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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6日，第九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90多名学者在首都师范大学济济一堂，充满激情地热烈探讨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系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经过为期两天的研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一、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质疑与创新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柳欣教授指出：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错综复杂问题。自1997年以来，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虽然我国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但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却在下降，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1997年以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自1997年以来，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在经验上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重滞胀和日本经济自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目前正当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为此，柳欣教授根据理论的创新提出要将我国目前的名义ＧＤＰ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的新的经济政策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宇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解决基本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发展要树立正确的公平观，民主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发展还要依靠改革的正确方向，依靠科学发展观，现时代经济的发展要过市场关，也要过民主关。
泉州师范学院经济研究所陈俊明教授的发言涉及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认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从其理论看，大部分内容却是从研究发达国家的西方经济学照搬过来的，例如我们看到的发展经济学中，在讲到资本的形成时，都要祭出“哈罗德—多马”模式，将这种模式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来，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经济发展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还要遵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规律。两种规律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国的经济学家有责任和义务结合两种规律来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同时也有必要深入批判我国流行的《发展经济学》中的错误倾向。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罗润东教授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成长具有互因关系。人均教育经费每提高1元，ＧＤＰ增加0．12个百分点，而人均居民教育支出每提高1元，ＧＤＰ提高0．13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崛起，乃至于宏观经济成长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通过公共投资、教育培训、区域文化等管道，形成对区域内人力资本生产与供给模式的强化与引导。通过对中国大陆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这些相对成熟发展的代表性城市做实证研究与比较，可以从经济发展角度揭示区域内人力资本成长与区域总体发展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与数量关系。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赵学增教授指出：观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不难看出决定着这个历史轨迹的基础性的东西是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及其变化，这样我们可以从中检视出一条清晰的国家历史发展曲线，并在这个变动无穷的曲线中理性地认识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国家建制模式类型，积极培育社会所缺失的东西，抵制和消除制度因素的历史沉淀，准确地把握和定位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和路径。社会主义的寓意就是社会至上主义，就是社会以绝对优势代替或吞并国家，进而自然地形成大社会、无国家的这种社会与国家结构的信仰与主张，但绝对不是大家早已麻木不仁的大国家、无社会的国家建制模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郑栋才副研究员指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大家一定记得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观点，在价值规律的背后，有一条更深刻、更一般的规律，这就是社会经济的总量和结构整个体系，一定要适合社会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的规律。当这个总量结构体系处于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状态时，经济才能实现均衡。所以，经济的均衡增长，是社会的全部劳动时间中，除一部分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刚好满足（或称补偿）本期生产所消耗的和下期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枝术进步要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其余的劳动都直接用于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产品，这是社会获最大效用的经济增长。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副教授认为：盲目搬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偏离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症结是权力过分集中和市场伦理缺位，权力过分集中是造成政府严重失灵的关键，市场伦理缺位是造成市场严重失灵的关键。两者相互结合和强化进一步扭曲了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认识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指出：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形成重大挑战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是造成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换的主要障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阻而进展缓慢，科技水平的整体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工业重型化的发展趋势与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矛盾加剧了经济粗放型增长。
