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5年我考取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语系。离开家乡前，西师外语系毕业生、在我母校四川新都大丰中学任教的刘昌和先生前来道贺，并向我介绍说：西师校园很大，风景很美，师资力量很强，特别是著名学者、诗人、红学家、翻译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吴宓先生在此执教，为西师这所名校平添了一线异色。听了刘先生的这番讲述，我对吴宓先生肃然起敬，决意到校后一定要去拜访他，向他请益。
一、上门向恩师请教
到了西师后，我打探到吴宓先生有一个几成定式的生活习惯，即每天晚饭后都要从居所文化村出来，沿着大操场到三教楼这条路散步，于是便邀约同班同学唐永齐与我一道到大操场边“候驾”，一睹这位泰斗级学者的风采。到了大操场边约摸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吴宓先生果然现身了。他七十多岁，个子瘦小，面目清癯，秃顶，戴了副极为普通的眼镜，身着灰色布衫，脚穿圆口布鞋，毫无一点大教授的派头，俨如四川人所称的“糯米老头”。但若细心观察，也不难发现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散步时左臂挂着拐杖，显得有点洋气。他散步不是慢悠悠的，而是一摇一晃地作细步，走得非常之快，酷似“神行太保”。他走路时双眼直盯路面，决不左顾右盼，精神之专注，有如做学问一般。
入读西师外语系，教授我们汉语言文学的老师是中文系教授杨欣安先生。由于我酷爱中国文学，习作成绩不赖，杨先生挺喜欢我。当与杨先生混得较为熟络以后，我便向杨先生启齿，请他带我去拜访吴宓先生。殊料杨先生以“教务忙”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老夫子毕竟是老夫子，终究经不起我的死搅蛮缠，他最后还是应允了。于是在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杨先生便带我去到文化村一舍，见到了我心仪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的居室不大，只有两间屋子，外住先生，内住保姆。先生所住的这间屋子，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看上去显得有些寒碜。杨先生向吴宓先生问安后马上切入“正题”：“这是外语系李生，我的学生，四川新都人。李生对宓公很崇拜，故今夜带他来看望你，向你聆教。”吴宓先生听罢直摆手说：“宓老朽无用，愧不敢当，欣公很有学问，要好好跟欣公学。”说罢转过话锋：“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个状元叫杨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个大学问家，且很有气节，十分了不起。”随即沉吟升庵先生在被流放永昌（今云南保山）途中所著的一首诗：“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 十二街头春雪遍，马蹄今去落谁家。”吟罢长叹一声，流露出他与当年升庵先生一样，怀才不遇，满腹愁怅与凄怆。第二次到先生家是一个冬夜，我向先生请教怎么才能学好文言虚词活用。先生告诉我：“掌握文言虚词活用，其实并不难，只要多读、多记、多用，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使用，一定能学好。”旋即以“之”字为例，给我讲授它的若干种用法，并现身造句：“譬如我送你到重庆，我便可说‘吾送李生之重庆’。这里的‘之’是动词，‘去’和‘到’的意思。”这次聆教，我受益匪浅，永生难忘。第三次到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个春夜。我将自己写的一篇两千字散文《春到缙云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灯下，将此文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笑着对我说：“散文难写，短篇散文更难写。这个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书和繁体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所以要我使用繁体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对使用简化字持有异议使然。那时我太嫩，思想单纯，每去一次先生家回来都要将实情告诉同学。殊料这一“实情告诉”却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出于对我的关心，班里一位“团干”告诫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吗？共青团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吴宓很反动，前年‘四清’运动挨了批，如果你继续和他搅在一起，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团干”所说的这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吴宓先生。不过师恩难忘，我仍经常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先生的情况，关注着先生的命运走向。
二、“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延烧到西师，宁静的校园顷刻间沸腾起来。广大师生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运用“大字报、大批判”等方式掀起 “革命”狂涛，斗争锋芒直指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和“暗藏”的“叛徒”、“特务”与“历史反革命”。无须分说，吴宓先生首当其冲，难逃一劫。据我所知，中文系“革命小将”给吴宓先生罗织的罪名大抵有这么5条：一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先生主编《学衡》，竟树起拂逆时尚、独领风标的大旗，与鲁迅打笔仗。鲁迅是毛泽东称颂的中国文化革命巨匠和旗手。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谁与鲁迅叫板谁就是反对鲁迅，反对鲁迅就等于反对党和毛主席。二是在上个世纪举国上下闹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何况”一词的用法时造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先生使用这句话作例句，被说成是“发泄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三是先生授课、写文章，甚至因丢失一串钥匙写一则遗失启事，皆用繁体字，从不写简化字。简化字是国家颁布的，不写简化字就是“反对党和政府的文字改革”。四是先生经常寄钱给情同兄弟的亡友、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子，帮其解决生活困难，不时还周济个别有“政治历史问题”、生活窘迫的教师。