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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对参加南京保卫战后放下武器的官兵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屠杀、奸淫、焚烧、掠夺，犯下了滔天罪行，30多万同胞惨遭杀戮。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滴血的一页。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此警醒全体国民：勿忘国耻，警惕战争，守望和平，强我中华！
今年12月13日是第一个国家公祭日，本刊记者和特约记者多次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地，回顾那段历史，遥祭死难同胞，并推出下面这组文章。
愿死难同胞的冤魂安息！
诫生生不息的后世奋发！
——编者
幕府山位于南京主城北部，濒临长江，素有“十里长山”之称。韦根喜是当地的老人，在他带领下我和哈鸣儿等来到幕府山下的燕子矶，凭吊在侵华日军大屠杀中的遇难同胞。
今天的幕燕滨江风光带是2004年以后新建，站在她的入口处——永济大道，江风迎面吹来，顿时使人心旷神怡。一边是绿化成荫连绵起伏的幕府山，一边是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的长江。过去的幕府山下沿江至下关码头只有一条土路，江边是连片的滩涂，成片的芦苇荡。这便是当年侵华日军血腥大屠杀的场地，无数同胞丧失生命的地方！
1937年12月，攻入南京的日军自12月13日开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六周灭绝人性的大规模屠杀。沿燕子矶向西，经三台洞、金陵船厂、下关码头、上新河，到棉花堤的长江沿岸，是侵华日军大屠杀的主要场所，有近19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在这里惨遭屠戮，占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人数的一半以上。从燕子矶到草鞋峡5.4公里的江滩上，侵华日军屠杀我同胞10万余人！
燕子矶头“酒樽石”的见证
已放弃抵抗，溃退到燕子矶江边的士兵，希望能由此渡江，去江北避难。当年在陆军第八十八师供职，后在八卦洲务农的幸存者郭国强和警察刘守春都曾目睹了数万名中国军人在燕子矶被屠杀的悲惨情景。郭国强说：“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惨景，当时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20000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
2005年8月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日本铭心会访中团团长松冈环女士和华侨林伯辉先生特意从日本赶来参加展览，并送来了他们在日本征集的证物。一封日本士兵当时寄回日本国的信上记录了在“燕子矶”渡口处“五万全灭”的事实。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也告诉人们，他就在燕子矶附近住，当时长江封锁了，5万军民多数都是百姓，挤到燕子矶渡口处希望能够逃生，最后竟全被杀害了。
李龙飞是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员，经他和他的同事们认真调查，并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认定：民国26年（1937年）12月间，在燕子矶江滩，屠杀我难民和解除武装士兵在50000人以上……
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军少佐太田寿男这样供述：“我在12月15日晚到达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30只汽船、10台汽车、800名运输兵，从12月16日开始，至18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19000多具，安达处理16000多具，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65000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10万具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3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至少也有5万人，共计有15万人。被杀害的人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估计约3万人。”这是太田寿男1954年12月27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交代。
进了燕子矶公园，一个依山而建的三角形亭静静地屹立着。一座长方形竖碑立于三角亭中，正面刻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背面阴刻碑文：1937年12月间，侵华日军侵入陷城后之初，南京难民如潮，相率出逃，避于燕子矶江滩，求渡并逃。讵遭日舰封锁，旋受大队日军之包围，继之以机枪横扫，悉数杀害，总数达5万余人。悲夫其时，尸横荒滩，血染江流……看着如血的碑文，我们默默地在纪念碑前放上一束鲜花。
诗圣李白当年留在燕子矶头的“酒樽石”，便是永久的历史见证。
草鞋峡五万冤者灵魂不安
“草鞋峡”这个在70年前凝聚了太多恐怖的地名现已不复存在。它位于幕府山的西麓，下关以北，并不好找。在韦师傅的引导下，沿着幕燕滨江大道一直前行，途经观音阁、石经苑、头台洞、二台洞、情缘广场、三台洞、梵音苑、五马渡广场等景区，约十分钟的车程，才到了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处。
纪念碑背依幕府山，面朝长江，紧靠幕燕滨江大道的西口，碑高815厘米，暗含8月15日侵华日军向中国人民投降的日子；碑身600厘米，为多层城堡式，碑座下5层台阶，寓意着5万多人的尸骨。纪念碑1985年8月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此建立，正面镶嵌青石一块刻有碑文，简述了此次屠杀的悲惨情景。
