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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泪痕勾勒成遗憾，回忆夸饰着伤感”：青春是虽然经历成长的苦痛，还是不能真正成熟：青春不是需要刻意去感受风雨飘摇的意境，只要亲身去经历一件一件平凡事后，就会真的不一样。
2008年夏天，我结束了大一生活，在报社找到了一份实习记者的工作。这让我高兴不已!一来是每年暑假，都是找工作或者实习的学生最多的时候，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这么幸运的机会；二来当一名记者，是我的梦想之一!
我的“记者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然而，在这两个月里，从现实与梦想的夹缝中走过的每一步，却是那样深刻地改变了我。
一、第一次采访：一个字也没发表
报社里常常是一个记者老师，带着两三个实习生，每天上班，要是去晚了，根本没位置可坐。我们几个实习生每天去得特别早，常常到了报社，还没到上班时间，四五个人就只有等在办公室外面，等着来上班的记者开门。而在报社里，记者却是不一定每天都会先来办公室的，只要接到有线索，他们就直接出去跑新闻了。要是遇上哪天整个办公室的记者都有线索，我们就惨了，经常得等上一两个小时。
初到报社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看报纸。每天从走进办公室开始，就站在一个角落里，翻看当天刚刚出炉的几份都市报，等到把几份大同小异的报纸的边边角角都看完，双手已被油墨染得像印刷厂的工人。
坚持看完了一个礼拜后，老师终于带我外出采访了。那天，我把自己塞进采访车的时候忒高兴，想到终于可以实战一把了，可得好好发挥，让老师刮目相看一回!
采访地点在乡下，颠簸了大概四小时，终于到了采访对象家。朴实沧桑的面孔，温热而期待的眼神，当知道我们是某报记者后，他似乎遇到了救星一般，立马端上农村特有的搪瓷茶杯，满是浓郁的茶香。
老师负责提问题，我负责笔录当事人口述。原来，他们家在一个月之内死了七十多头猪，开始怀疑是瘟疫，最后发现是有人投毒，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后也没有得到落实，希望通过媒体帮他们讨回公道。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一下死了七十多头猪，可不是一件小事，说至激动处，当事人竟落下泪来。老师很理性，不断地打断当事人叙述中的主观判断，单刀直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寻事实的核心。
不到十分钟，问题问完了，然后摄影记者到猪圈给病猪拍照。当事人一方的采访就算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去派出所取证。走时老农硬要塞给我们当地土特产，这当然是不能要的。我们上车时，他们一家五口人一直在不停地说“谢谢”。那情景让我心里特坚定，一定要协助老师把这事办好I
到了派出所，因为是星期天，被以“不是上班时间不接受记者采访”为由，把我们拒之门外，然后我们一行又到当地的小型农药超市去调查老农所说的农药，看到摄影机、记者证，农药超市老板用手拉着摄影记者的相机，阻止拍照。连续遭受两次挫折后，我的信心一点一点变小了，老师决定打道回府。
老师对这次采访很不满意，并且只采访到当事人一方，回到报社后只写了一个八百多字的边栏新闻交上去。第二天，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没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来回八小时的车程，前后不足三十分钟的采访，最后一个字也没看到。我人生的第一次外出采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二、第二次采访：上了头版却充满失败感
来报社前，一直以为记者是很风光、很神圣的职业，是社会舆论的中坚力量，觉得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簇拥。真正接触后，才发现并非如此。
很多次出去采访，别人一听说是报社记者，态度就变得很恶劣。除了这种经常遇到的事情，记者的辛苦，我也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早上九点多出去跑线索，午饭在外面草草吃点东西垫垫肚子，晚上七点多再回报社赶稿子，等到主任编辑审完稿，往往是夜里十点多才能回去。
我的第二次采访，和这个城市里新建成的一座大桥有关。大桥举行完通车典礼的第二天，两边桥头就贴满了数不清的“办证牛皮癣”。一大早我们就赶去了，参观新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清扫的环卫工人却出奇的少，420米长的大桥，我们走了三个来回，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环卫工人。他告诉我们，这些“办证牛皮癣”都是一些未成年流浪儿贴的，因为没有监护人，即使把他们抓住了也没办法。
文字记者配合摄影记者另加我这个打杂的，采访了市民、环保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整整一下午，终于把要报道的内容和新闻点敲定了，赶回报社加班到夜里十一点，第二天，这条稿子发了个头版和两条新闻链接。
我心里当然很高兴，跑去“怂恿”老师继续跟踪深挖，找出制假证的窝点，不但可以好好做一个大新闻，还是为社会做一件好事!老师很平静地回答我：“既然有人不顾法律惩罚提供假证，肯定就是有这种需求，社会生态要平衡不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做出好稿子，完成每个月的工作量，‘惩恶’是政府部门的任务。世界太大，我们干好自己该干的!”