于是上纲上线，厚诬先生“拿人民的血汗钱去养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是爱妻邹兰芳去世后，每逢生辰和忌日，先生吃饭时总得多摆一副碗筷来寄托哀思，有时到北碚街上看电影，还要多买一张票放在自己旁边座位上，以示陪夫人共享欢娱。殊料先生所采用的这些纪念亡妻的方式，竟被说成“迷恋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以上数端“罪行”早在两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批过，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革命小将端出来“炒陈饭”，实属低能和无聊。为了抓“现行”，觅“钢鞭”，中文系革命小将还对吴宓先生实施抄家。可是“战绩”不佳，只从先生床席下面抄出一些用香烟盒纸记的日记，所记内容全属“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两个，鸡卵两枚”之类的生活流水账。“小将”们看了哭笑不得，空着两手，悻悻离去。1966年夏天是革命小将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狂热时段。说实在的，此间对吴宓先生的“揭发批判”，据实揭露和据理批判者寥寥，大量的是“揪辫子”、“打棍子”，对先生搞人格侮辱和人身摧残。我亲眼目睹了这么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先生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宓先生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将被呵斥甚至挨打。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先生。“小将”们一个个登台数落先生“罪行”，台下不时高呼“打倒”、“火烧”之类的口号。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1966年9月，西师对立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开始打派仗，彼此毫无心思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于是其中一派便指派专人将关在“牛棚”里的院系“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赶到校内桃花山劳动改造。斯时外语系“右派分子”向思元先生曾写一首打油诗抒怀，诗曰：“桃花山上牛鬼多，打起黑旗上山坡，你挑粪来我挖窝，大家心头乐呵呵。”的确，对于这数十号“黑帮分子”来说，参加生产劳动总比挨批斗、受皮肉之苦好受得多。在这段时间里，吴宓先生和他的“牛”朋“鬼”友一样，总算喘了口气，过了几天无惊无恐的安宁日子。1967年8月，由于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内斗”升级，山城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一下子转化为“武化革命”。西师两派相互视为寇仇，兵戎相见，整个校园笼罩着“红色恐怖”，弥漫着血雨腥风。在这种情势下，吴宓先生再也无人管了，他足不出户，蛰居于家中当“寓公”和“书蠹”，每天坐在家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1969年秋，根据西师“革委会”安排，中文、教育、物理、音乐等四个系的师生开赴四川梁平县院办农场搞“斗、批、改”。有一次批斗吴宓先生，两名“小将”一人架着先生的一只胳膊跑步拖他上台，途中两名“小将”陡然同时松手，“扑通”一声，一声惨叫，先生跌倒在青石板上，腿骨折断了。我听到这一消息，感到十分迷惘和愤慨。天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竟遭如此迫害摧残，天理何在？国法安在？难道这就叫“革命洗礼”？难道这场“革命”非把先生整死不可？
三、奋力捍卫中国
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
1970年，我毕业离开西师，再也未见过吴宓先生。先生后来的情况，我从中文系老师那里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据说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学界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孔”的人为数不多，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听中文系一位老师讲，有一天系里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个“造反派”跳起来要吴宓先生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殊料这位倔老头子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高声颂扬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先生的这席话，弄得全场一片哗然，搞得这位“造反派”灰溜溜的，愤愤地骂了声“老顽固，反动透顶”便离开了。类似这样在批判会上“搅局”还有一次：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吴宓先生时骂先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先生听了十分不满，马上站起来：“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个狗屎堆。”先生听罢大笑起来：“谬矣，大谬矣，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先生何须与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咬文嚼字，先生义正辞严地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不可让‘不齿’二字谬种流传。”先生的这些表现，有些人觉得“迂古”。若细心考量，我却以为这正是这位老夫子的可贵之处：他矢志不移地追求真理，奋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我的这个说法，并非想当然，在吴宓先生被“造反派”勒令所写《悔过书》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先生在《悔过书》中写道：“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宓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同时还写道：“我罪实质是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坚持‘中西融合’的治学理道，坚持中华文化价值所在。宓以为中华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持和发扬光大。”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自身深受迫害、惨遭蹂躏之时，先生竟能置自己荣辱与生死而不顾，始终坚信真理，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这种大智大勇，惊天地，泣鬼神，很值得我们称颂！
