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尝试生存
杨澜从2004年开始讲她的故事。
“阳光卫视一个月要花1000万元,下一个1000万在哪里?”她没有找到商业模型。“就像我的孩子,为什么没人帮我?”她确实是一个说话爽脆的北京大妞。面临倒闭,她不得不卖掉阳光卫视股份,“从一个300人的团队,要裁员到只剩100人”。
“当时我和吴征持有新浪10%的股票。”吴征要卖掉阳光,增持新浪,杨澜要卖掉新浪,拯救阳光。2004到2005年互联网业刚暖,新浪股票已经出现触底反弹,结果新浪股票以一个并不理想甚至低得离谱的价格被夫妇俩卖掉了。阳光卫视一共在杨澜手里停留了4年时间,最后不得不面对下个月的工资都开不出的困境。“到最极端的时候,我开始自我怀疑,这是不是因为我的虚荣心?”杨澜说,“我在寒冬里,面前是没有路的大山。政策局限,财务问题,单一频道不能落地。以我个人的力量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舆论认为这是她“女默多克式传媒帝国”梦想的覆灭。“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人文理想没有失败,相反那是最可贵的东西。”杨澜说。
这个主打人文纪录片的民营电视台起于杨澜的纪录片梦。2000年吕毅接受杨澜的邀请到上海加入“阳光卫视”团队。“那是杨澜和吴征从美国回来买的第一套房,我一个人住。”吕毅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从央视二套做到十套,已经跟着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汉元做了很多年纪录片。后来很多场合,王小帅、张扬见了他叫老师,搞得周围人都莫名其妙。拥有《话说长江》等重量纪录片导演身份的陈汉元,是杨澜在中国最早的合作者。“就想做‘历史’频道,人文纪录片。”当时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一方面是自己制作“杨澜访谈录”和纪录片,一方面是购买了国外大量精品,成立了一个译制部门。
“杨澜访谈录”是阳光卫视的核心原创内容。首期嘉宾是王光美。节目先找到了北京百灵寺里友谊博物馆珍藏的红宝石项链,又找到曾经的服务人员回忆王光美出狱的情景,再在王光美家中进行了4小时对话。“您觉得江青对您有没有这个嫉妒的成分呢?”杨澜用一个个问题形成独特的个人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对痛苦的处理方式。当时王光美情绪非常淡然,而来访的王光英说:“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王光英流下泪来,王光美拥抱着哥哥,说:“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王光美被归还的所有财物,都被她捐献了,只留下母亲过世前每天放在床头看时间的一个老闹钟,自己每天都要上上弦。
现任制片人马敬军告诉我,那时自己正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杨澜访谈录”的开创使当时中国电视新闻界为之一震。“我太太当时在跑娱乐新闻,‘访谈录’做一期节目连她都会去报道,可见社会影响面之广,大家对杨澜的定位是明星媒体人。”从上海台结束实习的金佳楠来应聘时,正是这个节目创办最初三年最受关注的时期。她视杨澜为偶像,“从来不用提词器”。从凤凰台出来的杨澜先因为行业规定,一年不得从事相关工作,这段时间里生了个孩子,大着肚子就开办了“阳光卫视”,特首董建华出席了剪彩仪式。还没加入的金佳楠觉得看场面就“非同凡响”,但是来了之后她侧耳听到杨澜打电话,心里嘀咕:“他们没有很大的后台,场面上的朋友真的管用吗?”