河南财经学院樊明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属于投资拉动型的，投资率一直处于高位，比世界平均水平（20％）高近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由于地方政府和资本缺少约束，而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关系又更为密切，因而劳动就成了弱势群体。这导致了中国工资的增长迟缓于ＧＤＰ的增长。中国的经验是一个特例：高投资率、低消费率长期存在，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初步建成的市场经济时代。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压低了工资，但政府拉动了内需，结果出现了高经济增长和低工资的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断增大的外贸顺差，这至少是部分出口导向型的地方保持高投资率而工人的工资长期增长缓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的不断增大的外贸顺差的原因。在一个和谐社会，人民要能够普遍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要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根本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要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力量平衡。二是要建立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机制。
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焦方义教授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能够出现久违的、令人激动的大牛市行情固然有宏微观基本面支撑，如2005年以来ＧＤＰ以高达双位数的速度增长，出口和投资”双顺差”，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国企改革向深层次推进，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2004年“国九条”出台后，监管层下决心对中国证券市场进行实质性改造和制度创新，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制约市场发展的根本问题，对证券公司的治理解决的主要中介机构行为不规范问题，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改变了投资者结构不合理问题等等。正是通过这些完善证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程的重大措施的实施和制度创新才奠定了今天股市大幅度上扬的基础，使证券市场走势与宏微观基本面高度一致，相互映衬。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栋教授指出：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其核心和焦点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和公有制。如何对待公有制，国有资本是否要退出一切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如何评价公有经济的效率；公有制是人为的产物，还是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客观必然性。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公有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人类社会产权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主要要达到的目标是：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说明国有企业、不同范围的公有制企业，或更一般地说公有经营性资本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解读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涵义；解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蔡继明教授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目前已经达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85位，已经与后面35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而在最后的35个国家中，有32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 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造成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2．5倍扩大到3．28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即使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都落到了实处，社会主义的农村建设得再新，仍然是农村，只要不去人为地抑制城市更快的发展速度，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不会消除，反而会由于现行的导致城乡隔绝和二元社会形成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凝固化，使8亿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的途径，就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把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变成城市人口。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徐佩华教授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要实现十大转变：一是要从粗放经营向现代集约经营方式转变，从以手工操作为主向机械化、自动化转变；二是农民增收来源要向依靠多种经营，发展养殖业、精深加工业、生物制品业转变；三是要从传统的种养业向农产品加工业和农工商综合经营转变；四是由传统的分散经营向合作化、公司化、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转变；五是由传统的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源为主向依靠知识资本、高科技的应用为主的现代化增长方式转变；六是农业生产从资源依存型向技术、信息依存型转变；七是从传统的无机农业向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转变；八是农业由二元经济结构向工农协调、城乡结合的一体化的一元经济结构转变；九是农业要从封闭的低效产业向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产业转变；十是农业要从以生产单一的农产品为主向生产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和生物制药等新兴领域的产品转变。
山东经济学院经济与城市管理学院张志勇副教授和董长瑞教授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逐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市场经济要求决策主体多元化、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在此过程中，我国的资本形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1－2005年这25年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大致范围在20％－51％之间，取中位投资率为35．5％，则其波动状况是：在1993年以前的12年，投资率均低于中位投资率；而在1993年及以后的13年中，投资接近或大大高于中位投资率。在这25年中，经历了三次投资压缩（1981年经济调整、1989－1991年治理整顿和2004年来的局部投资压缩）、两次通货膨胀（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和一次通货紧缩（1998－2002年），这些经济波动现象，直接反映了相关时期投资比率的不适当。在1993年以前，若固定资产投资率高于30％，经济中就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低于24％，则经济低速，说明社会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从经验和数据比较上看，这一时期经济稳定和较快增长的投资率大致为27％。1993年及以后，若固定资产投资率高于37％，经济就会变得过热；而低于34％，经济则会变得过冷。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协调发展的投资率大致为36％。2002－2005年投资率奇高（42％以上），这是因为5年来的通货紧缩导致了我国经济在高位运行中的低速；加之增长方式仍未有实质性的转变，致使资本－产出比升高。这两个原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高投资率，可看作是矫枉过正。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处于物质资本推动时期，以及资本－产出比的升高，再加上“十五”时期的高投资率等因素，“十一五”时期的平均适度投资率应为39％左右。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刘铮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农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农业作为一个基础性产业，其产品附加值低等因素，导致农业产出、农村劳动力，以及农产品出口额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已经形成不可抗拒的规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要求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始终承担基础性作用，要求做出要素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与外汇贡献。尽管其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但总量是绝对不能减少，而且还要不断提高，以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需求。按照这一目标，目前农村所剩的农业劳动力，能否担此重任，实在令人堪忧。要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国家应从战略角度出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并要求完善的制度保证。