四、辞世后享受的哀荣
1977年吴宓先生因患重病，加之右目失明，腿疾困扰，生活不能自理，经亲人请求和本人与校方同意，他戴着“反革命”帽子，由胞妹吴须曼将其带回老家陕西泾阳生活。殊料先生回到老家不到一年，一病沉疴，溘然长逝。据先生的亲人讲，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曾这样呓语：“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是吴宓教授”，使人听了非常寒心和揪心！噩耗传回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和外教研究室的全体教师，在系主任主持下为吴宓先生开了个二十分钟的追悼会。如此草草地打发这位文坛泰斗离开这个世界，全院许多师生愤愤不平。吴宓先生辞世后不久，中国政坛始现开明的政治曙光。1978年8月，西师在东方红图书馆为吴宓先生开了个高规格、像模像样的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来西师还将吴宓先生当年到教学楼上课必经的那条路命名为“吴宓路”，以表示全校师生对先生的景仰和怀念。吴宓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极为不幸的，但在他死后享受了两个追悼会。这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怎么说，这也算得先生的一种“殊荣”。
近几年，西师中文系徐洪火和刘明华两位教授悉心地考证了吴宓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从教生涯。他们称先生“博古通今，尽阅中外”， “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很难界定他是哪个学科的专家，而不得不承认他在哪一个学科都是专家”。吴宓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辉煌，蜚声中外，而且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1921年执教于东南大学算起，近半个世纪以来，先生先后在全国十二所高校任教，十所高校兼职，多所大学作学术演讲。先生教授的课程有英语语言、翻译技巧和写作，有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有世界历史，有汉语言文学等，共达四十多门，数量十分惊人，为我国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及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锺书、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季羡林、李赋宁、赵梦蕤、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吕叔湘、浦江清、贺麟、沈有鼎，以及王佐良、杨周翰、许国璋、许渊冲、何兆武、查良铮、杜运燮、李廷先等都出自先生门下或受过先生教诲。如此一位与陈寅恪和汤用彤并称“剑桥三剑客”的学界名流，一代宗师，偏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惨遭迫害，备受摧残，晚岁凄凉，郁郁而终。时欤？命欤？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是让人民作答！让历史作答！
引领风标草木知，千红万紫竞称奇。暮年遭遇凌霜节，何奈秋风任所之。2014年是吴宓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草此小文，权表对先生的无比敬重和深切缅怀。
（作者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一、上门向恩师请教
到了西师后，我打探到吴宓先生有一个几成定式的生活习惯，即每天晚饭后都要从居所文化村出来，沿着大操场到三教楼这条路散步，于是便邀约同班同学唐永齐与我一道到大操场边“候驾”，一睹这位泰斗级学者的风采。到了大操场边约摸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吴宓先生果然现身了。他七十多岁，个子瘦小，面目清癯，秃顶，戴了副极为普通的眼镜，身着灰色布衫，脚穿圆口布鞋，毫无一点大教授的派头，俨如四川人所称的“糯米老头”。但若细心观察，也不难发现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散步时左臂挂着拐杖，显得有点洋气。他散步不是慢悠悠的，而是一摇一晃地作细步，走得非常之快，酷似“神行太保”。他走路时双眼直盯路面，决不左顾右盼，精神之专注，有如做学问一般。
入读西师外语系，教授我们汉语言文学的老师是中文系教授杨欣安先生。由于我酷爱中国文学，习作成绩不赖，杨先生挺喜欢我。当与杨先生混得较为熟络以后，我便向杨先生启齿，请他带我去拜访吴宓先生。殊料杨先生以“教务忙”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老夫子毕竟是老夫子，终究经不起我的死搅蛮缠，他最后还是应允了。于是在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杨先生便带我去到文化村一舍，见到了我心仪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的居室不大，只有两间屋子，外住先生，内住保姆。先生所住的这间屋子，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看上去显得有些寒碜。杨先生向吴宓先生问安后马上切入“正题”：“这是外语系李生，我的学生，四川新都人。李生对宓公很崇拜，故今夜带他来看望你，向你聆教。”吴宓先生听罢直摆手说：“宓老朽无用，愧不敢当，欣公很有学问，要好好跟欣公学。”说罢转过话锋：“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个状元叫杨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个大学问家，且很有气节，十分了不起。”随即沉吟升庵先生在被流放永昌（今云南保山）途中所著的一首诗：“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 十二街头春雪遍，马蹄今去落谁家。”吟罢长叹一声，流露出他与当年升庵先生一样，怀才不遇，满腹愁怅与凄怆。第二次到先生家是一个冬夜，我向先生请教怎么才能学好文言虚词活用。先生告诉我：“掌握文言虚词活用，其实并不难，只要多读、多记、多用，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使用，一定能学好。”旋即以“之”字为例，给我讲授它的若干种用法，并现身造句：“譬如我送你到重庆，我便可说‘吾送李生之重庆’。这里的‘之’是动词，‘去’和‘到’的意思。”这次聆教，我受益匪浅，永生难忘。第三次到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个春夜。我将自己写的一篇两千字散文《春到缙云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灯下，将此文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笑着对我说：“散文难写，短篇散文更难写。