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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学大师钱穆的三子，由于战乱和时代变革，钱逊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虽然没有过多接触钱氏家族内部传承的家训文本，但这似乎并未妨碍钱逊领会“钱氏家训”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内涵。
据《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记载，钱穆12岁时父亲早逝，其母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在钱穆遇到困难时，母亲还是会以其父亲的例子教导钱穆，延续诗书传家的传统。作为国学大师钱穆的三子，由于战乱和时代变革，钱逊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同样并不多。
祖籍在无锡，但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苏州就读的钱逊，虽然没有过多接触钱氏家族内部传承的家训文本，但这似乎并未妨碍他领会“钱氏家训”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内涵：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后转攻中国思想史，以研究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著称，在百家讲坛主讲《儒学与人生》。
“抗战结束后，父亲在无锡，我们在苏州，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所以直接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并不很多。受到父亲影响主要是通过读他的书。从我一生的经历来说，还是受社会（环境）影响比较大。”79岁的钱逊非常坦诚，一头白发，笑声清朗，透着别样的潇洒。
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环境
《农家书屋》：钱伟长先生，是您的堂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您的父亲，无锡的钱氏家族出了这么多大学者，您认为这和家族文化有何关系？
钱逊：我觉得和家族关系倒不是很大，和社会文化的关系很大。从明清时代算起，无锡那一带一直是很富庶的，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好的地方，有人统计过明清状元的人数，全国属那里最高。大家老说我父亲自学成才，如果不是在那个地方就不可能自学成才。比较起来，家族的影响不是最主要的。越到我们这一代，越是如此。包括我选择研究国学，回头去想，这其实不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这和国家的变化分不开。
《农家书屋》：您父亲和堂兄钱伟长先生在求学的过程中，都接受过家族义庄的帮助、救济，您对义庄有记忆吗？
钱逊：义庄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父亲钱穆和堂兄钱伟长小时候都受过义庄的帮助。我们家从我父亲出来，离开无锡到苏州中学教书，就没有再回去过。所以我对于义庄的回忆较少。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和整体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从我父亲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亦可得知，当时我父亲中学没有毕业，在无锡的乡村小学教书。小学的校长是个饱读诗书的学者，住处藏书颇多，我父亲可以方便地借阅。而且共事的老师中有诸多学者，有主张革命思想的，有主张共产主义的，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讨论到中西文化的问题，整个环境非常好。从校长到老师，一个小学就聚集了那么多有学问、有各种思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我父亲恐怕很难有日后的成就。
《农家书屋》：为什么您父亲那个时代更容易出大师？
钱逊：这与整个环境和体制分不开。比如说我父亲，一个中学都没毕业的小学教师，按现在，能到大学当教授？大学门都进不了！但那个时候就可以。顾颉刚写了一封推荐信，我父亲就上了。他们俩的学术观点是相反的，但是顾颉刚觉得他（钱穆）写这个书可以，就帮他推荐和出版。还有，他们那个年代可以一心一意地做学问，没有后顾之忧，没有任何干扰。我们这一代却有各种负担和各种干扰，一个文化大革命就耽误了10年啊。
真正做学问的人，得花5年、10年，实实在在地埋头去做。现在的学术体制受各种因素影响，教师每年得出论文，不然评不了职称。所以我说，不能太强调家族的那么一点点影响。你可以努力去做，但要有机遇。当然，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不努力了，懂得这个道理才知道努力的方向。
经典要读，规矩也要有
《农家书屋》：在您青少年时期，您的父亲有规定您阅读经典吗？
钱逊：我家里有一些藏书，小时候看过《左传》等。我记得在苏州中学念高中时，学生里边也有地下党。当时有人告诉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有一个文化处，你写信给它，它就免费送书。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后来收到一套《列宁文选》。我父亲看见了，他特地把我叫到书房，拿给我一部《曾国藩家书》。
《农家书屋》：现在有很多家长让孩子读《三字经》、《弟子规》，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教育。您对此有何评价？
