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冬在诗歌中说：“虽说我的一生把诗歌看得比生命重要/可行走在尘世的我远没有那些文字活得纯净”（《一粒纸屑无法承受一个字的重量》）。他把诗歌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无疑把诗歌当成了一生的信仰。然而人总是社会的一部分，尘世使我们苟且。于是，在信仰和现实之间摆荡的人总会有一种撕裂感。从存在的角度看，这是人对自己的一种认知。他通过与“另一个自己”的对话，构建一个实现自己的“系统”，并且透过这种逼迫性的认知增加生命的重量。在王二冬的诗歌中，可以时常看见这种“对话”，这是其诗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王二冬这一有意识的认知，大致从其《智齿记》开始。在诗歌的开篇，他这样写道：“这是唯一允许我靠近的季节/像母亲的子宫，包裹孤独和我//这是我的两面，一个属于白天/一个属于夜晚”。这也许是诗人从智齿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所引发的一种自我思考，然而无论如何，“我是我的另一个敌人”这样的认知，仍然无比深刻。人的一生之中难免经历各种“异化”，这种“异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动的，然而又不得不说，没有对这种“被动”的反抗和改变，生命的意义便显得无足轻重。这是人对个体生命的一种承担，你必须体会它的无处不在，使其成为记忆载体的一部分。
　　 王二冬更多的这种认知是从离开故乡抵达“济水之南”开始的。而其起源则根植于诗人因乡愁而抽生的那种孤独感，所谓“只有站立故乡的我/是唯一的”（《二手乡愁》）。其实，对于一个诗人的生命来说，这并非坏事。有孤独就有了意义，有孤独就有了诗歌。这种接近真理的言说，貌似带有一种普遍性，然而不同诗人的孤独往往会带来不同的“配意”。“孤独是今夜熊熊燃烧的大火//喝吧，三碗之后，我用最后的骨头/把自己送往远方”，“每个生命都有缺口和出口，我的命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可怜”（《大雪封山》）;“孤独这道大餐/一次次辜负找不到家的人”（《雨夜》）;“如果不是遇见故人，你更愿意把自己/比喻成一枚钉子”（《阴天》）。很明显，在离开生命诞发之地的早期，加上环境的变化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诗人的孤独感显得尤其强烈。为此，他不得不将关注的对象从故乡的人、事转向个体自我。在这种情形下，诗人很容易将自我与外在的群体相互区分，从而更进一步加重对孤寂感的认知。不过，当新知出现，那种愉悦和兴奋会马上转变为一种对自己伤口的抚摸，因此在《G472过章丘站》中，诗人说：“我们都是自己的故人，想你就是想自己/恨你就成為自己的仇人”，从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表述可以作为对“另一个自己”的翻版。这与“我是我的伤口，人群中欲盖弥彰”（《在济水之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这都是个体在进行“新旧转换”时表现出来的一种隐性感受。当我们将原来的自己和即将变化或者已经变化的自己进行比较时，这种“转换”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当以旧换新/被新旧转换替代，我必须攥紧/即将跳出梦境的词语，在迎接自我转换时/新的我可以拥抱旧的我，而后离开”（《新旧转换》）。
　　 当然，孤独感并非“另一个自己”的所有来源，“我们只是孤独的一个方面/抱住另一个自己才是悲伤的全部”（《湖居》）。因为有时候也会在对死亡降临的氛围中体验一种“可怜”的“生”：“我们都将在某一个时辰/消失于光亮，而后在黑夜看一眼活着的人”（《今夜是人间最热闹的一个夜晚》）;有时候也会抱着一种“我有罪，我抬不起头来”（《在亦庄》）的人生感愧。或许更多的是“不会爱上这座城市”（《青州市别老四》）与“这不是我的北京”（《大雪之夜》）等在城市里没有归属感的一种身份意识，以及“无论我朝哪个方向走去，都是墙壁”（《方形月亮》）这样一种围城式的命运感伤。其实人生处处都会有这种莫名的感伤，就像日常生活中，诗人在处理父子与世界的关系时，随时都可能迸发出“我最该为敌的就是我自己”这样的感受。
　　 然而，到最后，我们发现诗人变得理性了，清醒了：“大雪之夜，不宜过于温暖/大雪之夜，应冷冷地看着人间”（《大雪之夜》）。究其原因，无非是面对人生，他“不断地向自己妥协，条件少到只需要/一场象征性的雪”（《大雪之夜》）。到了此时，诗人不再需要抱紧“另一个自己”，因为到此时他已通过“延伸 置换”的方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诗人与“另一个自己”不再是“互文”而是成为了“一体”的关系。这样的变故，何其深刻！
　　 赵目珍，青年学者，诗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