1937年那个可怕的冬天，5万多名中国士兵和平民在这里被屠杀，只有数人幸存。这里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屠场之一，是那些战俘和平民生前度过最后一夜的地方。1937年12月14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抵达幕府山，所属第六十五联队抵达长江边。逃至城外四郊的成批难民和未能渡江的被俘军人均被拘禁在幕府山下的四所村、五所村处，并断绝饮食。12月18日夜，日军将这些难民和被俘军人赶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对未死的再用刺刀戳，最后浇上汽油焚烧，将尸体抛入长江……
唐广普原是国民政府教导总队的勤务兵，南京沦陷前夕，他跑至燕子矶想渡江逃命，因无船渡江，被日军俘虏押至幕府山下的空营房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已经有些泛黄的《幸存者国民政府军队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勤务兵唐广普证言》告诉我们：这些空营房里，共集中囚禁约几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日军“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妇女全被轮奸。……（1937年）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4点钟就开始捆人，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先把人两手反缚着，然后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从早上4点一直捆到下午4点……到了上元门大窝子江滩，日军叫我们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没有知觉，死尸堆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戳，木棒打，然后……用汽油一浇便烧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吃不消了，尽力挣扎，爬出死人堆后，顺着江边，往燕子矶跑，在一个被烧过的无人居住的房子里，我钻进砻糠灰里，把衣服脱下来烘干……” 目击者还有鲁苏、史荣禄、严洪亮等。
由于遇难同胞数量巨大，虽经日军毁尸灭迹、投尸长江和掩埋处理，到第二年仍遍地尸骨。在1939年5月，日伪南京市卫生局的事业报告中写道：“据市民呈报自宝塔桥起至草鞋峡止，沿江一带坟堆无数，纯系‘事变’后，由红十字会所掩埋之尸体，一年多来，经江水冲刷……完全暴露，曾派员前往调查，计有3000余具。又据报大窝子地方有6000余具尸体，尸骨尚须掩埋，已派员实地调查计划中。后日伪南京市卫生局又于这一年6月13日至7月6日，组织了20余名工人，住宿在草鞋峡沿江处，专门进行尸体掩埋，共收瘗及迁葬尸骨3075具。”
鱼雷营向天泣诉
从上元门沿江西去，大约有四五公里左右就到了今天的金陵船厂所在地——鱼雷营。鱼雷营因清政府1892年在这里创立南京鱼雷分局而得名，为旧时海军培养水雷和鱼雷作战的海军人才，进行水鱼雷战备的机关。鱼雷营遇难同胞遗址，在江堤上原有一座纪念碑，后移至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1937年12月15日夜间，日军将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押往上元门海军鱼雷营江边，用机枪扫射，除殷有余等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946年10月19日，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幸存者殷有余等出庭作证说：“那天我们一起被俘军人300余人，带老百姓一共9000多人，一起被日军带至鱼雷营，日军用4挺机关枪扫射，只漏下我等9人没有死，我因压在其他人的死尸底下，没有受伤。当晚10点钟后，鬼子走了，我叫另一名没有死的把我的绳子解去，一同逃走。”
同月，日军在与鱼雷营邻近的宝塔桥一带再次杀害中国军民共2万余人。住在鱼雷营附近、燕子矶一带居民，目睹屠杀的证人很多。1945年12月11日，住燕子矶第五保上元里23号的商人杨开基向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陈述：“民国26年农历11月13日（1937年12月15日）忽有中岛部队兵士数人到上元里将农民4人连同其他村庄平民多人驱于鱼雷营地方，施行集体机枪扫射，尸积如山，惨不忍睹。”
住南京望鹤楼3号的钱店杨汉臣陈述：“民国26年农历11月14日（1937年12月16日），有敌寇在鼓楼二条巷难民区内拉去多人，……押上卡车送到下关宝塔桥江边，无故用枪集体杀毙。”
日军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多次进行集体屠杀，故战后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特派李龙飞等对这一带日军实施屠杀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并于1946年10月1日作出结论：“日军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共残杀军民3.9万人。”
煤炭港被鲜血染红
煤炭港与南京旧时的火车轮渡相邻。韦师傅是一位老铁路，很小就入路了，一直干到退休。在我们去煤炭港的路上，他和我们说，当年在煤炭港干装卸的时候，还经常在港区挖出森森白骨。
20世纪初，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先后建成，1933年，南京火车轮渡所建成。今天，南京铁路火车轮渡所已成为历史的见证。
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建于长江汉河口遗址的桥头，右边是当年日军抓捕关押放下武器士兵及平民的仓库遗址。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首都电厂工人3000余人，拘禁在煤炭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杀，受伤未死的，又被押入附近茅屋用木柴纵火活焚致死，部分尸体被抛弃江中。