钱逊：读一些传统文化的经典有好处，而且很必要。中国古代传统的道理中最基层的部分在家族。即便是农民家庭，也有自己的家教，可能没有那么繁琐，但基本的东西都在。即便不是名门望族，它也有一套价值观，或者说家风。最起码的一条，你不能干坏事儿，哪怕穷人，穷也要穷得有志气，这一点甚至比富家要求得还严。只是在引领孩子读经典的过程中，光是背诵并不够，要把读经典、学道理和实际行为的养成教育结合起来。父母和老师给孩子讲的道理，自己也要随时随地能做到，通过身教引导孩子养成好习惯。有人讲只要会背诵就行，古人在私塾就这么做。其实，古时环境和现在不同，孩子除了在私塾背书，他们在家里还有一套规矩。每一件事都要求按照礼来做：早上起来给父母请安，出门时跟父母报告，回来时要跟父母说我回来了，吃饭时坐的位置，筷子怎么拿……这就是一种养成教育，这套规矩和经典的背诵结合起来就有效了。现在，家里没有这种教育，社会上更没有这种教育，家庭教育和经典教育脱节，社会风气影响和经典教育对着干，这种情况下，光是背有什么用？三者必须有一个配合的过程。
《农家书屋》：当下部分农村的婚丧仪式日趋媚俗化、去伦理性和去神圣性，大家并不完全关注仪式载“道”的功能及意义，从而使仪式处于无根状态。您如何看待村庄核心价值与文化信仰的缺失？
钱逊：古代的很多礼仪都是有文化内涵的，它通过仪式来体现道德的要求。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有仁爱之心、是不是孝顺父母，可以通过礼来检验。如果不认真去办，纯粹一个形式，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论语》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当时规定三年治丧，有弟子就问，一年行不行？其实，不在于形式上是一年还是三年，问题是你不这么做，能不能心安。现在有孝子雇人哭丧，甚至还有人借此摆排场，显示自己的地位或敛钱，那就完全变了味。这种形式和内心情感道德的自觉完全脱离开了，那就不行。
《农家书屋》：现在的儒学研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钱逊：儒学研究有个大问题，就是和现实生活有一定脱节。儒学最根本的问题本来就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讲做人的道理。但近代以来，儒学走了一条学术化的路，将其最根本的东西淡化了，或者说有相当程度给丢掉了。当然，这和体制有关系。只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儒学没有前途。原先，儒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冲击很大，可批判和打倒只是外来的力量。现在这个冲击更严重，人家不打倒你了，你自己把自己丢失了，最后就成了博物馆或象牙塔里的东西，丢失了儒学根本的精神。
《农家书屋》：那是否有必要建设一些现代私塾？
钱逊：我听说，现在陕西榆林有人结合地方特色建设了现代私塾，找邻里之间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讲传统文化和道德，据说榆林的私塾可以影响到半个榆林城。我觉得，这种现代私塾很值得关注。你们《农家书屋》，能不能以书屋为阵地，起一点书院的作用。在当地寻找一两个对文化比较了解、自己又做得比较好的人，就地传播一些知识，弥补学校的不足。通过这个文化阵地，介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起一点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功能。
据《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记载，钱穆12岁时父亲早逝，其母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在钱穆遇到困难时，母亲还是会以其父亲的例子教导钱穆，延续诗书传家的传统。作为国学大师钱穆的三子，由于战乱和时代变革，钱逊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同样并不多。
祖籍在无锡，但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苏州就读的钱逊，虽然没有过多接触钱氏家族内部传承的家训文本，但这似乎并未妨碍他领会“钱氏家训”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内涵：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后转攻中国思想史，以研究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著称，在百家讲坛主讲《儒学与人生》。
“抗战结束后，父亲在无锡，我们在苏州，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所以直接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并不很多。受到父亲影响主要是通过读他的书。从我一生的经历来说，还是受社会（环境）影响比较大。”79岁的钱逊非常坦诚，一头白发，笑声清朗，透着别样的潇洒。
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环境
《农家书屋》：钱伟长先生，是您的堂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您的父亲，无锡的钱氏家族出了这么多大学者，您认为这和家族文化有何关系？
钱逊：我觉得和家族关系倒不是很大，和社会文化的关系很大。从明清时代算起，无锡那一带一直是很富庶的，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好的地方，有人统计过明清状元的人数，全国属那里最高。大家老说我父亲自学成才，如果不是在那个地方就不可能自学成才。比较起来，家族的影响不是最主要的。越到我们这一代，越是如此。包括我选择研究国学，回头去想，这其实不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这和国家的变化分不开。
《农家书屋》：您父亲和堂兄钱伟长先生在求学的过程中，都接受过家族义庄的帮助、救济，您对义庄有记忆吗？
