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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哪一副表情可以代表20世纪人类的面孔，蒙克的《嚎叫》必定入选。每个人都知道，凡·高有《向日葵》，罗丹有《思想者》。无论是盛放的花朵还是沉思的人类，都是这世界美好理性的一面。有光明必有阴影，20世纪是理性被放逐的世纪，你不可不知道蒙克和他的《嚎叫》。在我们这个流行小清新小温暖小忧伤的21世纪，怀念一下上个世纪人类扭曲的面孔，才能更珍惜手上的小幸福。
穿行于幽灵之间，穿行于回忆之间。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他的画是他的灵魂日记。他时时刻刻揣着无尽的焦虑，如聚拢在人生上空的乌云，低垂着，等待着，有些雨终将落下。
画布是想念的场所。蒙克想念他最爱的姐姐约翰娜·索菲·蒙克（Johanne Sophie Munch）。她躺在病床上，不断咳嗽，一口一口地吐着血，无法停止，直到死去。然后是他的母亲，被肺结核折磨得失去光彩，面容枯槁地注视着幼小的他，最后无奈地闭上双眼，失去生命。“自我诞生之日起，恐惧、悲伤和死亡的天使们就一直站在我身旁。”蒙克这样写道。他也想念他乐观又虔诚的父亲，在窗外风雪交加之际，给他们几个兄弟姐妹讲鬼故事，直接后果是噩梦连连。他的另外一个妹妹在早年就被诊断有精神疾病，而蒙克知道“我继承了父亲身上疯狂的种子”，他总觉得死亡正在向他逼近。
他进入学堂，学物理、数学和化学，成绩优异。可生命是什么？精通了数学、物理和化学又如何能解答这个问题。只有拿起画笔的那一刻，他才觉得这是能够解答人生的途径。“在我的艺术中，我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画画之于蒙克，是通向自我的途径。他尝试过印象派的画法，也尝试过种种其他的表达手段。可很快，他觉得印象派的手法不足以表达他的情感。那些关于光线的表达的确优美无比，在能够喝一杯咖啡的法国小花园中显得恰如其分，但对来自酷冷挪威的蒙克来说，他的人生远比优雅的布尔乔亚生活凛冽，他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笔触。
“灵魂日记（soul’s diary）”，他这样称呼这些画。画于1886年的《病中的孩子》，那是纪念他死于肺结核的姐姐。从那张画开始，他渐渐远离印象派的影响，成为了蒙克。
可没有什么人理解他的探索。评论家鄙视他的直接表达，同行不屑他的特立独行，连他的爸爸也停止了对他的经济资助，因为太多人评价蒙克的画是“道德败坏”，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浪荡的艺术家。
画布是记忆和爱的场所。他在柏林的日子里，开始绘画《生命的饰带》系列（The Frieze of Life）。尽管凌晨4点时分，童年噩梦和幽灵总是来拜访他，他依然在画布上挣扎着表达一丝温柔，有些时候，是爱。
画布是呐喊的广场。不为人理解、被亲人弃绝、真实表达内心却被视作道德败坏……有一天走在路上，蒙克看着天边的太阳正在下沉，天空被染得血红血红，他仿佛听见了大自然的呐喊，他无法承受，唯有一同呐喊。《呐喊》由此诞生。绝望中，人唯有拼力呐喊，一切却是枉然。这幅画让一代又一代人深深共鸣，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呐喊时刻。蒙克的那一次，让他无法再去爱，他写道：“好几年我都接近发疯的边缘。那时候我几乎接近了我的极限，大自然在我的血液中呐喊！在那以后，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去爱了。”
画布是挣扎的场所。蒙克渴望温柔和爱，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自卑和自毁。他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而他又不愿停止酗酒。可能在他的心底，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温暖稳定的生活，惴惴不安充满恐惧的状态才是他生活的常态。在蒙克的生命中，他始终被死亡的乌云笼罩着，他竭力地追逐着可能的斑斓人生，却始终逃不开乌云的阴影。
每个生命中，有些雨必将落下。
穿行于幽灵之间，穿行于回忆之间。蒙克发现自己老是产生幻觉，怀疑自己被迫害，焦虑到无法正常生活。他知道，是时候去精神疗养院了。八个月的治疗，其中包括了当时流行的电击治疗。在肉身的痛苦中，他回到了真实世界，继续画画，遵照医嘱，少一些悲观，多一些色彩。明朗的颜色并非因为他真的快乐，是因为他想快乐起来。画布也是治疗的场所。
胶片、照相机，蒙克渐渐拿起了这些工具，开始和世界发生新的关系。那是另一种距离，安全又能控制。1902年，他买了一架小小的柯达相机，进行创作。
蒙克对科学在摄影中的运用也充满好奇，伦琴射线于他而言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让他看见肉眼看不见的图像。蒙克曾仔细研究过X光所能照出的图像，1902年，他特地去体验了X光的照射。1927年，蒙克买了一架业余电影摄像机，可以拍5分27秒的电影。现在观众能看到的电影是蒙克感兴趣的世界：德国和挪威的街头，那是有轨电车和马车并驾齐驱的时代。蒙克曾经拜托一个朋友在自己前面走，他就在后面跟着，偷偷地拿着摄像机，悄悄地记录着身边的人和事。可以想象在进行这些摄像实验时的蒙克，又小心又兴奋。这个蒙克，有些孩子气，流露着难得的幸福。
