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研山先生(1898—1961)是我未曾见过面的一位世伯。他与先父子复公(1899—1979)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去了香港。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谈起他们之间的一些趣事。印象最深的是，研山早年当过法官，在庭审时他无心听那冗长的陈词，竟然以原告被告当模特，画起速写画来。后来就弃官当了画家。我家的壁上常挂着一两幅研山所作的山水或双钩竹之类的画，但父亲还不时惋惜又不无抱怨地说，几十年老友竟无一张题了上款的画留下，只有一把有上款的成扇，其余的不是“抢”就是“偷”来的。他们分住在港穗两地，相约往来的书信不用毛笔书写就不复信……。这些旧事我当时听来不明就里。直到近年着手整理家中怀冰堂所藏书画图籍，翻阅到一些信札资料，才逐渐明了这些事情的原委。研山世伯在我心中的形象才逐渐清晰了些。
　　
　　李研山本名耀辰，字居端，号研山。广东新会荷塘篁湾村人。其祖士龙公，薄有功名。父李维楸，号载枰，雅好书画，擅画人像，六个岁作自写像。怀冰堂藏有载枰公作于光绪己丑年(1889)的《陈白沙先生像》，用笔流利，轻灵有致。(图1)研山少年时在家乡私塾读书习字，爱好画画，常以画笔描绘乡间景物，也能画人像，显露出绘画的才能。稍长便到省城广州，就读于广府中学。其时潘龢致中先生(1883—1929)在校任美术课，研山从其学，临摹写生，成绩出众。后于课余入潘龢画影楼深造，成为潘龢有出蓝之誉的弟子。中学毕业后，研山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但具体时间未曾见有详实记载，《李研山书画集》只记其留京学习时间大概有六七年左右。家藏有一张李研山就读北大时的“领取讲义证”，日期为民国十年(1921) (图2)。综合其他因素推算，李研山约于1918年至1925年之间在京学习。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和创办北大画学研究会等事件。这对学法律的李研山日后从艺之路会有多少影响呢，这是值得研究的。
　　
　　李研山回到广东后，并没有很好地当法官，而是积极投入到潘龢主持的画家团体——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艺术活动中去，在六榕寺人月堂中挥毫泼墨、吟咏酬唱，逐渐融入了广州的书画文化界，并结识了陈融(字协之1876—1955)、林直勉(1888—1934)、胡毅生(1883—1957)等社会名流。
　　
　　1931年李研山接长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任内建树尤多，国画方面，延聘国画研究会中坚赵浩公、李凤公、张谷雏、卢镇寰、黄君璧等为教授。西画方面，则请前校长胡根天再出山，留洋归来的赵雅庭、何三峰、陈士杰、谭华牧、关良和本校毕业的李桦、吴琬(子复)等为教授。并于1935年创办了校刊《美术》，他用秀丽潇洒的草书亲笔撰写了发刊词：
　　“夫干霄之木，植基于拱把。照乘之珠，孕胎于圆折。又况诗歌为同声之求，易筮盍簪得相观之善，凡物皆然，况美术乎。本校生徒，孜孜向学，日就月将，披沙拣金，不无足录。爰取教师之画本，兼良友之佳章，月咸一册，付之梓民。借为攻石之资，宁免雾觳之诮。等大圭之不琢，识绘事之后素。乐群敬业，窃方古人。赏奇析疑，俟之同好。发刊竟，为之词。民国廿四年秋， 研山”。(图3)
