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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距离自己过世还有十四年的那个早上，辰时，我的祖父穿着雨靴，从我们这个姓世居的湾里来到一里外的阮家堰。“来了啊三爷，进屋里坐。”医生汉友那腰折背驼的妻子连玉，看着停在路口的我的祖父说。毛毛细雨漂刮在他身上，一头白色的瘦猪和一头黑色的同样瘦的猪在门前菜地反复拱着，它们的皮松松垮垮，身上的软毛被雨水冲洗成一绺绺。“反正该扯的菜都扯完了。”连玉只是在冷淡地陈述一个事实。连玉的头发细、稀且黄，眼窝通红，常年要搽眼膏，皮肤有银屑病，脖子后隆起一块馒头大的肿瘤。这样的人不像是我们这个姓的种。有时我们这些小孩聚集时，总有一人站出来严肃地重申：“这个女人只是汉友医生的一具标本啊。”这是对异乡来的小学教师的模仿。
“汉友在屋不？”祖父问。
对我们来说，阮这个姓罕见而遥远，到今天我们看见它，仍然只会想到民国那位说过“人言可畏”的影星以及越南人。然而在距我们村庄一里处，就有这么一块地方叫阮家堰。起名遵循的是通例，和张家坝、何家畈、范家铺一样。我推测是严重的饥馑使之绝户。也就是说人死绝了，徒然留下一个地名。不会是因为战乱，战争不会深入到这里，这里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一度我以为，从行政规划上说，湾里是世界尽头——先是有一个地球，接着有洲、国，国之南端有对着首都延颈长叹的外省人，省之僻远处有市，市下有县，县之僻远处有乡，去乡政府最远处有村，去村委会最远处又有村民小组，湾里就隶属于这第六村民小组（少见行客过此，偶有摇拨浪鼓的贩子汉来，也不过是来觅取蝇利）——但在我的记忆循着祖父迟疑的步伐来到阮家堰，我才猛醒，走湾里还是有地方可下的。汉友和他的妻子连玉是被放逐到此地的，因为他是入赘到我们这个姓来的。所谓赘，多余也。赘婿，如人疣赘，是剩余物也。除开派出所和卫生局负责登记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这种不知道完全是因为漠然。他应该出生在几十里地内，然而也没人想知道他究竟来自哪里。他得到我们这个姓最难打发出去的女人。河水流经阮家堰，河水之南，有一村落唤作文甫（疑为文府），文甫也将一户人家放逐过来。还有一户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总之，他们三家比邻，一字排开，建造出同样规模同样贫寒也同样傲气的房屋（那淡黄色的土屋背对我们九源乡，面朝另一个乡的荒山），相互接济着生活在阮家堰。还有可能，阮家堰的“阮”字是记载错误，可能是袁。但袁姓说起来也遥远，虽然共一个县，使用的却是不同的方言。
汉友是我们这些孩子十几年的噩梦。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均已成人，有的年过四十，撞见即使是雪鬓霜毛、龙钟潦倒的他，仍会为之胆颤心惊。他的脸色白而黄，像鼓皮紧闷着。身上有股牲畜的味道。在那张四方脸上，眉骨高耸，鼻梁尖而挺，下巴颏儿留着一圈青色的胡楂儿。他很少用眼神去表达什么，嘴唇长年紧扣，来到我们湾里，仍须有人引路，他不愿或者说拒绝记忆谁家在哪里、谁家不在哪里，以报复这个村子对他的疏远。有一次，我们这个姓的一位长者站在稻田中央，挥舞着镰刀问他：“你为什么要替别的乡的人看病呢？”汉友停住于原地，明显是经过了思考和掂量，说：“你的意思是你要照顾我一天的吃喝？”他完全可以说“唉，您瞧景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过去他就是这么说的，但在这一天他不知怎么就泄露了自己的怒气。像是被银枪的枪尖顶住咽喉，长者眼睁睁看着他走回阮家堰。天下头号千古逆贼，长者回到湾里后给他下了结论，罪不容诛。更多时，汉友像是我们口中传说的野兽，只要不去惹他，就不会拿你怎样。其实即使是招惹了，他也不会拿你怎样。虽则在灵魂深处藏着那比谁都要强的自尊，但来自生活的无奈早已教给他怎么办不是吗？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办，为了在这世上经济、平稳地活下去，就得让自己窝囊点。我们这些孩子一直不怕生病，独独怕随之而来的他。每当我们那自作多情的父母面色凝重地对视，我们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汉友要来了。有时没有病，即使只是撞见，我们也会在撞见的那一瞬全身发僵，不敢呼吸。我们全身心地沉浸在恐惧中，像是羊明白了自己大限将至。作为上天派来杀害我们的人，汉友总是当着我们的面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
摁开搭扣，揭开因曝晒和雨水浸润而变得扭曲的医药箱的盖子，从中寻出针头和注射液，将液体吸入针筒，而后弹弹，使眼泪般的液体从针尖冒出来。而我们的父母像屠宰者的助手，紧按住我们，好让他高举起长长的针尖，扎进我们的臀部。直至扎中骨面。拔针带来的痛苦不亚于进针。事了时，他总是将一小团棉花丢向我们僵硬的屁股。
“在啊。”腰折背驼的连玉艰难地朝自己家望了望。
“在就好，他今天不出去？”我的祖父说。
“出去做什么？”
