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古往今来，画家成千，成大师者，寥若晨星。何谓大师？即能代表时代，学养深厚，画品高雅，作品有难度、深度和高度，风格独特而具有不可取代或重复性。如果此论成立并被社会认可的话，我认为黄独峰应该是大师。
1980年，我考上黄独峰先生的研究生，由于才疏学浅，对中国画的历史、现状了解不深，对中国画的修养和技法掌握不透，对黄独峰的技法、修养和特点、深度缺乏认识。黄独峰上世纪60年代从海外归来，工作在偏僻的广西，在国内的影响力和被认知度太低，所以他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与他的水平、贡献极不相符。以历史的眼光和角度来看，这是—个正常的不正常现象。
师从导师三十余年来，从对他的认识不深、理解不透，再经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提高，我对导师的认识从茫然到理解、尊重再到崇拜的长期转变过程，在中国美术界拨乱反正、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和地位的工作量是巨大的，需消耗的时间是漫长的，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更臻完善，这对于我辈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良知和责任。
黄独峰，1913年生于广东揭阳的一个较为殷实的家庭。他天资聪慧，酷爱书画，年少即拜乡里画师邝碧波学画，长进飞速，并在家乡一带名声渐隆。头脑清醒的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投师岭南派大师高剑父，与关山月、黎雄才等人“春睡画院”成为同窗。黄独峰曾对我等后学说过，他的老师关键技法还须保密，他是爬天窗“偷窥”导师作画，方知老师画枯枝的苍辣拙厚的效果并非出自毛笔所为，而是将树枝锤溶，以剩下的木枝纤维代笔方出效果。极具天赋、极其勤奋的黄独峰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掌握了老师的技法和技巧并名声大噪后，继续清醒的他又陷入了新的苦恼：以造型准确、色彩鲜亮为特色、大量吸取西画、日本画创作元素的“折中派”是否是自己的终极选择？是否是自己最钟爱的画法？能走多远？他毅然地作出了艺术人生中具有决定性、叛逆性的“逆袭”：走回并加厚中国传统功夫，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哪怕被不理解者们骂为“叛徒”。
黄独峰选择了学识高深、技通古今的“传统派”大师张大千，并在香港行了拜师礼。他如鱼得水、心窍透开而勇猛精进地开创了自己的道路，日臻上乘。就是这一改换门庭的“壮举”是他陷入了“身份证”认别的尴尬境地，“叛徒”和“血统论”使他陷于“岭南派”“大风堂”对他的若即若离，认又不认的局面，使他在“家谱”“史论”中时隐时现。这也是对他历史地位的认可被“边缘化”了。
不问政治，埋头作画的黄独峰在中国大陆解放后即浪迹印度尼西亚，还是从事他的老行当，写生、创作办画展，还招收学生。到60年代初因印尼政局变化而回到国内到广西艺术学院任教。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展拳脚，命运多舛的他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他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文革”后的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这期间他从美术系主任到副院长、到广西政协副主席，1980年招了第一届研究生，这个阶段的黄独峰身体好、心情好、笔墨好，写生勤奋、笔墨精熟、创作颇丰，这也是他的高峰期。
纵观黄独峰的作品，我以以下几个字来概括，即多、准、活、厚、艳、雅。“多”即是作品多，作画勤，笔头快，一幅山水写生十来分钟即已完稿。黄独峰以花鸟画名世，山水画也不遑多让，年轻时画了不少人物画。传统花鸟画家基本上一生只画梅、兰、竹、菊，最多再加上牡丹、荷花，像吴昌硕就从来不画鸟。而黄独峰几乎见什么画什么，画什么像什么，几乎想不起他未画过什么花鸟，还有什么他不能画的，甚至连龙虾、企鹅都成了他的笔下常见之物，而古人未画过的热带鱼，竞成了他的“专利”、“品牌”。
苏东坡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但我认为变形不等于画不准，八大山人是把形变得最好最美的。黄独峰青年时代在“岭南画派”练就了坚实的写生功夫，并养成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想写生、能写生的习惯。1981年冬天导师带我们来北京，天寒地冻的天气他独自一人跑到动物园画金鱼去了，快70岁的老人，画过成千上万的鱼，他照样乐此不疲，“执迷不悟”。所以他笔下的任何景物，随手拈来，千姿百态，任意挥洒，形神兼备，这是“准”的意思。