　　该刊登载中西绘画理论、师生作品和诗词、书法、篆刻等。其中刊有李研山所作的《苍松十连屏》颇有气势，原画而今不知流落何方。由黄宾虹口述，张虹笔录的《宾虹画语录》在该刊登载，相信是最早版本的《黄宾虹画语录》了。这本刊物至今已成为研究广东现代美术史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李校长以中西画并重、传统画与新派画并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教学理念而受到欢迎。校内学生社团活跃，有“市美国画研究会”和以李桦为首的“现代创作版画会”等等，活动范围扩展至社会，尤其后者影响至大。当时校址在惠爱西路(今中山六路)地处有九百多年历史的玄妙观故址。陈协之为李研山刻“苏井亭”白文印。款云：“今市立美术学校为玄妙观故址。观之西院有井，泉甚清洌，相传为东坡所浚，井旧有亭，樊氏《南海续咏》所谓‘丹台萆满并亭封’也。研山画人长斯校有年，为作是印。丙子春，ā厂。”这是李研山所说的“苏井论学”时期，这时他与先父来往最为密切。李校长任至抗战前夕的1936年。学校于广州沦陷前，在继任李金发手中解体。抗战胜利后社会上曾有复校的呼声，由于政治和人事等原因最终没有成事，这是后话。
　　抗日战争时期，李研山过的是“挟着秃笔走天涯”的艰难日子，辗转于港、澳、湛江、茂名等地。抗战胜利了，他第一时间回到家乡新会，创作了《江山无恙图》长卷。然后又回到阔别八年的广州，与先父一起暂住在惠爱中路38号黄图文化企业公司楼下的“黄图画廊”的阁楼里。他们一起筹划举办了“黄图画廊美术展览会”。展出传统中国书画、篆刻和油画、水彩等西画作品。参展的画家还有冯钢百、胡根天、阳太阳、杨秋人、王益论、谭华牧、赵浩公、陈融、黄般若、胡毅生、黄君璧等二十几人。那是1947年初的事。夏天，李研山写了一把扇送给我母亲。(图4)
　　第二年李研山到了香港，在朋友安排的名叫“六安室”的画室里作起画来，积累了不少作品。1949年秋天，我父亲也来到香港。他们一起在思豪酒店画廊举办了“李研山、吴子复、陈汀兰书画联展”。此后，李研山依然埋头在斗室作画。并刻印“居天下之广居”以自嘲。我父亲则来往于港穗两地为生活奔忙。后应胡根天之邀回广州协助他筹建“广州博物馆”工作，及至再后被聘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就再也没到过香港，再也没见过研山了。
　　从此，两人之间鱼雁不断，家藏的李研山信札之一这样说：
　　“子复大师有道，久未通音问，想葡萄糖营养无缺为慰。老哥书法海内无双。现藏老哥墨迹，当以小弟为富，计大册二、中册二、扇面一册、中堂二。惟联二元甚精妙，足下如何以对策，请复。又，数年来欲集老哥尺椟一册，惜来书多用钢笔，不入选。以后如来书用钢笔者决不复，以示惩戒。允稣久未有来家书，闻甚忙云。近两年笔墨荒芜，无一是处，可慨也!草草敬复，并颂文祺。弟研山顿首。十三日。”(图5、6、7)
　　
　　当时大家生活并不宽裕，故关心营养有无。艺术上的探讨和批评是直言不讳的，在信札中有多处直接批评的。甚至有近平警告的，如另有一函云：“大师道席，大作联、额等均得接，‘六安室’‘石溪壶馆’均佳，乃高明本色，近世当推独步或无异议。惟爨宝子一联不敢恭维。盖此碑绝不可学，学之必死!……”(图8)看来我父亲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如何回应呢，恐十白要等“吴子复致李研山书简”公开面世，才能知道了。书非毛笔不复的约定，可以说是艺术上、品格上的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也是挚友之间的一种策励。正因 此才有了家藏李研山信札一册，记下了这一段艺坛轶事。研山初到香港，有位相熟的画家批评他的画无一是处，他就刻了个“无一是处”的印盖在画上以自警。其自信与骨鲠可见一斑。
　　