千禧年是中国媒体格局出现改变的划分点。“凤凰卫视”崛起,给中国电视台立出一个不同的草莽境外电视台的样本。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朱冰曾经写作过《口述凤凰》,她后来为“杨澜访谈录”撰写10周年文本,总结道:90年代末期“一个人几条枪”低成本高产出,拉张桌子就干活,谈话节目兴起,凤凰台北京的办事处就在人大附中后面一条小巷子里。杨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回国后与凤凰卫视合作,两年的“杨澜工作室”是后来“杨澜访谈录”非常好的铺垫。“不求人,不贷款,乌托邦式的起初时光。”吕毅概括说,“节目再好,国内只有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能播。有一段时间销售到各个小区去卖‘锅’,打擦边球,能收到凤凰就能收到阳光。”
吕毅见证过:“前一天还和贝塔斯曼高层举杯狂饮,我把演播室都设计好了,第二天贝塔斯曼总裁被撤,梦结束了。”与台湾几大电视台谈合作,突然节目被全部“拉闸”。即使身处风暴,漩涡深处依然有一块静谧之地。据说令当时团队羡慕的是,“杨澜访谈录”的“策划费制作费从来没少过,杨澜时间精力一点没缺过”。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吕毅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个人品牌维护”:“先来个黑大汉四处乱窜问每一个安全保卫工作;再来一个老头,很细地问我这个光打在哪儿,哪个光用来强调克林顿鼻子勾勒男性气概;再来一个娘娘腔举着杯冰可乐说,这是克林顿专用饮料;最后来个女强人,给个单子这不能问。”杨澜没理,用克林顿的个人图书馆选择了莱温斯基自传这个方式提问。“当时女强人对克林顿做了一个用大拇指抹脖子的动作。”但克林顿依然潇洒地完成了回答。吕毅现在已经是发须苍苍,当时也是扛着机器的壮劳力。策划成本必须花,当时复旦大学的蒋昌建带着几个博士做政经问题的策划,针对一个采访对象设计几百个问题,再不断讨论和删减。金佳楠还陆续找了很多后来知名的写作者比如绿妖、晃晃等。杨澜说自己:“我庆幸有这个单纯的角落,做我的心灵港湾。”马敬军说她,不管什么时候,“一提采访就嗨”。
大人物与反成功学
“我采访现任的,美国有国务卿希拉里、赖斯、奥尔布赖特、克里,英国首相卡梅伦,韩国总统朴槿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等,这些是现任的最难采访。前任的都不说了。”杨澜直接告诉我。2008年希拉里作为國务卿第一次访华,主动点名接受“杨澜访谈录”专访,她很自豪。我一直很好奇杨澜怎么采访到这些大人物的。“其实我有时候也酸溜溜的。一个政要来访,只能接受一个专访,就因为我不是央视而不接受我。不是因为我没本事。”
她曾经的主编君达告诉我:“朴槿惠我盯了两年。很多人一追都是半年以上。”一部分采访对象是杨澜本人的关系网,她参加慈善活动和很多协会,会通过关系接触到政要。我们采访的前一天她刚刚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北京参加论坛,两人对谈了退休生活。另一方面还是强大的关系,甚至得靠运气。“朴槿惠访华前一星期,才突然告知我们可以赴青瓦台进行采访了。”朴槿惠第一次访华时君达也曾争取过,但当时的专访给了芮成钢。
杨澜从2004年开始讲她的故事。
“阳光卫视一个月要花1000万元,下一个1000万在哪里?”她没有找到商业模型。“就像我的孩子,为什么没人帮我?”她确实是一个说话爽脆的北京大妞。面临倒闭,她不得不卖掉阳光卫视股份,“从一个300人的团队,要裁员到只剩100人”。
“当时我和吴征持有新浪10%的股票。”吴征要卖掉阳光,增持新浪,杨澜要卖掉新浪,拯救阳光。2004到2005年互联网业刚暖,新浪股票已经出现触底反弹,结果新浪股票以一个并不理想甚至低得离谱的价格被夫妇俩卖掉了。阳光卫视一共在杨澜手里停留了4年时间,最后不得不面对下个月的工资都开不出的困境。“到最极端的时候,我开始自我怀疑,这是不是因为我的虚荣心?”杨澜说,“我在寒冬里,面前是没有路的大山。政策局限,财务问题,单一频道不能落地。以我个人的力量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舆论认为这是她“女默多克式传媒帝国”梦想的覆灭。“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人文理想没有失败,相反那是最可贵的东西。”杨澜说。
这个主打人文纪录片的民营电视台起于杨澜的纪录片梦。2000年吕毅接受杨澜的邀请到上海加入“阳光卫视”团队。“那是杨澜和吴征从美国回来买的第一套房,我一个人住。”吕毅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从央视二套做到十套,已经跟着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汉元做了很多年纪录片。后来很多场合,王小帅、张扬见了他叫老师,搞得周围人都莫名其妙。拥有《话说长江》等重量纪录片导演身份的陈汉元,是杨澜在中国最早的合作者。“就想做‘历史’频道,人文纪录片。”当时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一方面是自己制作“杨澜访谈录”和纪录片,一方面是购买了国外大量精品,成立了一个译制部门。
“杨澜访谈录”是阳光卫视的核心原创内容。首期嘉宾是王光美。节目先找到了北京百灵寺里友谊博物馆珍藏的红宝石项链,又找到曾经的服务人员回忆王光美出狱的情景,再在王光美家中进行了4小时对话。“您觉得江青对您有没有这个嫉妒的成分呢?”杨澜用一个个问题形成独特的个人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对痛苦的处理方式。当时王光美情绪非常淡然,而来访的王光英说:“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王光英流下泪来,王光美拥抱着哥哥,说:“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王光美被归还的所有财物,都被她捐献了,只留下母亲过世前每天放在床头看时间的一个老闹钟,自己每天都要上上弦。
现任制片人马敬军告诉我,那时自己正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杨澜访谈录”的开创使当时中国电视新闻界为之一震。“我太太当时在跑娱乐新闻,‘访谈录’做一期节目连她都会去报道,可见社会影响面之广,大家对杨澜的定位是明星媒体人。”从上海台结束实习的金佳楠来应聘时,正是这个节目创办最初三年最受关注的时期。她视杨澜为偶像,“从来不用提词器”。从凤凰台出来的杨澜先因为行业规定,一年不得从事相关工作,这段时间里生了个孩子,大着肚子就开办了“阳光卫视”,特首董建华出席了剪彩仪式。还没加入的金佳楠觉得看场面就“非同凡响”,但是来了之后她侧耳听到杨澜打电话,心里嘀咕:“他们没有很大的后台,场面上的朋友真的管用吗?”