这个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书和繁体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所以要我使用繁体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对使用简化字持有异议使然。那时我太嫩，思想单纯，每去一次先生家回来都要将实情告诉同学。殊料这一“实情告诉”却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出于对我的关心，班里一位“团干”告诫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吗？共青团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吴宓很反动，前年‘四清’运动挨了批，如果你继续和他搅在一起，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团干”所说的这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吴宓先生。不过师恩难忘，我仍经常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先生的情况，关注着先生的命运走向。
二、“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延烧到西师，宁静的校园顷刻间沸腾起来。广大师生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运用“大字报、大批判”等方式掀起 “革命”狂涛，斗争锋芒直指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和“暗藏”的“叛徒”、“特务”与“历史反革命”。无须分说，吴宓先生首当其冲，难逃一劫。据我所知，中文系“革命小将”给吴宓先生罗织的罪名大抵有这么5条：一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先生主编《学衡》，竟树起拂逆时尚、独领风标的大旗，与鲁迅打笔仗。鲁迅是毛泽东称颂的中国文化革命巨匠和旗手。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谁与鲁迅叫板谁就是反对鲁迅，反对鲁迅就等于反对党和毛主席。二是在上个世纪举国上下闹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何况”一词的用法时造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先生使用这句话作例句，被说成是“发泄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三是先生授课、写文章，甚至因丢失一串钥匙写一则遗失启事，皆用繁体字，从不写简化字。简化字是国家颁布的，不写简化字就是“反对党和政府的文字改革”。四是先生经常寄钱给情同兄弟的亡友、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子，帮其解决生活困难，不时还周济个别有“政治历史问题”、生活窘迫的教师。于是上纲上线，厚诬先生“拿人民的血汗钱去养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是爱妻邹兰芳去世后，每逢生辰和忌日，先生吃饭时总得多摆一副碗筷来寄托哀思，有时到北碚街上看电影，还要多买一张票放在自己旁边座位上，以示陪夫人共享欢娱。殊料先生所采用的这些纪念亡妻的方式，竟被说成“迷恋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以上数端“罪行”早在两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批过，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革命小将端出来“炒陈饭”，实属低能和无聊。为了抓“现行”，觅“钢鞭”，中文系革命小将还对吴宓先生实施抄家。可是“战绩”不佳，只从先生床席下面抄出一些用香烟盒纸记的日记，所记内容全属“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两个，鸡卵两枚”之类的生活流水账。“小将”们看了哭笑不得，空着两手，悻悻离去。1966年夏天是革命小将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狂热时段。说实在的，此间对吴宓先生的“揭发批判”，据实揭露和据理批判者寥寥，大量的是“揪辫子”、“打棍子”，对先生搞人格侮辱和人身摧残。我亲眼目睹了这么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先生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宓先生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将被呵斥甚至挨打。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先生。“小将”们一个个登台数落先生“罪行”，台下不时高呼“打倒”、“火烧”之类的口号。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1966年9月，西师对立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开始打派仗，彼此毫无心思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于是其中一派便指派专人将关在“牛棚”里的院系“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赶到校内桃花山劳动改造。斯时外语系“右派分子”向思元先生曾写一首打油诗抒怀，诗曰：“桃花山上牛鬼多，打起黑旗上山坡，你挑粪来我挖窝，大家心头乐呵呵。”的确，对于这数十号“黑帮分子”来说，参加生产劳动总比挨批斗、受皮肉之苦好受得多。在这段时间里，吴宓先生和他的“牛”朋“鬼”友一样，总算喘了口气，过了几天无惊无恐的安宁日子。1967年8月，由于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内斗”升级，山城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一下子转化为“武化革命”。西师两派相互视为寇仇，兵戎相见，整个校园笼罩着“红色恐怖”，弥漫着血雨腥风。在这种情势下，吴宓先生再也无人管了，他足不出户，蛰居于家中当“寓公”和“书蠹”，每天坐在家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1969年秋，根据西师“革委会”安排，中文、教育、物理、音乐等四个系的师生开赴四川梁平县院办农场搞“斗、批、改”。有一次批斗吴宓先生，两名“小将”一人架着先生的一只胳膊跑步拖他上台，途中两名“小将”陡然同时松手，“扑通”一声，一声惨叫，先生跌倒在青石板上，腿骨折断了。我听到这一消息，感到十分迷惘和愤慨。天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竟遭如此迫害摧残，天理何在？国法安在？难道这就叫“革命洗礼”？难道这场“革命”非把先生整死不可？
三、奋力捍卫中国