这时，天色阴冷，一天还没开始仿佛就结束了。到处都湿透了，路面、地衣和通往菜地的青石板、枝杈、枝杈上的关节以及处于阮家堰北侧约三十米的低矮坟山，全都湿透了，让人感到格外消沉、遭孽。坟山葬着我们这个姓所有死去的人，无论多穷的人死去后，都会获得一块不输给祖先的漆黑的墓碑，直到它被岁月消耗，变成一块灰白色的石板，字迹难辨。“有时他们整夜整夜地在开会。”在去湾里借用像篦子这样的必需品时，连玉会这样向我们这个姓的女眷倾诉。她的话是值得信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这个姓的人不学、傲慢而好辩。“你这里比咱们那里要冷好多啊，咱们那靠着大山，好歹挡住了风，你这里没什么挡的。”我的祖父这样向连玉描述他仿佛是首次到访的阮家堰。言罢，他来到那蒙了层油纸的窗户前，透过漏洞，猥琐地看向室内。汉友低头坐在床沿，双手端着一本页面发黄的医书看。不时地，他舔一下手指，翻动书页。一张缺了一条腿的课桌贴着墙立着，有一尊绘有两朵粉色牡丹花的瓷壶。和那些就着壶嘴仰头痛饮的粗鲁人不同，汉友总是将壶内的水倒进碗内，端起来慢慢地喝。每当汉友要在页边做些批注时，总会捡起那支失去笔帽的钢笔，连甩四五下直至甩出水来。桌上尚有由村委会发放可安两节电池供医生夜行用的手电筒（那电珠是我们最想从大人那里盗取的器物，我们用导线将之与电池连接起来，使之发光）、几朵干枯的金银花、早已发霉的一根香烟以及一瓶碘酒。黑色的医药箱放在潮湿的地面。我那带着一死了之决心的祖父还在这个上午看到这些人间的证物： 挂在堂屋墙上的秤、锯子、草帽及发黑的斗笠；
房梁上由蜘蛛拉成的丝网；
只盖住箩筐筐底的一层干瘪的稻谷。另一只箩筐漏了一只角，用干草堵塞着；
墙上贴的两位愿为明主执鞭坠镫的伟大人物：秦叔宝和尉迟恭。以及一张奖状；
墙角生的能刮下来当火药的白硝；
倚在墙上的虾捞子；
高悬于堂屋最上让小孩和老鼠望尘莫及的一块留给过年用的拳头大的腊肉；
餐桌上放着的煤油灯和用来保存热食的腰筒；
由我的伯公制作的灯笼一只（伯公为我们这个姓的每个小孩都制造了一只灯笼并赠红烛一支，他的慈悲也泽及到阮家堰）；
等等。
还有，根据那阴冷沉重的臊气能想象到卧房门背的尿桶尚未担走。我的祖父没有惊动自修的医生，转过身来，看着门前翻倒的两只小凳子。它们分别刻了名字，是汉友的两个孩子在宣示对它们的所有权。“你坐喔。”连玉说。得到这样的授权，我的祖父拣取其中一只，用手抹抹，到檐廊最边上坐下。那地方还有鸡爪刨出的痕迹，但是至少有两年没有鸡了。祖父做事总是这样，让人不明白他做的名义。有一年他在耕田，忽然弃了牛，一身泥浆地走向小学，透过窗户一间间地看，老师问他他只做不知。回家吃饭时，等一家人到齐了，他才说：“我看来看去，还是要算我们家老柱长得最为好看。”现如今他就这样面朝着墙、背对菜地，在人家屋檐下笔直坐着。右手不时在裤兜内探索。等到他确信连玉已经在专心驱赶其中一头可能是邻居家的猪，才将那包裹着小半块鸭的油纸袋从裤兜掏出来。他缓慢、审慎、仔细地啃着手中的鸭肉，有时是撕扯。不曾漏过一个细节。有一小块掉在地上，它小得接近是肉泥，然而他还是伸出食指，将它粘起来，瞧瞧，吃掉了。这是从一只板鸭身上切下来的，有四分之一那么大，昨晚上焯熟过两遍，今早又煮了两个钟头。他一刻也不停止地吃。甚至可以说为了故意吃慢点，他克服了很大的心焦。吃的时候，他的小臂一直在颤抖。一捆细柴掉在泥地的声音惊动了祖父。他试图将鸭肉包回油纸袋并塞进裤兜，已经来不及了。他侧首，看见连玉去抱那捆打湿的柴薪。她的灵魂一点也不羡慕这块鸭肉，然而眼睛却一直盯着，死死盯着。即使是在这弯腰的过程中。为了抚慰她的痛苦，祖父找了些闲话。“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要活。”祖父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啊呀，平生最难吃的就是猪婆肉了，难嚼得要死，再也不能吃了，自打八二年吃过一回，我就再也没吃，就是放酱油也没吃头。”他眼前的女人连走也走不动了，直到她找到一句稳当的话来：
“要吃在哪里不能吃，非要在我门前吃。”
我的祖父面红耳赤，他听见那女人对着悠悠然走远的黑猪继续说：“吃到我门前了。”要过好一会儿，他才能从这羞愧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因为虑及一种可怕的结局，他像是被什么攫住，突然呼吸不过来。他扶着墙，喘息着说：“我感到口渴，这会儿特别口渴，我怕是要渴死了，你快些救我，连玉。”
“水缸有的是水，任凭你喝，喝多少都没关系。”连玉说。
于是我那大汗淋漓同时脸色蜡白的祖父迈入灶间，抓起铁瓢，舀了一大瓢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他这么喝的时候，眼睛睁大，看着水里晃动的光影。真他娘的干净、清凉，真他娘的甜洌，他这样痛痛快快地喝了一瓢又一瓢，直到感觉体内的毒素被稀释了个干净。“喝饱了，”他说，“铁瓢沿都要把我的嘴角割出血了。”
连玉并不理他，她需要想办法弄出一家的午餐。“有时候我真想做鬼，真想做鬼唉。”她隔着墙，对那在阴暗光线下看书的丈夫说。我的祖父重回到屋檐下，权衡了好一会儿，抖抖衣袖，继续去啃那已然不多的鸭肉。肥而不腻哉。这回是沉重的吞吸声惊动他。先是一个人在吞痰，接着另一个在吞。像是在各自咽下一块石头。汉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本立，一个叫道生，穿着他们父亲缝有大块补丁的衣裳，提着冒着残烟的火笼，站在屋前。他们在河坝上掘了一个洞穴，试图烧出炭来，然而一无所获。多年后我在北京看见道生，作为雇佣的保安，他穿着带毛领的藏青色棉服，在我们小区待了三个月。他总是低首看手机，灵魂被手机深深控制住了。春节过后业主们归来时，他消失了。他的兄长没上完小学便死了，有一日汉友回家，在路边的泉水那里看见他的尸体。是溺死的。水有半尺深，水面的薄冰一碰就碎，人趴在结霜的地上。太渴了太渴了爸爸我太渴了，在将他的尸体翻过来后，汉友仿佛看见他还在说。现在，他们就像我祖父在荒野上遇见的两匹狼，流着尺余长的口水，完全凭原始的情感，盯着他们母亲曾死死盯住只应在梦境出现的禽肉。祖父将它塞回裤兜，他们便将视线抬起来望我祖父。“这个只准我吃啊，你们不能吃。”祖父说。接着又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你们吃不得，懂吗，吃不得。”然而这阻挡不了他们的步步近逼。