河海大学商学院田泽副教授认为：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吸收外资的大国，并且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潜力巨大。外资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经济既有重大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正确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双重影响，正确制定并实施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举措，才有利于我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趋利避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做出贡献。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当代经济研究所张作云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连续性，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区别，注意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正确处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成功经验，也有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盲目冒进，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和困难的沉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泽山教授等人认为：建设一个富裕和谐的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下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拉动，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我国内需不足并不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实际是低收入约束下的消费不足，供给过大是投资扩张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平衡导致的相对过大。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和长期顺差会带来种种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本币的升值压力最终可能导致丧失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海外市场，结果国内经济可能发生严重衰退。从长远看，国内居民消费才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拉动力，同时也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基本方面，应当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拉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稳定增长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城镇居民消费要受收入分配格局制约。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包亚钧副教授认为：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公平与否往往并不是直接地制约或影响效率，而是通过主体的内在评价机制发生作用的，因此，一般说来，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平观念常常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做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就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其效率是高的，反之亦然。经济的高效率是不能脱离分配公平的，效率原则又必须以公平为目标，如果分配不公，就难以做到人与物的合理、优化组合，从而效率的提高就失去了前提和保证；反之效率不高，社会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就不能为更好地实现公平分配创造物质条件。因此，在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中，即不能靠牺牲效率求保公平，也不能以牺牲公平来求得效率，两者是相辅相成，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互促关系和互补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蒋景媛副教授认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是电子设备、通讯和音响设备，飞机、航天设备及零部件、办公和数据处理设备、光学、照相及医疗器械和塑料制品等。反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则是电子产品和信息技术硬件设备、一般工业制成品、家具、服装、玩具等，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美逆差项目中双向贸易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产业内贸易，因为涉及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而不是最终产品的双向贸易：中国大陆大量进口中间产品（主要从台湾、韩国、日本、东盟及美国），出口最终产品，因此“双向”仅是表面现象，一进一出的产品居于生产和消费的不同环节和工序，是典型的产品内贸易。这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启示是：产品内分工既可以带来比较优势，也可能带来规模经济，因此，分工最重要。制度效率和市场容量对于提高分工水平异常重要。鼓励“破坏”，比鼓励“模仿”更重要。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江帆教授指出：三大产业的中间投入中，农业生产服务比重较低，工业生产在服务其次,第三产业生产服务比重最高。生产服务在三大产业中间投入中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消耗的每100单位中间产品中，约有14－20单位是服务产品，反映第三产业在服务生产过程中对服务产品有相当的消耗量。随着第三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服务业的社会化、专业化和信息化的趋势将使第三产业本身对服务产品的消耗量加强。根据我国第三产业日趋增长，第一、二产业社会化、现代化程度逐步提高的走势，并参照发达国家的状况，可以推断：我国第一、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将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发达国家服务业发达，高端生产服务输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优势，工业输出不等于在生产服务国际分工中无所作为。充分认识第三产业为第一、二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促进工农业提高效率的功能。针对社会上把第三产业与生活服务业划等号的认识误区，全面宣传第三产业既包括生活服务业，也包括生产服务业，既为居民提供服务消费品，也为三大产业提供服务型生产资料，要特别强调第三产业为第一、二产业提供生产要素的功能。