在善良的教科书里，那些艺术家们总是那么从容，享受着艺术和生活，仿佛他们在艺术创作中获得了崇高和愉快。可真相往往裹挟着残酷：有些传世之作来自痛彻心扉的经历和永无止境的煎熬。倘若面对艺术品，你的心中有一丝感动，请相信那一刻你感受到了艺术家心灵的温度。
穿行于幽灵之间，穿行于回忆之间。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他的画是他的灵魂日记。他时时刻刻揣着无尽的焦虑，如聚拢在人生上空的乌云，低垂着，等待着，有些雨终将落下。
画布是想念的场所。蒙克想念他最爱的姐姐约翰娜·索菲·蒙克（Johanne Sophie Munch）。她躺在病床上，不断咳嗽，一口一口地吐着血，无法停止，直到死去。然后是他的母亲，被肺结核折磨得失去光彩，面容枯槁地注视着幼小的他，最后无奈地闭上双眼，失去生命。“自我诞生之日起，恐惧、悲伤和死亡的天使们就一直站在我身旁。”蒙克这样写道。他也想念他乐观又虔诚的父亲，在窗外风雪交加之际，给他们几个兄弟姐妹讲鬼故事，直接后果是噩梦连连。他的另外一个妹妹在早年就被诊断有精神疾病，而蒙克知道“我继承了父亲身上疯狂的种子”，他总觉得死亡正在向他逼近。
他进入学堂，学物理、数学和化学，成绩优异。可生命是什么？精通了数学、物理和化学又如何能解答这个问题。只有拿起画笔的那一刻，他才觉得这是能够解答人生的途径。“在我的艺术中，我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画画之于蒙克，是通向自我的途径。他尝试过印象派的画法，也尝试过种种其他的表达手段。可很快，他觉得印象派的手法不足以表达他的情感。那些关于光线的表达的确优美无比，在能够喝一杯咖啡的法国小花园中显得恰如其分，但对来自酷冷挪威的蒙克来说，他的人生远比优雅的布尔乔亚生活凛冽，他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笔触。
“灵魂日记（soul’s diary）”，他这样称呼这些画。画于1886年的《病中的孩子》，那是纪念他死于肺结核的姐姐。从那张画开始，他渐渐远离印象派的影响，成为了蒙克。
可没有什么人理解他的探索。评论家鄙视他的直接表达，同行不屑他的特立独行，连他的爸爸也停止了对他的经济资助，因为太多人评价蒙克的画是“道德败坏”，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浪荡的艺术家。
画布是记忆和爱的场所。他在柏林的日子里，开始绘画《生命的饰带》系列（The Frieze of Life）。尽管凌晨4点时分，童年噩梦和幽灵总是来拜访他，他依然在画布上挣扎着表达一丝温柔，有些时候，是爱。
画布是呐喊的广场。不为人理解、被亲人弃绝、真实表达内心却被视作道德败坏……有一天走在路上，蒙克看着天边的太阳正在下沉，天空被染得血红血红，他仿佛听见了大自然的呐喊，他无法承受，唯有一同呐喊。《呐喊》由此诞生。绝望中，人唯有拼力呐喊，一切却是枉然。这幅画让一代又一代人深深共鸣，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呐喊时刻。蒙克的那一次，让他无法再去爱，他写道：“好几年我都接近发疯的边缘。那时候我几乎接近了我的极限，大自然在我的血液中呐喊！在那以后，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去爱了。”
画布是挣扎的场所。蒙克渴望温柔和爱，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自卑和自毁。他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而他又不愿停止酗酒。可能在他的心底，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温暖稳定的生活，惴惴不安充满恐惧的状态才是他生活的常态。在蒙克的生命中，他始终被死亡的乌云笼罩着，他竭力地追逐着可能的斑斓人生，却始终逃不开乌云的阴影。
每个生命中，有些雨必将落下。
穿行于幽灵之间，穿行于回忆之间。蒙克发现自己老是产生幻觉，怀疑自己被迫害，焦虑到无法正常生活。他知道，是时候去精神疗养院了。八个月的治疗，其中包括了当时流行的电击治疗。在肉身的痛苦中，他回到了真实世界，继续画画，遵照医嘱，少一些悲观，多一些色彩。明朗的颜色并非因为他真的快乐，是因为他想快乐起来。画布也是治疗的场所。
胶片、照相机，蒙克渐渐拿起了这些工具，开始和世界发生新的关系。那是另一种距离，安全又能控制。1902年，他买了一架小小的柯达相机，进行创作。
蒙克对科学在摄影中的运用也充满好奇，伦琴射线于他而言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让他看见肉眼看不见的图像。蒙克曾仔细研究过X光所能照出的图像，1902年，他特地去体验了X光的照射。1927年，蒙克买了一架业余电影摄像机，可以拍5分27秒的电影。现在观众能看到的电影是蒙克感兴趣的世界：德国和挪威的街头，那是有轨电车和马车并驾齐驱的时代。蒙克曾经拜托一个朋友在自己前面走，他就在后面跟着，偷偷地拿着摄像机，悄悄地记录着身边的人和事。可以想象在进行这些摄像实验时的蒙克，又小心又兴奋。这个蒙克，有些孩子气，流露着难得的幸福。
在善良的教科书里，那些艺术家们总是那么从容，享受着艺术和生活，仿佛他们在艺术创作中获得了崇高和愉快。可真相往往裹挟着残酷：有些传世之作来自痛彻心扉的经历和永无止境的煎熬。倘若面对艺术品，你的心中有一丝感动，请相信那一刻你感受到了艺术家心灵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