“过去，过去。”祖父一边移动身体，一边去掸他们。然而他们还是抓住我的祖父，是的，抓住。说逮捕也可以。祖父将鸭腿举向空中，像举火炬，他们各自抱住祖父的一边大腿，下嘴，啃起来。你不给我吃鸭子的肉我就吃你的肉，我想这是他们的态度。祖父捺着他们仰起的脸，一个个地捺，捺了很久，方将他们捺下去。可这并不算完。他们一言不发，跳下檐廊，在雨地寻来寻去。先是捡了块石头，嫌小，又捡了一块大的，有半块砖那么大，举着就朝祖父走来，离了三四米远，扔过来。一人扔完，另一人接着扔。我的祖父跳起来。这时，汉友恰好出来，他找准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一巴掌扇去。好像山那边都有回响。孩子陀螺一样转了半圈，鼻血飞溅。汉友说：“不是你的东西，你想它干什么。”他的另一个孩子吓得魂飞魄散，不住地点头。然后汉友转过身来，和和气气地说：“三爷您来做什么？”
“不做什么。”祖父说。
汉友看了会儿雨，咬紧腮帮，捡起药箱子就要走进雨里。祖父看起来有些焦急，说：“你这是要出门吗？”
“是啊，去燕窝周家。”汉友说。
“非得去吗？”
“非得去，还是要打一针。”
“几时回呢？” “说不清楚。”
“不去不行吗，下了雨。”
“非得去。”
“那是得去。”我的祖父细声应和，然后像条狗一样跟上这位乡村医生。路上，他询问对方拿到乡村医生证书没有，汉友说拿到了，全县一共一百五十五人拿到。祖父试图解释自己来阮家堰的缘由。只是，只是，只是，他变得口齿不利。“就别说了三爷，有什么好说的，我求您别说了。”汉友说。行至岔口时，已能闻到湾里人家烧树根的气味，祖父找不到随行的理由，不得不作别。汉友还要往东走一里多，过木桥，上坡，再南行一里左右，才能到达燕窝周家。他脚蹬草鞋，头戴斗笠，肩披蓑衣，一只手紧抓着黑色箱子的皮带，身体前倾，在细雨中疾行。仿佛是因为省却了要和祖父说话的义务，他走得极为专注，不一会儿就走到坝上，身影像是古代的一名刺客。
祖父一边张望，一边感喟：毕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不是坐视不管的人。回家后，祖父早早偃卧在床，掖好被子，静等那人人都要碰见的熟人（等候他的召唤）。在这悲伤的过程中，他命令我的祖母换上来一床塞了新棉的被子。次日清晨，他将剩余四分之三的板鸭煮熟，看看时间差不多，来到阮家堰外的那条马路，在路边蹲下，将鸭肉默默吃完，而后原地休息两个钟头，方返家。
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就会看见我们家二层楼上——那可是我们村第一幢两层楼房，青砖筑成——挂着一排傲人的板鸭。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栽下长长的脖子，那通体明亮的黄色像是涂刷而成，实则是油走皮下分泌出来，明晃晃的油就像细密的汗珠从皮下分泌出来，泛着淫荡的光。祖父夜以继日地制作它们。先是用开水浸泡拔毛，接着放血、掏干内脏，接着抹盐，接着用篾条撑开鸭子的腹腔。鸭子一直微闭着眼。祖父想到它们排着队回家那摇摇摆摆、憨态可掬的模样，想到将它们养育大的辛苦历程，禁不住潸然泪下。一个下午啊，全部死了。
雨停时——也许应该叫雨歇——我那顶职的父亲从十七公里外的横港药店归来。他看到祖父蹲在门前独享板鸭，怒气冲天，将载重自行车朝地上一掼，伸出手就骂：“傻东西，还吃，是要把自己吃死吗！”
“怎么可能吃死呢？我把内脏都剔除干净了。”
“那毒药早已随血液去了鸭子全身，去了肌肉和皮肤那里，连毛都有毒，懂吗？你怎么这么糊涂，不只停留在内脏你都不知道吗？”父亲说。
“主要还不是在内脏，其他地方有也不多，毒不死人。”
“毒死就迟了，你这个傻东西，我还没见过比你更傻的傻东西，你一个人傻也就罢了，莫把那些孩子也给带傻了，鸭子都毒得死，毒不死人？剩下的都在哪里？”
我的父亲一脚踹开大门，大踏步走进家，跃上楼梯，不一会儿楼板传来焦躁的脚步声。按照他的心意，他要找到这些鸭子，一只只扔下来，全部焚化。我的祖父眼噙泪花，慢腾腾跟进来，说：“我吃的时候也是慢慢吃，先吃一小块，一天吃一小块，人没有事就再多吃一点，循序渐进地吃。一开始吃的时候，我还去汉友那里，我要是出事，汉友还不开药救我？”
“汉友那点儿技术能救你？要洗胃的你知道吗？”父亲说。
祖父只能跟祖母说：“你看我还不是没死，再说吃死了也是我的事。我吃死自己还不行吗。”
“行，一万个行。”我的祖母说。然后这个小脚女人在楼下一路追着她那震怒的儿子的脚步，不停问：“松啊松啊，你中午要吃什么？”
二
祖父用了很多语言、很多种方式来形容他在连玉门前自觉要死的那一瞬，然而并没有形容清楚。或许是他形容之时，我年龄尚小，对他的话还无法理解。多年过去后，在我三十三岁时，死亡侵蚀我身，我开始体验到当初祖父所拥有的恐惧：就像是被鬼那龌龊的长手给狠狠摸了一把（鬼爪里隐含着墨绿色的发潮的污垢）。电光石火间，闪电间，人突然离开自己所惯于活动的世界，来到一处真空（或者说一处乳白色、不曾摆放任何器皿与家具、没有任何边线、令人压抑的房间），独自面对下一秒就将死亡（至少是昏厥）的事实。灵魂和肉身被紧紧箍住，人动弹不得，连战栗这样可以舒缓恐慌情绪或者说转移视线的动作都不曾有。适才还在的友人、同道以及同为人类的生人，一下变得遥远而模糊，潮水一般撤离你的视野。带着他们惊恐的神情。谁也救不了你啊，你感到羞耻和痛苦，没有一个人能救你。也许妈妈可以，可妈妈在万里之外的天空下，正浑然不知地骑着车。
我一般待在原地，等这要命的时刻过去，等自己喘过气来。我很难向那还在做着手头事情的周围人解释：“我刚从另一个空间归来。”他们中，五个人会有一个人，会指出我的脸色极为苍白。
三
“是阿乙吗？”在帝京下雪前，我接到这样一个电话，这是对方第二次打电话来。第一次约在三个月前，当时我很吃惊他为何会致电于我，这可是我们人生第一次通电话呢。当时，对他的暗示，我给予清晰的答复，当然我说的也是事实：我已有两年未上班，而且一直病着。这样啊，我听见他的长叹。然后他安慰我颇多。
