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竞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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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先生的教育评论素以锐利直言闻名,其显示的不仅限信息和知识,而尤具眼光和器识。本书是他继出版《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又一深度剖析中国教育问题的力作——对改革开放30年之际的2008~2010年中国教育_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三十年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未来教育改革,诊断了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直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3%,每年的高考升学率已近60%,但是,我国的应试教育却丝毫没有得以改观,升学竞争为何还如此激烈,甚至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其中有一条理由,颇令大家动容:高考已成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扩大高校的招生规模,可以满足大家不断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可以根本上改变争夺独木桥的情况。可是,过去十年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事实表明,“高考独木桥”没有了,但“名校独木桥”开始出现了,更令大家难以接受的是,独木桥从“胎教”阶段就开始铺设,在通向名校的求学路上,教育让无数受教育者产生挫败感,而新的读书无用论却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的国度,成为新的教育问题。
  接受“教育”成为每个人生存竞争的工具,教育已经全盘“竞技化”。概括起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
  
  “改变命运”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高考改变命运”,喊了30年。这一句话,反映出知识青年对当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感激,但在21世纪的今天,高考仍旧在“改变命运”,不由让大家感慨万千——为什么人们的命运,需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改变?
  在我国农村,“高考改变命运”,尤其深入人心。很多孩子从背上书包上学的第一天起,就被父母教诲,好好读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而父母教育那些不爱读书、调皮的孩子的话语,经常是:不努力学习,你就在农村呆一辈子,没有出息,连媳妇也娶不起。在学校里,老师们教育学生,最“励志”的方式,是在黑板写下(或在上方固定)长年保留的标语:好好学习、跳出农门。这种教育,在高考前夕,达到高潮,“跳出农门”以倒计时的方式,激励学生参加高考,考出改变命运的成绩。
  这就是需要改变的命运——农村孩子只因出生在农村,就是农村户籍,在众多的农村,这一户籍意味着没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与身份,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唯一的通道是读书升学考上城市里的大学,把户口从农村变到城市。
  这种改变命运的教育,注定了教育的内容围绕“性命攸关”的考试来展开。虽然有很多好事者分析今日中国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完全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对农村孩子没有农村生活知识、农业生产技能的教育,可是,请问:有哪个农村家庭送孩子读书,是为了让孩子今后继续在农村生活、就业?
  本应该完善人格的教育,承担了改变命运的功能,其完善人格的功能便变得极为次要,甚至在更多时候,为追求“改变命运”这一结果,扮演破坏人格的角色。
  
  “赢在起点”
  
  “赢在起点”,这是近年来最时髦的教育词汇。把教育与输赢挂钩,而且从某些教育专家的嘴中说出,这是我国教育的一大奇境。不得不承认,这种观念,颇有市场,在我国教育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从好幼儿园到好小学、从好小学到好初中、好高中到好大学的链条——这其实就是教育改变命运的通道。在整个求学阶段,学生及其背后的家长们都在为成为这链条中的一员,而努力拼搏,或用学生自身的突出学习能力、或依靠不断的强化训练、或通过金钱与权力铺路。
  2006年颁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突出强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可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却多少没有改变。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让接受教育的目标变得简单而明了:上好学校。幼儿园时就上多个培训班,为的是上好小学;小学时请家教,给孩子补课,是为了上好初中;初中时每周七天不休息,参加各种竞赛,是为了考上好高中;高中时接受学校的“监狱式”管理,大搞题海战术,是为了上好大学。
  在升学的竞争之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不仅仅是学生一个人在战斗,而成了整个家庭综合实力的“比拼”——低层次的“比拼”,是送孩子去培训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选择好的培训班,让孩子多学知识,而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则只有选择让孩子少上培训班;中层次的“比拼”,是为孩子择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支付数万元的择校费,为孩子选择一所好的学校,就是为孩子上学搬家置房也在所不惜,而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则只有望“好学校”兴叹;再上层次的“比拼”,则是“考试移民”,从一个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升学机会相对少的地区移民到优质教育资源充足、升学机会多的地区,这考验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能力;最高层次的“比拼”,则是权势,这非普通家庭、一般有钱家庭所能及。
  以上的“比拼”,已经构成对“教育改变命运”通道的挤占,因此,近年来有关教育公平的呼声一直不断,以致高考改革在这样的呼声中无法推进。人们普遍担心,当高考升学不以卷面分数为唯一依据之后,升学将成为分数之外的权势较量,贫困家庭、农村家庭的孩子,“改变命运”的可能越来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学生其实都已经明了这种权势争夺,所以他们一方面痛恨“特权”,而另一方面,特别期望自己拥有“特权”。一些家庭甚至不回避对孩子进行所谓“灰色技能”的教育,在孩子的面前给老师送礼,让学生明白社会竞争的各类明规则、潜规则。这是社会以及教育不公平的现实,给予学生最现实的教育。可以想象,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会怎样看待公平与正义?
  总体看来,追求学校好坏的教育,表面上是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其实,推行的是一种远离平民教育的身份教育。强调身份,也就必然导致大家追求身份,而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理所当然地获得某种社会特权,这便是眼下的社会规则,也是教育规则。
  也正是由于这种教育规则,教育公平之路显得十分漫长,所有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的努力,受制于人们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以及既得利益者对当前教育利益格局的捍卫,人们只看到了教育中的赢家,却很少把目光投向“输者”。
  
  “争做第一”
  
  从改变命运与获得更高的社会身份出发,“争做第一”,显然成为今天教育对所有学生的期望和要求——在小学开学的第一堂课上,老师对学生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们要好好学习,争做第一。”
  “争做第一”,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完全以知识教育为核心,把学生当作学习的机器,而不再关注学生的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生命教育。这造成受教育者或可获得卷面考试的高分,但却没有一个社会公民基本的道德责任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
  以上三种观点,今天还在延续。承担改变命运功能的教育、强调输赢的教育、崇尚分数第一的教育,这与要让每个受教育者都在教育中发现自己的优点,得到人格的完善,从根本上是矛盾的。面对受教育者群体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应该全面反思以上三种观念,并治理以上教育观念存在的土壤——“教育改变命运”,是基于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不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如果受教育者生来没有户籍差异和社会福利的不同,何来“改变命运”之说?“赢在起点”,是基于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不公平的现实,如果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质量一致,哪有争夺学校资源的疯狂景象?“争做第一”,是基于当前的学历社会以及对人才片面的理解,如果评价人才重在能力而不关注“身份”,哪有违背个性、兴趣把学生当分数机器的教育行为?
  真正的教育,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为本”和“因材施教”,在这样的教育中,国民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而每个人经由这样的教育,也将成就为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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