幸存者陈德贵、潘开明，目击者何守江是日军在煤炭港集体屠杀暴行的活见证。陈德贵说：“1937年12月13日，我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第二天早晨，来了200多个日本兵，从几千难民中抓出2800多个年轻人，要大家4人一排，并要交出手表、戒指等贵重物品，并进行搜身。下午，把我们从和记洋行押到煤炭港的一间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去干活，要每10个人一组出去。’……不久听到一阵枪响，过一会儿，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一阵枪响。我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军要第三批人出去时，我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我站到水里，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一个猛子钻进河里，潜游到对面……”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判决确认：民国26年（1937年）12月14日至17日在煤炭港下游江边，被拘禁者约有3000之众，先以机枪扫射，继集薪油之类，堆集茅屋四周，放火燃烧，全部殉难于是役。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背靠滔滔长江的江堤防洪墙上，面对江边马路。碑底座上是黑色大理石长方形碑身。碑文记载：“煤炭港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要遗址之一。1937年12月17日，日军从各处搜捕我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及平民3000余人，拘禁于煤炭港下游江边，以机枪射杀，其伤而未死者，悉被押入附近茅屋，纵火活焚致死。内有首都电厂职工45人，即死于此难。”
中山码头痛陈江尸逐浪
中山码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一。
一位参加过进攻南京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写道：“12月14日因公去下关，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两千米，不，也许还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当时避难于国际安全区的难民，在中山码头惨遭杀害的达万人以上。其中，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从避居于原华侨招待所等处的难民中，搜捕5000余青壮年男子，即全部两手背绑押至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集体射杀，并把尸体推入江中，进行毁尸灭迹。
时年24岁刚结婚不久，大屠杀的幸存者刘永兴回忆说：“……冬月14日（1937年12月16日）下午3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去，因为我们曾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不听日本兵的命令，遭到枪杀。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来的货物。……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看见日军共抓来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日军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杀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面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江了，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扔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失散了，再也没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 鼓楼三条巷47号市民徐进和幸存者白增荣、梁廷芳，在日军屠杀时，立即伏倒，钻入尸堆中，得以脱险。1946年1月26日，徐进给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呈文，陈述了日军在中山码头屠杀数千名南京无辜市民的暴行经过。
梁廷芳曾于1946年6月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白、梁两人还向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报告了日军此次集体屠杀的罪行，并于1946年10月7日在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出庭，详述了日军此次屠杀经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山码头上游附近的江边。其后数米处，还立了一个长方形的石碑，正面刻有碑文，简述遇难同胞在下关江边一带遭到屠杀的悲惨情景。
兀立江边放眼远望，长江大桥、浦口码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夏，一览无余，多么美丽的南京城啊！可是，昨天呢？
是啊，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知耻而后勇！
上新河棉花堤惨遭屠城