“我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还将我的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真的是很感谢呢。”他接着说，“这样，是这样，自从上次打电话后，啊，是这样，真是巧啊，你说巧不巧，我们竟然在杭州遇见了，我当时正好要回到超市去取小票，这不就在人行横道上遇见你，还是你将我认出来，我很感激你的善意，你竟然还记得我。是这样，嗯，要怎么说呢，你的病现在怎样了，上次听你说似乎还不太明朗，医生现在怎么说，是这样啊，那还是要注意休养，休养好了才有身体，话说身体才是人唯一的本钱。你看病一定花了不少钱，现在看病简直是朝贪吃的巨兽嘴里投食，投一分折一分，投十分折十分，有多少家业都折得完。是这样的，你可要保重身体啊。嗯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要是你不同意呢，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是这样的。是这样，好治吗？”
忽然，他仿佛战胜不了自己，挂掉电话。
四
我站在河边。河坝宽约一米，长着稀疏的绿草和一些油亮的地衣，中有一条光秃的小径，雨水自上边不停歇地淌下来。雨水来得急而痛快，雨丝泛着光芒在眼前密集地下。我想起斯拉夫尼科娃对其的形容：就像纷纷落网的小鱼。远处，田地间有一块黄绿色的池塘（颜色浑浊而黏稠），荷叶漂浮于上，雨点在水面打出一盏盏令人恍惚的水花。朝北望，老家那儿，原本有人烟处，如今只剩破瓦断垣，包括我祖父兴建的二层楼房。失踪多年的疯子赤裸着脊背，在砖土间专注地翻拣。野兔般大的耗子窜来窜去。往西北方向望去，就是我们这个姓的坟山，黛色的云朵飘移于山顶，松树和竹林淋得湿漉漉的，繁华似乎才刚刚开始。 一位戴斗笠并穿藏青色褂子的汉子向阮家堰方向行来，路过我时，并未抬头，说：“你回来了啊？”
“是啊。”我说。
“你是政加爷的孙子吧，听声气一点也听不出来。”
“是啊，我是政加的孙子。”
对话并未减缓他步行的速度。顷刻间，他已甩离我十几米远。我以为他要过桥（起先，在十米宽的河床间建的是木桥，被洪水冲毁后全村集资建了混凝土桥，旋又被毁。如今在歪斜的桥墩上随便搭着钢筋外露的预制板），可是望去时，人已消失。我坐在湿草上，继续望那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是井底的故乡，直到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老细哥，我的堂兄，一位前中学教师，叼着一根狗尾草，趿拉着布鞋，没穿袜子，沿河坝走来，裤脚沾满黄泥，裤子被淋得透湿，肩上披着他因癌症死去的父亲遗留的过气的西服。“是老柱呗？”他探下手来摸我，眼里射出亲热的光芒。“几多时没有看见你哦，有好多时，你怎么胖成这样呢？比我以先见到的你不晓得胖多少，哎呀，你怎么胖成这样呢？”他接着说。
他的吃惊我见过一千遍。这样的惊诧掺杂着百分之五十的真诚，另百分之五十是水。对类似问题我回答过一千遍。我从精神上感到疲累，倒不是因为腻味了，而是自觉被一种沉重的负担压迫着，因为一旦解释起来就无休无止。有时，在解释前，因为想到整个过程的艰苦，我还会深呼吸一番。
——是因为吃激素啊（先是吃泼尼松片，后见无效，改吃甲泼尼龙片）。
——为何吃激素啊。
——是因为得了一种免疫系统的怪病。
——啊，这是什么病。
——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直到2010年，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才宣布它诞生。好像是一家英国的杂志。
——病叫什么。
——igG4。
——怎么写。
——igG4。
——那它有什么症状呢。
——对全身各个脏器都有影响，多数人表现在胰腺出问题，我的是肺受累。
——肺怎样了。
——切下拇指大一块出来化验，灰白灰白的，弥漫性病变，密密麻麻的。
——这样啊。
——是啊。
我总是努力回答对方的疑问。我曾见一人，三度询我为何胖了，我也三度告知。今日，我照例回答老细哥，然而不知为何，鼻子猛然一酸，像是刚吃了芥末。幸而我们是相背着坐。“还是跟小田吗，北京的那个。”他说。
“不是。”
“听说你找了个外国女友。”
“你听谁说的。”
“是不是有这回事。”
“早分了。”
然后他说见到我真是开心之至，这些年他跟那些老人家根本就没法交谈。“就像两个物种，你懂吗，老柱。”他说。他说话特别是在陈述一件事时，在结尾处，总会发出一声“嗐”的感慨，辅之以挥臂的动作。这是他在给自己打气，给自己一些支持。里边既有骄傲，又有忸怩，说是自负，也有些虚弱。话说老细哥可是我们这个姓里最热情的青年，总是双手插在裤兜，腋下夹一根教鞭，仰着胸脯，走向他要去的地方。他在这个雨天，在河边，跟我讲他见到的仙女，说她就是从我们这小小的盆地飞过去，很低很低，像野雉那么低，都能看见在风的吹动下猎猎作响的水绿色的裙袍，上边沾了不少尘垢，料子也很旧。女子有如落群之雁，左手向天空探去，右手伸在尾后，独自飞行，因为想到顷刻就要回到那仪仗华美的群体中，禁不住起了笑靥，仿佛已和她们在一起嬉闹呢。“就是这会儿，她注意到我，就像我坏了她的风景，好恶，瞟了我一眼，整张脸就挂了下来。”老细哥说。
“鼻翼边长了颗大痣，牙齿像是吃了烟，有些黄。”他接着遗憾地说。然后他唱了几句Beyond的歌。我没有向他讲一名赌徒的故事：赌徒打电话来分明是要借钱，却始终羞于启齿。雨真热啊，像尿一样热，老细哥一边感喟一边沉沉睡去。对我那些需要接应的话，起初每一句他都应以一个“嗯”字，后来好几句了，才应一下，最后声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细微的鼾声。我心中升起一股类似母爱的慈悲，想给他再盖件衣裳，又怕惊扰他的好梦。他正靠着我的背熟睡呢。于是我也睡了。我醒来是因为后背空了。老细哥已然不见，河坝上遗留他到来和离去的履痕。我想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吧。2010年10月，他搭乘便车死于车祸。他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的颈部已折弯，目眦尽裂，头发上指，像是极愤怒的样子，舌头也被门牙钉穿，整个人就像一只惊悚的被拗断的关节人偶或者在田间垂首的稻草人。
