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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早起，父亲上班，父亲下班，父亲早睡。父亲很穷，父亲足不出户。但有一天例外。
儿童节来临的那天早上，总有一双擦得很干净的旧皮鞋整齐地放在我的床前，我一张开眼便能看见。
等我吃完早点，换上新洗过的衣服，套上大头皮鞋，稳稳地绑好鞋带，父亲便安静地出现在我小房间的门口，手上提着一个帆布旅行袋，里头必定有一个铝制的水壶，几个大馒头，一个装着香肠、卤蛋、素鸡和海带的圆形便当盒，一包苏打饼干、一条口香糖、一大叠卫生纸和两条手帕。
我们走进客厅里，母亲便仔细检点我的服装，再翻看旅行袋里的东西带齐了没有。
然后，像一件要紧的事，父亲挪过一张木椅子，抵在大玻璃橱前面，站到椅子上，费很大劲从橱顶上搬下一个木箱子。那是少数几件专属他的东西之一。
木箱是用零星的木板拼凑钉成的，日久之后，显出深浅不同的颜色和木纹，像我制服上的补丁。似乎只是随俗，木箱外的确挂着一个生锈的锁头，不知有没有钥匙。
父亲轻轻地掀开木箱，探出一个木纹优美浮雕花边的雪茄盒子，和一块紫色的绒布，兴冲冲地擦拭一番之后，才打开盒盖，取出一支深咖啡色的雪茄，插进衬衫口袋里露出一截来，像是一支顶好的钢笔。最后，盖上盒盖，阖上木箱，再扛回橱柜上。
出发的时候，母亲站在客厅里，隔着纱门和院子里的枇杷树向我们挥手。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总是留在家里，也许是巧合，我没有想问。
我们步行前往火车站，父亲在票亭买票之后，我们便坐在黑油油的长木椅上等待往台北的慢车。我喜欢看他从宽大的西装裤口袋里掏钱买东西，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子，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军号手。我喜欢这个时刻，几乎感到一份光荣。
火车是装了滑轮的房子。在晃悠悠的火车上，我把鼻子贴在玻璃上，仿佛屋外正下着大雨不能出去玩的时候一般。父亲交叠两腿，上身略斜，轻轻地哼着小曲，并用指尖在窗台上打出鼓点。
下火车之后，我们穿过一个长长的地下道，到大马路对面的一个警察局门口等公车。车快停稳的时候，站牌下总是挤满了人，父亲不慌不忙，看准一个打开着的窗口，把我举起空中，“放”进车里的空位上，再将旅行袋传给我，然后才跟在人潮后面，成为最后一个上车的人。
坐在车后面的位置上，一路上我都低着头，抱着胸前的旅行袋，仿佛那是偷来的东西一样。到达动物园，公车靠站之后，父亲卡住公车的前门喊我下车，噪音盖过嘈杂的车声人语。我低头挤到前面，感觉每个人都盯着我看。
下车。
父亲掏钱，买两张入场券，从我手上接过旅行袋。动物园旁边是儿童乐园，从外面就能望见一个高耸入云的大摩天轮，就像外国月历上的风车一样耀眼。
河马、骆驼、大象、黑猩猩、长颈鹿，父亲一一按文解说，只有马来貘是例外，我们俩都不知道“貘”的正确发音是什么。每年，父亲都要我去问学校的老师，但是面对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就先直呼为“怪物”即可，从此，年年如此。
快走到孔雀园的时候，父亲会在福利社买一种巧克力火箭甜筒给我。我小心地撕开一小圈纸封套，先欣赏几眼，再轻轻啃一小口。我们绕过鸟园周围的石子路，父亲好像并不想吃，我也没有分他的意思。
接着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刻，驯狮表演就要开始了。
比房间还大的铁笼子外已围了好一些人，两只威猛的雄狮，脖子上挂着丰厚的一圈髦毛，不安地在笼子里交叉巡走着。驯兽师迅厉地往地板上甩一狠鞭，观众应声哑然。只见他一手执鞭，一手持棍，敏捷地在狮子的外围打绕，鞭子不断抽响，棍尖始终对着狮子的双眼，形成一个紧张的对阵。狮子暴躁起来，终于扯裂震耳的吼声如山洪，不断抬起前脚来耙那支棍子，庞大的身体往下低沉鼓绷，且奋力在地上磨爪……我心里想，爪子愈磨愈短，为什么要去磨它呢？