今天的河西奥林匹克村，恰是当年上新河的棉花堤，1937年12月间，日军在上新河地区残暴地屠杀了28000余人。难怪参加南京青奥会的日本代表团团长藤原庸介对运动员说，在比赛场馆外要穿便服，尽量不要佩戴日本的标识，以免受到袭击！藤原庸介心虚了？抑或其灵魂正感受着冤魂孤鬼们泣诉的鞭笞？居住在上新河地区，曾在死尸堆中逃出的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亲见日军在江东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新河口、拖板桥、菜市口、螺丝桥、东岳庙等地屠杀南京难民的情景，并参加了遇难者尸体的掩埋。
曾经目睹日军在江东门大屠杀惨景的菜农刘修荣回忆：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把囚禁于原国民政府陆军监狱内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集中在陆军监狱（就在我家附近）到大茶亭之间约二里长的距离内，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整整杀了一天，尸体成堆，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
幸存者原国民政府陆军第八十八师士兵刘世海，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中曾被日军砍伤，后于死尸堆中爬出，得免一死。居住在水西门外的苗学标等，也都有呈文证实当年日军在这一地区屠杀的情景。
后来，南京红十字会和该地区红十字会收尸约15000余具，掩埋于就近的大土坑内，当地人遂称这为“万人坑”。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判决谷寿夫战犯案件时认定：民国26年12月间，在上新河地区，日军屠杀中国军民28730人。
上新河遇难同胞纪念碑居于棉花堤渡口约200米处的一个军营里。
扬子江作证：牢记历史向未来
遍布全市城郊的分散屠杀，面广量大，手段残忍，骇人听闻。除上述较为详细的10余起大规模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共28案，被害人数达19万人之外，其余有据可查、规模不等的屠杀事件竟达870余起。有代表性的还有：
在城南凤台乡、花神庙一带被屠杀7000余人；在汉中门外，被屠杀的男女平民、已脱下制服的警察等计2000余人；在下关南通路、九甲圩共800余名无辜的难民及放下武器的军人被日军残忍杀害；在五台山及汉中门外，有避难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内的难民，被搜捕出300余名青壮年，全部惨遭杀害；在南京太平门附近，13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无辜平民被集中枪杀焚尸；在大方巷广场四五百名平民被集中屠杀；在山西路广场日军枪杀了四五百名难民；在清凉山、古林寺附近被集体屠杀的中国平民达千余名；在灵谷寺、马群、陵园一带，有3000余市民被屠杀；在三汊河放生寺及慈幼院有四五百名男女难民被日军用机枪扫毙；在龙江桥江口，被俘的中国军民500余名，被日军以机枪射杀，纵火烧毙；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全村近200户人家的100多个青壮年被日军集中在打稻场上，用刺刀戳死……
一个个生命的句号！
一户户家庭的悲剧！
一串串骇人听闻的数字！
惨绝人寰的屠戮，是祖国母亲遭受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慎终追远，绳其祖武！
扬子江畔祭冤魂，寄语史册话慎行；奋发更图强国梦，敢乘大江乐奔腾！
（责任编辑 刘顺发）
今年12月13日是第一个国家公祭日，本刊记者和特约记者多次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地，回顾那段历史，遥祭死难同胞，并推出下面这组文章。
愿死难同胞的冤魂安息！
诫生生不息的后世奋发！
——编者
幕府山位于南京主城北部，濒临长江，素有“十里长山”之称。韦根喜是当地的老人，在他带领下我和哈鸣儿等来到幕府山下的燕子矶，凭吊在侵华日军大屠杀中的遇难同胞。
今天的幕燕滨江风光带是2004年以后新建，站在她的入口处——永济大道，江风迎面吹来，顿时使人心旷神怡。一边是绿化成荫连绵起伏的幕府山，一边是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的长江。过去的幕府山下沿江至下关码头只有一条土路，江边是连片的滩涂，成片的芦苇荡。这便是当年侵华日军血腥大屠杀的场地，无数同胞丧失生命的地方！
1937年12月，攻入南京的日军自12月13日开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六周灭绝人性的大规模屠杀。沿燕子矶向西，经三台洞、金陵船厂、下关码头、上新河，到棉花堤的长江沿岸，是侵华日军大屠杀的主要场所，有近19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在这里惨遭屠戮，占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人数的一半以上。从燕子矶到草鞋峡5.4公里的江滩上，侵华日军屠杀我同胞10万余人！
燕子矶头“酒樽石”的见证
已放弃抵抗，溃退到燕子矶江边的士兵，希望能由此渡江，去江北避难。当年在陆军第八十八师供职，后在八卦洲务农的幸存者郭国强和警察刘守春都曾目睹了数万名中国军人在燕子矶被屠杀的悲惨情景。郭国强说：“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惨景，当时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20000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
2005年8月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日本铭心会访中团团长松冈环女士和华侨林伯辉先生特意从日本赶来参加展览，并送来了他们在日本征集的证物。一封日本士兵当时寄回日本国的信上记录了在“燕子矶”渡口处“五万全灭”的事实。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也告诉人们，他就在燕子矶附近住，当时长江封锁了，5万军民多数都是百姓，挤到燕子矶渡口处希望能够逃生，最后竟全被杀害了。