钱逊：义庄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父亲钱穆和堂兄钱伟长小时候都受过义庄的帮助。我们家从我父亲出来，离开无锡到苏州中学教书，就没有再回去过。所以我对于义庄的回忆较少。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和整体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从我父亲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亦可得知，当时我父亲中学没有毕业，在无锡的乡村小学教书。小学的校长是个饱读诗书的学者，住处藏书颇多，我父亲可以方便地借阅。而且共事的老师中有诸多学者，有主张革命思想的，有主张共产主义的，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讨论到中西文化的问题，整个环境非常好。从校长到老师，一个小学就聚集了那么多有学问、有各种思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我父亲恐怕很难有日后的成就。
《农家书屋》：为什么您父亲那个时代更容易出大师？
钱逊：这与整个环境和体制分不开。比如说我父亲，一个中学都没毕业的小学教师，按现在，能到大学当教授？大学门都进不了！但那个时候就可以。顾颉刚写了一封推荐信，我父亲就上了。他们俩的学术观点是相反的，但是顾颉刚觉得他（钱穆）写这个书可以，就帮他推荐和出版。还有，他们那个年代可以一心一意地做学问，没有后顾之忧，没有任何干扰。我们这一代却有各种负担和各种干扰，一个文化大革命就耽误了10年啊。
真正做学问的人，得花5年、10年，实实在在地埋头去做。现在的学术体制受各种因素影响，教师每年得出论文，不然评不了职称。所以我说，不能太强调家族的那么一点点影响。你可以努力去做，但要有机遇。当然，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不努力了，懂得这个道理才知道努力的方向。
经典要读，规矩也要有
《农家书屋》：在您青少年时期，您的父亲有规定您阅读经典吗？
钱逊：我家里有一些藏书，小时候看过《左传》等。我记得在苏州中学念高中时，学生里边也有地下党。当时有人告诉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有一个文化处，你写信给它，它就免费送书。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后来收到一套《列宁文选》。我父亲看见了，他特地把我叫到书房，拿给我一部《曾国藩家书》。
《农家书屋》：现在有很多家长让孩子读《三字经》、《弟子规》，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教育。您对此有何评价？
钱逊：读一些传统文化的经典有好处，而且很必要。中国古代传统的道理中最基层的部分在家族。即便是农民家庭，也有自己的家教，可能没有那么繁琐，但基本的东西都在。即便不是名门望族，它也有一套价值观，或者说家风。最起码的一条，你不能干坏事儿，哪怕穷人，穷也要穷得有志气，这一点甚至比富家要求得还严。只是在引领孩子读经典的过程中，光是背诵并不够，要把读经典、学道理和实际行为的养成教育结合起来。父母和老师给孩子讲的道理，自己也要随时随地能做到，通过身教引导孩子养成好习惯。有人讲只要会背诵就行，古人在私塾就这么做。其实，古时环境和现在不同，孩子除了在私塾背书，他们在家里还有一套规矩。每一件事都要求按照礼来做：早上起来给父母请安，出门时跟父母报告，回来时要跟父母说我回来了，吃饭时坐的位置，筷子怎么拿……这就是一种养成教育，这套规矩和经典的背诵结合起来就有效了。现在，家里没有这种教育，社会上更没有这种教育，家庭教育和经典教育脱节，社会风气影响和经典教育对着干，这种情况下，光是背有什么用？三者必须有一个配合的过程。
《农家书屋》：当下部分农村的婚丧仪式日趋媚俗化、去伦理性和去神圣性，大家并不完全关注仪式载“道”的功能及意义，从而使仪式处于无根状态。您如何看待村庄核心价值与文化信仰的缺失？
钱逊：古代的很多礼仪都是有文化内涵的，它通过仪式来体现道德的要求。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有仁爱之心、是不是孝顺父母，可以通过礼来检验。如果不认真去办，纯粹一个形式，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论语》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当时规定三年治丧，有弟子就问，一年行不行？其实，不在于形式上是一年还是三年，问题是你不这么做，能不能心安。现在有孝子雇人哭丧，甚至还有人借此摆排场，显示自己的地位或敛钱，那就完全变了味。这种形式和内心情感道德的自觉完全脱离开了，那就不行。
《农家书屋》：现在的儒学研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钱逊：儒学研究有个大问题，就是和现实生活有一定脱节。儒学最根本的问题本来就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讲做人的道理。但近代以来，儒学走了一条学术化的路，将其最根本的东西淡化了，或者说有相当程度给丢掉了。当然，这和体制有关系。只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儒学没有前途。原先，儒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冲击很大，可批判和打倒只是外来的力量。现在这个冲击更严重，人家不打倒你了，你自己把自己丢失了，最后就成了博物馆或象牙塔里的东西，丢失了儒学根本的精神。
《农家书屋》：那是否有必要建设一些现代私塾？
钱逊：我听说，现在陕西榆林有人结合地方特色建设了现代私塾，找邻里之间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讲传统文化和道德，据说榆林的私塾可以影响到半个榆林城。我觉得，这种现代私塾很值得关注。你们《农家书屋》，能不能以书屋为阵地，起一点书院的作用。在当地寻找一两个对文化比较了解、自己又做得比较好的人，就地传播一些知识，弥补学校的不足。通过这个文化阵地，介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起一点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