千禧年是中国媒体格局出现改变的划分点。“凤凰卫视”崛起,给中国电视台立出一个不同的草莽境外电视台的样本。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朱冰曾经写作过《口述凤凰》,她后来为“杨澜访谈录”撰写10周年文本,总结道:90年代末期“一个人几条枪”低成本高产出,拉张桌子就干活,谈话节目兴起,凤凰台北京的办事处就在人大附中后面一条小巷子里。杨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回国后与凤凰卫视合作,两年的“杨澜工作室”是后来“杨澜访谈录”非常好的铺垫。“不求人,不贷款,乌托邦式的起初时光。”吕毅概括说,“节目再好,国内只有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能播。有一段时间销售到各个小区去卖‘锅’,打擦边球,能收到凤凰就能收到阳光。”
吕毅见证过:“前一天还和贝塔斯曼高层举杯狂饮,我把演播室都设计好了,第二天贝塔斯曼总裁被撤,梦结束了。”与台湾几大电视台谈合作,突然节目被全部“拉闸”。即使身处风暴,漩涡深处依然有一块静谧之地。据说令当时团队羡慕的是,“杨澜访谈录”的“策划费制作费从来没少过,杨澜时间精力一点没缺过”。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吕毅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个人品牌维护”:“先来个黑大汉四处乱窜问每一个安全保卫工作;再来一个老头,很细地问我这个光打在哪儿,哪个光用来强调克林顿鼻子勾勒男性气概;再来一个娘娘腔举着杯冰可乐说,这是克林顿专用饮料;最后来个女强人,给个单子这不能问。”杨澜没理,用克林顿的个人图书馆选择了莱温斯基自传这个方式提问。“当时女强人对克林顿做了一个用大拇指抹脖子的动作。”但克林顿依然潇洒地完成了回答。吕毅现在已经是发须苍苍,当时也是扛着机器的壮劳力。策划成本必须花,当时复旦大学的蒋昌建带着几个博士做政经问题的策划,针对一个采访对象设计几百个问题,再不断讨论和删减。金佳楠还陆续找了很多后来知名的写作者比如绿妖、晃晃等。杨澜说自己:“我庆幸有这个单纯的角落,做我的心灵港湾。”马敬军说她,不管什么时候,“一提采访就嗨”。
大人物与反成功学
“我采访现任的,美国有国务卿希拉里、赖斯、奥尔布赖特、克里,英国首相卡梅伦,韩国总统朴槿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等,这些是现任的最难采访。前任的都不说了。”杨澜直接告诉我。2008年希拉里作为國务卿第一次访华,主动点名接受“杨澜访谈录”专访,她很自豪。我一直很好奇杨澜怎么采访到这些大人物的。“其实我有时候也酸溜溜的。一个政要来访,只能接受一个专访,就因为我不是央视而不接受我。不是因为我没本事。”
她曾经的主编君达告诉我:“朴槿惠我盯了两年。很多人一追都是半年以上。”一部分采访对象是杨澜本人的关系网,她参加慈善活动和很多协会,会通过关系接触到政要。我们采访的前一天她刚刚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北京参加论坛,两人对谈了退休生活。另一方面还是强大的关系,甚至得靠运气。“朴槿惠访华前一星期,才突然告知我们可以赴青瓦台进行采访了。”朴槿惠第一次访华时君达也曾争取过,但当时的专访给了芮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