《作家要有勇气写美》）
汪曾祺不止一次地念叨着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要运用普通平实的语言把生活写得很美，很健康，富于诗意。”(《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我并不想引导人们向后看，去怀旧……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自然会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逆转，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存一些传统品德，对于建设精神文明，是有好处的。我希望我的小说能起一点微薄的作用。”（《<菰蒲深处>自序》）
[作者通联：江苏如皋中学]
一
汪曾祺在小说开头深情地说：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这个卖果子的和别的卖果子的不一样。不是开铺子的，不是摆地摊的，也不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也就是给二三十家送……叶三卖果子从不说价。买果子的人家也总不会亏待他。有的人家当时就给钱，大多数是到节下（端午、中秋、新年）再说。叶三把果子称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声‘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的好处，第一是得四时之先。市上还没有见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已经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都是原装，都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
小说用了较大的篇幅叙述叶三卖果子的故事，似乎和“鉴赏家”没有联系。作家有意绕了一个弯子，从侧面交代了叶三为人处世的赤诚坦率、光明磊落。同时，到处走走，“能看到很多好景致，知道各地乡风。”叶三对生活的感悟、对绘画的理解，正是源于长期的卖果子生涯。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绘画的鉴赏，对季匋民的欣赏与膜拜，对友情的珍视，都是建立在他的远离功利的审美意识上。
叶三卖了三十多年的果子，两个儿子都成人了，儿子们觉得父亲太辛苦，不让他再风里来雨里去了。但叶三还是坚持为季匋民一个人卖果子，他为季匋民送果子是为了看他的画：
他给季匋民送果子，一来就是半天。他给季匋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绿、抻纸。季匋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志，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匋民的得意之笔。季匋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谄媚。
季匋民认为，叶三虽然只是一个果贩，但他是用最纯真的眼光去欣赏绘画，不掺杂任何的私心杂念与功利色彩，而且，他能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评论绘画，常常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而一些所谓的名士的高谈阔论却为季匋民所不齿，因为他们常常是道听途说、似通非通，而且往往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所覆盖。
事实证明，季匋民的判断没有错：
十多年过去了。季匋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了，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匋民坟上供一供……季匋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日本有人专门收藏他的画。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匋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不卖。”……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进棺材里，埋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对于季匋民来说，叶三是一个真正的布衣“鉴赏家”，因为他心地纯正，襟怀坦白，重情重义，不慕虚名，不图浮利。
二
纵观汪曾祺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从第一篇小说《复仇》发表于1941年的《大公报》那时起，汪曾祺就一直在努力探寻着人情的温暖与和谐。他笔下的人物深受“儒、道、佛”思想的浸染，有自由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也有温润的处世哲学与豁达的人生态度，他们知足达观、随遇而安、温润谦和，于艰难的人生处境中坚强又快乐地活着。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铺陈与叙述，表达了作家对世态人生的大彻大悟。
沈从文认为文学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对于文学也有同样的理解，他说：
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如果我的世界观是混乱的，我自己对生活缺乏信心，我怎么能使别人提高信心呢？我不从生活中感到欢乐，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内在的欢乐。（《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人类是有希望的。（《正索解人不得》）
我的作品里表现了较多的对人的关怀……我以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对生活，对人持欣赏的态度，这样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比较多情，从而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提高自己的人品。（《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三
汪曾祺的第一篇小说《复仇》，副标题是“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其题辞引自《庄子·达生》：“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这段话的意思是：复仇者并不会去折断曾经伤害过他的宝剑，即使存在忌恨之心的人，也不会怨恨那偶然飘来的、无心地伤害到他的瓦片。小说中，那个年青人怀着报仇雪恨的决心，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千里，终于找到了昔日的杀父仇人——那个正在矢志不移地凿通道路的瘦头陀。最后却在仇人的善行感染下，消泯了复仇的决心，同瘦头陀一道承担起开山凿路的重任。
这是一首空灵飘逸的人性复苏赞歌，汪曾祺说：
《复仇》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这是一篇寓言性的小说。只要联系一九四四年前后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背景，不难寻出这篇小说的寓意……我写这篇小说是不很自觉地受了佛教的‘冤亲平等’思想的影响的。但是，最后两个仇人共同开凿山路，则是我对中国乃至人类所寄予的希望。（《捡石子儿（代序）》）
《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对自己的事业痴迷到忘我与沉醉的地步，完全陶然于面前的炕房里，早已不知外面世界的存在：
余老五这两天可显得重要极了，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他话很少，说话声音也是轻轻的。他的神情很奇怪，总像在谛听着什么似的，怕自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他聚精会神，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之中……余老五也疲倦到了极点，然而他比平常更警醒，更敏锐。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睛塌陷了，连颜色都变了，眼睛的光彩近乎疯狂。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恼怒，简直碰他不得，专断极了，顽固极了。
这些极为传神的细节与神态描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笔，既显示了作家深厚坚实的生活积累，又塑造了一位炕房高手与神人。余老五的专注与执著，聪慧与敏锐，以及专业性的近乎神奇的感悟力，令人惊叹。
《戴车匠》把本是枯燥乏味的体力劳作，描绘成一种超然物外、有趣味的艺术享受：
狭狭长长轻轻薄薄木花吐出来，如兰叶，如书带草，如新韭，如番瓜瓤，戴车匠的背佝偻着，左眉低一点，右眉挑一点，嘴唇微微翕合，好像总在轻声吹着口哨……木花吐出来，宛转的，缠绵的，谐和的，安定的，不慌不忙的吐出来，随看旋刀悦耳的吟唱。
《安乐居》叙述了几个整天泡在“安乐居”里的酒友的平凡人生。他们每天大都喝一毛三分钱的低档酒，吃三四毛钱的便宜兔头。悠游自在的看大门的老吕、爱眨巴眼的老聂、出过苦力扛过包的老王、风度翩翩且梳着一丝不乱长发的画家、说话特别的上海老头，心甘情愿听老婆话的瘸子，还有爱干净有精神的卖白薯的大爷。这是一群生活在民间最底层的人，作家为他们描绘了一幅小人物的浮世绘。深处社会的底层，过着最平凡的生活，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却有滋有味。他们是那么的知足与达观，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开阔胸襟，更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沉着。他们不就是“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的活庄子吗？
《岁寒三友》写的是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表现了苦难社会里小人物的淳朴与仗义：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他没有死成……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跟脚，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说：“瘦吾，你等我一天！”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大雪。
患难见真情，三位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朋友，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表现出的真挚感情令人震撼。这种真诚和谐的人情美不正是支撑我们民族从苦难中挺过来的精神支柱吗？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凡人琐事的叙述中传达着深切感人的情怀。
四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显露着本真的人性美与纯净的心灵美，绝少虚伪造作的躯壳，他们肝胆相照、真诚磊落。不管男女老幼，他们都保有一颗赤诚的童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童心说》） 正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个硬邦邦的虚假外壳，才更显得实诚、可爱。
世界应当是美的，人应当是美的。记得一位诗人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星星与星星的关系，它们彼此照耀，却不彼此挤轧。我希望作家有勇气写出美的文学，美的诗，用以净化人们的灵魂。（谢冕：《作家要有勇气写美》）
汪曾祺不止一次地念叨着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要运用普通平实的语言把生活写得很美，很健康，富于诗意。”(《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我并不想引导人们向后看，去怀旧……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自然会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逆转，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存一些传统品德，对于建设精神文明，是有好处的。我希望我的小说能起一点微薄的作用。”（《<菰蒲深处>自序》）
[作者通联：江苏如皋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