李龙飞是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员，经他和他的同事们认真调查，并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认定：民国26年（1937年）12月间，在燕子矶江滩，屠杀我难民和解除武装士兵在50000人以上……
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军少佐太田寿男这样供述：“我在12月15日晚到达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30只汽船、10台汽车、800名运输兵，从12月16日开始，至18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19000多具，安达处理16000多具，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65000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10万具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3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至少也有5万人，共计有15万人。被杀害的人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估计约3万人。”这是太田寿男1954年12月27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交代。
进了燕子矶公园，一个依山而建的三角形亭静静地屹立着。一座长方形竖碑立于三角亭中，正面刻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背面阴刻碑文：1937年12月间，侵华日军侵入陷城后之初，南京难民如潮，相率出逃，避于燕子矶江滩，求渡并逃。讵遭日舰封锁，旋受大队日军之包围，继之以机枪横扫，悉数杀害，总数达5万余人。悲夫其时，尸横荒滩，血染江流……看着如血的碑文，我们默默地在纪念碑前放上一束鲜花。
诗圣李白当年留在燕子矶头的“酒樽石”，便是永久的历史见证。
草鞋峡五万冤者灵魂不安
“草鞋峡”这个在70年前凝聚了太多恐怖的地名现已不复存在。它位于幕府山的西麓，下关以北，并不好找。在韦师傅的引导下，沿着幕燕滨江大道一直前行，途经观音阁、石经苑、头台洞、二台洞、情缘广场、三台洞、梵音苑、五马渡广场等景区，约十分钟的车程，才到了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处。
纪念碑背依幕府山，面朝长江，紧靠幕燕滨江大道的西口，碑高815厘米，暗含8月15日侵华日军向中国人民投降的日子；碑身600厘米，为多层城堡式，碑座下5层台阶，寓意着5万多人的尸骨。纪念碑1985年8月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此建立，正面镶嵌青石一块刻有碑文，简述了此次屠杀的悲惨情景。
1937年那个可怕的冬天，5万多名中国士兵和平民在这里被屠杀，只有数人幸存。这里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屠场之一，是那些战俘和平民生前度过最后一夜的地方。1937年12月14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抵达幕府山，所属第六十五联队抵达长江边。逃至城外四郊的成批难民和未能渡江的被俘军人均被拘禁在幕府山下的四所村、五所村处，并断绝饮食。12月18日夜，日军将这些难民和被俘军人赶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对未死的再用刺刀戳，最后浇上汽油焚烧，将尸体抛入长江……
唐广普原是国民政府教导总队的勤务兵，南京沦陷前夕，他跑至燕子矶想渡江逃命，因无船渡江，被日军俘虏押至幕府山下的空营房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已经有些泛黄的《幸存者国民政府军队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勤务兵唐广普证言》告诉我们：这些空营房里，共集中囚禁约几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日军“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妇女全被轮奸。……（1937年）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4点钟就开始捆人，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先把人两手反缚着，然后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从早上4点一直捆到下午4点……到了上元门大窝子江滩，日军叫我们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没有知觉，死尸堆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戳，木棒打，然后……用汽油一浇便烧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吃不消了，尽力挣扎，爬出死人堆后，顺着江边，往燕子矶跑，在一个被烧过的无人居住的房子里，我钻进砻糠灰里，把衣服脱下来烘干……” 目击者还有鲁苏、史荣禄、严洪亮等。
由于遇难同胞数量巨大，虽经日军毁尸灭迹、投尸长江和掩埋处理，到第二年仍遍地尸骨。在1939年5月，日伪南京市卫生局的事业报告中写道：“据市民呈报自宝塔桥起至草鞋峡止，沿江一带坟堆无数，纯系‘事变’后，由红十字会所掩埋之尸体，一年多来，经江水冲刷……完全暴露，曾派员前往调查，计有3000余具。又据报大窝子地方有6000余具尸体，尸骨尚须掩埋，已派员实地调查计划中。后日伪南京市卫生局又于这一年6月13日至7月6日，组织了20余名工人，住宿在草鞋峡沿江处，专门进行尸体掩埋，共收瘗及迁葬尸骨3075具。”
鱼雷营向天泣诉