其余的我忘记了。只记得父亲总是在这个时候悄悄地抽出那根雪茄，扯掉玻璃纸包装，用门牙啮开一小孔，再划一根火柴点着。在狮子们磨爪的涩涩声中，驯兽师渐渐控制住场面，父亲脸上一团团浓烟像游霞般浮动扩散，消失在空中。有一年我注意到，在这个时候，父亲的脸上浮起了一丝丝惋惜的表情，不太明显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在这个时刻，父亲点燃他的雪茄烟;也不知道，那一盒雪茄是什么时候抽完的。这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一直持续到我初二的时候。
那年，大铁笼里的狮子野性大发，不听指挥，对着围观的人群狂吼，磨爪声特快特重，还不断朝馴兽师扑去，表演只得提前结束。从动物园出来，父亲似乎兴致很好，又领着我去武昌街看电影，父亲拣了华德迪斯奈的卡通电影《小飞象》，我其实想看《红粉佳人》，但是，父亲已经走向售票口，从宽大的灰色西装裤口袋掏钱了。
初三那年，为了高中联考，根本没有注意到儿童节的存在。隔年，我好像便不再算是儿童了。
父亲过世那年的儿童节，我带五岁大的儿子去动物园，驯狮表演已经没有了，甜筒的价钱也涨了好几倍。
儿子问我“貘”字的发音，我说叫它“怪物”就好了。
最近整理木屋的时候，我在父亲床下的破木箱里又再次看见了那个雪茄盒子。盒子依旧精致完好，大概是经常取放的关系，木质外表多了一层光润，一点灰尘都没有。那块紫色的绒布也还在，我顺手便拿起来擦拭几下，再掀开盒盖，盒子里的东西，让我难过了很久一段时间。
盒子内铺满了一层指甲屑，是父亲剪下指甲之后存下的。拨开指甲屑，底下是一叠动物园的入场券存根。我取出来翻看，其中有连续八年是买两张的，另外更多的是单张的。我坐在父亲的床上，几乎站不起来。
母亲进来收拾被褥和旧衣物，默默地将它们安排进纸箱子里。
我告诉母亲我发现了那个雪茄盒子。母亲背对着我，正弯着腰用鸡毛掸子扫灰。我问她要怎么处理这个盒子，母亲停顿了一下扫灰尘的动作。
“扔了吧。”她说，并未回头，继续往窗台上拂尘。
（阿汤哥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送行》）
儿童节来临的那天早上，总有一双擦得很干净的旧皮鞋整齐地放在我的床前，我一张开眼便能看见。
等我吃完早点，换上新洗过的衣服，套上大头皮鞋，稳稳地绑好鞋带，父亲便安静地出现在我小房间的门口，手上提着一个帆布旅行袋，里头必定有一个铝制的水壶，几个大馒头，一个装着香肠、卤蛋、素鸡和海带的圆形便当盒，一包苏打饼干、一条口香糖、一大叠卫生纸和两条手帕。
我们走进客厅里，母亲便仔细检点我的服装，再翻看旅行袋里的东西带齐了没有。
然后，像一件要紧的事，父亲挪过一张木椅子，抵在大玻璃橱前面，站到椅子上，费很大劲从橱顶上搬下一个木箱子。那是少数几件专属他的东西之一。
木箱是用零星的木板拼凑钉成的，日久之后，显出深浅不同的颜色和木纹，像我制服上的补丁。似乎只是随俗，木箱外的确挂着一个生锈的锁头，不知有没有钥匙。
父亲轻轻地掀开木箱，探出一个木纹优美浮雕花边的雪茄盒子，和一块紫色的绒布，兴冲冲地擦拭一番之后，才打开盒盖，取出一支深咖啡色的雪茄，插进衬衫口袋里露出一截来，像是一支顶好的钢笔。最后，盖上盒盖，阖上木箱，再扛回橱柜上。
出发的时候，母亲站在客厅里，隔着纱门和院子里的枇杷树向我们挥手。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总是留在家里，也许是巧合，我没有想问。
我们步行前往火车站，父亲在票亭买票之后，我们便坐在黑油油的长木椅上等待往台北的慢车。我喜欢看他从宽大的西装裤口袋里掏钱买东西，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子，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军号手。我喜欢这个时刻，几乎感到一份光荣。
火车是装了滑轮的房子。在晃悠悠的火车上，我把鼻子贴在玻璃上，仿佛屋外正下着大雨不能出去玩的时候一般。父亲交叠两腿，上身略斜，轻轻地哼着小曲，并用指尖在窗台上打出鼓点。
