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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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救荒口粮标准不仅关乎饥荒时期民众的受惠程度,还直接影响国家筹拨救荒钱粮的规模和救济的实际效果.清代以前,传统中国的荒政制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没有形成明确、精准、长效的救荒口粮标准,饥荒应对的过程中关于救荒物资的估算、调拨和发放都处于粗放模式.雍正、乾隆之际确立了“大口日给米5合、小口减半”的救荒口粮标准,为清王朝准确评估不同灾区的救荒规模和制定钱粮调拨计划创造了条件,也为救荒物资的散放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和操作规则,从而大大提高了灾荒救济的时效性和精准度,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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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救荒口粮标准不仅关乎饥荒时期民众的受惠程度,还直接影响国家筹拨救荒钱粮的规模和救济的实际效果.清代以前,传统中国的荒政制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没有形成明确、精准、长效的救荒口粮标准,饥荒应对的过程中关于救荒物资的估算、调拨和发放都处于粗放模式.雍正、乾隆之际确立了“大口日给米5合、小口减半”的救荒口粮标准,为清王朝准确评估不同灾区的救荒规模和制定钱粮调拨计划创造了条件,也为救荒物资的散放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和操作规则,从而大大提高了灾荒救济的时效性和精准度,在推动清代国家走上“精准救荒”道路和登上荒政事业高峰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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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梳理鄂西3府19县的地方志中关于美洲作物的记载,采用“一般分布”与“集中产区”概念呈现了18世纪以来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相继传入湖北的历史演变轨迹,其中,在清中叶形成了鄂西玉米集中种植带.研究结果表明,新作物的引入在增加山区耕地、丰富山民生计、促进土客交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转变了鄂西农业生产方式,缓解了灾区社会矛盾.山地作物与平原市场的互动使得山林经济呈现立体化开发与多样化经营,并未显现作物的“逃避特征”.新作物对鄂西人口增长的贡献有限,移民垦殖山地也并非以玉米种植为主,故而玉米并未加
唐代军镇的粮食储备问题与军镇发展和边疆安全息息相关.从大量资料来看,唐代的军镇仓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发展到顶峰,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军镇仓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具有系统性并且带有交叉职能,保障粮食的收集和储藏安全.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军事因素对唐代军镇仓粮食生产、运输有直接的影响.
古籍的版式是版本学的重要内容,版式中的书口是古籍整理和版本鉴定的重要因素,而花口和白口作为书口的类型之一,却存在定义不明确、在使用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定义的明确将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规范和正向发展,本文从古籍版式著录、书口发展历程、实践应用等方面入手,对花口、白口进行分析和探讨,认为学界应逐渐淡化“花口”的概念,不再使用“花口”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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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富有文学艺术精神的时代,文人画成为画坛主流.从休闲视角看,绘画是元人较为突出的休闲方式,作画与赏画体现了元人的生活情趣与审美特征.元代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作画的功利性减弱,文人创作的主要目的 是自娱自乐,不重画之形似,重点关注绘画的写意性.画面题诗,既可延展画意又能抒发个体情怀,为文人赏画指示了方向.文人赏画与画家进行心灵交流,感受画中的理想世界,获得精神的愉悦.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高度文明、经济不断发展和文化高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自然灾害频发时期.频发的自然灾害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北部边疆地区作为汉唐时期国家的北边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因其地理纬度高,整体海拔高,气候比中原地区更为寒冷,加之北疆深居大陆腹地,向海一面又有山地阻隔,常年降水稀少,且分布严重不均,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发地区.灾害的发生,给北疆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破坏,影响了边疆社会的安定,冲击了正常的国家统治秩序,引发了社会危机.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意识地创作了部分“寓言”小说,这些小说的特点与纪昀整体小说观念看似契合,又时有抵牾,是深入全面地透视纪昀小说观念的一面“棱镜”,也是一个理解纪昀小说观念恰到好处的切入点.在纪昀的小说观念中,真实与虚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反而在极力调和二者的矛盾,模糊二者的界限.在小说中追问真实与虚构问题,其真正的目的 是辨体,是为了反对传奇法对志怪小说体例的侵袭.“著书者之笔”与“才子之笔”,不仅仅是志怪笔记与传奇体例的区别,更深层次的可能还在于其背后文学传统的差异.在纪昀的小说观念当中,实现道
晚清民国时期,清王朝、民国政府以及中共苏区均在江西地区实施了一系列人口政策,对江西乡村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清中后期朝廷募民垦荒、蠲缓赋税、招揽游民学习工艺等政策,使战后社会秩序得以逐渐恢复,并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民国政府在江西进行的医疗卫生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对于乡村人口素质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三保”政策的实行,也给百姓带来了严重困扰;中共苏区在江西乡村地区扶助农工、团结中小商人,提升妇女地位,并加强民众的文化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宣传红色文化,推动了苏区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伴随西方近代农业科学在我国的传播,化学肥料在20世纪初被引入,随后对我国传统经验农学范式下的施肥理论和实践产生冲击,进而引发关于化学肥料施用和抵制的论战.论战中实验农学在被用于解读我国传统经验农学范式下施肥实践的同时,也被论战双方用来支撑分析化学肥料和天然肥料的利弊.围绕化学肥料施用的论战最终形成我国天然肥料和化学肥料相结合的农业施肥模式,我国传统经验农学也逐渐向实验农学转型,实验农学和我国传统经验农学在交锋中实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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