（选自《芒种》2016年第6期）
在距离自己过世还有十四年的那个早上，辰时，我的祖父穿着雨靴，从我们这个姓世居的湾里来到一里外的阮家堰。“来了啊三爷，进屋里坐。”医生汉友那腰折背驼的妻子连玉，看着停在路口的我的祖父说。毛毛细雨漂刮在他身上，一头白色的瘦猪和一头黑色的同样瘦的猪在门前菜地反复拱着，它们的皮松松垮垮，身上的软毛被雨水冲洗成一绺绺。“反正该扯的菜都扯完了。”连玉只是在冷淡地陈述一个事实。连玉的头发细、稀且黄，眼窝通红，常年要搽眼膏，皮肤有银屑病，脖子后隆起一块馒头大的肿瘤。这样的人不像是我们这个姓的种。有时我们这些小孩聚集时，总有一人站出来严肃地重申：“这个女人只是汉友医生的一具标本啊。”这是对异乡来的小学教师的模仿。
“汉友在屋不？”祖父问。
对我们来说，阮这个姓罕见而遥远，到今天我们看见它，仍然只会想到民国那位说过“人言可畏”的影星以及越南人。然而在距我们村庄一里处，就有这么一块地方叫阮家堰。起名遵循的是通例，和张家坝、何家畈、范家铺一样。我推测是严重的饥馑使之绝户。也就是说人死绝了，徒然留下一个地名。不会是因为战乱，战争不会深入到这里，这里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一度我以为，从行政规划上说，湾里是世界尽头——先是有一个地球，接着有洲、国，国之南端有对着首都延颈长叹的外省人，省之僻远处有市，市下有县，县之僻远处有乡，去乡政府最远处有村，去村委会最远处又有村民小组，湾里就隶属于这第六村民小组（少见行客过此，偶有摇拨浪鼓的贩子汉来，也不过是来觅取蝇利）——但在我的记忆循着祖父迟疑的步伐来到阮家堰，我才猛醒，走湾里还是有地方可下的。汉友和他的妻子连玉是被放逐到此地的，因为他是入赘到我们这个姓来的。所谓赘，多余也。赘婿，如人疣赘，是剩余物也。除开派出所和卫生局负责登记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这种不知道完全是因为漠然。他应该出生在几十里地内，然而也没人想知道他究竟来自哪里。他得到我们这个姓最难打发出去的女人。河水流经阮家堰，河水之南，有一村落唤作文甫（疑为文府），文甫也将一户人家放逐过来。还有一户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总之，他们三家比邻，一字排开，建造出同样规模同样贫寒也同样傲气的房屋（那淡黄色的土屋背对我们九源乡，面朝另一个乡的荒山），相互接济着生活在阮家堰。还有可能，阮家堰的“阮”字是记载错误，可能是袁。但袁姓说起来也遥远，虽然共一个县，使用的却是不同的方言。
汉友是我们这些孩子十几年的噩梦。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均已成人，有的年过四十，撞见即使是雪鬓霜毛、龙钟潦倒的他，仍会为之胆颤心惊。他的脸色白而黄，像鼓皮紧闷着。身上有股牲畜的味道。在那张四方脸上，眉骨高耸，鼻梁尖而挺，下巴颏儿留着一圈青色的胡楂儿。他很少用眼神去表达什么，嘴唇长年紧扣，来到我们湾里，仍须有人引路，他不愿或者说拒绝记忆谁家在哪里、谁家不在哪里，以报复这个村子对他的疏远。有一次，我们这个姓的一位长者站在稻田中央，挥舞着镰刀问他：“你为什么要替别的乡的人看病呢？”汉友停住于原地，明显是经过了思考和掂量，说：“你的意思是你要照顾我一天的吃喝？”他完全可以说“唉，您瞧景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过去他就是这么说的，但在这一天他不知怎么就泄露了自己的怒气。像是被银枪的枪尖顶住咽喉，长者眼睁睁看着他走回阮家堰。天下头号千古逆贼，长者回到湾里后给他下了结论，罪不容诛。更多时，汉友像是我们口中传说的野兽，只要不去惹他，就不会拿你怎样。其实即使是招惹了，他也不会拿你怎样。虽则在灵魂深处藏着那比谁都要强的自尊，但来自生活的无奈早已教给他怎么办不是吗？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办，为了在这世上经济、平稳地活下去，就得让自己窝囊点。我们这些孩子一直不怕生病，独独怕随之而来的他。每当我们那自作多情的父母面色凝重地对视，我们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汉友要来了。有时没有病，即使只是撞见，我们也会在撞见的那一瞬全身发僵，不敢呼吸。我们全身心地沉浸在恐惧中，像是羊明白了自己大限将至。作为上天派来杀害我们的人，汉友总是当着我们的面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
摁开搭扣，揭开因曝晒和雨水浸润而变得扭曲的医药箱的盖子，从中寻出针头和注射液，将液体吸入针筒，而后弹弹，使眼泪般的液体从针尖冒出来。而我们的父母像屠宰者的助手，紧按住我们，好让他高举起长长的针尖，扎进我们的臀部。直至扎中骨面。拔针带来的痛苦不亚于进针。事了时，他总是将一小团棉花丢向我们僵硬的屁股。
“在啊。”腰折背驼的连玉艰难地朝自己家望了望。
“在就好，他今天不出去？”我的祖父说。
“出去做什么？”
这时，天色阴冷，一天还没开始仿佛就结束了。到处都湿透了，路面、地衣和通往菜地的青石板、枝杈、枝杈上的关节以及处于阮家堰北侧约三十米的低矮坟山，全都湿透了，让人感到格外消沉、遭孽。坟山葬着我们这个姓所有死去的人，无论多穷的人死去后，都会获得一块不输给祖先的漆黑的墓碑，直到它被岁月消耗，变成一块灰白色的石板，字迹难辨。“有时他们整夜整夜地在开会。”在去湾里借用像篦子这样的必需品时，连玉会这样向我们这个姓的女眷倾诉。她的话是值得信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这个姓的人不学、傲慢而好辩。“你这里比咱们那里要冷好多啊，咱们那靠着大山，好歹挡住了风，你这里没什么挡的。”我的祖父这样向连玉描述他仿佛是首次到访的阮家堰。言罢，他来到那蒙了层油纸的窗户前，透过漏洞，猥琐地看向室内。汉友低头坐在床沿，双手端着一本页面发黄的医书看。不时地，他舔一下手指，翻动书页。一张缺了一条腿的课桌贴着墙立着，有一尊绘有两朵粉色牡丹花的瓷壶。和那些就着壶嘴仰头痛饮的粗鲁人不同，汉友总是将壶内的水倒进碗内，端起来慢慢地喝。每当汉友要在页边做些批注时，总会捡起那支失去笔帽的钢笔，连甩四五下直至甩出水来。桌上尚有由村委会发放可安两节电池供医生夜行用的手电筒（那电珠是我们最想从大人那里盗取的器物，我们用导线将之与电池连接起来，使之发光）、几朵干枯的金银花、早已发霉的一根香烟以及一瓶碘酒。黑色的医药箱放在潮湿的地面。我那带着一死了之决心的祖父还在这个上午看到这些人间的证物： 挂在堂屋墙上的秤、锯子、草帽及发黑的斗笠；