三、关于中国部分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探讨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和母爱英教授对京津冀都市圈管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京津冀都市圈管治理念主要体现为“重建轻管”和管治理念“单一化”。“重建轻管”指的是在京津冀都市圈内部各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主导思想仍然是比较注重城市建设的“硬件”——城市基础设施，而对其“软件”——人文环境保护和人的素质提高，重视不够。“重建轻管”导致投资效益低下，建设项目无法发挥作用，城市功能难以充分体现等。京津冀都市圈现行管治模式类似于松散单层大都市区管治模式。在不剧烈改变都市圈现行行政体系基础上，京津冀都市圈应实行“双层多核管治模式”，即京津冀都市圈由“圈级机构”——“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会”与“超圈级机构”——国务院专门机构两个层级进行管理，其决策由隶属于三省市的诸多地方政府具体执行落实，这样的治理模式是比较可行、有效的。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层是“超省市的圈级管治机构”。打破都市圈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区域壁垒，构建京津冀都市圈“圈级”超省市非行政组织机构并赋予其一定的管理协调职能，负责各城市之间的公共事务管理。如建立“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会”，机构可设在三地交汇的廊坊，其成员主要由各省市的省长、市长，都市圈内各行业的精英代表，资深专家、学者等组成，就实现都市圈协调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合作，尽可能达成一致协议。“协作会”既有政府参与又不属于一级政府行政机构，其职能的行使主要不是通过支配、控制和权力运用，而是以磋商、协调为特点，它充分体现了“管治”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管理”之特色。第二层是“超脱于圈级之上的更高管治机构”。强化国务院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功能，由国务院直接派出管理机构担负都市圈协调职能，尤其是对于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会通过听证尚未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国务院派出管理机构从全国和京津冀都市圈整体利益出发，对京津冀三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尽可能使三方在实现都市圈协调发展问题上达成一致。“多核”指三方达成的协调发展协议需要由各级地方政府来实施和推行，由此，都市圈内部各级地方政府在都市圈管治中起到了基础的“核心”作用，其主要职能是按照协调发展协议要求，在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公众互动关系基础上，从教育、环境卫生、住宅、地方规划、社会服务等方面促进都市圈内部各区域协调发展。
华东交通大学官爱兰教授指出：江西城镇化进程呈加速发展之势，由多种因素使然。共性因素方面，是农村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种力量的共同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特性因素方面，在沿海产业向内地递进进程中，江西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和环境资源优势，做沿海地区产业甚至全球产业转移的“接力手”，形成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省域产业结构，这为江西城镇化发展驶入快车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这种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主要是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容量扩大，体现为“量”的增长；城镇化的“质”不高，尤其是迁入城镇的居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同时土地被城镇化了的居民大多没有产业支撑，在教育、医疗、保险、居住各个方面跟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农村的，所以本质上还未融入城镇。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靠面向广大农村人口的农村教育的发展。发展农村教育，使农村人口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加技能、转变观念，这为他们自主择业打下基础，使农村人口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也能在城镇生存和发展。所以，城镇化呼唤农村教育发展，农村教育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一、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质疑与创新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柳欣教授指出：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错综复杂问题。自1997年以来，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虽然我国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但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却在下降，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1997年以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自1997年以来，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在经验上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重滞胀和日本经济自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目前正当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为此，柳欣教授根据理论的创新提出要将我国目前的名义ＧＤＰ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的新的经济政策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宇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解决基本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发展要树立正确的公平观，民主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发展还要依靠改革的正确方向，依靠科学发展观，现时代经济的发展要过市场关，也要过民主关。
泉州师范学院经济研究所陈俊明教授的发言涉及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认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从其理论看，大部分内容却是从研究发达国家的西方经济学照搬过来的，例如我们看到的发展经济学中，在讲到资本的形成时，都要祭出“哈罗德—多马”模式，将这种模式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来，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经济发展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还要遵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规律。两种规律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国的经济学家有责任和义务结合两种规律来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同时也有必要深入批判我国流行的《发展经济学》中的错误倾向。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罗润东教授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成长具有互因关系。人均教育经费每提高1元，ＧＤＰ增加0．12个百分点，而人均居民教育支出每提高1元，ＧＤＰ提高0．13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崛起，乃至于宏观经济成长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通过公共投资、教育培训、区域文化等管道，形成对区域内人力资本生产与供给模式的强化与引导。通过对中国大陆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这些相对成熟发展的代表性城市做实证研究与比较，可以从经济发展角度揭示区域内人力资本成长与区域总体发展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与数量关系。