一直认为记者能为弱者说话，能维护社会的公正，“做新闻要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而不是从表面上判断谁对谁错，记者只是把事情记录下来，千万不能掺杂自己的观点甚至是感情!”面对老师的“职业提醒”，那一刻，一直视记者为职业理想的我，脑子里那些曾经无比崇高的想法碎了一地!
三、职业问题：是先救人，还是先采访新闻
老师曾问过我：“如果你出去采访，有个人要自杀，你是先救他呢，还是先采访新闻?”
“当然是先救人!”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老师只是平淡地笑笑：“很多事情都没有规定的对错，就看你站在社会道德一边还是职业素养一边，这就是自己的选择了。”
实习了一个月之后，我有点“职业麻木”了，接到新闻线索时，也没了开始的兴奋。带我的记者老师开始叫我写初稿，采访这方面我太侏儒了，只好在写这方面多用功。而一直写惯了散文，难免习惯性地在新闻稿中用上太多主观情绪的形容词，我写的导语也一直让老师纠结。唯一令我找回点颜面的，是因为在校报工作过，纠正错别字是我的强项。
以前很向往能把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更向往在“本报记者”后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觉得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现在，很多次在报纸上看到“实习生”后面自己的名字，却一点也没成就感，因为那些稿件都是老师写的。
来实习前，我曾认真看过一些新闻采访技巧、写作的书。现在才知道，那些正确的理论，在实际操作面前是多么的苍白。这让我对自己每天在学校里努力学习的东西有了一丝恐慌，难道我们学习的东西，只有在考试时才有用?而在现实面前，我们却是那样手足无措?
我相信书本教给我们的是好东西，只是它没有告诉我，真实的世界，不知要比那些理论复杂多少倍!
无论对这个世界曾有着怎样美好的想象，也总有一些无法言喻的原因，令我们如隐没了的水草一般，在青春的暗河中泅泳。两个月的实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再看报纸新闻的时候，我也变得平静了很多。我不知道将来自己会不会做记者，这个夏天的经历让我知道，我不会再是一个舒服地躲在某个角落里的小丫头，我会努力长大，让自己无论是面对未来的理想还是职业时，都能成为一个强大的人，而且很优秀!
2008年夏天，我结束了大一生活，在报社找到了一份实习记者的工作。这让我高兴不已!一来是每年暑假，都是找工作或者实习的学生最多的时候，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这么幸运的机会；二来当一名记者，是我的梦想之一!
我的“记者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然而，在这两个月里，从现实与梦想的夹缝中走过的每一步，却是那样深刻地改变了我。
一、第一次采访：一个字也没发表
报社里常常是一个记者老师，带着两三个实习生，每天上班，要是去晚了，根本没位置可坐。我们几个实习生每天去得特别早，常常到了报社，还没到上班时间，四五个人就只有等在办公室外面，等着来上班的记者开门。而在报社里，记者却是不一定每天都会先来办公室的，只要接到有线索，他们就直接出去跑新闻了。要是遇上哪天整个办公室的记者都有线索，我们就惨了，经常得等上一两个小时。
初到报社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看报纸。每天从走进办公室开始，就站在一个角落里，翻看当天刚刚出炉的几份都市报，等到把几份大同小异的报纸的边边角角都看完，双手已被油墨染得像印刷厂的工人。
坚持看完了一个礼拜后，老师终于带我外出采访了。那天，我把自己塞进采访车的时候忒高兴，想到终于可以实战一把了，可得好好发挥，让老师刮目相看一回!