黄独峰作画前，右手执笔蘸墨色，左手指轻敲台面，凝思片刻，然后泼墨泼彩、勾皴点染，笔走龙蛇，一气呵成，真个是“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他从来不画草图、草稿，基本构思大局，随时生发调整，见招拆招、水来土掩，所以画面生意盎然，“活”是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厚”和“重”是连在一起的。黄独峰作画笔力很重，与他的功力、能力、体力有关，他一生都练太极拳，相传年轻时几个人难近他身。他还有一个作画习惯：需厚重处反复用枯笔皴擦，他所画的大幅松柏颇有代表性，力可扛鼎、气可干云。
“艳”常与“俗”相提并论，我不以为然。颜色本身没有艳俗之分，关键在于使用，就像武器本身没有对错，问题是谁使用，如何用。齐白石的大师地位不容置疑，但他却是用最艳的颜色用得最好的。黄独峰的花鸟画用色应该深受齐白石影响，基本上用原色、纯色，极少用复色。但他用墨很重，面积很大，能“镇”得色而得明艳亮丽、视觉冲击力强的效果，真正做到了墨色不碍、相辅相成、艳而不俗。
黄独峰走的是一条正路，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夫、坚实的造型能力、吸收西画有益元素，涉猎面广，而且有扎实的书法功底，我见他年届古稀还是经常坚持临帖的习惯，临得多的是孙过庭的《书谱》。我认为他画的“雅”不是靠在画上题不关痛痒、无病呻吟的诗文，而是用自身的胸怀、境界、功力、技巧等因素表达了画面所需要表达的意境而达到不须多言自高雅的境界。
以上的表述应该是肤浅和不全面的。唯一遗憾的是黄独峰未留下对他创作思想、教学思考形成体系的文字材料，是否他有意无意地把这门功课和作业留给我等后学之辈呢？特别是我，有幸作为他的第一届研究生，也作为广西艺术学院、漓江画派的带头羊，认真研究黄独峰先生对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贡献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年是导师黄独峰先生诞辰100周年，漫长的人生和短暂的历史，人将如何度过人生，走进历史？我在思考，也在请教导师。尊重、缅怀导师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辜负。
1980年，我考上黄独峰先生的研究生，由于才疏学浅，对中国画的历史、现状了解不深，对中国画的修养和技法掌握不透，对黄独峰的技法、修养和特点、深度缺乏认识。黄独峰上世纪60年代从海外归来，工作在偏僻的广西，在国内的影响力和被认知度太低，所以他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与他的水平、贡献极不相符。以历史的眼光和角度来看，这是—个正常的不正常现象。
师从导师三十余年来，从对他的认识不深、理解不透，再经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提高，我对导师的认识从茫然到理解、尊重再到崇拜的长期转变过程，在中国美术界拨乱反正、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和地位的工作量是巨大的，需消耗的时间是漫长的，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更臻完善，这对于我辈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良知和责任。
黄独峰，1913年生于广东揭阳的一个较为殷实的家庭。他天资聪慧，酷爱书画，年少即拜乡里画师邝碧波学画，长进飞速，并在家乡一带名声渐隆。头脑清醒的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投师岭南派大师高剑父，与关山月、黎雄才等人“春睡画院”成为同窗。黄独峰曾对我等后学说过，他的老师关键技法还须保密，他是爬天窗“偷窥”导师作画，方知老师画枯枝的苍辣拙厚的效果并非出自毛笔所为，而是将树枝锤溶，以剩下的木枝纤维代笔方出效果。极具天赋、极其勤奋的黄独峰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掌握了老师的技法和技巧并名声大噪后，继续清醒的他又陷入了新的苦恼：以造型准确、色彩鲜亮为特色、大量吸取西画、日本画创作元素的“折中派”是否是自己的终极选择？是否是自己最钟爱的画法？能走多远？他毅然地作出了艺术人生中具有决定性、叛逆性的“逆袭”：走回并加厚中国传统功夫，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哪怕被不理解者们骂为“叛徒”。