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赵学增教授指出：观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不难看出决定着这个历史轨迹的基础性的东西是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及其变化，这样我们可以从中检视出一条清晰的国家历史发展曲线，并在这个变动无穷的曲线中理性地认识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国家建制模式类型，积极培育社会所缺失的东西，抵制和消除制度因素的历史沉淀，准确地把握和定位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和路径。社会主义的寓意就是社会至上主义，就是社会以绝对优势代替或吞并国家，进而自然地形成大社会、无国家的这种社会与国家结构的信仰与主张，但绝对不是大家早已麻木不仁的大国家、无社会的国家建制模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郑栋才副研究员指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大家一定记得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观点，在价值规律的背后，有一条更深刻、更一般的规律，这就是社会经济的总量和结构整个体系，一定要适合社会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的规律。当这个总量结构体系处于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状态时，经济才能实现均衡。所以，经济的均衡增长，是社会的全部劳动时间中，除一部分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刚好满足（或称补偿）本期生产所消耗的和下期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枝术进步要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其余的劳动都直接用于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产品，这是社会获最大效用的经济增长。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副教授认为：盲目搬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偏离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症结是权力过分集中和市场伦理缺位，权力过分集中是造成政府严重失灵的关键，市场伦理缺位是造成市场严重失灵的关键。两者相互结合和强化进一步扭曲了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认识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指出：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形成重大挑战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是造成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换的主要障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阻而进展缓慢，科技水平的整体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工业重型化的发展趋势与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矛盾加剧了经济粗放型增长。
河南财经学院樊明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属于投资拉动型的，投资率一直处于高位，比世界平均水平（20％）高近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由于地方政府和资本缺少约束，而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关系又更为密切，因而劳动就成了弱势群体。这导致了中国工资的增长迟缓于ＧＤＰ的增长。中国的经验是一个特例：高投资率、低消费率长期存在，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初步建成的市场经济时代。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压低了工资，但政府拉动了内需，结果出现了高经济增长和低工资的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断增大的外贸顺差，这至少是部分出口导向型的地方保持高投资率而工人的工资长期增长缓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的不断增大的外贸顺差的原因。在一个和谐社会，人民要能够普遍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要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根本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要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力量平衡。二是要建立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机制。
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焦方义教授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能够出现久违的、令人激动的大牛市行情固然有宏微观基本面支撑，如2005年以来ＧＤＰ以高达双位数的速度增长，出口和投资”双顺差”，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国企改革向深层次推进，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2004年“国九条”出台后，监管层下决心对中国证券市场进行实质性改造和制度创新，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制约市场发展的根本问题，对证券公司的治理解决的主要中介机构行为不规范问题，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改变了投资者结构不合理问题等等。正是通过这些完善证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程的重大措施的实施和制度创新才奠定了今天股市大幅度上扬的基础，使证券市场走势与宏微观基本面高度一致，相互映衬。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栋教授指出：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其核心和焦点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和公有制。如何对待公有制，国有资本是否要退出一切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如何评价公有经济的效率；公有制是人为的产物，还是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客观必然性。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公有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人类社会产权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主要要达到的目标是：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说明国有企业、不同范围的公有制企业，或更一般地说公有经营性资本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解读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涵义；解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蔡继明教授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目前已经达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85位，已经与后面35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而在最后的35个国家中，有32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 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造成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2．5倍扩大到3．