采访地点在乡下，颠簸了大概四小时，终于到了采访对象家。朴实沧桑的面孔，温热而期待的眼神，当知道我们是某报记者后，他似乎遇到了救星一般，立马端上农村特有的搪瓷茶杯，满是浓郁的茶香。
老师负责提问题，我负责笔录当事人口述。原来，他们家在一个月之内死了七十多头猪，开始怀疑是瘟疫，最后发现是有人投毒，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后也没有得到落实，希望通过媒体帮他们讨回公道。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一下死了七十多头猪，可不是一件小事，说至激动处，当事人竟落下泪来。老师很理性，不断地打断当事人叙述中的主观判断，单刀直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寻事实的核心。
不到十分钟，问题问完了，然后摄影记者到猪圈给病猪拍照。当事人一方的采访就算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去派出所取证。走时老农硬要塞给我们当地土特产，这当然是不能要的。我们上车时，他们一家五口人一直在不停地说“谢谢”。那情景让我心里特坚定，一定要协助老师把这事办好I
到了派出所，因为是星期天，被以“不是上班时间不接受记者采访”为由，把我们拒之门外，然后我们一行又到当地的小型农药超市去调查老农所说的农药，看到摄影机、记者证，农药超市老板用手拉着摄影记者的相机，阻止拍照。连续遭受两次挫折后，我的信心一点一点变小了，老师决定打道回府。
老师对这次采访很不满意，并且只采访到当事人一方，回到报社后只写了一个八百多字的边栏新闻交上去。第二天，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没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来回八小时的车程，前后不足三十分钟的采访，最后一个字也没看到。我人生的第一次外出采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二、第二次采访：上了头版却充满失败感
来报社前，一直以为记者是很风光、很神圣的职业，是社会舆论的中坚力量，觉得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簇拥。真正接触后，才发现并非如此。
很多次出去采访，别人一听说是报社记者，态度就变得很恶劣。除了这种经常遇到的事情，记者的辛苦，我也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早上九点多出去跑线索，午饭在外面草草吃点东西垫垫肚子，晚上七点多再回报社赶稿子，等到主任编辑审完稿，往往是夜里十点多才能回去。
我的第二次采访，和这个城市里新建成的一座大桥有关。大桥举行完通车典礼的第二天，两边桥头就贴满了数不清的“办证牛皮癣”。一大早我们就赶去了，参观新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清扫的环卫工人却出奇的少，420米长的大桥，我们走了三个来回，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环卫工人。他告诉我们，这些“办证牛皮癣”都是一些未成年流浪儿贴的，因为没有监护人，即使把他们抓住了也没办法。
文字记者配合摄影记者另加我这个打杂的，采访了市民、环保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整整一下午，终于把要报道的内容和新闻点敲定了，赶回报社加班到夜里十一点，第二天，这条稿子发了个头版和两条新闻链接。
我心里当然很高兴，跑去“怂恿”老师继续跟踪深挖，找出制假证的窝点，不但可以好好做一个大新闻，还是为社会做一件好事!老师很平静地回答我：“既然有人不顾法律惩罚提供假证，肯定就是有这种需求，社会生态要平衡不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做出好稿子，完成每个月的工作量，‘惩恶’是政府部门的任务。世界太大，我们干好自己该干的!”
一直认为记者能为弱者说话，能维护社会的公正，“做新闻要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而不是从表面上判断谁对谁错，记者只是把事情记录下来，千万不能掺杂自己的观点甚至是感情!”面对老师的“职业提醒”，那一刻，一直视记者为职业理想的我，脑子里那些曾经无比崇高的想法碎了一地!
三、职业问题：是先救人，还是先采访新闻
老师曾问过我：“如果你出去采访，有个人要自杀，你是先救他呢，还是先采访新闻?”
“当然是先救人!”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老师只是平淡地笑笑：“很多事情都没有规定的对错，就看你站在社会道德一边还是职业素养一边，这就是自己的选择了。”
实习了一个月之后，我有点“职业麻木”了，接到新闻线索时，也没了开始的兴奋。带我的记者老师开始叫我写初稿，采访这方面我太侏儒了，只好在写这方面多用功。而一直写惯了散文，难免习惯性地在新闻稿中用上太多主观情绪的形容词，我写的导语也一直让老师纠结。唯一令我找回点颜面的，是因为在校报工作过，纠正错别字是我的强项。
以前很向往能把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更向往在“本报记者”后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觉得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现在，很多次在报纸上看到“实习生”后面自己的名字，却一点也没成就感，因为那些稿件都是老师写的。
来实习前，我曾认真看过一些新闻采访技巧、写作的书。现在才知道，那些正确的理论，在实际操作面前是多么的苍白。这让我对自己每天在学校里努力学习的东西有了一丝恐慌，难道我们学习的东西，只有在考试时才有用?而在现实面前，我们却是那样手足无措?
我相信书本教给我们的是好东西，只是它没有告诉我，真实的世界，不知要比那些理论复杂多少倍!
无论对这个世界曾有着怎样美好的想象，也总有一些无法言喻的原因，令我们如隐没了的水草一般，在青春的暗河中泅泳。两个月的实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再看报纸新闻的时候，我也变得平静了很多。我不知道将来自己会不会做记者，这个夏天的经历让我知道，我不会再是一个舒服地躲在某个角落里的小丫头，我会努力长大，让自己无论是面对未来的理想还是职业时，都能成为一个强大的人，而且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