黄独峰选择了学识高深、技通古今的“传统派”大师张大千，并在香港行了拜师礼。他如鱼得水、心窍透开而勇猛精进地开创了自己的道路，日臻上乘。就是这一改换门庭的“壮举”是他陷入了“身份证”认别的尴尬境地，“叛徒”和“血统论”使他陷于“岭南派”“大风堂”对他的若即若离，认又不认的局面，使他在“家谱”“史论”中时隐时现。这也是对他历史地位的认可被“边缘化”了。
不问政治，埋头作画的黄独峰在中国大陆解放后即浪迹印度尼西亚，还是从事他的老行当，写生、创作办画展，还招收学生。到60年代初因印尼政局变化而回到国内到广西艺术学院任教。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展拳脚，命运多舛的他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他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文革”后的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这期间他从美术系主任到副院长、到广西政协副主席，1980年招了第一届研究生，这个阶段的黄独峰身体好、心情好、笔墨好，写生勤奋、笔墨精熟、创作颇丰，这也是他的高峰期。
纵观黄独峰的作品，我以以下几个字来概括，即多、准、活、厚、艳、雅。“多”即是作品多，作画勤，笔头快，一幅山水写生十来分钟即已完稿。黄独峰以花鸟画名世，山水画也不遑多让，年轻时画了不少人物画。传统花鸟画家基本上一生只画梅、兰、竹、菊，最多再加上牡丹、荷花，像吴昌硕就从来不画鸟。而黄独峰几乎见什么画什么，画什么像什么，几乎想不起他未画过什么花鸟，还有什么他不能画的，甚至连龙虾、企鹅都成了他的笔下常见之物，而古人未画过的热带鱼，竞成了他的“专利”、“品牌”。
苏东坡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但我认为变形不等于画不准，八大山人是把形变得最好最美的。黄独峰青年时代在“岭南画派”练就了坚实的写生功夫，并养成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想写生、能写生的习惯。1981年冬天导师带我们来北京，天寒地冻的天气他独自一人跑到动物园画金鱼去了，快70岁的老人，画过成千上万的鱼，他照样乐此不疲，“执迷不悟”。所以他笔下的任何景物，随手拈来，千姿百态，任意挥洒，形神兼备，这是“准”的意思。
黄独峰作画前，右手执笔蘸墨色，左手指轻敲台面，凝思片刻，然后泼墨泼彩、勾皴点染，笔走龙蛇，一气呵成，真个是“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他从来不画草图、草稿，基本构思大局，随时生发调整，见招拆招、水来土掩，所以画面生意盎然，“活”是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厚”和“重”是连在一起的。黄独峰作画笔力很重，与他的功力、能力、体力有关，他一生都练太极拳，相传年轻时几个人难近他身。他还有一个作画习惯：需厚重处反复用枯笔皴擦，他所画的大幅松柏颇有代表性，力可扛鼎、气可干云。
“艳”常与“俗”相提并论，我不以为然。颜色本身没有艳俗之分，关键在于使用，就像武器本身没有对错，问题是谁使用，如何用。齐白石的大师地位不容置疑，但他却是用最艳的颜色用得最好的。黄独峰的花鸟画用色应该深受齐白石影响，基本上用原色、纯色，极少用复色。但他用墨很重，面积很大，能“镇”得色而得明艳亮丽、视觉冲击力强的效果，真正做到了墨色不碍、相辅相成、艳而不俗。
黄独峰走的是一条正路，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夫、坚实的造型能力、吸收西画有益元素，涉猎面广，而且有扎实的书法功底，我见他年届古稀还是经常坚持临帖的习惯，临得多的是孙过庭的《书谱》。我认为他画的“雅”不是靠在画上题不关痛痒、无病呻吟的诗文，而是用自身的胸怀、境界、功力、技巧等因素表达了画面所需要表达的意境而达到不须多言自高雅的境界。
以上的表述应该是肤浅和不全面的。唯一遗憾的是黄独峰未留下对他创作思想、教学思考形成体系的文字材料，是否他有意无意地把这门功课和作业留给我等后学之辈呢？特别是我，有幸作为他的第一届研究生，也作为广西艺术学院、漓江画派的带头羊，认真研究黄独峰先生对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贡献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年是导师黄独峰先生诞辰100周年，漫长的人生和短暂的历史，人将如何度过人生，走进历史？我在思考，也在请教导师。尊重、缅怀导师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