房梁上由蜘蛛拉成的丝网；
只盖住箩筐筐底的一层干瘪的稻谷。另一只箩筐漏了一只角，用干草堵塞着；
墙上贴的两位愿为明主执鞭坠镫的伟大人物：秦叔宝和尉迟恭。以及一张奖状；
墙角生的能刮下来当火药的白硝；
倚在墙上的虾捞子；
高悬于堂屋最上让小孩和老鼠望尘莫及的一块留给过年用的拳头大的腊肉；
餐桌上放着的煤油灯和用来保存热食的腰筒；
由我的伯公制作的灯笼一只（伯公为我们这个姓的每个小孩都制造了一只灯笼并赠红烛一支，他的慈悲也泽及到阮家堰）；
等等。
还有，根据那阴冷沉重的臊气能想象到卧房门背的尿桶尚未担走。我的祖父没有惊动自修的医生，转过身来，看着门前翻倒的两只小凳子。它们分别刻了名字，是汉友的两个孩子在宣示对它们的所有权。“你坐喔。”连玉说。得到这样的授权，我的祖父拣取其中一只，用手抹抹，到檐廊最边上坐下。那地方还有鸡爪刨出的痕迹，但是至少有两年没有鸡了。祖父做事总是这样，让人不明白他做的名义。有一年他在耕田，忽然弃了牛，一身泥浆地走向小学，透过窗户一间间地看，老师问他他只做不知。回家吃饭时，等一家人到齐了，他才说：“我看来看去，还是要算我们家老柱长得最为好看。”现如今他就这样面朝着墙、背对菜地，在人家屋檐下笔直坐着。右手不时在裤兜内探索。等到他确信连玉已经在专心驱赶其中一头可能是邻居家的猪，才将那包裹着小半块鸭的油纸袋从裤兜掏出来。他缓慢、审慎、仔细地啃着手中的鸭肉，有时是撕扯。不曾漏过一个细节。有一小块掉在地上，它小得接近是肉泥，然而他还是伸出食指，将它粘起来，瞧瞧，吃掉了。这是从一只板鸭身上切下来的，有四分之一那么大，昨晚上焯熟过两遍，今早又煮了两个钟头。他一刻也不停止地吃。甚至可以说为了故意吃慢点，他克服了很大的心焦。吃的时候，他的小臂一直在颤抖。一捆细柴掉在泥地的声音惊动了祖父。他试图将鸭肉包回油纸袋并塞进裤兜，已经来不及了。他侧首，看见连玉去抱那捆打湿的柴薪。她的灵魂一点也不羡慕这块鸭肉，然而眼睛却一直盯着，死死盯着。即使是在这弯腰的过程中。为了抚慰她的痛苦，祖父找了些闲话。“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要活。”祖父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啊呀，平生最难吃的就是猪婆肉了，难嚼得要死，再也不能吃了，自打八二年吃过一回，我就再也没吃，就是放酱油也没吃头。”他眼前的女人连走也走不动了，直到她找到一句稳当的话来：
“要吃在哪里不能吃，非要在我门前吃。”
我的祖父面红耳赤，他听见那女人对着悠悠然走远的黑猪继续说：“吃到我门前了。”要过好一会儿，他才能从这羞愧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因为虑及一种可怕的结局，他像是被什么攫住，突然呼吸不过来。他扶着墙，喘息着说：“我感到口渴，这会儿特别口渴，我怕是要渴死了，你快些救我，连玉。”
“水缸有的是水，任凭你喝，喝多少都没关系。”连玉说。
于是我那大汗淋漓同时脸色蜡白的祖父迈入灶间，抓起铁瓢，舀了一大瓢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他这么喝的时候，眼睛睁大，看着水里晃动的光影。真他娘的干净、清凉，真他娘的甜洌，他这样痛痛快快地喝了一瓢又一瓢，直到感觉体内的毒素被稀释了个干净。“喝饱了，”他说，“铁瓢沿都要把我的嘴角割出血了。”
连玉并不理他，她需要想办法弄出一家的午餐。“有时候我真想做鬼，真想做鬼唉。”她隔着墙，对那在阴暗光线下看书的丈夫说。我的祖父重回到屋檐下，权衡了好一会儿，抖抖衣袖，继续去啃那已然不多的鸭肉。肥而不腻哉。这回是沉重的吞吸声惊动他。先是一个人在吞痰，接着另一个在吞。像是在各自咽下一块石头。汉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本立，一个叫道生，穿着他们父亲缝有大块补丁的衣裳，提着冒着残烟的火笼，站在屋前。他们在河坝上掘了一个洞穴，试图烧出炭来，然而一无所获。多年后我在北京看见道生，作为雇佣的保安，他穿着带毛领的藏青色棉服，在我们小区待了三个月。他总是低首看手机，灵魂被手机深深控制住了。春节过后业主们归来时，他消失了。他的兄长没上完小学便死了，有一日汉友回家，在路边的泉水那里看见他的尸体。是溺死的。水有半尺深，水面的薄冰一碰就碎，人趴在结霜的地上。太渴了太渴了爸爸我太渴了，在将他的尸体翻过来后，汉友仿佛看见他还在说。现在，他们就像我祖父在荒野上遇见的两匹狼，流着尺余长的口水，完全凭原始的情感，盯着他们母亲曾死死盯住只应在梦境出现的禽肉。祖父将它塞回裤兜，他们便将视线抬起来望我祖父。“这个只准我吃啊，你们不能吃。”祖父说。接着又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你们吃不得，懂吗，吃不得。”然而这阻挡不了他们的步步近逼。