从上元门沿江西去，大约有四五公里左右就到了今天的金陵船厂所在地——鱼雷营。鱼雷营因清政府1892年在这里创立南京鱼雷分局而得名，为旧时海军培养水雷和鱼雷作战的海军人才，进行水鱼雷战备的机关。鱼雷营遇难同胞遗址，在江堤上原有一座纪念碑，后移至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1937年12月15日夜间，日军将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押往上元门海军鱼雷营江边，用机枪扫射，除殷有余等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946年10月19日，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幸存者殷有余等出庭作证说：“那天我们一起被俘军人300余人，带老百姓一共9000多人，一起被日军带至鱼雷营，日军用4挺机关枪扫射，只漏下我等9人没有死，我因压在其他人的死尸底下，没有受伤。当晚10点钟后，鬼子走了，我叫另一名没有死的把我的绳子解去，一同逃走。”
同月，日军在与鱼雷营邻近的宝塔桥一带再次杀害中国军民共2万余人。住在鱼雷营附近、燕子矶一带居民，目睹屠杀的证人很多。1945年12月11日，住燕子矶第五保上元里23号的商人杨开基向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陈述：“民国26年农历11月13日（1937年12月15日）忽有中岛部队兵士数人到上元里将农民4人连同其他村庄平民多人驱于鱼雷营地方，施行集体机枪扫射，尸积如山，惨不忍睹。”
住南京望鹤楼3号的钱店杨汉臣陈述：“民国26年农历11月14日（1937年12月16日），有敌寇在鼓楼二条巷难民区内拉去多人，……押上卡车送到下关宝塔桥江边，无故用枪集体杀毙。”
日军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多次进行集体屠杀，故战后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特派李龙飞等对这一带日军实施屠杀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并于1946年10月1日作出结论：“日军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共残杀军民3.9万人。”
煤炭港被鲜血染红
煤炭港与南京旧时的火车轮渡相邻。韦师傅是一位老铁路，很小就入路了，一直干到退休。在我们去煤炭港的路上，他和我们说，当年在煤炭港干装卸的时候，还经常在港区挖出森森白骨。
20世纪初，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先后建成，1933年，南京火车轮渡所建成。今天，南京铁路火车轮渡所已成为历史的见证。
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建于长江汉河口遗址的桥头，右边是当年日军抓捕关押放下武器士兵及平民的仓库遗址。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首都电厂工人3000余人，拘禁在煤炭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杀，受伤未死的，又被押入附近茅屋用木柴纵火活焚致死，部分尸体被抛弃江中。
幸存者陈德贵、潘开明，目击者何守江是日军在煤炭港集体屠杀暴行的活见证。陈德贵说：“1937年12月13日，我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第二天早晨，来了200多个日本兵，从几千难民中抓出2800多个年轻人，要大家4人一排，并要交出手表、戒指等贵重物品，并进行搜身。下午，把我们从和记洋行押到煤炭港的一间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去干活，要每10个人一组出去。’……不久听到一阵枪响，过一会儿，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一阵枪响。我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军要第三批人出去时，我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我站到水里，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一个猛子钻进河里，潜游到对面……”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判决确认：民国26年（1937年）12月14日至17日在煤炭港下游江边，被拘禁者约有3000之众，先以机枪扫射，继集薪油之类，堆集茅屋四周，放火燃烧，全部殉难于是役。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背靠滔滔长江的江堤防洪墙上，面对江边马路。碑底座上是黑色大理石长方形碑身。碑文记载：“煤炭港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要遗址之一。1937年12月17日，日军从各处搜捕我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及平民3000余人，拘禁于煤炭港下游江边，以机枪射杀，其伤而未死者，悉被押入附近茅屋，纵火活焚致死。内有首都电厂职工45人，即死于此难。”
中山码头痛陈江尸逐浪
中山码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一。
一位参加过进攻南京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写道：“12月14日因公去下关，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两千米，不，也许还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当时避难于国际安全区的难民，在中山码头惨遭杀害的达万人以上。其中，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从避居于原华侨招待所等处的难民中，搜捕5000余青壮年男子，即全部两手背绑押至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集体射杀，并把尸体推入江中，进行毁尸灭迹。
