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今特刊2016年7月7日朝花刊发的《舒乙：乐做艺坛“傻小孩”》一文，纪念这位“游刃有余地在林业专家、作家、文学馆馆长、画家等不同身份中转换”的艺坛“傻小孩”——
　　采访过舒乙先生几次，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天真与睿智。他犹如一个顽童，总是充满奇思妙想，同时又非常有智慧，游刃有余地在林业专家、作家、文学馆馆长、画家等不同身份中转换。
　　未曾想当作家，不惑之年却提笔
　　中青年时期，舒乙是林业化工领域的技术专家，曾研究一门比较尖端而又偏门的技术，即利用木材的下脚料做酒精、酵母等。舒乙笑着回忆：“那时父亲去实验场地看我，当面没说，回来后就跟人吹牛：‘我们家桌椅板凳全让他劈了造酒了！’其实是工业用酒，被他说得好像是喝的酒了，呵呵，但他特别自豪！”
　　我又好奇地问：“老舍先生是否曾希望您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作家呢？”舒乙摇摇头，笑说道：“他们那一辈觉得儿女不会成为作家的，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认为作家应该是天才，而且他们经历丰富，接触各个行业，各种人物，跑了很多地方，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而我们只是单纯读书、工作，社会经历太单一，这是注定不会成为好作家的。”
　　不过，舒乙把父亲认为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用了半辈子时间做了老舍所言的“积累”这门前期功课后才开始写作。之后的三十多年，他每年都要写几十篇文章，以散文、传记创作为主，兼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已出版《我的风筝》《老舍》《大爱无边》等专著20多部，曾获“十月优秀散文奖”等奖项。
　　善于“套瓷”，成全了现代文学馆
　　在写作的同时，舒乙又用了20年时间全身心投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2002年对外开放，作为馆长的舒乙很快被选为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副理事长，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国家博物馆馆长等并列，全国共6人。舒乙当时觉得特奇怪，文学馆又小又年轻又专业，他怎么会被选上呢？后来他们跟舒乙解释，“你这个馆最有个性，最有特点。”
　　步入中国现代文学馆，无论是中轴对称的庭院组合，江南园林建筑的造园手法与彩灯、暗流、椭圆形社交广场等西式文化融合而成的总体布局，还是十三位文学大师的雕像、巴金手印门把、彩色玻璃镶嵌壁画、作家签名瓷器等特色细节，都让人啧啧称奇。而这些都是舒乙一样样琢磨出来的，并非交与设计师简单了事。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博物馆就是一些资料、物品的陈列，舒乙却大胆摒弃常规。他向那些文学大家们要他们的著作、他们全部的藏书，当作家们欣然同意后，舒乙还会“得寸进尺”，要他们的桌子、文房四宝等。他对他们说：“如果您同意过世后把所有的藏书都给我，把您那些小玩意儿都给我，我专门给您搭一个玻璃屋，我把您的书房克隆在博物馆里。”由于长期的情感联络，包括舒乙笑称的“套瓷”，很多大作家都特别喜欢舒乙，把他当儿子看待，几乎要什么给什么，甚至丁玲等几位作家的床都被舒乙扛回了文学馆。舒乙也的确实现了诺言，给那些文学大师们建了一个个最独特的“家”。
　　花甲开画，不学母亲爱出新
　　文学路风生水起之余，六十花甲之龄时舒乙又拿起了画笔。谈及缘起，他率直地说：“当时是我爱人退休了，到老年大学学画，她是一点天分都没有，我在旁边看着着急啊，就抢过画笔，‘我来给你画’……”至此，一发不可收拾，且在海内外十几个地方举办过画展。在画展开幕式上，舒乙发现很多请来捧场的大画家们并没有像惯常一样到场三分钟，眼光一扫就赶紧“溜号”，而是在一幅幅画前站立良久，左看右看，横看竖看。“他们肯定在想，这画的是什么啊？”舒乙猜测着，悄悄走上前询问：“怎么样？”“有意思……”大画家们有些疑惑地答道，接着继续揣摩，忽而又蹦出一句：“打死我，我也不敢这么画。”在这些科班出身的画家们眼里，舒乙实在是太自由了，甚至有些放肆。他刻意不学哪派，甚至放弃向画家妈妈胡絜青学习，只是努力在生活中寻找灵感。虽然在传统画派看来，舒乙的画可能有很多错误，但是没有了清规戒律的束缚，他可以更加信马由缰，出奇出新。
　　不习前人的舒乙缘何在绘画方面有着高天资与高悟性呢？舒乙坦言父亲老舍是他的启蒙老师。“评价一幅画的好坏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有没有传递一点新意。”当年父亲的这句话不经意地落进了孩童舒乙的耳朵里，五十年后，當舒乙提起画笔，那句一直沉睡在他的记忆里的话突然被点燃，使得他可以傲视那些盛名之下的匠活行画，自信地辟出一条新路。 　　“不人云亦云，要有新意”，这是舒乙写作的标准，作画的标准，又何尝不是他做人的标准。虽然不惑之年才从理工转到文学，花甲之年才拿起画笔，但是舒乙的文章、画作自成风格，独树一帜。舒乙筹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别具一格。
　　贵乎童心，还是那个傻小孩
　　其实创作要有新意，很多人都知道，无奈就是思维枯竭。而舒乙哪来那么多的奇思妙想呢？舒乙带着神秘的笑透露了他的独门秘笈：保持孩子般的好奇心，善于观察、善于思考。而这些与他儿时所受到的家庭熏陶密切相关。
　　舒乙回忆说，三年级以前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孩，但是在父亲眼中这样的小孩是最好玩的，甚至在朋友面前直唤他为“傻小子”。老舍从不过问子女的功课，如果子女考试不及格，有点沮丧，他会立马过来安慰，“那算什么呀，我小时候常不及格。其实他小时候成绩非常优异。父亲认为即使最笨的小孩，也有特殊的爱好，而这个爱好就有可能使他成为一个独特的人。”老舍45岁时，周恩来特地在重庆为他以及郭沫若、茅盾、洪深过生日。宴会过后，老舍从重庆带回了一个特大的册页，里面是各名人的题词、画作，中间有两页空页，他马上当着很多人的面喊道：“小乙啊，过来，你来给我画一张。”“这旁边就是郭沫若的题词啊。当时我还只有9岁，特高兴，啊哟，这么瞧得起我，我也不发憷，上去就画了。”舒乙呵呵笑着回忆道。
　　良好的家庭熏陶非但沒有给舒乙带来名人后代的压力与束缚，反而让他更加无所畏忌、自由发展。他并不刻意去传承父母的衣钵，只是按父母的希望，保持着童心与个性，最后反而自然而然地追随了父母的文学艺术道路，也延承了爱国之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积极地参政议政。他说：“因为积累得多了，比较容易发现一些重大问题，希望能为国家再多做些贡献。”“保护文物”是舒乙参政议政时提案的主要课题。他曾多次参与考察调研，撰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等多篇考察实录，为保护文化遗产和文物呐喊。老北京城一些古建筑也因舒乙的坚持而幸存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土机下。
　　老舍先生曾说：“哲人的智慧加上儿童的天真或许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舒乙践行了这句话，他不仅成为了一个好作家，也成为了一个活出色彩与价值的人。（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