“过去，过去。”祖父一边移动身体，一边去掸他们。然而他们还是抓住我的祖父，是的，抓住。说逮捕也可以。祖父将鸭腿举向空中，像举火炬，他们各自抱住祖父的一边大腿，下嘴，啃起来。你不给我吃鸭子的肉我就吃你的肉，我想这是他们的态度。祖父捺着他们仰起的脸，一个个地捺，捺了很久，方将他们捺下去。可这并不算完。他们一言不发，跳下檐廊，在雨地寻来寻去。先是捡了块石头，嫌小，又捡了一块大的，有半块砖那么大，举着就朝祖父走来，离了三四米远，扔过来。一人扔完，另一人接着扔。我的祖父跳起来。这时，汉友恰好出来，他找准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一巴掌扇去。好像山那边都有回响。孩子陀螺一样转了半圈，鼻血飞溅。汉友说：“不是你的东西，你想它干什么。”他的另一个孩子吓得魂飞魄散，不住地点头。然后汉友转过身来，和和气气地说：“三爷您来做什么？”
“不做什么。”祖父说。
汉友看了会儿雨，咬紧腮帮，捡起药箱子就要走进雨里。祖父看起来有些焦急，说：“你这是要出门吗？”
“是啊，去燕窝周家。”汉友说。
“非得去吗？”
“非得去，还是要打一针。”
“几时回呢？” “说不清楚。”
“不去不行吗，下了雨。”
“非得去。”
“那是得去。”我的祖父细声应和，然后像条狗一样跟上这位乡村医生。路上，他询问对方拿到乡村医生证书没有，汉友说拿到了，全县一共一百五十五人拿到。祖父试图解释自己来阮家堰的缘由。只是，只是，只是，他变得口齿不利。“就别说了三爷，有什么好说的，我求您别说了。”汉友说。行至岔口时，已能闻到湾里人家烧树根的气味，祖父找不到随行的理由，不得不作别。汉友还要往东走一里多，过木桥，上坡，再南行一里左右，才能到达燕窝周家。他脚蹬草鞋，头戴斗笠，肩披蓑衣，一只手紧抓着黑色箱子的皮带，身体前倾，在细雨中疾行。仿佛是因为省却了要和祖父说话的义务，他走得极为专注，不一会儿就走到坝上，身影像是古代的一名刺客。
祖父一边张望，一边感喟：毕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不是坐视不管的人。回家后，祖父早早偃卧在床，掖好被子，静等那人人都要碰见的熟人（等候他的召唤）。在这悲伤的过程中，他命令我的祖母换上来一床塞了新棉的被子。次日清晨，他将剩余四分之三的板鸭煮熟，看看时间差不多，来到阮家堰外的那条马路，在路边蹲下，将鸭肉默默吃完，而后原地休息两个钟头，方返家。
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就会看见我们家二层楼上——那可是我们村第一幢两层楼房，青砖筑成——挂着一排傲人的板鸭。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栽下长长的脖子，那通体明亮的黄色像是涂刷而成，实则是油走皮下分泌出来，明晃晃的油就像细密的汗珠从皮下分泌出来，泛着淫荡的光。祖父夜以继日地制作它们。先是用开水浸泡拔毛，接着放血、掏干内脏，接着抹盐，接着用篾条撑开鸭子的腹腔。鸭子一直微闭着眼。祖父想到它们排着队回家那摇摇摆摆、憨态可掬的模样，想到将它们养育大的辛苦历程，禁不住潸然泪下。一个下午啊，全部死了。
雨停时——也许应该叫雨歇——我那顶职的父亲从十七公里外的横港药店归来。他看到祖父蹲在门前独享板鸭，怒气冲天，将载重自行车朝地上一掼，伸出手就骂：“傻东西，还吃，是要把自己吃死吗！”
“怎么可能吃死呢？我把内脏都剔除干净了。”
“那毒药早已随血液去了鸭子全身，去了肌肉和皮肤那里，连毛都有毒，懂吗？你怎么这么糊涂，不只停留在内脏你都不知道吗？”父亲说。
“主要还不是在内脏，其他地方有也不多，毒不死人。”
“毒死就迟了，你这个傻东西，我还没见过比你更傻的傻东西，你一个人傻也就罢了，莫把那些孩子也给带傻了，鸭子都毒得死，毒不死人？剩下的都在哪里？”
我的父亲一脚踹开大门，大踏步走进家，跃上楼梯，不一会儿楼板传来焦躁的脚步声。按照他的心意，他要找到这些鸭子，一只只扔下来，全部焚化。我的祖父眼噙泪花，慢腾腾跟进来，说：“我吃的时候也是慢慢吃，先吃一小块，一天吃一小块，人没有事就再多吃一点，循序渐进地吃。一开始吃的时候，我还去汉友那里，我要是出事，汉友还不开药救我？”
“汉友那点儿技术能救你？要洗胃的你知道吗？”父亲说。
祖父只能跟祖母说：“你看我还不是没死，再说吃死了也是我的事。我吃死自己还不行吗。”
“行，一万个行。”我的祖母说。然后这个小脚女人在楼下一路追着她那震怒的儿子的脚步，不停问：“松啊松啊，你中午要吃什么？”
二
祖父用了很多语言、很多种方式来形容他在连玉门前自觉要死的那一瞬，然而并没有形容清楚。或许是他形容之时，我年龄尚小，对他的话还无法理解。多年过去后，在我三十三岁时，死亡侵蚀我身，我开始体验到当初祖父所拥有的恐惧：就像是被鬼那龌龊的长手给狠狠摸了一把（鬼爪里隐含着墨绿色的发潮的污垢）。电光石火间，闪电间，人突然离开自己所惯于活动的世界，来到一处真空（或者说一处乳白色、不曾摆放任何器皿与家具、没有任何边线、令人压抑的房间），独自面对下一秒就将死亡（至少是昏厥）的事实。灵魂和肉身被紧紧箍住，人动弹不得，连战栗这样可以舒缓恐慌情绪或者说转移视线的动作都不曾有。适才还在的友人、同道以及同为人类的生人，一下变得遥远而模糊，潮水一般撤离你的视野。带着他们惊恐的神情。谁也救不了你啊，你感到羞耻和痛苦，没有一个人能救你。也许妈妈可以，可妈妈在万里之外的天空下，正浑然不知地骑着车。
我一般待在原地，等这要命的时刻过去，等自己喘过气来。我很难向那还在做着手头事情的周围人解释：“我刚从另一个空间归来。”他们中，五个人会有一个人，会指出我的脸色极为苍白。
三
“是阿乙吗？”在帝京下雪前，我接到这样一个电话，这是对方第二次打电话来。第一次约在三个月前，当时我很吃惊他为何会致电于我，这可是我们人生第一次通电话呢。当时，对他的暗示，我给予清晰的答复，当然我说的也是事实：我已有两年未上班，而且一直病着。这样啊，我听见他的长叹。然后他安慰我颇多。