28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即使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都落到了实处，社会主义的农村建设得再新，仍然是农村，只要不去人为地抑制城市更快的发展速度，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不会消除，反而会由于现行的导致城乡隔绝和二元社会形成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凝固化，使8亿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的途径，就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把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变成城市人口。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徐佩华教授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要实现十大转变：一是要从粗放经营向现代集约经营方式转变，从以手工操作为主向机械化、自动化转变；二是农民增收来源要向依靠多种经营，发展养殖业、精深加工业、生物制品业转变；三是要从传统的种养业向农产品加工业和农工商综合经营转变；四是由传统的分散经营向合作化、公司化、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转变；五是由传统的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源为主向依靠知识资本、高科技的应用为主的现代化增长方式转变；六是农业生产从资源依存型向技术、信息依存型转变；七是从传统的无机农业向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转变；八是农业由二元经济结构向工农协调、城乡结合的一体化的一元经济结构转变；九是农业要从封闭的低效产业向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产业转变；十是农业要从以生产单一的农产品为主向生产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和生物制药等新兴领域的产品转变。
山东经济学院经济与城市管理学院张志勇副教授和董长瑞教授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逐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市场经济要求决策主体多元化、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在此过程中，我国的资本形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1－2005年这25年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大致范围在20％－51％之间，取中位投资率为35．5％，则其波动状况是：在1993年以前的12年，投资率均低于中位投资率；而在1993年及以后的13年中，投资接近或大大高于中位投资率。在这25年中，经历了三次投资压缩（1981年经济调整、1989－1991年治理整顿和2004年来的局部投资压缩）、两次通货膨胀（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和一次通货紧缩（1998－2002年），这些经济波动现象，直接反映了相关时期投资比率的不适当。在1993年以前，若固定资产投资率高于30％，经济中就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低于24％，则经济低速，说明社会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从经验和数据比较上看，这一时期经济稳定和较快增长的投资率大致为27％。1993年及以后，若固定资产投资率高于37％，经济就会变得过热；而低于34％，经济则会变得过冷。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协调发展的投资率大致为36％。2002－2005年投资率奇高（42％以上），这是因为5年来的通货紧缩导致了我国经济在高位运行中的低速；加之增长方式仍未有实质性的转变，致使资本－产出比升高。这两个原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高投资率，可看作是矫枉过正。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处于物质资本推动时期，以及资本－产出比的升高，再加上“十五”时期的高投资率等因素，“十一五”时期的平均适度投资率应为39％左右。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刘铮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农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农业作为一个基础性产业，其产品附加值低等因素，导致农业产出、农村劳动力，以及农产品出口额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已经形成不可抗拒的规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要求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始终承担基础性作用，要求做出要素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与外汇贡献。尽管其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但总量是绝对不能减少，而且还要不断提高，以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需求。按照这一目标，目前农村所剩的农业劳动力，能否担此重任，实在令人堪忧。要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国家应从战略角度出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并要求完善的制度保证。
河海大学商学院田泽副教授认为：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吸收外资的大国，并且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潜力巨大。外资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经济既有重大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正确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双重影响，正确制定并实施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举措，才有利于我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趋利避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做出贡献。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当代经济研究所张作云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连续性，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区别，注意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正确处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成功经验，也有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盲目冒进，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和困难的沉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泽山教授等人认为：建设一个富裕和谐的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下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拉动，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我国内需不足并不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实际是低收入约束下的消费不足，供给过大是投资扩张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平衡导致的相对过大。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和长期顺差会带来种种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本币的升值压力最终可能导致丧失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海外市场，结果国内经济可能发生严重衰退。从长远看，国内居民消费才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拉动力，同时也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基本方面，应当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拉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稳定增长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城镇居民消费要受收入分配格局制约。