下火车之后，我们穿过一个长长的地下道，到大马路对面的一个警察局门口等公车。车快停稳的时候，站牌下总是挤满了人，父亲不慌不忙，看准一个打开着的窗口，把我举起空中，“放”进车里的空位上，再将旅行袋传给我，然后才跟在人潮后面，成为最后一个上车的人。
坐在车后面的位置上，一路上我都低着头，抱着胸前的旅行袋，仿佛那是偷来的东西一样。到达动物园，公车靠站之后，父亲卡住公车的前门喊我下车，噪音盖过嘈杂的车声人语。我低头挤到前面，感觉每个人都盯着我看。
下车。
父亲掏钱，买两张入场券，从我手上接过旅行袋。动物园旁边是儿童乐园，从外面就能望见一个高耸入云的大摩天轮，就像外国月历上的风车一样耀眼。
河马、骆驼、大象、黑猩猩、长颈鹿，父亲一一按文解说，只有马来貘是例外，我们俩都不知道“貘”的正确发音是什么。每年，父亲都要我去问学校的老师，但是面对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就先直呼为“怪物”即可，从此，年年如此。
快走到孔雀园的时候，父亲会在福利社买一种巧克力火箭甜筒给我。我小心地撕开一小圈纸封套，先欣赏几眼，再轻轻啃一小口。我们绕过鸟园周围的石子路，父亲好像并不想吃，我也没有分他的意思。
接着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刻，驯狮表演就要开始了。
比房间还大的铁笼子外已围了好一些人，两只威猛的雄狮，脖子上挂着丰厚的一圈髦毛，不安地在笼子里交叉巡走着。驯兽师迅厉地往地板上甩一狠鞭，观众应声哑然。只见他一手执鞭，一手持棍，敏捷地在狮子的外围打绕，鞭子不断抽响，棍尖始终对着狮子的双眼，形成一个紧张的对阵。狮子暴躁起来，终于扯裂震耳的吼声如山洪，不断抬起前脚来耙那支棍子，庞大的身体往下低沉鼓绷，且奋力在地上磨爪……我心里想，爪子愈磨愈短，为什么要去磨它呢？
其余的我忘记了。只记得父亲总是在这个时候悄悄地抽出那根雪茄，扯掉玻璃纸包装，用门牙啮开一小孔，再划一根火柴点着。在狮子们磨爪的涩涩声中，驯兽师渐渐控制住场面，父亲脸上一团团浓烟像游霞般浮动扩散，消失在空中。有一年我注意到，在这个时候，父亲的脸上浮起了一丝丝惋惜的表情，不太明显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在这个时刻，父亲点燃他的雪茄烟;也不知道，那一盒雪茄是什么时候抽完的。这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一直持续到我初二的时候。
那年，大铁笼里的狮子野性大发，不听指挥，对着围观的人群狂吼，磨爪声特快特重，还不断朝馴兽师扑去，表演只得提前结束。从动物园出来，父亲似乎兴致很好，又领着我去武昌街看电影，父亲拣了华德迪斯奈的卡通电影《小飞象》，我其实想看《红粉佳人》，但是，父亲已经走向售票口，从宽大的灰色西装裤口袋掏钱了。
初三那年，为了高中联考，根本没有注意到儿童节的存在。隔年，我好像便不再算是儿童了。
父亲过世那年的儿童节，我带五岁大的儿子去动物园，驯狮表演已经没有了，甜筒的价钱也涨了好几倍。
儿子问我“貘”字的发音，我说叫它“怪物”就好了。
最近整理木屋的时候，我在父亲床下的破木箱里又再次看见了那个雪茄盒子。盒子依旧精致完好，大概是经常取放的关系，木质外表多了一层光润，一点灰尘都没有。那块紫色的绒布也还在，我顺手便拿起来擦拭几下，再掀开盒盖，盒子里的东西，让我难过了很久一段时间。
盒子内铺满了一层指甲屑，是父亲剪下指甲之后存下的。拨开指甲屑，底下是一叠动物园的入场券存根。我取出来翻看，其中有连续八年是买两张的，另外更多的是单张的。我坐在父亲的床上，几乎站不起来。
母亲进来收拾被褥和旧衣物，默默地将它们安排进纸箱子里。
我告诉母亲我发现了那个雪茄盒子。母亲背对着我，正弯着腰用鸡毛掸子扫灰。我问她要怎么处理这个盒子，母亲停顿了一下扫灰尘的动作。
“扔了吧。”她说，并未回头，继续往窗台上拂尘。
（阿汤哥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