时年24岁刚结婚不久，大屠杀的幸存者刘永兴回忆说：“……冬月14日（1937年12月16日）下午3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去，因为我们曾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不听日本兵的命令，遭到枪杀。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来的货物。……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看见日军共抓来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日军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杀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面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江了，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扔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失散了，再也没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 鼓楼三条巷47号市民徐进和幸存者白增荣、梁廷芳，在日军屠杀时，立即伏倒，钻入尸堆中，得以脱险。1946年1月26日，徐进给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呈文，陈述了日军在中山码头屠杀数千名南京无辜市民的暴行经过。
梁廷芳曾于1946年6月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白、梁两人还向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报告了日军此次集体屠杀的罪行，并于1946年10月7日在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出庭，详述了日军此次屠杀经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山码头上游附近的江边。其后数米处，还立了一个长方形的石碑，正面刻有碑文，简述遇难同胞在下关江边一带遭到屠杀的悲惨情景。
兀立江边放眼远望，长江大桥、浦口码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夏，一览无余，多么美丽的南京城啊！可是，昨天呢？
是啊，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知耻而后勇！
上新河棉花堤惨遭屠城
今天的河西奥林匹克村，恰是当年上新河的棉花堤，1937年12月间，日军在上新河地区残暴地屠杀了28000余人。难怪参加南京青奥会的日本代表团团长藤原庸介对运动员说，在比赛场馆外要穿便服，尽量不要佩戴日本的标识，以免受到袭击！藤原庸介心虚了？抑或其灵魂正感受着冤魂孤鬼们泣诉的鞭笞？居住在上新河地区，曾在死尸堆中逃出的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亲见日军在江东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新河口、拖板桥、菜市口、螺丝桥、东岳庙等地屠杀南京难民的情景，并参加了遇难者尸体的掩埋。
曾经目睹日军在江东门大屠杀惨景的菜农刘修荣回忆：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把囚禁于原国民政府陆军监狱内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集中在陆军监狱（就在我家附近）到大茶亭之间约二里长的距离内，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整整杀了一天，尸体成堆，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
幸存者原国民政府陆军第八十八师士兵刘世海，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中曾被日军砍伤，后于死尸堆中爬出，得免一死。居住在水西门外的苗学标等，也都有呈文证实当年日军在这一地区屠杀的情景。
后来，南京红十字会和该地区红十字会收尸约15000余具，掩埋于就近的大土坑内，当地人遂称这为“万人坑”。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判决谷寿夫战犯案件时认定：民国26年12月间，在上新河地区，日军屠杀中国军民28730人。
上新河遇难同胞纪念碑居于棉花堤渡口约200米处的一个军营里。
扬子江作证：牢记历史向未来
遍布全市城郊的分散屠杀，面广量大，手段残忍，骇人听闻。除上述较为详细的10余起大规模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共28案，被害人数达19万人之外，其余有据可查、规模不等的屠杀事件竟达870余起。有代表性的还有：
在城南凤台乡、花神庙一带被屠杀7000余人；在汉中门外，被屠杀的男女平民、已脱下制服的警察等计2000余人；在下关南通路、九甲圩共800余名无辜的难民及放下武器的军人被日军残忍杀害；在五台山及汉中门外，有避难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内的难民，被搜捕出300余名青壮年，全部惨遭杀害；在南京太平门附近，13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无辜平民被集中枪杀焚尸；在大方巷广场四五百名平民被集中屠杀；在山西路广场日军枪杀了四五百名难民；在清凉山、古林寺附近被集体屠杀的中国平民达千余名；在灵谷寺、马群、陵园一带，有3000余市民被屠杀；在三汊河放生寺及慈幼院有四五百名男女难民被日军用机枪扫毙；在龙江桥江口，被俘的中国军民500余名，被日军以机枪射杀，纵火烧毙；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全村近200户人家的100多个青壮年被日军集中在打稻场上，用刺刀戳死……
一个个生命的句号！
一户户家庭的悲剧！
一串串骇人听闻的数字！
惨绝人寰的屠戮，是祖国母亲遭受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慎终追远，绳其祖武！
扬子江畔祭冤魂，寄语史册话慎行；奋发更图强国梦，敢乘大江乐奔腾！
（责任编辑 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