　　1951年李研山再在香港思豪酒店画廊举办画展。引起艺坛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从而奠定了他在当地画坛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李研山访得吴镇(1280—1354，元四家之一)剧迹《萆亭诗意卷》，可以说是震动了鉴藏界。他致书我父亲说：“……去年十月初，问得梅花道人吴仲圭《草亭诗意卷》。在市肆中经不少藏家及书画贩子见遍都无敢问及。弟买得方讶为奇迹(此画来历可一查各大著录)。在吾粤藏家而论，岳雪楼可称巨擘，祗得梅花道人《枯木竹石轴》及《墨竹》而已，山水无有也。此卷诗、书、画及篆额均齐，又有沈石田跋。宋纸所写，明朝装池，此可称难得之品，亦石溪壶馆之严师，不轻示人者也，次奇影得片子时(依原样大)即寄呈以惊尊座……”(图9)研山因此得到鉴藏界的信赖，争相请为法眼而有机会亲睹许多名迹。这张原大的照片，我父亲在70年代曾拿出来认真地临了几遍。
　　
　　李研山的画室名号不同时期有多个，其中他最爱广石溪壶馆“和“双铁笛楼”。前者是因他抗战时期在澳门得到一把石溪沙壶而得名。后来到了香港，在九龙钻石山下的一间石屋建立了真正的“石溪壶馆”。他请我父亲题写斋额。(图10)而“双铁笛楼”是战后在广州所用的，其来由可在家藏研山的一个山水卷的题字中得知。(图11)
　　“沛然曾赠余古铁笛一双。余用以名楼。今以稣儿省亲之便，复赠古瓷茶壶。物虽微而不遗在远，情实可感。捡旧作报之。若筋力疲乏时，试展一观以畅心目。可并邀吴子复同赏也。癸巳二月七日，研山记于九龙山中之石溪壶馆。”
　　
　　沛然姓韩，是他们两人的好朋友。这位韩伯我曾见过，光亮的谢顶，健硕高大的身材，声如洪钟，活脱的一尊罗汉，大约也是爱好收藏古董字画的人。我父亲十分欣赏这个卷子，其时他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怀冰堂”，于是就以“怀冰”为题向研山索画。研山回信说：“怀冰二字古诗中常见，作图命名甚雅。弟精神稍畅即动笔也。”是极熟的朋友，艺术上又互相欣赏，总想画得好些。或是既然熟，拖一拖也不会见怪。太认真或太随便以至这画终究没画成，留下了遗憾。或许因此，后来韩世伯把那个卷子转送给我父亲。70年代，父亲为这个卷子题上卷首“树石移情”并精心画了瓦当衬底图案，重新装裱。(图12)有好朋友来就拿出来欣赏，讲述他和研山的故事。
　　研山送给我父亲的唯一题有上款的山水成扇(图13)在研山信札中有提及：“得扇面一即寄呈，小诗虽不佳亦可见不佞意趣也。”
　　扇面画近景怪石苍松，远渚小舟渔人。笔墨简淡而画意淳厚。
　　背面题诗曰：
　　攀橱瓜蔓翠仍悭，午枕摊书破梦闲。物役乍悲穷测海，宅平何敢陋移山。抗心古逸希三绝，老我衡茅可一间。自唱自酬还自傲，出墙花影簇烟鬟。
　　山居一首录呈，吴大师正。研山近草。
　　其实这是研山世伯晚年蛰居石溪壶馆自甘清苦潜心艺事的生活写照和怀怀自述。
　　1961年时值国内经济困难时期。5月间传来研山世伯在香港逝世噩耗。父亲的悲戚无以言状，他默默地为老友题写了墓碑。十二年之后，研山的哲嗣李允鉌以及研山在港友人弟子合议选编《李研山书画集》，父亲闻讯后以素雅劲健的白描写成《石溪壶馆主人遗像》，题赠“允稣世讲孝念”。自己留下画稿以作对老友的追忆。(图14)
　　李研山先生因其孤傲清高的个性和环境时势等种种原因，早早就淡出了美术界的视野，而其一生对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所作的贡献，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有待世人去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