“我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还将我的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真的是很感谢呢。”他接着说，“这样，是这样，自从上次打电话后，啊，是这样，真是巧啊，你说巧不巧，我们竟然在杭州遇见了，我当时正好要回到超市去取小票，这不就在人行横道上遇见你，还是你将我认出来，我很感激你的善意，你竟然还记得我。是这样，嗯，要怎么说呢，你的病现在怎样了，上次听你说似乎还不太明朗，医生现在怎么说，是这样啊，那还是要注意休养，休养好了才有身体，话说身体才是人唯一的本钱。你看病一定花了不少钱，现在看病简直是朝贪吃的巨兽嘴里投食，投一分折一分，投十分折十分，有多少家业都折得完。是这样的，你可要保重身体啊。嗯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要是你不同意呢，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是这样的。是这样，好治吗？”
忽然，他仿佛战胜不了自己，挂掉电话。
四
我站在河边。河坝宽约一米，长着稀疏的绿草和一些油亮的地衣，中有一条光秃的小径，雨水自上边不停歇地淌下来。雨水来得急而痛快，雨丝泛着光芒在眼前密集地下。我想起斯拉夫尼科娃对其的形容：就像纷纷落网的小鱼。远处，田地间有一块黄绿色的池塘（颜色浑浊而黏稠），荷叶漂浮于上，雨点在水面打出一盏盏令人恍惚的水花。朝北望，老家那儿，原本有人烟处，如今只剩破瓦断垣，包括我祖父兴建的二层楼房。失踪多年的疯子赤裸着脊背，在砖土间专注地翻拣。野兔般大的耗子窜来窜去。往西北方向望去，就是我们这个姓的坟山，黛色的云朵飘移于山顶，松树和竹林淋得湿漉漉的，繁华似乎才刚刚开始。 一位戴斗笠并穿藏青色褂子的汉子向阮家堰方向行来，路过我时，并未抬头，说：“你回来了啊？”
“是啊。”我说。
“你是政加爷的孙子吧，听声气一点也听不出来。”
“是啊，我是政加的孙子。”
对话并未减缓他步行的速度。顷刻间，他已甩离我十几米远。我以为他要过桥（起先，在十米宽的河床间建的是木桥，被洪水冲毁后全村集资建了混凝土桥，旋又被毁。如今在歪斜的桥墩上随便搭着钢筋外露的预制板），可是望去时，人已消失。我坐在湿草上，继续望那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是井底的故乡，直到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老细哥，我的堂兄，一位前中学教师，叼着一根狗尾草，趿拉着布鞋，没穿袜子，沿河坝走来，裤脚沾满黄泥，裤子被淋得透湿，肩上披着他因癌症死去的父亲遗留的过气的西服。“是老柱呗？”他探下手来摸我，眼里射出亲热的光芒。“几多时没有看见你哦，有好多时，你怎么胖成这样呢？比我以先见到的你不晓得胖多少，哎呀，你怎么胖成这样呢？”他接着说。
他的吃惊我见过一千遍。这样的惊诧掺杂着百分之五十的真诚，另百分之五十是水。对类似问题我回答过一千遍。我从精神上感到疲累，倒不是因为腻味了，而是自觉被一种沉重的负担压迫着，因为一旦解释起来就无休无止。有时，在解释前，因为想到整个过程的艰苦，我还会深呼吸一番。
——是因为吃激素啊（先是吃泼尼松片，后见无效，改吃甲泼尼龙片）。
——为何吃激素啊。
——是因为得了一种免疫系统的怪病。
——啊，这是什么病。
——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直到2010年，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才宣布它诞生。好像是一家英国的杂志。
——病叫什么。
——igG4。
——怎么写。
——igG4。
——那它有什么症状呢。
——对全身各个脏器都有影响，多数人表现在胰腺出问题，我的是肺受累。
——肺怎样了。
——切下拇指大一块出来化验，灰白灰白的，弥漫性病变，密密麻麻的。
——这样啊。
——是啊。
我总是努力回答对方的疑问。我曾见一人，三度询我为何胖了，我也三度告知。今日，我照例回答老细哥，然而不知为何，鼻子猛然一酸，像是刚吃了芥末。幸而我们是相背着坐。“还是跟小田吗，北京的那个。”他说。
“不是。”
“听说你找了个外国女友。”
“你听谁说的。”
“是不是有这回事。”
“早分了。”
然后他说见到我真是开心之至，这些年他跟那些老人家根本就没法交谈。“就像两个物种，你懂吗，老柱。”他说。他说话特别是在陈述一件事时，在结尾处，总会发出一声“嗐”的感慨，辅之以挥臂的动作。这是他在给自己打气，给自己一些支持。里边既有骄傲，又有忸怩，说是自负，也有些虚弱。话说老细哥可是我们这个姓里最热情的青年，总是双手插在裤兜，腋下夹一根教鞭，仰着胸脯，走向他要去的地方。他在这个雨天，在河边，跟我讲他见到的仙女，说她就是从我们这小小的盆地飞过去，很低很低，像野雉那么低，都能看见在风的吹动下猎猎作响的水绿色的裙袍，上边沾了不少尘垢，料子也很旧。女子有如落群之雁，左手向天空探去，右手伸在尾后，独自飞行，因为想到顷刻就要回到那仪仗华美的群体中，禁不住起了笑靥，仿佛已和她们在一起嬉闹呢。“就是这会儿，她注意到我，就像我坏了她的风景，好恶，瞟了我一眼，整张脸就挂了下来。”老细哥说。
“鼻翼边长了颗大痣，牙齿像是吃了烟，有些黄。”他接着遗憾地说。然后他唱了几句Beyond的歌。我没有向他讲一名赌徒的故事：赌徒打电话来分明是要借钱，却始终羞于启齿。雨真热啊，像尿一样热，老细哥一边感喟一边沉沉睡去。对我那些需要接应的话，起初每一句他都应以一个“嗯”字，后来好几句了，才应一下，最后声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细微的鼾声。我心中升起一股类似母爱的慈悲，想给他再盖件衣裳，又怕惊扰他的好梦。他正靠着我的背熟睡呢。于是我也睡了。我醒来是因为后背空了。老细哥已然不见，河坝上遗留他到来和离去的履痕。我想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吧。2010年10月，他搭乘便车死于车祸。他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的颈部已折弯，目眦尽裂，头发上指，像是极愤怒的样子，舌头也被门牙钉穿，整个人就像一只惊悚的被拗断的关节人偶或者在田间垂首的稻草人。
（选自《芒种》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