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
1970年，我毕业离开西师，再也未见过吴宓先生。先生后来的情况，我从中文系老师那里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据说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学界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孔”的人为数不多，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听中文系一位老师讲，有一天系里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个“造反派”跳起来要吴宓先生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殊料这位倔老头子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高声颂扬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先生的这席话，弄得全场一片哗然，搞得这位“造反派”灰溜溜的，愤愤地骂了声“老顽固，反动透顶”便离开了。类似这样在批判会上“搅局”还有一次：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吴宓先生时骂先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先生听了十分不满，马上站起来：“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个狗屎堆。”先生听罢大笑起来：“谬矣，大谬矣，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先生何须与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咬文嚼字，先生义正辞严地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不可让‘不齿’二字谬种流传。”先生的这些表现，有些人觉得“迂古”。若细心考量，我却以为这正是这位老夫子的可贵之处：他矢志不移地追求真理，奋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我的这个说法，并非想当然，在吴宓先生被“造反派”勒令所写《悔过书》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先生在《悔过书》中写道：“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宓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同时还写道：“我罪实质是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坚持‘中西融合’的治学理道，坚持中华文化价值所在。宓以为中华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持和发扬光大。”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自身深受迫害、惨遭蹂躏之时，先生竟能置自己荣辱与生死而不顾，始终坚信真理，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这种大智大勇，惊天地，泣鬼神，很值得我们称颂！
四、辞世后享受的哀荣
1977年吴宓先生因患重病，加之右目失明，腿疾困扰，生活不能自理，经亲人请求和本人与校方同意，他戴着“反革命”帽子，由胞妹吴须曼将其带回老家陕西泾阳生活。殊料先生回到老家不到一年，一病沉疴，溘然长逝。据先生的亲人讲，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曾这样呓语：“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是吴宓教授”，使人听了非常寒心和揪心！噩耗传回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和外教研究室的全体教师，在系主任主持下为吴宓先生开了个二十分钟的追悼会。如此草草地打发这位文坛泰斗离开这个世界，全院许多师生愤愤不平。吴宓先生辞世后不久，中国政坛始现开明的政治曙光。1978年8月，西师在东方红图书馆为吴宓先生开了个高规格、像模像样的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来西师还将吴宓先生当年到教学楼上课必经的那条路命名为“吴宓路”，以表示全校师生对先生的景仰和怀念。吴宓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极为不幸的，但在他死后享受了两个追悼会。这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怎么说，这也算得先生的一种“殊荣”。
近几年，西师中文系徐洪火和刘明华两位教授悉心地考证了吴宓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从教生涯。他们称先生“博古通今，尽阅中外”， “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很难界定他是哪个学科的专家，而不得不承认他在哪一个学科都是专家”。吴宓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辉煌，蜚声中外，而且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1921年执教于东南大学算起，近半个世纪以来，先生先后在全国十二所高校任教，十所高校兼职，多所大学作学术演讲。先生教授的课程有英语语言、翻译技巧和写作，有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有世界历史，有汉语言文学等，共达四十多门，数量十分惊人，为我国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及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锺书、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季羡林、李赋宁、赵梦蕤、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吕叔湘、浦江清、贺麟、沈有鼎，以及王佐良、杨周翰、许国璋、许渊冲、何兆武、查良铮、杜运燮、李廷先等都出自先生门下或受过先生教诲。如此一位与陈寅恪和汤用彤并称“剑桥三剑客”的学界名流，一代宗师，偏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惨遭迫害，备受摧残，晚岁凄凉，郁郁而终。时欤？命欤？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是让人民作答！让历史作答！
引领风标草木知，千红万紫竞称奇。暮年遭遇凌霜节，何奈秋风任所之。2014年是吴宓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草此小文，权表对先生的无比敬重和深切缅怀。
（作者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