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包亚钧副教授认为：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公平与否往往并不是直接地制约或影响效率，而是通过主体的内在评价机制发生作用的，因此，一般说来，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平观念常常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做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就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其效率是高的，反之亦然。经济的高效率是不能脱离分配公平的，效率原则又必须以公平为目标，如果分配不公，就难以做到人与物的合理、优化组合，从而效率的提高就失去了前提和保证；反之效率不高，社会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就不能为更好地实现公平分配创造物质条件。因此，在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中，即不能靠牺牲效率求保公平，也不能以牺牲公平来求得效率，两者是相辅相成，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互促关系和互补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蒋景媛副教授认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是电子设备、通讯和音响设备，飞机、航天设备及零部件、办公和数据处理设备、光学、照相及医疗器械和塑料制品等。反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则是电子产品和信息技术硬件设备、一般工业制成品、家具、服装、玩具等，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美逆差项目中双向贸易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产业内贸易，因为涉及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而不是最终产品的双向贸易：中国大陆大量进口中间产品（主要从台湾、韩国、日本、东盟及美国），出口最终产品，因此“双向”仅是表面现象，一进一出的产品居于生产和消费的不同环节和工序，是典型的产品内贸易。这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启示是：产品内分工既可以带来比较优势，也可能带来规模经济，因此，分工最重要。制度效率和市场容量对于提高分工水平异常重要。鼓励“破坏”，比鼓励“模仿”更重要。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江帆教授指出：三大产业的中间投入中，农业生产服务比重较低，工业生产在服务其次,第三产业生产服务比重最高。生产服务在三大产业中间投入中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消耗的每100单位中间产品中，约有14－20单位是服务产品，反映第三产业在服务生产过程中对服务产品有相当的消耗量。随着第三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服务业的社会化、专业化和信息化的趋势将使第三产业本身对服务产品的消耗量加强。根据我国第三产业日趋增长，第一、二产业社会化、现代化程度逐步提高的走势，并参照发达国家的状况，可以推断：我国第一、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将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发达国家服务业发达，高端生产服务输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优势，工业输出不等于在生产服务国际分工中无所作为。充分认识第三产业为第一、二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促进工农业提高效率的功能。针对社会上把第三产业与生活服务业划等号的认识误区，全面宣传第三产业既包括生活服务业，也包括生产服务业，既为居民提供服务消费品，也为三大产业提供服务型生产资料，要特别强调第三产业为第一、二产业提供生产要素的功能。
三、关于中国部分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探讨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和母爱英教授对京津冀都市圈管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京津冀都市圈管治理念主要体现为“重建轻管”和管治理念“单一化”。“重建轻管”指的是在京津冀都市圈内部各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主导思想仍然是比较注重城市建设的“硬件”——城市基础设施，而对其“软件”——人文环境保护和人的素质提高，重视不够。“重建轻管”导致投资效益低下，建设项目无法发挥作用，城市功能难以充分体现等。京津冀都市圈现行管治模式类似于松散单层大都市区管治模式。在不剧烈改变都市圈现行行政体系基础上，京津冀都市圈应实行“双层多核管治模式”，即京津冀都市圈由“圈级机构”——“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会”与“超圈级机构”——国务院专门机构两个层级进行管理，其决策由隶属于三省市的诸多地方政府具体执行落实，这样的治理模式是比较可行、有效的。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层是“超省市的圈级管治机构”。打破都市圈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区域壁垒，构建京津冀都市圈“圈级”超省市非行政组织机构并赋予其一定的管理协调职能，负责各城市之间的公共事务管理。如建立“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会”，机构可设在三地交汇的廊坊，其成员主要由各省市的省长、市长，都市圈内各行业的精英代表，资深专家、学者等组成，就实现都市圈协调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合作，尽可能达成一致协议。“协作会”既有政府参与又不属于一级政府行政机构，其职能的行使主要不是通过支配、控制和权力运用，而是以磋商、协调为特点，它充分体现了“管治”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管理”之特色。第二层是“超脱于圈级之上的更高管治机构”。强化国务院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功能，由国务院直接派出管理机构担负都市圈协调职能，尤其是对于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会通过听证尚未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国务院派出管理机构从全国和京津冀都市圈整体利益出发，对京津冀三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尽可能使三方在实现都市圈协调发展问题上达成一致。“多核”指三方达成的协调发展协议需要由各级地方政府来实施和推行，由此，都市圈内部各级地方政府在都市圈管治中起到了基础的“核心”作用，其主要职能是按照协调发展协议要求，在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公众互动关系基础上，从教育、环境卫生、住宅、地方规划、社会服务等方面促进都市圈内部各区域协调发展。
华东交通大学官爱兰教授指出：江西城镇化进程呈加速发展之势，由多种因素使然。共性因素方面，是农村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种力量的共同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特性因素方面，在沿海产业向内地递进进程中，江西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和环境资源优势，做沿海地区产业甚至全球产业转移的“接力手”，形成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省域产业结构，这为江西城镇化发展驶入快车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这种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主要是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容量扩大，体现为“量”的增长；城镇化的“质”不高，尤其是迁入城镇的居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同时土地被城镇化了的居民大多没有产业支撑，在教育、医疗、保险、居住各个方面跟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农村的，所以本质上还未融入城镇。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靠面向广大农村人口的农村教育的发展。发展农村教育，使农村人口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加技能、转变观念，这为他们自主择业打下基础，使农村人口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也能在城镇生存和发展。所以，城镇化呼唤农村教育发展，农村教育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
（责任编辑 陈孝兵）